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木刻故事——孙佑杰

阳光快乐 · 发表于 2021-10-26 07:31:51

本帖最后由阳光快乐于 2021-10-28 11:51 编辑

孙佑杰：我的木刻故事

天泰书院

【一】

　　我的自学木刻梦想是在胶东抗大开始的。那时受战争环境印刷制版条件的限制，我党我军所有报刊上发表的图片作品，只有一种形式——木刻作品。我想我是分工做美术宣传工作的，应该学会这一技艺。但是那时既没人教，又找不到教材，所以一直没有付诸行动。

　　当我从胶东抗大调到9纵以后，在攻克潍县城的废墟中，我偶然发现了一本封皮被烧焦的书，顺手捡起来翻了翻，不料这本书正是我日思夜想求之不得的学习木刻的教科书。从书中得知，木刻是鲁迅先生极力倡导的一种极具战斗性的艺术形式，并看到了延安许多木刻家发表的一些木刻作品。我反复细读，如获至宝，激情奋发，信心倍增，心想有了这本书，我学习木刻的师资和教材两大难题就都给解决了。

　　但是，在南征北战的行军、打仗中，我只买齐了木刻刀具，备好了木刻用的木板，尝试了木刻刻制的过程，没有发表过作品，待上海解放后部队进入海上练兵时期，由于机关部队驻地都较稳定，这给我学习木刻提供了良好机遇。所以，我在深入部队体验生活中，坚持了天天写生记录部队的训练及生活，回机关就开始了木刻作品的创作。开始许多木刻作品是写生的再现，如《生产》《收获》《泽东室》《水上练兵》等等。到后来，就逐渐在写生的基础上，开始了木刻作品更高层次的创作。如表现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我们站在国防的最前线》，揭露美帝国主义出兵到朝鲜参战会《越陷越深》等等。这些木刻作品不少被当时的《解放日报》《南方日报》和本军的《胜利报》发表，并且有了稿费收入的快乐。仅仅一年时间，我就取得了自学木刻的大丰收，这对我的再接再厉又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我将所有木刻作品都汇集在一个本子上，以求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不断长进。

　　不久，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战火很快烧到了中朝边界鸭绿江。就在这个时候，我第27军于1950年10月1日受命，由江南急速向鸭绿江进发。与此同时，我由文化科调到本军《胜利报》社任编辑，打起仗来就实现了我当战地记者的梦想。

　　1950年11月7日，我跟随本军机关来到了安东(今丹东市)军政治部驻市南区离鸭绿江不远的居民区。一进安东就进入了战争状态。第27军正式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序列，同第20军、第26军一样隶属“志愿军第九兵团”指挥，宋时轮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师、团番号不变，只在番号之前冠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本军机关及部队立即抓紧时间作战斗动员，补充棉装，准备干粮，再次轻装等等，忙得不亦乐乎。

　　对于战前所有这些准备工作，大家都习以为常，视为老生常谈。只有一件事是建军史上罕见的，人人都觉得心灵受到震动，那就是彻底消除“解放军”的痕迹——取下帽徽、胸章及其它装备上所涂的徽号，收缴解放军番号的印信等。

　　这件事我是十分不情愿的，但又不得不照命令去办。当我卸下自己的帽徽和胸章，把它放在手心上时，我端量了好久不肯放下。帽徽上的“八一”五星，胸章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一直是堂堂正正的军人符号，朝夕可见，从不离身。它是人民军队的光荣标志，它是我的骄傲我的光荣的象征。现在马上要把它上交，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但还是执行了命令。

　　按照消除“解放军”痕迹的要求，我的手印木刻本也不能带到朝鲜去。因为这个木刻本，汇集了我过去所有的木刻作品，许多木刻就是反映解放军生活的，其中就有解放军的胸章和帽徽。不过，这木刻本体现着我创作木刻的心血，我下决心要冒着“违纪”的风险不上交，无论如何要把它带到朝鲜去。我想我是战地记者，可以继续在朝鲜战场用木刻作品，更好地配合文字报道宣扬部队的英雄事迹。于是，我将木刻本打了“埋伏”没上交，准备连同我的木刻刀、木刻板一起都带到朝鲜去。我知道这场战争，一定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战争，但经验告诉我，战争越是残酷，越能有机遇创出闪光的业绩。死就死，为国尽忠死得光荣；活就活，创出业绩活得伟大。这就是我面对朝鲜战争的雄心壮志。1950年11月12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傍晚我终于带着我的办公和木刻全部用品，怀着一颗为国尽忠创造业绩的雄心壮志，去到了本军的第一梯队，连夜向着鸭绿江边的方向进军。我遥望着鸭绿江水悠悠西去，一去不复返，心早飞到了战火冲天的朝鲜战场。

【二】

　　一入朝，我们九兵团就参加了著名的长津湖战役，在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中行军打仗，官兵们爬冰卧雪，在极端严寒中作战，27军涌现出了许多战斗英雄，比如打北极熊团的一级英雄炮兵班长孔庆三，舍身炸美军坦克的沈永福等，我被英雄们的事迹感动、鼓舞着，战后抓紧创作出了《人民英雄孔庆三》《舍身炸敌坦克》《奋勇杀敌》《雪地露营》四幅木刻作品，刊登在《胜利报》上，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鼓舞士气的作用。

　　事后才知道，在残酷的朝鲜战场上，我是唯一四幅木刻作品的创作者。尽管木刻的艺术水平不是很理想，但贵在它是冒敌突袭在野外防空洞口完成的，它又是在战争极端危难时刻幸存下来的。它的幸存也是因为我打了“埋伏”，其中的惊险情节终生难忘。

　　那是1951年5月20日，我军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结束之后向北转移时，战役中一再退却的敌人，这时估计我军几乎弹尽粮绝，便突然对我军来了个大反扑，以其强大空军和炮兵配合的机械化部队，疯狂地沿公路由南向北追截我军，一度曾使我们转移的部队乱了阵脚，甚至个别部队陷于敌人的分割、包围之中。我跟随第27军军部向北转移第一天，当离开公路进入到一个山沟准备作暂短休息时，敌人的炮弹已经在军部周围爆炸。并且据侦察员报告，山沟口外的公路上，已经有了敌人的坦克。形势非常严峻，敌人已接近了我们的军部，那么军部南面的大批师、团、营、连部队的转移之公路岂不是已被敌人截断了吗？于是军首长一面紧急指挥调动部队转移，一面策划军部机关如何挣脱敌人的路线。

　　此时，我虽然不知道形势严重的细节，但很快从机关采取的行动看出，军部已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天黑后报社曲中一社长将编辑部人员召集在一起。人都齐了，他却迟迟不说话。但我从他严峻的脸上，看出我们的处境已相当危急。

　　“敌情有变化，要准备应付各种意外情况的发生。”曲社长停了一下，才说出他不愿说又不得不说的话，“把每人手中的文件和有字迹的材料，全部就地烧毁。”

　　社长没有再说什么，大家也无需再问什么。都明白烧毁文件的这一措施，只有在情况危急到了有可能被敌包围的情况下，才可以采取的。

　　社长走后，我遵命检查了一下挎包，看看里面有什么需要烧掉的。翻来翻去，我烧了一些采访手稿，剩下的战地木刻作品实在不忍心把它一火焚之。决心再打一次“埋伏”，誓死也要把它保留下来。

　　这天晚上，天空像人们的脸色一样阴沉，没有月亮也见不到星星，大山沟里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我看大家不怎么心慌，仿佛都在说，天塌下来，有军的首脑机关在，就有了依靠，就有了信心，就有了群胆，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没有什么可怕的，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了。

　　军首长围着军用地图，在研究军部和部队如何摆脱敌人的反扑；
　　警卫部队封锁了西南方向公路的沟口，做好了誓死消灭敢于进山沟敌人的准备；
　　侦察分队在三面环山上，选择容易爬越的转移路线；
　　马匹驮的行装全部卸下来，只留马鞍，以便于军马爬越陡峭的高山；
　　保卫和机要等部门在清理文件，无用的烧掉，有用的选坚强的干部随身携带；
　　机关协理员召集勤杂人员，布置如何保护首脑机关的安全……
　　这一切，都是在严肃、紧张和有秩序地进行着。

　　约8时许，军部开始行动了。但从哪儿走，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其实也用不着打听，只有避开西南沟口，就地爬越北面的崇山峻岭，才有可能甩掉敌人的跟踪。只见山沟里，一片密集的人影在急促运动。人们心情很沉重，脚步很急促，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甚至连“向后传跟上”的口令也免了。因为人人都对能不能逃出险境捏把汗，就怕掉队落于敌人手中，用不着督促，都能紧紧地跟上队伍。

　　我是报社编辑部队列的最后一名，急走紧跟怕掉了队，还是被后面的人挤到了路边。不料，有一只脚踩塌了沟边的土崖，另一只脚也站立不稳，只觉得身不由主的顺着崖坡往下滑，因为崖坡没有树木和杂草，没有任何把手和阻挡，结果一气滑到七八米深的沟底。虽四肢没有损伤，但弄得满脸满身都是土，几乎晕了过去。

　　此时，西南方向的枪炮声越来越近，沟崖上军部转移的脚步越来越快。我顿觉自己陷入了危情中的绝境，沟上的同志看不见我，我要大声呼救，口干嗓子哑，喊不岀声来。我摸摸腰间的手枪，想鸣枪引来救我的人，又考虑会惊吓沟上的队伍，搞不好会被误为敌人，遭到乱枪射杀之灾。

　　看来，唯一的办法是自己爬上去。我一刻也不敢休息。看看沟崖左右更加陡险，便沿着下滑的地段往上爬。由于沟崖沙土发滑，一棵小草，一根灌木条，都是我的把手。但体重常使我爬五步，下滑两步，行进十分艰难。但无论怎么艰难，我也不敢停步。因为只有爬上去，才有希望脱离险境。如果呆在沟里，等敌人来了，那就不堪设想。因此，天大的困难也要爬，一息尚存也得爬，我爬呀爬呀，终于爬到离沟崖一米处，并抓住了陡崖下垂的一根树枝，有希望爬到沟崖上了。

　　哪知，正当我握紧树枝往上攀登之时，“咔喳”一声，树枝的分叉处裂开了一个口子，裂痕逐渐在加大。如果树枝断裂下来，我再掉落沟底，肯定无力再次爬上来，一切也就完结了，我忽然觉得两眼漆黑，脑子像要爆炸。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我被路过这里的报社电台台长发现了。他经常将每日收译的新华社电报稿，亲自送到编辑部，我与他不仅交往很多，而且友谊很深。他影影绰绰发现沟崖下有个人，马上就认出是我，立即停步爬在地上边拉我边说：“那不是孙编辑吗？”“是啊……”我连气都喘不上来，不知喊没喊出声来，他一手握住沟崖的那棵树干，一手将我拉了上来。

　　我终于同台长转到了沟北崖，找到了正在攀登高山的报社队列。从而，我的木刻作品也就和我一样转危为安了。后来又原封不动地带回了祖国，成了军史馆的宝贵历史文物。

　　下面，就是我的全部木刻作品，共13幅。其中第11幅《人民英雄孔庆三在战斗中》的孔庆三，就是电影《长津湖》中雷公的原型，是济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