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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野九纵的一个烈士女儿的自述 --作者：丛军
题记：“走过黑夜的人方知北斗的可贵，渡过严寒的人才知太阳的温暖。”
我出生在胶东半岛的一个小山村——山东文登汪疃镇楼底下村一户贫苦农民的家庭。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村子不大，但那里却世代居住着我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
胶东解放较早，是革命老区，也是敌后革命根据地之一。
我的家原来是一个大家庭。家中有太爷爷、爷爷、奶奶、伯父、伯母、父亲、叔叔和两个年幼的小姑姑。
由于生活的拮据，爷爷长年去给有钱人家干活，因过度劳累，很早就离开了人世。我太爷爷有三个儿子，经常是三个儿子家轮换着住，所以有时就到我二爷爷和三爷爷家去住。
我们那里是三山六水一分田，土地缺乏，造成贫困。加上战乱不断，迫使人们一批又一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的伯父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是抗日战争时期，小日本占领胶东，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伯父丛蕙滋，1940年参加了革命，在昆嵛山上打游击。他白天打扮成生意人的样子，穿梭于威海、烟台一带摸敌情、搞联络，晚上就回山上组织行动。具体细情，因老一辈都陆续仙逝，我们也无从考证。
战争是残酷的，总有个别人吃不了苦，最终走向了人民的反面，当了叛徒，成了千古的罪人。1942年，由于叛徒告密，小日本派出飞机，在我们村子的上空低空盘旋了好长时间，查找我家的位置，然后对准我家的屋顶，残忍地扔下了罪恶的炸弹。爆炸声震耳欲聋，整个村庄都在颤抖，声音传的好远好远，十里八村都听得到。瞬间，我家房倒屋塌，变成了一片火海，场面惨不忍睹。家中的奶奶和两个小姑姑被活活炸死。更倒霉的是我家请的那位石匠师傅，正在给我家修磨盘，也同时被炸死了。我大妈多亏回娘家还没回来，躲过了这场灾难。我爸爸和小叔叔下地干农活去了，也幸免于难。当他俩听到了响声后，就急忙从地里往家里跑，到家一看立刻吓呆了：家变成了一片废墟。面对眼前的一切，肝肠寸断，百感交集，欲哭无泪。哥儿俩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掩埋好亲人的尸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暂时栖息在村西头的一个破庙里。家里被炸时，我的伯父正骑车走在烟台的大街上，听到路人议论此事，他即刻从车上摔下，昏倒在地不醒人事，后被路人救起。我所知道的这些点点滴滴、支离破碎的事情，都是从后来老人讲家史听来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越烈。国仇家恨，激起叔叔和父亲相继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叔叔丛英滋，1945年参加革命。他曾在胶东兵工厂当兵，后来兵工厂搬迁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朱德元帅经常去视察，叔叔负责接待、保卫等工作。为此，他和朱老总接触频繁。1970年珍宝岛战斗打响，他又带领一部分人先期迁到三线——河南省信阳市搞筹建工作。1970年底，叔叔全家迁往信阳市。叔、婶是并肩战斗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伴侣，前几年相继去世。
我的伯父在全国解放后到了省城济南工作。1957年他由供给制转为薪金制后，才回文登老家把我大妈、姐姐和妹妹一起接到了济南。
我的爸爸丛华滋当兵前一直在家乡担任民兵连长。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刻，国难当头，他舍小家为大家，毅然带头报名上了前线，还把我三奶家的大叔丛德滋也拉上了前线。妈妈听从战场上回来的人说，他们一路走一路打，打过莱阳战役、莱芜战役，又打到了孟良崮战役。结果爸爸和德滋叔都牺牲在了孟良崮。因而，孟良崮也成了他哥俩长眠的地方。
1977年我因长时间低烧，引发各种疾病休了长假。我写信告诉了叔叔。叔叔回信说：“你到河南来治病吧，这里中药挺全。”这是我从记事起，第一次和叔叔、婶婶及叔婶家的妹妹、弟弟们相见。在与叔叔闲聊中谈到了我爸爸。叔叔跟我说：“那个时候兵工厂还在胶东，你爸爸当兵后曾托人给我捎了个口信，告诉我他在哪个部队，好象是九纵队×师13团特务连，这时我才知道他上了前线。几十年过去了，部队番号我现在也记不太清了。我听说后还挺生气，他也不事先跟我们说一声。你大爷也不知道他上前线这个事。”爸爸牺牲后，听证明人说，在孟良崮战役开战前的动员大会上，我爸爸还发了言，诉苦、表决心。
其实，根据我家的实际情况，他也可以不报名上前线的，因为我家哥仨没分家，已经有两个当兵的了，家中只剩下他一个男劳动力了，在农村男劳动力是很主要的。妈妈当时是不太愿意让爸爸报名的，但爸爸对妈妈说：“现在局势紧张，前线急需要人，我是民兵连长，我不带头怎么动员别人？”现在我回想，爸爸的内心也一定翻腾得很厉害，是很复杂的。那时我只有六个月大，听我妈说，因为我哭，他就顺手把我抱起来放到了大门外，为此妈妈还和他拌了嘴。小时候我恨爸爸，现在我早已原谅了他，爸爸还是爱我的。爸爸走后妈妈才知道，他走前曾到我三奶家对我三奶说：“婶子，我和德滋这一走就说不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我家老人都不在了，以后你就多照顾点她妯娌俩（指我妈和我大妈）。”爸爸出征前，妈妈去送爸爸，爸爸向妈妈发誓：“不打垮蒋介石，我坚决不回家!”妈妈听后哭了，她只有23岁。爸爸看见妈妈哭了，又转过话题说：“唉，我这次去还说不上有仗没仗打呢，等打完了仗我就回来。我不在家，你要好好把孩子拉扯大。”谁知道这竟是爸爸留给妈妈的最后遗言，这是他们的送别，也是他们的永别。
妈妈和爸爸的结合，是在我们丛家遭受轰炸以后的事。当时家里穷的爸爸连件象样的衣服都没有。爸爸结婚当天穿的那件衣服，第二天不见了，妈妈问他：“你褂子哪儿去了？”他说：“借的，还给人家了。”妈妈听后无语。
妈妈在家乡是妇救会的干部。解放初期，农村进驻工作队，妈妈就承担起给工作队做饭的任务。解放战争时期，还有支前任务，组织各家各户做军鞋，做鞋垫。妈妈是一个比较细心的人，还曾帮助伯父收藏过秘密文件。在我的记忆里，妈妈整天忙着外面的事，家中的一切基本上是我大妈在操持着，她也没时间管我，都是我大妈在照顾我。我家三个军人，每人给一个光荣军属的牌。后来，干脆就给了我们家一个“革命家庭”的牌子。
妈妈还是军属代表。哪个军属家里有了事，她都要去帮忙。记得有位军属婶婶，得了伤寒病，她的母亲去世了，她的父亲听说后来看了看，走了。传说伤寒病传染，没人敢靠近。我妈知道后亲自上门去伺候她，直到她的病痊愈。她当兵的丈夫听说后很受感动，回来非要认我当干女儿。我妈说：“咱不认干亲。”他们说：“这个干亲非认不可。”就这样，我有了一个干爸干妈。解放后，大约在50年代末，我的干爸于海滨转业到了上海，把我干妈也接到了上海。我妈妈在世时，我们与干妈、干爸一直通信。我妈去世后，我写信告诉了他们，这以后我与他们的联系就少了。又过了些年，我给干爸去了一封信，干爸告诉我：你干妈也不在了，我又给你找了一个“新干妈”，我家也从闸北区搬到了静安区。并介绍了弟弟、妹妹们的情况，让我有时间到上海玩。从此后我没有再与干爸联系。
我的童年没有父亲的陪伴，也没有享受到父爱的温暖。爸爸对于我来说，只是个称谓而已，这个称谓我连当面叫一声的机会都没有。记得小时候，跟小伙伴们在外面一起玩，中午或者傍晚时，他们的爸爸从地里干完农活回来，他们离老喊着“爸爸”，蹦蹦跳跳地跑上前去拉着爸爸的手一起回家，扔下我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那里。我望着他们那有说有笑渐走渐远的背影，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我无精打采地往家走，回家后，就哭着问妈妈：“别人都有爸爸，我怎么没有？我爸爸上哪儿去了？”每当这时，妈妈总是安慰我说：“你爸爸当兵去了，打完仗就回来。”可是每每这时，我都会看见妈妈也在偷偷地抹眼泪。后来，我就再也不问了。但这颗自卑的心也从此封闭起来了。有时我大妈领着我姐和我妹妹到济南我伯父那去探亲，我都很羡慕。但是我不说，怕我妈伤心。
伯父对我很好，他每年春节回来都会用省出来的津贴费给我们姐妹三人买布做新衣服。因没有那么多钱，姐姐、妹妹每人只能做一件上衣，而给我做一套。妈妈对他说：“哥，这样不合理。”伯父说：“咱们没分家，我两个孩子占一股，你一个孩子也占一股，我是按股来分的。”
在我以后成长的岁月里，虽然我没在伯父身边，但我们始终保持书信往来，直到1969年伯父去世前。伯父去世后，姐姐给我发来了电报，我当时还在住院，接到电报就急忙办理了出院手续，买上车票赶到了济南，但是我还是来晚了，没能见到伯父最后一面。那时姐姐处了一个对象还没结婚，他就是我现在的姐夫，我称他为哥哥。到济南后哥哥、姐姐和妹妹特意陪我去殡仪馆骨灰存放处看望伯父的骨灰。当骨灰盒打开的那一刻，我的心跳骤然加速，好象要跳出来一样，血液直往头顶涌。我用又抖又凉的手轻轻地抚摸着那一块块白色的骨灰，心如刀割般的难受，眼泪不知不觉直往外流。我哽咽着不敢大声哭泣，生怕惊醒“沉睡”中的伯父。眼泪不断模糊我的双眼，我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紧紧地盯着骨灰盒上伯父的遗像仔细地端详着他，我的思绪也在飞速地旋转，去寻找那逝去的童年记忆。伯父那慈祥的目光，也好象在凝视着我，虽然我们近在咫尺，却是阴阳两隔。我傻傻地站有骨灰架前，久久不愿离去。妹妹跟我说：“姐，你知道吗？俺爸一犯病，手就哆嗦得厉害，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写字都费劲，这时都是他口述，他让我模仿他的字体代笔给你和俺婶写的信，你没看出来吧？”我说：“太像了，没看出来。”我伯父怕我和我妈牵挂他，用心何其良苦啊！
我的伯父原来是应该随军南下的干部，但因战争年代艰苦的环境，让他积劳成疾，尤其是家中被炸，他昏倒后就落下了病根儿，身体不好，就没有南下，留在了济南。文革开始前，他本来是在泰山黑龙潭疗养院疗养的。文革开始后，红卫兵闯进疗养院，砸“四旧”，说那是修正主义的温床，把这些老干部都撵回了家。那天伯父犯病，家中只有他一人，后被邻居发现送到医院，耽误了最佳抢救时间而与世长辞。伯母先他去世几年。
原在山东省“四清”工作队，文革改为“文化革命”工作队，妹妹刚分配工作上班。我到济南后，妹妹还专程领我到伯父生前曾经住过的黑龙潭疗养院去了一趟，那里的医护人员问妹妹：“你爸现在身体怎样？”妹妹说：“我爸不在了。”他们沉默许久，都很惋惜地说：“你爸这个人很乐观，如果他一直在疗养院住着，抢救及时，他不会这么早就去世的。”战争年代伯父熬过来了，但却没能熬过“文革”时期。每当我来到济南这座城市，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我想我的大妈、大爷，甚至超过我的爸爸。
爸爸上前线，三年没音信，五年没音信，直到我十岁那年，政府才公布了爸爸牺牲的消息。好象我大爷和我叔叔早就知道了这个事，但是他们都瞒着我妈妈的。这时我妈才33岁，等来等去，等到一个死信，这对她是一种怎样的打击？她的精神一下子就崩溃了，每天不吃不喝，躲在自己的屋子里，门闩拉上，谁也不让进去。因我从小一直是在我大妈这屋跟姐姐、妹妹和大妈一起住。妈妈有病后，大妈让我上里屋去陪她，可是睡到半夜我伸手一摸，妈妈没了，我害怕极了，大声哭喊着叫：“大妈，我妈没了。”大妈就起来领着我出去找，结果看见妈妈在荒山野地里正趴着哭呢。大妈好言相劝，才把妈妈领回家。政府知道此事后，派人下来做工作，又给妈妈治病，劝妈妈改嫁，并告诉她，如果不想带这个孩子，政府可以收留，把她送到烈士子弟学校去。妈妈说：“她已经没有爸了，我不能不要她。”文登县（现改为市）民政局的人跟她说：“小王，你放心，国家政策都是一样的，这个孩子不论走到哪儿，政府都会管她的。”妈妈因为是军属代表，常和民政局的人打交道，大家都认识她。
1956年春节后，我的二舅听说爸爸牺牲的消息。他在北京中央警卫师医院当兵，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小兵，因家里穷，是大舅早早把他带到部队的。那时，组织上安排他到鞍山汤岗子疗养院疗养，他一看东北这个地方挺好，为此，他回北京后跟组织讲明了情况，要求转业到鞍山。他把工作安排好后，回老家把我和妈妈一起接到了鞍山。
我的身体状况为什么一直很糟，这要追溯到我三岁那年。那时我大爷家还没有我妹妹，我大妈领着我姐又回娘家了。我的太爷爷又轮到我家来了，家里没有零用钱了，妈妈就到菜园子里整菜，准备挑到汪疃镇集市上去卖。那天我非要跟她去，我太爷爷在门口坐着，我妈跟他说：“爷，你把她领到一边去，她看不见我就好了。”我太爷爷因年岁大了，不爱动。他对我妈说：“你走吧，你走她就好了。”可是他哪里想到，我妈挑着担子在前面走，我就在后面跟着她跑，她不让我跟着我就哭。这时正好有一个长辈邻居路过看见了，就问我妈：“侄媳妇，怎么回事啊？”我妈说：“我着急赶集，去晚了菜卖不出去，她非要跟着我去。”那个长辈就说：“你就领着她去吧，累她这一回，下次她就再也不跟着你了。”我妈听信了。她那时二十多岁，年轻力壮，我只有三岁，我跟不上她，她就拉着我跑。那天又是刮着西北风，正好是迎着西北风跑。结果还没等走到集市，我就喘不上气了，一步也挪不动了，最终菜也没卖成，我却住进了汪疃镇医院。从此，病魔伴随了我一生。这件事也成了妈妈心中一辈子的痛。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
我时常想：假如爸爸不上前线，我就不会得这个病，这本来就是男人干的活儿；假如那天大妈在家，大妈就会去卖菜，不用我妈去了；假如那天我要是听话，不闹着非要跟她去赶集；假如……。世间没有那么多假如，这也许就是天意。
回首走过的路，有欢乐也有悲伤。我的童年是在磕磕绊绊中成长的，我的一生大多都是在自卑中渡过的。别人都觉得烈属光荣，可是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烈士的亲人最清楚。但不管怎样，我还是为爸爸那舍小家、为大家，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动。战争总是要死人的，我不希望历史的悲剧重演。所以，我痛恨战争，渴望世界和平。
人们常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家所遭受的这一切的不幸，只是中华民族千万家庭中的一个缩影。我家的仇是阶级的仇，我家的恨是民族的恨。
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它是爸爸和千千万万的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但也不会忘记过去的苦难，它将激励着我的后代们，不忘初心，接过先辈手中的旗帜，踏着先烈的足迹继续奋勇前进!
华野九纵烈士的女儿：丛军
2017.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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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29 16:5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