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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号兵
蛇年的4月春意渐浓，不知不觉中，上海的每一条弄堂、每一处河浜都被嫩绿鹅黄粉白浅红装扮得有韵有味清新芬芳。这一天，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指挥家张国勇先生邀我去歌剧院观摩排练。
音乐响起。当一段段经典乐章在孩子们略显稚嫩的指挥棒下流淌的时候，有一种明亮锐利、特别富于英雄气概的声音深深打动了我。这就是小号。那些或激昂高亢，或抒情梦幻，或神秘莫测的旋律，不仅让演奏者陶醉，也让我陷入遐想，不由得回忆起我的父亲与他的小号。
我父亲学习小号是在1926年，上小学的时候，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近90年。那时候，西洋乐器随着殖民扩张进入中国，清朝政府批准在新式学堂设置“乐歌”。从此，中国城乡的小学校里，业余军乐就逐渐活跃起来。
在我的老家江西安福，就有这样的小学。
安福是一个古老的县治，据说公元前222年就已并入秦国的版图。安福自古被称为“文章理学忠节之邦”，宋、明、清三朝出过的举人、进士达2300多人
那时候，种田、读书是一代又一代农民相励相勉的大事。我家祖上就出过几个进士，到了我爷爷这辈儿，虽说已是家道中落、生活拮据，但爷爷奶奶还是秉承“盘箕晒谷、种田读书”的祖训，节衣缩食供我父亲上了学。
父亲念书很艰难，也很快乐。艰难之处在于学费，这使得我爷爷不得不常年奔波在外，做小石磨生意养家糊口，把家全都扔给我奶奶打理。而快乐的是，父亲不仅接触到国文、数学、历史、地理，还学会了唱歌。唱的都是些褒扬辛亥革命、挽救国家危亡的新歌。这让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学生们感到好生新奇，平添了几分悲壮情怀。父亲还参加了学校的洋号队，学会了识简谱和吹奏西洋小号。
然而，父亲并没有如我爷爷奶奶所愿，去谋取官职光宗耀祖，也没有像那个留洋回来的洋号教员所讲，“惟音乐方能鼓动自由之灵魂”，去当一名西洋小号手，而是投身革命，参加了红军。
那是20世纪20年代，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一大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安福籍学生，支援北伐军光复了安福城。北伐军开拔时留下中共党员王新亚，组织起安福农民自卫军，与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以及永新的贺敏学、贺子珍、贺怡三兄妹并肩作战，威震了整个赣西。
到了1930年，我父亲12岁那年，安福的“闹红”就更加红火。中共湘赣边界特委重新筹建了中共安福县委，红三军、红五军、红七军、红十二军与县保安团像拉锯似地打来打去，红军四次攻克县城。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组织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踊跃参加红军，武装起来反“围剿”，大搞苏区经济建设，安福成了中央苏区湘赣省响当当的“全红县”。
安福就这样一次次地被革命的洪流裹挟、冲击、震荡、洗礼，老家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仅当地民政部门认定的土地革命时期的烈士就有3000多人。而我父亲自幼听到的，就是王新亚打败保安团，袁文才与王佐落草马刀队，贺家三兄妹大闹永新城的故事，就是“革命”、“解放”和“当兵就要当红军”的传说。
一个明朗的早晨，一条静谧的老街，一个青年红军在潮水般的人群中巧遇我的父亲。这个青年红军就是我父亲的堂舅——昔日砍柴为生的赤贫农民，当时的红军政委。堂舅对我父亲说，跟我一起当红军吧，我们需要一个号兵。就这样，父亲跟着红军走了，他成了洋溪镇上的第一个红军，不久以后又当上红六军团的号兵。
红军的号兵是个说不尽的话题。
我只想告诉读者，前文讲到的上海歌剧院的小号是西洋乐器，有100多个音阶，音色明朗辉煌、舒展悠扬。我父亲手里的小号是军号，战争的武器，只能吹奏1、3、5三个音阶，音色短促果断、质朴无华。西洋乐器的小号手擅长演奏古典音乐，而我父亲则是红六军团一名具有坚定信念的普通士兵。
总之，这是两种不同的小号，两类不同的号手，两件不搭界的事情。
军号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在战争中，唯一能够把军队集结起来统一行动的工具就是军号。号声一响，全员行动。上千人、数万人的进攻、后撤、隐蔽、起床、吃饭，等等等等，都被一把军号所指引。
早在1927年，红军的连级编制中就有司号员，属于通信兵序列，营部设号目，团部和师部设司号长。父亲号兵生涯中的最高“官职”是红六军团某师师部的司号长，是这个行当里最高的荣誉。
同成百上千的号兵一样，父亲也是先从识谱开始。他在司号员培训班里学会了使用号谱。号谱的作用不亚于密码本。为了保密，更为了安全，父亲将号谱记在脑子里，让它烂熟于心。
父亲一直随身携带两把军号，一把是小号，用来吹奏高音，另一把是大号，吹奏低音。他用两把军号吹奏红六军团所有的行动要求。比如起床号、吃饭号、熄灯号、前进号、防空号、集合号、冲锋号、紧急集合号、连续冲锋号等等。
司号员是一个成天在指挥员身边转悠，随时接受命令和传达命令的要职，因此，我的父亲比所有的士兵更早知道队伍里生活、训练及作战时的整体状况，也更加理解各种命令下达的原委和内容，以及指挥员此时此刻所要表达的意思和情绪。
父亲爱护军号如同生命。每一次战斗过后，他都仔细擦拭军号上残留的硝烟印记，取出号嘴包裹严实，贴身藏好。那两把军号总是洁净如镜，散发着沉稳而大气的古铜色光泽。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经历的战斗战役数不胜数，他对于使用不同的号谱传达不同的命令也已应付自如。久而久之，父亲练就了一副强大的肺活量，以至于他在耄耋之年仍中气十足、声如洪钟，令我们惊叹不已，更自叹弗如。
曾有一日，我聆听了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先生的讲座。他说，在现代科学的最前沿，科学家们（如彭罗斯、哈梅洛斯等）已通过逻辑推理和实验证实，人的意识是一种量子力学现象，它不仅存在于人的大脑，也存在于宇宙之中。现代的人们能够将逝者的人体信息定义为“灵魂”，却未必能够获取它们，其原因在于现代人太浮躁。只有当人们进入了“禅定”的最高境界时，人的认知能力才能大幅度提高，从而获取先贤的人体信息，此即“宁静”方能“致远”之道。
现代科学对于佛学的论证不仅令我瞠目结舌，更激励我突发奇想，或许，追寻红军号兵的灵魂就是一件很有创意的事情。
请读者且慢嘲笑。
我既不狂妄，也不二，虽尚未“禅定”，但已远离浮躁，淡泊了情绪。我看中的是过程，也想试试与前辈有没有缘分。如果号兵的灵与肉真的可以分离，或许在追寻中，我能与久未谋面的老号兵们相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他们的灵魂。
这主意听上去好酷，让我的激情陡升。于是，我打开回忆录，走进博物馆，净心净耳地在红色历史中穿越。我多么想贴近那些在字里行间驻足，在发黄的故纸堆里徜徉，在落满灰尘的仓库里流连的老号兵的人体信息。啊，不不，是贴近老号兵们存在于无涯无际的宇宙间的灵魂！
在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副馆长、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向荣高，军博展陈设计部艺术设计室主任、副研究员夏鑫，文物征管部馆员罗宁的热情帮助下，我在浩如烟海的馆藏中见识了迄今为止最早的红军号谱——1929年的号谱，最早的红军军号——大海螺，等等等等。然而，关于它们的主人——红军号兵的故事，人们几乎一无所知。
此时此刻，老号兵们的声音若近若远，若柔若强，忽而与我像朋友一样心神相融地交谈，忽而又消失在无涯无际的宇宙深处。我有点儿忐忑，也有点儿张皇，很怕再次失去他们。2000年夏天，我曾在丽江石鼓镇溯江而上，寻找1936年红二、六军团强渡金沙江时的渡口。因找不到父亲的渡口，我惶恐得不能自已，那种心无所依的感觉至今仍刻骨铭心。
想起史学家在伯利兹的热带雨林中找寻玛雅人留在古城废墟里的旷世之谜，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巨石阵记载了令人困惑不解的祖先信息，甚至想起了每年四月，日本人举家外出，在盛开的樱花树下与先贤对话……我赶紧扯起思绪的风帆，沿着红军的足迹，飘呀飘，一下子就飘飞到了福建省宁化县。
宁化县是座千年古镇。在县革命历史纪念馆里有一件镇馆之宝，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国家一级文物，印制于1932年。号谱为横式小32开本，长21.8厘米，宽13.5厘米，40页。军号与红旗、五星、枪杆子，齿轮、鼓槌、五线谱，以及“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印”三行文字组成了封面图案。号谱内记载着340多首红军号谱，包括红军的生活、训练、作战及部队番号、职务等不同内容。
由于唯一，而成孤本。你知道这孤本的守护神是谁吗？
他叫罗广茂，红五军团第43师师部司号长。1934年，罗广茂在反“围剿”战斗中被冲散，突围后回到家中。为了躲避搜捕，他母亲将红军号谱藏在老屋里一个极为隐秘的角落。罗广茂艰难地守着老屋的秘密，不仅出于坚贞，更是为了证明号兵的清白。直到1974年拆建老屋时，这本用布和油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号谱才赫然现身于谷仓底板的下面。当罗广茂小心翼翼翻开纸页已经发黄变脆却依旧保存完好的号谱时，沉寂了40年的音符仿佛腾入云天，拖着长长的一缕尾音，化成一曲如泣如诉的号兵悲歌。
我的思绪又飘飞到四川省泸定县。
泸定县位于贡嘎山东坡，二郎山西麓。湍急的大渡河由北向南贯穿县境。跨河飞架的铁索桥，由13根各长约103米的铁索和40余吨重的铁件组成，固定在两岸的峭岩之中。
古代能工巧匠的智慧令今天的人们啧啧称奇，而78年前，由金沙江畔北进的中央红军渡河先遣队在此创造的战争奇迹，红一军团红四团22勇士飞夺泸定桥的传奇故事，更是被人们广为传颂，被党史专家不懈地追踪。
那是1935年5月29日傍晚，当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顶着狂风浊浪，在铁索桥上艰难地攀爬前行时，嘹亮的号音骤然响起，战士们纵身跃起扑向对岸，一举夺取了川军的防御工事。
你知道是谁在此时此地吹响了史上最急迫、最绵长的号音吗？
那是红四团各级建制的几十名号兵。当他们齐刷刷站在铁索桥头昂首举号时，人们听到了一首气势恢宏的进行曲。这是世界上最美的交响乐，与奔涌呼啸的大渡涛音会合，绵延两个多小时而无一刻间断。
有道是，千丈峡谷挡不住红军闯关的坚定步伐，托天铁索拦不住勇士们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枪声炮声风声涛声更无法屏蔽高亢激越的号音。
如果说，中央红军以安顺场孤舟强渡，飞夺泸定桥，激战华林坪、飞越岭，从而真正摆脱了峡谷险境，那么，在惊涛拍岸、铁索寒光的大渡河之役全景图里，几十名号兵的集体呐喊就是最亮的那一抹暖色。
我的思绪最后驻留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镇。
木黄镇位于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东北面。印江，因佛教名山梵净山为世人所知。而木黄，如果不是1934年10月发生的一件大事，恐怕在史册里人们难以找到它的位置。
历史记住了1934年10月24日。我父亲所在的红六军团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这一天上午到达木黄，与贺龙的红三军（后恢复为原番号“红二军团”）会合。来自不同战区的两支红军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孕育了此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诞生。
你知道是谁在艰难的找寻中吹响了最富于戏剧性的号音吗？
那是9月初，红六军团在贵州石阡甘溪镇遭遇桂军，被截为三段，陷入湘、桂、黔三省国民党军队24个团的包围之中。三部分队伍各自顽强地抵抗，彼此失去了联系。衣衫褴褛的官兵们在崇山峻岭中一次次跌倒，一次次迷失。
为了找到红三军，萧克、任弼时命令无线电报务员随时监听国民党军队的广播和通讯联系，听到里面讲“贺匪”和“萧匪”企图在哪里会合，就到上述地区去寻找。
而此时，红三军也在找红六军团。由于红三军没有电台，红六军团和红三军的号谱又不统一，所以，双方急切地寻找对方，却始终无法取得联系。有时，两支队伍甚至已靠得很近，但又将对方误判为国民党军队，遂以急行军快速脱离接触。一个拼命追，一个拼命跑，途中甚至能捡到前者扔掉的草鞋，但就是追不上、找不到。
后来，参谋长李达带领红六军团一部率先与红三军会合，贺龙立即通知红三军各部用红六军团的号谱联系红六军团余部，就这样吹了一路，找了一路。
一个深夜，两支红军悄然靠近，黑夜中无法判断对方的来路，闪着寒光的枪口时刻处于高度警戒。红六军团的军号发出“滴滴答答”的询问，红三军的号兵辨认出是红六军团的号谱，指挥员立即命令号兵用红六军团的号谱回答。
于是，一个“滴滴答答”，另一个“答答滴滴”，相互试探，相互吸引，就像青年男女隔山对歌，一问一答分外亲切！
自从两个军团的号兵吹奏了同一种音律，两支伟大的红军就再也没有分开过。
这让我对号兵的命运感慨万端。
如果说军号是战争的灵魂（拿破仑语），那么，当灵魂沸腾的时候，号兵就是战争之魂的守护神。
登高一啸，撼人心魄，要的就是这气场。
号兵用军号迸发满腔的忠诚，令每一名战士发竖须裂、热血沸腾，即使负伤倒下的人也会挣扎着重新站起，怒吼着冲向魂飞魄散的敌人。号兵用号音凝聚行动的共识，让官兵们建立起明确的方向感，即使面对巨大牺牲，也会毫不犹豫冲向既定的目标。号兵用若断若续的呜咽表达极尽的悲壮，让音律寄托绵延不尽的哀伤，即使目睹着最血腥的死亡，幸存的人们还是坚定不移勇往直前。
人、号一体，同生共死，要的就是这豪情。
现在的人们很难理解，红军队伍里最苦的是号兵、旗手、炊事员。炊事员背锅行军、埋锅造饭，是累死的。旗手和号兵都是活靶子。旗手活着，意味着胜利；旗手倒下，某种程度上也等于是军人的耻辱。号兵吹号，不能躺着吹，更不能蜷缩着吹，必须站在明处吹，站在高处吹，每一次吹奏都有可能牺牲。我父亲在长征途中数次负伤都是在担任号兵期间，每一次都足以致命。正是由于红军的号兵对于军人生命和军队存亡的重要价值，我父亲才一次次地被红二、六军团官兵全力救护、妥善安置，从未抛弃。
无数的士兵倒下，我的父亲却九死一生。
我跟指挥家张国勇先生约定，若有他亲自指挥的交响乐，千万告诉我一声，我就是冲着小号去的。
明明知道军号与小号不搭界，可我偏把它们扯在了一起。尽管没有考证过到底是先有武器小号，还是先有乐器小号，但我还是有权揪根刨底地问，没有军号的质朴与果断，哪来小号的优雅与舒展？没有昨天号兵的悲壮，哪来今天、明天中国的克里斯·波提或蒂娜·婷·赫尔塞斯？
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为了无法被毁灭的一脉基因，更为了不能不继续吸收的精神钙质，我宁愿在欣赏中体味，在记忆中继续追寻远去的号兵，权当以似曾相同的宝物对前辈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人民日报》用将近整版篇幅大部分转载刊登原文）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10/19/30464588_0.shtml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10/19/nbs.D110000renmrb_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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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3 11:07:44
发表于 2016-11-5 08: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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