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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工资2500 所以社会中的蝼蚁怎么来的 夏偲婉
上午十一点左右，我赶往地铁站的路上，看到一个中年男人，皮肤黝黑，身材精瘦，穿着旧的红色POLO衫，微驼，匆匆地走着，却突然驻足，我在远处模模糊糊看到路边墙上贴着的一张招聘贴，走近了才发现是一家餐厅在招洗碗工，上面写着2500块一个月。那个男人个头不高，黑体加粗的“2500元/月”正好压在他头顶的高度，他的表情很淡漠，或者说根本没有什么表情。
约摸两分钟后，我已经走过了马路，抵达地铁入口，不知道为什么，我无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发现马路对面那个红色的背影还停留在原地，面对着墙上的招聘贴。这个场景让我心里一下子有点不是滋味。
在北京，一个月2500块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能解决衣食住行吗？他有家庭吗？有孩子吗？家里有需要赡养的老人吗？他还有其他工作吗？……一连串问题闪过脑海后，却突兀地蹦出一句，“他快乐吗？”。而这些，我都无从得知。
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细节发生在我小学的时候，开往学校的公车上，我看到一个拿着扁担和菜篮子的老人，他的长相我早已不记得，唯独记得他那一双干巴粗糙的大手，指甲里尽是污垢。因为修路的原因，公车一路颠簸着，在一个红绿灯路口停了下来，我看到他将垫在菜篮子上的报纸一角撕下，卷成烟卷的形状，然后塞到嘴巴里，用打火机点燃。纸卷里并没有任何烟草，报纸也燃得飞快，黑色的纸末扬起来，老人眯着眼，一边伸手撇开面前飞舞的纸末，一边剧烈地咳嗽着。我躲在公车椅背后面，偷偷地盯着他看，似懂非懂。不一会儿，报纸就燃尽了，他从容地搓搓指尖，又咳嗽了几声。绿灯亮了，公车继续往前行驶。
长大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让我感到淡淡地难过的场面，大家将其称为“社会现象”，没有温度、理性至极的四个字——社会现象。
我爸爸是农村出生，每年过年回老家，院子里都会摆上几桌，有玩字牌的，有搓麻将的，牌桌上的人都全神贯注，精神抖擞，间或抽上一根烟，磕上几粒瓜子，偶尔还面红耳赤地骂上几句。不知为何，农村里牌桌上的赌注特别大，几把下来，轻而易举就是几千上万的输赢。一些人在外面辛辛苦苦打工一整年挣得钱，很可能就去了一半。我很疑惑地看着热闹非凡的院子，不能理解，只能将其归为当地风气，好赌好玩，充斥着活在当下的虚妄感。
有一个人不同，他是我老爷爷的第二的孙子，大家都叫他长老二。长老二娶了一个老婆，因为近亲结婚的原因长老二的老婆有点智障。长老二不打牌，把在外面打工的钱都攒了下来供女儿念书，但他嗜酒，常常看到他醉醺醺地拉着我爸爸的手说，说着他家的情况。去年长老二因为酗酒过度，突然胃出血死了，留下智障的老婆和两个孩子。
最近，有些人把这类人称作“蝼蚁”。蝼蚁是什么，大辞典上写的是“蝼蛄和蚂蚁。用来代表微小的生物，比喻力量薄弱或地位低微的人。”还有一个词，叫做“蜉蝣”，也是微小命短的生物，在苏轼的诗里，成了“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悠远境界。前者是充满了精英主义、阶级感的分法，后者却是充满了普世的胸怀。
“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建立起法治秩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这样说道，礼崩乐坏的现象已蔓延到最能保留传统中国的乡村地区，“族长”、“乡绅”类的农村精英角色早已流失，而与城市地区划开的心理疏离以及法治下乡后的“人情”畸变，使得中国不少乡村呈现出“病态”地发展模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打工赚钱赏望着城市的灯红酒绿，老人孩童留守农村，日升日落却不再有所作息。每每看到春节期间他们打工者们光鲜亮丽地在牌桌上“挥斥方遒”，我总会想到金宇澄在《洗牌年代》中的一句话，“可要小心生锈的快刀了，有时候，人就这样嘻嘻哈哈，其实是在刀锋上跳舞，自己却不知道。”中国农村表面上是只是田地荒了劳动力走了，不如以前热热闹闹，而从深层次上来看，精神的失落感与物质缺口的撕裂，躲在片刻的“嘻嘻哈哈”背后，满目疮痍。
几天前去看了冯小刚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的首映，讲的是一个叫做李雪莲的农村妇女为了和前夫的纠纷，在十年间，从镇到乡，从市到省，最后告状到北京的故事。最终，前夫因为意外身亡，李雪莲告状告了十年也没有一个结果。冯小刚在这部电影中采用了圆形画幅和正方形画幅，他说在北京的场景是方形的，因为北京象征着权利和规矩，而除去北京均采用了圆形画幅，小小的圆圈里，人物变得格外聚焦，在潮湿的南方乡村里横冲直撞，却又无可奈何。而那些官职一个比一个大的领导们，一会儿慌慌张张，一会儿卑躬屈膝，一会儿正襟危坐。这部电影浓缩了太多现实，没有一个人是坏人，可无论是在看似文明礼治讲规矩的北京，还是混沌愚昧通人情的乡村，用当下的热词来说，人物们在权利与阶层面前的姿态和李雪莲捍卫自己尊严的无奈决绝的姿态，都是“蝼蚁”的模样。
在杨改兰杀子事件中，我们将社会底层的人称为蝼蚁，或是满怀悲悯和煽动性语调将蝼蚁的存在与错误的发生指向整个社会体制，或是反驳前者，认为“蝼蚁不能挥刀向更弱的蝼蚁”。那么司法制度下乡破坏了礼治秩序也未曾建立起法治的情况下，个体思想如何进步？一个母亲因为各种原因（或贫穷或抑郁）挥刀向自己的情深骨肉，这是何等血淋淋的残忍。但抛开血肉模糊的场景，究其本质，这又何曾不是一个母亲将自己的小孩视作自己的附属品，认为自己有权利对孩子进行生命的制裁。没错这很极端，这也很愚昧，但在我看来，这和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强迫式灌输小孩的教育理念并没有差别。都是没有习得对个体生命尊重的体现。只不过杨改兰这个农村的母亲走的是愚昧至极、决绝至极的路，而一些精英式母亲走的不过是另一条，包装精美一点，路数温和一点的路。
雨果说，“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在面对不利的外部环境，人都一样。农村在没落，并不意味着城市就在进步。《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和官员们没有分别，在杨改兰事件里，视子女为父母的附属品的观念与一些深受传统家长制影响的城市父母观念本质上也没有区别。再回头看，之前频上热门的农村小伙“猎奇”式直播进食与一二线城市网红们直播日常，又有什么差别？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一直觉得，“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是一句充满希望、饱含温暖的话，政事通达，人心和顺，一切荒废的事情都新办起来了。然而反观现代中国社会，政事不那么通达，人心也很是浮躁，经济的事情大刀阔斧地办着，精神的世界荒芜寂寥。但是在“百废”的情况下，唯有一样是绝对不能放下的，那就是教育。有人说现代社会“寒门再难出贵子”，并例举出“40%的北大学生诞生于只占全社会人口的1.7%”，加以论证。可在我看来，教育的首要目的不是考大学，不是摆脱所谓的底层社会进入精英阶层，不是成为所谓的social ladder。人们在谈论教育的时候，或许应当回归到教育本身，不要带有那么多的功利性，教育对人本身道德的教化，三观的培育，让人成为一个人，而不是某一个阶层的人。
当我们用蝼蚁来称呼挣扎于贫困中的人们，这种盛气凌人的高姿态也加剧了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分立。即便是对农村的重修改造，将日本、台湾地区民宿业的引进发展，也大都呈现出一种外来主体的入侵和自以为是的优化，一个城乡规划的专家曾说，“人们总在规划这规划那，但人往往不在规划里。”如果这个社会在经济上无可挽回地走上了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的局面，在扭转畸形的经济体时我们是否也得关照一下畸形的社会形态，至少明白尊严与尊重的重要性，至少明白悲悯与可怜的分别，至少学会权力与平等的调和。我们常说人文关怀、以人为本，但这里的关怀永远不应当是自以为是，这里的人也不应当仅仅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应当加上设身处地感同身受。我们需要反观的不仅仅是农村与城市的分裂，是社会病态的发展，是教育的强化与功利性的去除，更重要的还有同理心的习得。
因此，他们不应当被称为蝼蚁，而我们却都是蜉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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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3 10:37:48
我一直觉得，“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是一句充满希望、饱含温暖的话，政事通达，人心和顺，一切荒废的事情都新办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