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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久必合：从“7月分兵”到济南战役 汪洋
鲁南战役胜利结束后的1947年1月25日，《华东野战军整军计划方案》上报中央，中央军委很快批准，组建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陈士榘任参谋长，张元寿任副参谋长。新四军、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等番号同时撤销，华东野战军统编为9个纵队，27万余人（无5纵，不含11纵队和12纵队），这使华东地区的两大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二为一，兵力更为集中，进而取得后来莱芜、孟良崮两大歼灭战的胜利。 但是，半年后的“7月分兵”却使华东野战军一分为三，长达14个月的时间分兵作战，虽然取得诸如沙土集、豫东、胶东保卫战等战役的胜利，却显得兵力部署捉襟见肘，不仅南麻、临朐、土山集等仗没有打好，而且使原可以乘胜扩大的战果失之交臂。直到1948年8月，为部署济南战役，华东野战军才真正合兵一处。其后的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夺取大城市、大量歼敌的大歼灭战展现在华东大地，实现了将敌主力滞留于长江以北予以歼灭的战略构想。 这一段由分到合的过程体现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难度。
7月分兵
1947年5月16日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华东野战军（以下简称华野）全歼敌精锐主力整编第74师，虽然没有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但是打掉敌人疯狂的进攻势头，敌人对鲁中山区的进攻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 5月22日，中央军委、毛泽东致电华野，明确指出：“歼灭74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6、7个月时间（5月起），6、7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卷第044页）电文肯定了华野集中兵力，“不分兵”的战略方针，强调了刘邓（晋冀鲁豫野战军）乃至全国各战场“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对战争发展趋势的乐观估计也溢于言表。 5月28日至6月2日，华野在沂水西北的坡庄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总结孟良崮战役经验，传达中央军委指示。 饶漱石首先在会上作“关于准备反攻迎接胜利”的报告，认为：人民解放军已接近全面反攻的前夜，74师被歼是华东战场的转折点。只要我们再歼灭敌人一两个主力师或一个主力师加上两三个次要师，则华东战场即可取得主动，并可开始转向反攻。（参见刘统著《华东解放战争纪实》287页）刘统认为：“饶漱石的语气显得非常乐观，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部分干部的轻敌速胜情绪（288页）。” 但是毛泽东的电文使我们不难看出，如果饶漱石的这些话是对战局的“乐观估计”，那么“轻敌速胜”的源头并不是饶漱石。 陈毅在会上指出：目前除山东及陕北外，我军均已转入反攻，国民党已面临崩溃的前夜。但就山东局部情况来看，我们还未取得主动，敌人正积极准备再次大举进攻，仍图寻我主力决战，我们还要准备进行恶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巩固内部团结，坚决服从领导，执行命令，戒骄戒躁，集中兵力在山东战场分批歼敌主力，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争取战局转变，并为本身转入反攻创造条件。（《陈毅年谱》上册第493页）从这些讲话中能不能看出，相比之下陈毅的头脑还是清醒的。 6月4日，毛泽东在给全国各战区首长的电报中称：“现在我军作战业已全部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反攻”；6月14日又指出：“ 山东自歼74师后，局面已稳定，现正计划新的攻势作战。刘邓本月休整，准备月底出击，并新组4个纵队，今后该区将有8个纵队作战。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卷第051、054页）从这些电文不难看出，自华野歼灭整编第74师之后，最高决策层对战局的乐观情绪跃然纸上，并感染着各战区的军政主官。 坡庄会议上负责指挥作战的华野副司令粟裕有何看法，不见记载，只是会前5月20日在华野各纵队汇报会上，粟裕有一个发言称：“此系关键性的一仗（指孟良崮战役——笔者注），敌如不再增兵，敌之攻势已达饱和点，不可能再组织同前的攻势；我再能歼敌一个主力师或两个弱的师，即可停止敌之进攻。”（《粟裕文选》第二卷第298页）但从会后华野的作战部署来看，粟裕仍然坚持“不性急，不分兵”、“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毛泽东6月22日致陈粟谭并告刘邓电，《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卷第059页）的作战思想。 坡庄会议之后，华野的作战部署几经修改。6月3日，以歼敌第5军、整75、85师，收复新泰、莱芜等产粮区。但我军调动后，敌立即收缩，第5军由莱芜南移，与整85、25师靠拢。遂改变计划，继续待机。23日，计划“以围攻桂系，吸引整9、57师增援而歼之”，后因敌军集中“5军、25、11、65、64第9等6个师，采取靠拢在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沂鲁山区进犯”，“留85师于莱芜，75师于新泰，57师于蒙阴担任守备，成第二线”，又以第45、8、54师向周村、临朐、高密推进，作为助攻方向，以“并进不如重迭，分进不如合进”的作战方针推进，并撤换前线指挥官，以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赴鲁中统一指挥，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陈、粟召开纵队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暂缓执行打桂系的计划，以第6纵队向临蒙公路出击，以第4纵队攻击费县，以第7纵队佯攻汤头，迫敌回援，主力集结沂水待机。28日，电告中央军委：“决以一个纵队攻占费县，以4个师控制临蒙线，其余主力集结待机”（参见《粟裕年谱》246-249页）。 6月29日，中央军委复电：“陈粟谭，并告刘邓：28电悉。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6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前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滕、临、枣，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蒙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此外，你们还要准备于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4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以上方针是因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其外出两路之兵力，或以两个纵队出鲁南，以3个纵队出鲁西亦可。你们意见如何，望告。军委29日12时（《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卷第060页）”——这就是导致华野“7月分兵”的电文。 接电后，陈、粟、谭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立即研究决定，分兵三路：由叶飞、陶勇率第1、4纵队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由陈士榘、唐亮率第3、8、10纵队经莱芜向鲁西的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陈、粟、谭直接指挥第2、6、7、9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各以少部兵力与东犯之敌接触，主力待机出击。——史称“7月分兵”。 中央关于分兵的指示完全改变了原定不分兵、坚持内线歼敌的指示，刘统说：“华野领导人感到突然（《华东解放战争纪实》291页）”，——不知有何资料佐证。毛泽东在6月14日的电报中还说：“山东自歼74师后，局面已稳定，现正计划新的攻势作战。（《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卷第054页）”刚过了半个月，就作出如此大的调整，“华野领导人感到突然”，自然可以想见。从接到中央来电到决定分兵，只有一天时间。后人无从了解看到电文后的一天里，陈毅、粟裕和谭震林的各自看法，无从了解他们是如何研究，如何决定。只能从接电到执行的一天时间里，部队没有充分准备，便开始了行动，得出仓促分兵的结论，也留下些许想象的空间。 既然“华野领导人感到突然”，为何还要坚决执行、迅速实施分兵指示？除了执行下级服从上级这一组织纪律之外，毛泽东扯散分割敌军集团、寻求战机这一主张，应该说与华野领导不谋而合。 毛泽东为何作出这样的战略调整，原因大致如下： 从电文字里行间看，“以上方针是因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这是给华野扯散敌人重兵密集推进，寻求战机的指示。 全面内战开始以来，关于内、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之争由来已久，从苏中“7战7捷”之后就束之高阁。但在1947年1月24日毛泽东致电陈毅、饶漱石并告刘邓的电文中再次提起：“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为止，准备5月开始（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华东方面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于五一以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弹药、新兵、干部、经费等）。”（《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3卷第315页）而后由于情况的变化，3月6日的电文中做了改变：“中央原令你们提早转入外线援助5师之计划，现可改变，大约本年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卷第001页） 而整编74师的歼灭，敌接受教训，重兵重叠缓缓推进，华野难以寻得战机分割歼敌，“出击其远后方”的外线作战方针可调动敌军，扯散敌集团滚进，寻求歼敌战机。——为华野调动敌军出谋划策，这应该是第一个理由。 晋冀鲁豫野战军于6月底南渡黄河（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卷第049页），转战鲁西南，这将拉开战略反攻的序幕，在敌重点进攻的陕北和山东之间打开战略缺口。这一战略行动急需华野的配合，与华野分兵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山东张秋镇至临濮集之间强渡黄河，随后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配合刘邓大军，这应该是第二个理由。 自1947年3月主动放弃延安之后，毛泽东一直没有离开陕北，继续指挥全国各个战区的作战。此时，西北野战军虽然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伏击战和蟠龙攻坚战“三战三捷”，但是陕北尚未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6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人员经过艰苦转移，到达靖边县小河村。在陕北的艰苦转战，毛泽东出于急于解决陕北问题的考虑，改变了既定的作战方针，重新提出外线作战，要华野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分兵协同，出击中原；而且还要“陈谢集团照原计划于8月出潼洛，切断陇海，调动胡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以配合陕北之作战（《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卷第081页）”。在后来的电文中还有“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毛泽东7月29日电《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卷第081页）”、“边区受胡军蹂躏，人民损失颇大，粮食缺乏，又加天旱，人口减少至90万（毛泽东7月30日电《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卷第082页）”等语。在7月21日至23日的小河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确立了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的战略方针。——急于改变陕北战局、军需粮秣供应困难的局面，这应该是第三个理由。 粟裕后来在回忆录中也做了解释：“我们当年执行军委分兵的方针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将眼光局限于山东，在内线坚持几个月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当时山东还有50多个县城在我手中，而且连成一片，胶东、渤海、滨海3个地区还可以回旋，在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但是，刘邓大军在6月底将南渡黄河，军委已经告知我们，我们必须以战斗行动来策应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当然，策应刘邓大军南渡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在7月初能集中兵力打一个象孟良崮那样的大仗，将敌人牵制在鲁中，对刘邓大军的配合将是有力的。无奈当时难以肯定数日内必有战机出现，而刘邓大军按军委规定日期出动，我们不能以作战行动作有力的配合，这对全局是不利的。这就是我们立即执行军委分兵的指示的主要原因。”（《粟裕战争回忆录》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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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11 14:4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