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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父亲 — 写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杨越鸣
父亲出生贫苦，三十年代从川北通江的大巴山走出来当了红军。这一走，不仅改变了他本人的命运，未曾想也同时改写了杨家一直世代为农的家谱。因此，才有了我们这之前从未去过大巴山的一代。
我们的爷爷叫杨继武，奶奶姓朱，叫朱友英。曾听父亲说过，也听老家来人描述，奶奶生性耿直、好强、乐于助人，对孩子管教严厉。父亲很小时爷爷就过世了，因此他对他的父亲没有多少印象，从小到大，我们也很少听他谈起爷爷的事。
父亲的童年多和他的姥姥、舅舅一起度过，念过几年私塾，12岁就被奶奶送去当了红军。红四方面军到了川北后，指挥部就设在通江县城。由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四方面军的红33军。奶奶当时在乡红色政权中当妇女主任，因此1933年2月，奶奶送父亲当红军是顺理成章，父亲的二爹这时也参加了红军。
由于岁数小，父亲开始在少共部，后入学兵连（相当于现在的新兵连），不久当上了二班班长。随着反国民党的“四路”、“六路”围剿等几次大的战役作战，两年后，父亲俨然已在战火中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红军战士。
1935年3月，为迎接中央红军入川，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西渡嘉陵江，父亲开始了随部队的长征。红军一走，奶奶作为红属被国民党抓去受了不少苦，一只眼被打瞎，最后是她的舅舅用400大洋将奶奶赎出（奶奶娘家人多从事酿酒，家境还算富裕）。奶奶用打柴、喂猪、种菜、酿酒换来的钱，直到解放前，硬是将这笔来自她娘家的钱还清，奶奶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父亲在长征那艰苦的岁月，一个十多岁未成年的孩子，能活着走下来不当逃兵，在文革那黑白颠倒的年代，不出卖人格，不整人，从父亲的人品及政治性格中也能看到奶奶的影响所在。
父亲解放后五十年代初和六十年代初期，曾回过两次老家看望奶奶。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离开时，奶奶悲痛地晕了过去，那一次，成了父亲与奶奶的永别。那一次，正值三年天灾人祸，父亲得知老家饿死了不少人，将所带“银两”尽数救济了邻里乡亲。回家后，很长时间陷于沉默。
奶奶1972年过世，作为红军军属，虽每月有乡里补助10元钱，但死的前一天，还在山上打柴，老人家着实受了一辈子苦。
父亲有一个小他三岁的弟弟叫桂元，从小兄弟关系甚笃，后桂元过继给了我爷爷杨继武的幺叔杨发德，父亲有时逃学，多半都是去找我的二叔桂元。父亲在家排行老大，按杨家“述”字辈，原名叫杨述成（后改名杨军），小名叫新元。每次去找桂元，来回要走十几里的山路，那时看，父亲经常跑去找弟弟是为一起玩耍，现在看得深了，觉得在父亲心头其实是有一份对兄弟的牵挂难以割舍。就像我弟弟当年要是过继给了我的舅舅，可能那份牵挂之情会远甚于兄弟朝夕相处。
川北通江当时闹红军，也闹土匪。32年的冬天，兄弟俩正在山上放牛，遭遇土匪抓丁，二人随之跑散，二叔桂元为躲土匪，结果掉下山崖摔死了，年仅9岁，因没上过一天学，死时没有大名。这段父亲当兵前的经历，日后成为他心中永久的痛，何况父亲从来都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父亲在世时，从不见提长征后那段西路军的历史。我想可能一是内心惨痛不愿再触碰，另外则是政治上的原因。西路军后来活着逃出来的几千人，上至陈昌浩，徐向前，下至未成年的娃娃兵，在其后的岁月中，又长久地与悲情如影相随。
多次听见父亲提起的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陈怀堂烈士。
部队在过草地之前要筹粮，而父亲的粮还没等到过草地，就被偷了，这就等于被判了死刑。在左路军第一次趟过草地的过程中，父亲全靠陈怀堂的帮助，才能活着走出草地，而陈怀堂却永远地长眠在了那片令人生畏的草甸子之中。
父亲说，长征中，为什么娃娃们活着走出来多，就是因为许多“老同志”将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们，过雪山和草地，一些伤病员宁可自己冻死、饿死，还要将马匹让给娃娃们，一匹马可帮助4、5个娃娃。父亲说，我是拽着马尾巴爬过雪山，趟过草地的。而所谓的“老同志们”，实际比父亲也年长不了多少，陈怀堂牺牲时只有18岁。
我哥哥告我，“文革”前，曾见军事博物馆给父亲来过一封信函，征询董振堂的事迹和遗物，值此才知道父亲是在董振堂的红五军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分兵，原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分进了张国焘的左路军，原父亲所在的四方面军的红33军取消后，大部补充进了担任中央红军的后卫掩护、湘江战役牺牲惨重的红五军团。后来成为西路军的红五军团，全军覆没于河西走廊的高台，军长董振堂与三千指战员共亡。
父亲到了晚年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年轻时喜欢运动，尤其是篮球。所以，只要电视台有篮球节目，基本不换频道。在他的回忆录里，有详细描写在长征中和有朱老总参加的一次篮球赛。
“吃树皮、草根”过来的父亲，胃一直不好，对食物有着切肤的感受抑或天然的亲近感，这是因那段特殊的经历。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本就贫瘠的河西，吃喝都是问题，一下来了两万多人马分食，这下子“马回回”还不拼了命的和红军“过招”，在此既无天时也无地利，建立根据地根本不可能。
记得“文革”时，造反派把父亲从家里带走，关进院里的一间地下室交待历史问题，一日三餐由家人送“牢饭”。那间地下室有一扇靠近地面的小窗，每到快吃饭的时间，父亲就站在床上，透过那小小的窗户翘首以望，每次我和妹妹送饭，我们虽从外边走来看不到窗子里面，但我每次都能感觉得到父亲那期待的眼神，在那个黑暗的地下室与同样黑暗的年代，我们肯定是父亲最光明的使者，脚下的步子都会不由得快起来。
父亲退休后，家里吃什么，买什么都是他张罗着公务员同志办（父亲在世时，在外对司机都称驾驶员同志，对炊事员叫炊事员同志，完全秉持红军传统），逢到孩子们回家，他习惯让包顿饺子，父亲是四川人，对饺子并无偏爱，而且也不会包，但他喜欢大家在一起吃饺子的和睦气氛。
每次探家归队之前，父亲都会特别叮嘱备好“干粮”，有时如果还会有块酱牛肉带上，他就会更加高兴，这时我会故意流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态，让“老同志”感到领情。而每每“出发”时，父亲总要送到路边，就像当年父亲长征离乡奶奶的送别一样——传统就是这样形成的。
父亲60年曾在北京政治学院学习，那时家还在南京军院，正值困难时期。父亲回来，倾其一月工资也就只买了5斤糖，想的是尚未成年的四个孩子，而自己却因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
父亲是经过出生入死、物资贫乏、苦难生活磨砺的人，在晚年又经历了几次胃大出血和各种疾病的折磨，但他却从不愿将自身疾病引发的痛苦带给家人，表现出一种很强的自制力。遇事为他人着想，是他一生一贯的坚持和自觉，即使在弥留之际，都能看出亲人对他的照顾常让他不安——他感到给家人带来了麻烦。
父亲一生抽了最后两口我给他点燃的中华烟，“这是个好东西”，朦胧中，父亲拿着烟说了这一句。
父亲晚年组织上照顾有加，他直到生命的最后，都没向家人和组织提过满足自己的任何条件，但他一定是带着满足走的，这就是我的老父亲。
1969年12月，我当兵离家后，再不曾和父母一块生活，也不在同一个城市，甚至身处他国异乡，但不论走到哪里，我的精神都不会孤独，不论我的心儿多么漂浮，我的情志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归宿，因为我的生命是由一个多次爬过雪山、趟过草地、又从西路军惨败的亡命中逃生的老红军所赋予。父亲于我是一座山，一座伟岸。
如今，我的父亲已落叶归根，与他当年的战友一同长眠在四川巴中“红军将帅碑林”的墓地。
听老家长坪乡政府的干部介绍，当年乡里参加红军的有两百多号人，在长征前数次战役牺牲的、“肃反”时被冤杀的、长征途中牺牲的、脱队跑路的、西路军中失踪的、抗战内战中死亡的，战死在朝鲜的，到了六十年代，知道还活着当官的，仅剩下两人，父亲算是一个。
“中国革命死了太多的人”，每当回忆过去，父亲常会如此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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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16 14:32: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