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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敬爱的任弼时叔叔陈琮英妈妈 吴持生 前言 今年是任弼时叔叔诞辰110周年，陈琮英妈妈诞辰112周年，我从孩童时就认识弼时叔叔和陈妈妈。常听大人们讲述弼时叔叔的高风亮节为革命事业奋斗一生可歌可泣的故事，我至今还保存着陈妈妈送我的照片和弼时叔叔纪念像章。现依我记忆和父、母留下的文章、史料整理成文，敬献怀念敬爱的弼时叔叔陈妈妈。 1950年弼时叔叔去逝后陈妈妈去武汉送我父母纪念的照片和像章， 1927年弼时叔叔先后在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上当选中央委员和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此间，我父亲在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常委、军委常委等职，公开身份为武汉国民政府常委兼公安局长，他们初遇、初识。据父亲回忆讲，“五大”闭幕后，弼时叔叔在武昌主持召开了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主持议定了一份挽救时局的《政治意见书》交陈独秀，陈拒绝接受并撕毁，接踵而来在武汉发生了湖北省总工会将“纠察队解散交枪”、“《工人日报》被勒令停刊”、“武汉全市戒严”、“何键发表反共通电”等等事件，反动派开始捕杀我们的革命同志，开启了弼时同志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坚决斗争。 据我父母亲回忆，1929年弼时同志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工作，去江苏省团委秘密机关开会时被暗探抓捕，遭受帝国主义的捕房百般虐待，甚至使用电刑，将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他坚定不屈，咬定自己是投 任弼时和陈宗瑛在上海 靠亲友找工作记错门牌号码被误抓进来的。恩来同志指示中共中央交通局和特科密切配合，通过各种关係渠道营救弼时等同志，时吴德峰任交通局局长。后，敌特在无任何证据、口供和我党安排聘请的律师义正严词辩护下，不得不以所谓“危害国家”之罪草草结案，轻判并提前釋放了弼时等同志。 我母亲的回忆讲，“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实际上是米夫、王明联合控制会议,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全过程批判打击恩来、秋白等同志。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的威信极度下降,党内思想极度混乱,罗龙章要搞第二中央，成立了所谓的“非常委员会”；原江苏省委书记不服要成立第二江苏省委……。党出现了分裂的危险，此间，弼时同志毫无顧忌地站出来公正的评价了由瞿秋白、周恩来在上海组织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肯定了自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后工作成绩和发生显著变化，指出“四中全会后，中央要领导全党斗争，决议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现象是于党有害的”，并针对党和江苏省委出现的分裂活动提出尖锐批评。德峰后来常以此教育我和孩子们说，弼时同志这种顾全大局、坚持党性、原则，勇于站出来支持恩来同志工作和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威信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典范。 我父亲是1931年底到的苏区，在国家保卫局、江西、湘赣省保卫分局任职期间，坚决反对、抵制肃反扩大化的做法，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政令、通告规定(详见内战时期肃反文件)。加上与王明1925年出国去苏联一事过节等历史缘故，一直被王明等人视为异己分子，扣上了“右倾”帽子，受到批判打击。1933年5月底，终假借莫虚 《内战时期肃反文件》 《内战时期肃反文件》摘江西省保卫局一号通告内容 有的所谓“酒醉打哨兵”事件，未通过江西省委、国家保卫局等主管部门，就直接处置撤销了我父亲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罚徒刑至湘赣苏区。我父亲6月中、下旬到达湘赣苏区，正逢陈洪时、刘士杰等人在湘赣掀起第二次抓“AB”团、“肃反扩大化”高潮，保卫局的人犯关得满满的，每天都在杀人，就连原省委领导书记王首道也以肃反领导不利、“右倾”而被撤职、罚徒刑；原省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袁德生以“AB团”罪名被逮捕关押；王震、甘泗淇、谭家述等同志也都在嫌疑审查之列。我父母亲回忆讲，弼时叔叔原任中央局副书记，早我父亲一个月调入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兼任省军区政治委员的，他也是被王明、博古等人认为“右”、反毛不得力等原因排斥到湘赣苏区来的。旧省委王首道被撤职发配后，陈洪时、刘士杰当道，刘士杰以血统工人、真正布尔什维克自居，再加上当时“中央”某些人的支持，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弼时叔叔任省委书记，更被刘士杰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处处设障刁难，工作开展艰难。当时省保卫局的前数任局长不是被打成“AB”团干掉,就是工作不力被赶走，监狱里犯人已满为患。弼时叔叔要我父亲任保卫局长,当即发出电报，国家保卫局接电即复批准。在弼时叔叔支持下，我父亲到任后，首先抓了组织机构整顿，从基层保卫局选拔调进一批忠诚可靠人员，进行培训、学习，建立健全完善了保卫局机制、规章制度，明确保卫局工作职责程序是，捕捉、关押、审讯犯罪分子并向裁判部提起公诉，由省委裁判部裁决、政府相关部门张发布告后执行。审判时，严禁逼供信、废除一切刑具，对关在保卫局的在押犯逐个审查，没有证据或证据不确凿的一律释放，一时搞不清待查的则送去制硝熬盐，发挥犯人的特长和作用。保卫局工作基本做到有章可循，按律执行。在弼时同志黙许下，排除了对王震、甘泗淇、谭家述等人的怀疑，解救了一批好同志。这些做法遭到刘士杰等人的反对和排斥，刘士杰他作为省委副书记主管、负责省委肃反工作，他经常指责批判我父亲对敌斗争“右倾”，我父亲曾针锋相对多次指着他讲过：今天你们批我“右倾”，今后你们还会骂我“左倾”的！ 1934年春夏，湘赣省委根据中央指示进行战略转移，为保存实力，中央决定省委一分为二，部分省委机关的干部跟随红六军团西征，由弼时叔叔统率到湘中发展，扩大游击队、建立开发新区，并向红二军团贺龙、关向应部队靠拢，会合后也由弼时叔叔为首统一领导、指挥，为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大转移投石问路。省委决定省保卫局全建制随弼时叔叔走，我母亲此时已调保卫局任特别党支部书记。命令下达后，中央即通知省委清理在押犯人，死刑犯一律处决。原省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袁德生、原省军区总指挥张启龙等人都在处决之列。袁德生作为“AB”团的问题关押在省保卫局时，我父亲还未罚徒刑到湘赣；张启龙是因为“在反围剿中放走了被我俘虏的一个敌军军官”，以所谓“通敌罪”军法处置的(按启龙同志讲，他当时放敌军军官是出于统战原因)，原关在军队肃反系统。弼时、王震(时湘赣军区代理总指挥)等同志提议将军队在押的犯人张启龙等人转到省保卫局关押，包括后来跟随保卫局长征的侦察科长马廷士、文书王恩茂、马夫赖传夫等都是那时转过来的所谓“犯人”。撤出永新的那天凌晨，我父亲指示说这些人还有重要线索和口供要审讯，带着跟部队一起转移(为解救袁德生和张启龙等用的缓刑计)。我父亲安排保卫队指派专人押着袁德生、张启龙等重犯分别先行带走，造成既成事实。我和德峰到达宿营地时，天已很晚，清查犯人时少了袁德生，经押解他的人员报告才知道，他们离开驻地不久正好碰上刘士杰，刘一眼认出袁德生，说袁是省委上报中央批准的死刑重犯不准带走，就地枪决了。德峰听后气得跳脚大骂刘士杰混账！并报告了弼时同志。但带袁德生、张启龙等死刑犯走是没有经省委正式讨论决定的，事已至此再争亦无益，只得作罢，不了了之。这批所谓还需调查、处置的“重犯”带出后，就全部松绑去除头罩，跟随我们保卫局一起参加了长征。对于营救袁德生同志未成功一事，后来我父母每每谈起都深为遗憾，后悔当时没有亲自将袁德生带在身边一起转移。长征途中，刘士杰贪生怕死，带着枪支去叛变投敌，被他的警卫员赵志高发现就近押解到红十八师师部，上报批准枪毙。 1934年8月初，我们离开黄岗，开始长征，因当时走得仓促，精神上和物质上准备都很不够，8月12日到湖南的桂东桂阳地区，才成立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任委员会主席，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吴德峰以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代表身份任军团保卫局长，张子意任军团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军参谋长。军团率第17、第18师共近万余人，军团突击西征近三个月，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十余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历经湘、赣、桂、黔等省，行程约五千余里，我们称这次西征为第一次长征。” “1934年10月24日，我们进入贵州省印江县木黄地区，弼时同志接中央命令与红二军团会师，统率两部一致行动作战，先后占领了湖南的永顺、大庸、桑植等县城，年底在大庸县城宣告成立中共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弼时同志任省委书记，同时成立军区，贺龙同志任司令员，弼时同志兼任军区政治委员，德峰时任省肃反委员会主席兼保卫局长。两个军团汇合后，弼时同志本着统一思想，整顿、提高部队战斗力，消除隔阂、误会，加强团结，解决了历史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组织批判清算了夏曦同志在二军团任职期间，执行肃反扩大化的极“左”错误路线问题，撤了夏的职。针对有人提出夏曦杀害段德昌同志罪孽深重应处以极刑问题，弼时同志布置德峰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分析认为关向应同志的说法还是真实有据，符合客观实际的。关向应同志说，段德昌同志的死，情况问题复杂，夏曦要承担重大责任，但责任不只夏曦一个人的，从某种角度、意义上严格来说，段德昌同志的死，他与贺也要承负同等相当责任的(关向应还曾对湘鄂西老战友李春田讲述过雷同的话)，因此当时对夏曦同志的结论还是比较客观的，明确指出其错误的严重、后果的危害性，但本质还是执行错误路线、认识问题，不是“反革命”、不是“敌我矛盾”问题。弼时同志对干部的教育，是循循善诱，从不疾言厉色，同志们有了错误，他完全是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反复说服，指出夏曦同志错误的根源和危害性，使夏曦同志，对自己所犯错误有了自觉的认识，在弼时同志的认真帮助和大家的严厉批判下做了深刻的检讨。弼时同志又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说服敎育大家，要看到夏曦同志以往在革命斗争中的坚定、奉献、功劳，分清敌我，不可以牙还牙重复扩大化，把愿意悔改犯错误同志一棍子打死。当时，为了缓解矛盾、对抗情绪，加强团结，对党和同志负责，弼时同志耐心、深入地做了抱有成见同志的思想工作，在二、六军团领导思想统一基础上，安排夏曦任红六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以观后效，但出于种种原因，某些人始终耿耿于怀认为，夏曦所犯的严重错误是不可饶恕的，1936年2月29日，夏曦同志过河掉进水中，由于没有及时救上来，溺水牺牲(见吴德峰二次长征日记记载)。德峰曾就此事公开骂过娘，弼时同志对夏曦同志的“溺水牺牲”每每与德峰谈起，一直也是深感遗憾的。” “弼时同志马列主义理论、政治思想水平很高，他认真学习钻研做到了“挤”的精神，每天有一定的时间读书。每到一个地方，一定不厌其详的听取当地人民的意见，了解当时的情况，确实做到向群众学习，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指导方针。弼时同志考虑问题，非常审慎周详，善于听取或吸收干部意见。对于任何问题，不弄明白是决不放手。例如在第二方面军的第一次突围到达贵州时，弼时同志身患重病，躺在担架上，但在每天都一定要把当地的情况弄明白，把第二天行军的计划拟好了才睡觉，每天工作到深更半夜，而一天亮，他又开始工作，从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一切为了党和人民。1935年秋，从湖南桑植县启程，进行第二次长征。我们离开苏区辗转湖南、湖北、贵州，在贵州环境条件更艰苦了，老百姓生活极端贫困，我们红色政权不忍心也不能再加重贫苦百姓的负担去征粮、征赋税。长途跋涉征战，伤病员不断增加，从苏区带来的物资基本耗尽，部队急需补充给养。在这样艰难环境情况下，弼时同志依据中央指示精神，统筹安排、具体领导，迅速成立了湘鄂川黔省苏维埃红色政权。政权建立后，立即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军民发展经济，积极开展生产自救、自给自足运动，即改善了湘鄂川黔省苏区老百姓的生活困苦，又解决了红军部队的给养问题。保卫局的犯人也参加了生产自救运动。” “1936年春，我们进入乌蒙山区，敌人以几路纵队的兵力追赶堵截我们，在弼时同志统率，贺、肖指挥下，二、六军团全体指战员共同奋战，先后与敌新编第八师和二十八团以及地方保安团等正规杂牌军作战，打跨、突破了敌人堵截、围剿。1936年2月4日，经黔西城过乌江。3月29日接中央军委来电，要我们红二、六军团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从4月下旬到5月初，渡过金沙江、爬过雪山就进入藏族地区。1936年6月3日，在甲洼，与罗炳辉率领的32军会合，6月23日到达甘孜，与军委和四方面军会合，25日朱老总同张国焘等人到普玉龙检阅部队。那天弼时同志仍安排保卫局准备的饭。晚上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回甘孜，朱德，伯承等同志留住在保卫局住的(炮)楼子里。德峰等与他们彻夜交谈一夜未眠。交谈中了解到一、四方面军的关键分歧问题，也知道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反党野心。” “在会师后不久，二、六军团联合32军酝酿组成二方面军，贺龙同志为总指挥，弼时同志为政治委员，德峰被正式任命为第二方面军保卫局局长。与此同时，张国焘自恃势力强大，以“便于党的统一指挥”为名，组织成立中央西北局，欺骗广大指战员，自立中央，自任书记，闹独立，分裂党。弼时等同志及时识破了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伎俩，但为了顾全大局，更好地团结教育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便于继续挽救教育张国焘，完成中央交给他拉张国焘共同北上抗日的任务，所以同意出任西北局副书记，党中央出于同样的目的，随后发电正式批准同意成立西北局，任张国焘为书记，弼时同志为副书记。德峰也于1936年7月3日走马上任西北局白区工作部部长。” “二方面军与军委、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曾多次搞阴谋诡计，妄图拉拢、分化、瓦解、控制、二、六军团，架空弼时同志，去对付一方面军，反党、反中央，闹独立，但均在弼时同志领导下被二、六军团的大多数指战员所识破，在弼时同志领导下针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上述阴谋予以了坚决抵制、斗争，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种种罪恶行径，对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做了大量说服、敎育、团结工作，争取他们一起共同北上抗日。德峰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和西北局任职期间，一直是紧跟、支持弼时、朱老总、伯承等同志与张国焘斗争的立场观点和工作的，与张国焘等的反党、反中央罪行，做了坚决不懈的斗争。德峰长征日记中记载，“1936年9月23
吴德峰二次长征日记(摘录照片) 日，经过中寨集，在卓儿坪宿营，行程60里，是日晚八时到宿营地，由东行向西，大约是不愿与一方面军会合”，“1936年9月30日，在卓儿坪宿营，行程70里，昨天照原决定与一方面军会会，故折回”，充分暴露了张国焘搞分裂闹独立、狼子野心的蛛丝马迹。德峰因常公开反对、阻礙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施实，所以张国焘视德峰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要除之。1936年10月5日，张国焘要德峰去收编的土匪李中部队任政治委员，妄图借刀杀人，除去德峰。矛盾尖锐公开化，为保护德峰，弼时同志决定让我们先行离开西北局到达保安，回到了中央身边。 正如我父亲在撰写《痛悼任弼时同志》文章中论述的那样，“弼时同志的原则性非常坚强的，能够为着全党和全中国的前途，挺身捍卫真理，粉碎一切歪曲甚至于叛变党正确路线的企图。特别是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对以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更有着重要的关键作用。张国焘当时曾使尽一切挑拨离间的手段，来造成分裂，弼时同志坚持对毛泽东同志及党中央的信念，不顾一切的和张国焘斗争。从甘孜起一直到岷山县鲁山铺，弼时同志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不断对张国焘苦口婆心地尽到最后的忠告。及至见张国焘执迷不悟，毅然地回到第二方面军，让第四方面军的同志，更认清了张国焘的面目，终于能使第二方面军全部和第四方面军的一部完成了到达陕北的会师。”我父亲生前曾多次对我讲过“弼时叔叔在中国革命史上，中国工农红军三军能在延安胜利会师的功高是不可磨灭，应永载史册的！” 据我母亲回忆，1940年恩来、弼时同志从苏联回延安，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要中共加强与国际交通联络工作要求，中共中央决定再度成立了中共中央交通局，对外的公开名称叫“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再度任命我父亲担任中央交通局局长主持负责我党国内外交通全面工作，我母亲也调交通局负责组干工作。中央交通局历来棣属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辖管，恩来伯伯去南方局后，我父母再度在弼时叔叔直接领导下工作。中央交通局是全党的政治秘密工作上通下达左右联系的保证、通道、重要环节。它肩负着传递党的各级组织和地区之间互相往来的秘密文件、情报，输送干部人员、物资、经费以及国内国际往来联系并参于营救、审核被捕同志等重要、特殊任务。按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指示意见，中央交通局加强调整、扩充、新建了以我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及南方局等地与国内国际各地区往来秘密交通线，在国内交通，为适应抗战形势变化发展，对上海、香港等地区秘密交通人员进行了重新的调整与安排，先后指名调久经考验富有经验的老交通熊志华、曾昌明夫妇、李沛群、李惠兰(李沛群的大妹)等至上海工作，香港则另派肖桂昌负责；在河南午阳县地区的反动势力很顽固，交通网点一直建立不起来，特选派了时任国民党午阳县县党部书记长王方玺的胞弟王方明去午阳县开辟工作。国外交通线在加强、调整原有的国际交通老线基础上，重点抓了对共产国际、苏联、外蒙、越南、新加坡等区域的国际交通新线的整顿、开辟和新站的建立。在西北地区重点整顿和打通了，从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兰州、新疆到苏联和通过大青山(晋绥地区)、内蒙到外蒙、苏联新线、建立新站（该交通线由李春田等同志负责）；在西南、东南地区重点整顿、抓了，经重庆(南方局所在地，恩来同志亲自参与指挥)、香港、广东、广西或云南、贵州等地通至越南、缅甸、新加坡等区域国际的交通老线和新线；在东北地区对原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海参崴联络站及原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在中东铁路线东、西两线和中苏边境区接管、建立了五个交通站和五个联络处，对交通线进行了统筹、调整、充实。在二次大战及我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党秘密交通战线全体指战员，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抗日战争及打败蒋介石反动派解放全中国胜利做出不可忽视的贡献。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进攻 滿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遗址 陈松(任远芳)与吴持生在满州里 秘密交通线展任弼时展版前合影 苏联前夕，我党情报系统从多方渠道获得德国正在调兵遣将预谋大举进攻苏联的情报信息，在召集有关人员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确认后，毛主席、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当即决定发电报通知苏联红军统帅斯大林，因苏德刚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方认为德国忙于欧洲战场不可能马上撕毁条约立即进攻苏联，持怀疑态度，回电询问此情报可靠性，弼时同志再次指示德峰等人核查确认无误回复苏联，此时德军进攻苏联行动己明朗，也证明了我们的情报及时可信度，为此斯大林同志对我们党的情报、秘密交通工作是很钦佩赞扬的。很多英烈事迹记录在案，工作性质决定很多秘密显为人知，如《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原型就是曾跑国际交通线的交通员宋志远等同志。在恩来、弼时等同志领导下秘密交通战线的丰功伟绩在中国和世界革命史上是不可磨灭抵毁的。 据我母亲回忆，1944年10月弼时同志依中央要求曾在延安主持召开过一次“湘赣工作座谈会”，会上就在立三路线和党的四中全会王明路线时期，湘赣临时省委、旧省委、新省委等几个历史阶段执行错误路线、肃反扩大化等问题总结讨论。讨论中有人将矛头指向新省委弼时、德峰等同志，特别在检讨、讨论湘赣苏区抓“AB团”、肃反扩大化问题时，某些人攻击新省委时期“吴德峰到湘赣后肃反扩大化最严重，抓、关、杀人最多，达到极点、最高潮……”，甚至将德峰未任湘赣保卫局局长之前陈洪时、刘士杰等人，整王首道、抓袁德生等同志以及后来突围时刘士杰等人枪毙袁德生等同志的问题全部算到德峰头上，说成是吴德峰的所谓“罪恶”。德峰曾向弼时同志提出要在会上合盘托出，抓、整王首道和袁德生等同志问题的事实以及他按弼时等同志意见，解救袁、张等同志过程、与反对刘士杰等执行极“左”路线斗争的内幕真相等情况。弼时同志当时不同意这样做，强调说，湘赣肃反历经几届省委，斗争错综复杂、问题涉及的人多、面宽，再把很多的人和事一一扯出来，不利于当前党中央的团结、稳定精神和统一认识的大局要求。现在很多人已死或不在场，即便谈也谈之无益，现在只是总结经验敎训而已。(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苏区肃反扩大化问题，都已表态检讨、承担了领导责任，我们也只能顾全党的团结大局，让幸存者有怨气、怒气冲着我们发发牢骚、骂骂娘，再引导共同来捡讨，过去党路线斗争的经验敎训，放下包袱、心情舒畅地达到共识，促进党内团结一致对敌的目的，要相信党的“七大”会做出公正结论的。座谈会结束时弼时同志作了初步总结。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旧省委是在立三极“左”路线、四中全会后成立的，贯彻执行的是临时中央制订“左”的政策，而临时中央到苏区后，又以“右倾机会主义动摇”的罪名撒销了王首道的省委书记职务，随后又以各种罪名打击、关押了袁德生、张启龙等省委、军区领导同志。新省委是弼时同志1936年6月到湘赣时成立的，此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己占全党统治地位，想当然新省委必定也贯彻执行了王明的极“左”路线，但也由于贯沏、执行不“利”、不“彻底”，甚至有些违背、拖延没有执行，弼时、德峰等同志也被某些人指责为“右倾”。在对待执行错误路线问题上，弼时同志曾说过：由于思想水平、认识、识别能力，我们的一些同志错把错误路线当正确路线拥护、执行，现在检查、检讨中，就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观点去看问题，应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分析认识问题，目的是在于提高认识，总结经验敎训，不是过分追究个人责任，将自己的同志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重走肃反扩大化老路(谈此问题时弼时同志还提到、捡讨、承担了与夏羲同志的斗争方法上也有错误)，要看到湘赣三届省委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工作政绩与功劳。在对待肃反扩大化错误问题上，弼时同志以三届省委各期间捕捉、关杀人孰多孰少的实际情况分析认为，在旧省委时期，审判、保卫机构、机制不健全，无章可循，任人所为，出现盲动乱抓乱杀现象、加上当时战事拉锯、斗争残酷、草木皆兵，自然抓的多、杀的亦多；新省委时期，基本建立健全完善了肃反审判、保卫的相关机构、机制，设立了裁判部，杀人要经省委批准，省级干部要报中央批准，基本做到有章可循，清理了大量遗留案件，基本解决乱抓、乱捕、乱关、乱杀现象。但由于当时王明的极“左”路线、政策占统治地位发展到顶端，新省委虽有一些抵触未执行，但由于斗争形势尖锐复杂(指对敌和路线斗争)，认识不清仍存在着执行错误路线问题，伤害了一些好同志，如处置袁德生等同志问题，我没尽到责任，这是一个很大损失。弼时同志曾事对德峰说，在清理旧案处理袁德生等同志问题上，我们未能当时坚持彻底、坚决纠正，放任了刘士杰等，对党、对革命造成一大损失，这是我们应该刻反省检讨、检查的经验敎训。对新省委执行错误路线，弼时同志勇于承担了领导责任，表现出弼时同志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的忠诚、大无畏气质和广阔胸怀及有错必纠、善于引导犯错误同志总结经验教训的工作方法、魄力和崇高品德。 1944年经资格审查德峰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参加了大会全过程，我正在党挍学习也列席旁听了大会所有报告。在“七大”会中和“七大”会议以后，再无有任何一级组织和领导重提弼时和德峰在湘赣所谓“肃反扩大化错误”问题，就此不了了之。弼时同志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经弼时同志提议，中央交通局的工作也由富春同志管理。 据我母亲回忆讲，陈妈妈比她大三岁自幼失母，由兄嫂抚养，后送任家为童养媳，与弼时叔叔儿时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感情愈深，1926年春与弼时叔叔在上海结婚，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在邓颖超等同志介绍下入党。陈妈妈参加革命后，长期跟隨弼时叔叔从事党的秘密和公开工作。陈妈妈在住机关、任交通和两次参与党营救弼时叔叔和监督防止向中发出问题，并敢于面对叛徒向中发装糊涂舌战，都表现了她不怕牺牲，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坚贞不屈、机智勇敢的精神。陈妈妈共有过九个儿女，其中五个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失去，表征了她为革命事业奉献一切的红军母亲伟大情操和宽广胸怀。我还清楚的记得1974年我母亲和陈妈妈生病同住北京医院，我妈妈带我去看陈妈妈，两人谈起往事笑声朗朗，谈到当年刚进中央苏区给主席、朱老总打报告申请要批红军衣帽的趣事，陈妈妈笑着讲，元德！我多么想最后走的时候，能再穿一套我们当年的红军衣帽去见马克思。我母亲也笑着回应说，好啊！咱们一起再打报告，那怕只批一顶别有红五星的灰色八角帽也行。远志姐姐在旁边听了马上凑趣拿过纸笔来说，妈妈、戚妈妈你们说吧，我来替你们执笔打报告……。虽为玩笑趣谈，但确实表征了她们作为老红军战士一生割舍不下，难以忘怀的革命情怀与信念。陈妈妈就是这样怀着坚定的革命信仰信念，执着地戴着她的红军帽走完她革命一生光辉历程的。 任弼时、陈宗瑛解放后与 陈宗瑛戴着红军帽像 2012年讴歌伟大母亲——长征女 儿女远志 远征 陈松任远 红军后代座谈会中陈松与吴持生 1949年3月24日我母亲参加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执行委员。会议结束，经历过长征的女同志聚在一起合影留念，同志们仍开玩笑地称我“红军皇后”，把我拥居站在第一排中间，宗瑛则亲密地拉着我背后的 第一次全国妇代会参加过长征的代表(左起)前排 1949年3月24日任弼时为 刘英陈琮英 戚元德 周月华危秀英；二排邓六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题词 金(不祥) 吴仲 廉(不祥) 李伯钊 ；三排吴朝 祥 邱一涵康克清 李坚真 李贞 廖 似光蔡 畅 衣襟、开心的站在我旁边，而蔡大姐、克清等作为全国妇联带头人、我们的领导却笑容可掬地站在大家的后边，这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老一代共产党员官兵一致、团结和谐、亲密无间作风的永恒写照。弼时同志当时要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没有出席我们妇代会，但专门为妇代会题了词，题词的内容是，“妇女只有参加劳动，才能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获得真正平等的地位”。会后我隨宗瑛去看了弼时同志，没料想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弼时同志。 1950年弼时叔叔病逝，我父亲以其亲生经历的实例撰写了《痛悼任弼时同志》文章，追忆了弼时叔叔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光辉伟绩、不朽功勋。我牢记父辈的教诲，告诫我们的后代子孙，要永远学习弼时叔叔的革命精神！以弼时叔叔的崇高品德为揩摸！继承先辈、先烈遗愿，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世界的和平而努力奋斗！为实现先辈们的远大理想、宏伟事业而努力奋斗！ 2014年4月5日清明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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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20 10:2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