五、参加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我人民志愿军在一九五零年十二月进行了第三次战役，又在一九五一年一月进行了第四次战役。这两次战役进行时，我们二十七军正在休整，进行统一思想、调整人员、补充缺员、抓紧训练、恢复体力、准备再战。
我们二十七军是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参加了第五次战役，这次战役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我志愿军总部决定分为东西两个战线突破“三八线”。
在东线，我志愿军笫九兵团和第三兵团参加作战。四月十二日黄昏，我二十七军在规定时间内进入阵地。当时，我被派往师通信连帮助工作。在运动时，架设电话线路的通信兵负荷很重，有的要背一部电话，还要肩扛三捆电线，身体弱的难以承受，我便帮他们扛一捆电线。我虽汗流浃背，但仍不示弱和战士们一样向前冲。
战斗打响，突击部队开始向昭阳江突破口冲击。我们也开始架设新的线路，跟随突击部队跨过了昭阳江。这时发现，昭阳江并不宽阔，跟江南一条小河差不了多少，不同的是这江从江岸到江底，一直到对岸，全由大青石构成，水流也不湍急，通过也不困难。
当我进攻部队全部过江之后，便立即爬上了高大的长满青松的大山，山路既窄又石头遍地，前进速度极度慢，走了两个多小时才看到一个村庄。此时，二三六团向师指挥所报告，打死打伤敌伪军近百余人，生俘敌连长一人。
第二阶段
五月十六日晚，第二阶段的反击作战打响后，在西线的作战，进展十分顺利，极大地牵制了美军注意力，有力地配合了我们东线的部队作战。 我第九兵团，第三兵团的反击打得更加猛烈。已占领了议政府，使美伪军十分紧张。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也惊叫：“汉城（伪政府新在地）面临第二次危机”。为挽救“危机”他集中美军第一军及新空降的另一部分美军，在汉城以北向我军发起了猛烈进攻。在美军全线反击下，为防止从元山登陆之敌沿公路将我军截断，志愿军总部决定全线部队由进攻转入防卸作战。
正当我们二十七军要越过“三八线”时，被敌人发现，集中所有海陆空力量将这一地区加以封锁，致使我们全师部队无法迈过昭阳江进入指定的防御区域。其他兄弟部队也处于不利地位。敌人更加猖狂了，使我们只得隐蔽在昭阳江北岸，无法行动。
此时敌人派来由运输机改装的广播飞机由女播音员用普通话（后来才知道是台湾电台的播音员）进行反动宣传，叫嚷：“共军弟兄们！你们已陷入‘联军’的重重包围之中，逃不掉了，快快放下武器投降吧！我们优待俘虏不会杀掉你们。”他们还撒下很多传单，有“你们的老婆都在家里苦等你们回家，你们投降后就可以回家了！”“如果你能拿着传单来投降，这就是你们的凭证，我们还奖励你们……”在我身边就有四五张这样的反动传单，我用脚踢开了。可有个别新战士却偷偷把传单装进了口袋以备不时之需，被指导员发现后说：“这些传单上有毒汁，快扔掉否则几天后就发病了，无法挽救！”又说：“谁若带在身上被发现后要戴上叛变祖国的帽子，送军事法庭审判。”最后把传单上缴后统一销毁了。
敌人的这次轰炸，造成了我军很大伤亡，单单我们师机关，就有三名战士被炸死，一名干部和二名战士被炸重伤。通信科长于XX同志双腿均被炸断，助理员郭XX同志失踪。我们猜测他可能牺牲在哪里而未被我们发现，也可能被俘后被敌人杀死了，直到一九五三年也没查清其下落。一九五三年秋，他在天津麻袋厂工作的妻子，领着八岁的女儿，到我师驻地苏州市查找时仍无消息。
在我与师机关的同志冲过昭阳江后，己是下午三点左右。这时，又一轮敌机与大炮的轰击又开始了，忽见在我师摄影的军政治部《胜利报》社记者赵龙（笔名昭龙）赶来说：“要拍几张战地照片。”他见轰炸降临一头钻到了公路下的一条涵洞里躲避，轰炸暂停后，我们要继续向防御阵地出发时，竟找不到他，招呼了几声他也不答应，才发现他压在涵洞里爬不出来了，我们拆来一支松树杆，将背包带绑在杆上，插进涵洞，他拽住绳子，我们才把他生拉了出来，弄得他拐肘和肩膀上都有擦伤。
在这段时间，我们的干粮袋已经空了，没有饭吃。所以，能吃的东西都弄着吃，一般每人都用敌人扔掉的罐头盒做一个小罐罐，背或吊在身边，见到能吃的东西，放进小罐里倒上水煮熟了就吃了。我们曾捡吃过土豆、黄瓜、马肉（马被打死后）还捉吃过河鱼、虾、蛤蟆、野菜、榆树枝。
一天，我正行军到了九二步兵钢炮连的驻地，遇到了我们原特务营排长，现炮连的连长张XX同志，他问我：“老指导员，你吃饭了没有？”我说：“已经两顿没吃了。”他一听，马上叫通信员去用盆煮饭，一面对我说：“昨天，我们补充了些大米，能吃几天。我先让你饱饱的吃一顿，再装一干粮袋给你带上，你就几天都用不着挨饿了？”我十分感激地说：“还是老战友好，替我都想到了。”他说：“是你前些年教育了我，老领导了忘不了你啊！”通信员将搪瓷盆热气滕滕的大米饭端来以后，我第一次没就菜（部队早就没菜吃了）一口气吃完了。打着饱嗝说：“一天不再吃饭也能顶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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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3 20: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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