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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胶东抗大”在牙山办学
2015-03-25 00:16阅读：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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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亲都曾在抗大一分校三支校工作、战斗过。这是一篇比较详细记载抗大在胶东的文章。
原文地址：转载：“胶东抗大”在牙山办学
原文作者：海山书院
“胶东抗大”在牙山办学 张荣起 整理
上个世纪40年代，胶东半岛烽火连天，硝烟弥漫。当时整个华北没有能放下一张安静书桌的地方，胶东半岛哪能有安心读书的空间？然而，就是那段岁月，在胶东屋脊的战斗火线上，却顽强地生存着一所高等军事院校，这就是著名的“胶东抗大”。
“胶东抗大”的前身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1936年6月1日创立于陕北瓦窑堡，后迁至延安。毛泽东主席不仅为抗大规定了教育方针，而且经常到校讲课、作报告。就是这样一所大学，1939年根据战争的需要，分批离开延安到火线上办学，一分校（全国12个分校）第一大队由贾若瑜和廖海光带领，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于1940年4月到达胶东，与原胶东军政干校（创立于1938年3月）合并，成立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胶东支校（也称“第三支校”），简称“胶东抗大”。 6月1日正式开学，校址在掖县三元村。此后，胶东抗大一面与敌人周旋，迂回招远、大泽山地区的铁夼寺、高家和平度的杨家一带，在流动中与顽敌战斗；一面招生授课，锻造人才。1941年3月15 日，打开牙山（栖霞境内）以后，胶东抗大进驻牙山地区，到日本投降为止，在牙山办学近五年。
流动性的办学格局
牙山方圆几十里，数百个村庄。胶东抗大的校址遍及牙山西麓、东麓和 北麓，进驻或步履过周围每一个村庄。
1941年春，解放牙山战斗开始，盘踞在牙山西麓刁崖后村一带的国民党投降派蔡晋康部被击溃。刚入栖霞境内的“抗大”，就在这里落脚。校部驻刁崖后村，学员分布在周围的麻地、刁崖前、西野、下阁子、阁子东沟等十几个村庄。住校部的机构有训练处（后改教育处）、政治处和供给处及卫生所、总务股等。校部下属学员队是基本教学单位，每队按三个区队、区队按三个班、班按九至十人编制。支校初成立时共600多人，编成五个队（其中一个女子队）。学员队数多少根据招生数量而定，各队都分散住在周边村庄。胶东抗大没有固定的课堂、课桌、课凳。空旷的场地或树林子就是课堂，以膝盖做课桌、背包做课凳上课、开会，雨雪天气就挤在较大的房间上课。有时候正上着课，有情况拉起背包就转移，或丢下背包就投入战斗。
1941年6月，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胶东抗大转移到牙山东麓，校部驻东夼村（今凤凰庄），这是抗大连续办学时间最长、进驻村庄最多、至今留有抗大遗迹的办学地点。南北60里内，胶东抗大在每个村中都住过（最多时发展到2000多人），不少村庄曾有抗大办的工厂、修的河坝、开垦的菜园和农田等。各营队从东夼向北，延续到康家、清香崮、雀刘家、小庄（今富庄）、上崖头、新庄、大庄头、桃林夼、西下夼、东下夼、宅头、野夼、甲格庄、河西庄、徐家、国路夼等村；向东及南分布在巨夼、牟家庄、西城、大白马夼、小白马夼、荆子埠、北楚留、柳家庄、楚留店、大庄、西草铺、西庄等村庄。在牙山东麓，有文字可查的，校部就先后住过东夼、大庄头、大白马夼、牟家庄等村。
1942年春，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对牙山解放区展开大规模“扫荡”。抗大在反“扫荡”中临时向牙山北麓转移，先后进驻回龙夼、庙后、许家台、下门楼、杏家庄、生木树旺等数十个村庄，一直流动到藏家庄南部山区一带。
胶东抗大在牙山脚下办学五年，对开辟、巩固牙山革命根据地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五年中，抗大经历1943年5月易名山东军区教导二团，迎来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五年中，抗大屡经战斗洗礼，印证了流传于人们口头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口头语；五年中，抗大共培育出七期学员，为军队和地方党政部门输送5000余名优秀人才。
灵活式的教材、教法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抗大灵活式的教材、教法，正是体现了这种教育方针，也符合火线上办学的环境和战争的需要。抗大教育肩负着政治、军事、文化知识技能等的培养任务。学制也是根据需要，每期定位五至八个月不等，短训班只有三个月。由于受教育时间短，政治教育必须在有限时间内解决急需解决的问题。开设的课程，有社会发展简史、抗战理论、政治工作、哲学、党的建设等。但课程并非一程不变，而是因期（届）而异，因时而异，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学员情况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与充实。如 “抗战理论”课以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为主要内容，反顽固、反投降。促进统一战线时期，“抗战理论”课更换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课，内容依据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着重讲授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动力、领导和前途，批判国民党散布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反动谬论，揭露顽固派的阶级本质，使学员懂得为什么革命、革谁的命、怎样争取革命胜利的基本道理，树立抗日到底、革命到底的思想。“哲学”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哲学讲授提纲》等，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端正思想路线。“党的建设”主要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等论著，使学员增强党的观念，掌握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理论，自觉地做好党的建设工作。
为了提高教育效果，还增加“时事政治课”，着重学习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根据地现行政策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有关国际时事的报道，成为学习的重点。1942年延安整风文件传来，就以学习整风文件为主要内容。
在牙山办学，相对说办学条件较稳定，学员人数与日俱增（最多时达到2000人），学员的成分亦有很大变化。一段时间内，学员多是从部队选调的战斗骨干和排连干部。他们有作战经验，并经过实践锻炼，但需在理论上培养提高。对文化水平抵的，先补习文化课，提高阅读和自学能力。为了便于专业训练，编队时将文化水平低的编在一起，先学一两个月的语文和算术，也结合军事讲物理知识和化学知识（毒气分类、防护方法等），然后进行专业训练。
军事教育，也是以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为基本教材。如《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都是必修课。但教学时主要是根据实战需要，以学习近战、夜战和射击、刺杀、投弹等战术为主要内容。开设的科目有“制式教练”：包括一系列的操场动作和会操（立正、稍息步法、转法、队形变换、刺杀、投弹、瞄准、射击）等；“战术”：包括步兵战术（单兵、班、排、连的攻防战术动作）、游击战术（集中分散、埋雷、排雷、伏击方法等）和麻雀战术（消耗、扰乱、疲惫敌人的方法）；“兵器”：包括步枪、机枪、小口径炮、手榴弹、地雷、炸药的构造、性能、使用方法等。
抗大的教学，主要是学以致用。如1942年冬季反“扫荡”时，各队都分散打游击，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战中去。抗大军干五队七、八、九共三个班，分散在大杨家村以南、唐家泊以北30余里长、十余里宽的大路走廊两侧，由军事教员阎维堂指挥，并随七班行动。每个班又分三、四个战斗小组，带领民兵采取有时分散、有时集中的方式机动作战。有一天，队部获悉敌人要沿大路进行扫荡，抗大就分配几个同志去埋地雷、拉地雷，其余人在两侧山坡埋伏。敌人先头部队过去后，骑着高头大马的两个指挥官和大部队进入雷区。拉雷的同志迅速拉响地雷，炸得敌人人倒马翻、乱成一团。埋伏在两边的各战斗小组一齐向爆炸区内的敌人射击。这次战斗，使包括吉田大佐在内的数十名日军官兵丧生，还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抗大一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用一致的学风，强调采取启发、讨论、实验的方式，废止注入、强迫、空洞的方式。教员备课不仅深刻钻研,吃透教育内容，还要了解学员的思想情况和对学习的要求，教课时尽量密切联系斗争和思想实际，做到有的放矢。1942年春日军大“扫荡”之前，抗大讲《筑城》一课时，组织学员集中在牙山北麓回龙夼村一带，进行野战防御工程的筑城作业，将回龙夼东南一座长数百米的山头，绕山一周挖出一道深宽各两米、带有各种掩体的防御工事，使学员对《筑城》的学习，得到实践锻炼。春冬两次大“扫荡”中，抗大人运用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取得反“扫荡”斗争的重大胜利。
1944年冬，主要推广从陕甘宁边区传来的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新教学经验。如有一堂“怎样打敌人马队、车队的”课，教员在编写教学提纲时，找这类参考资料很缺。胶东是丘陵地，这类战例也不多，所以拟定切实可行的提纲有一定的难度，来自渤海军区的学员却有许多人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于是，教员先当学生拟定调查提纲、召开座谈会，学员分头讲。教员边听边记，最后综合大家讲述的内容设计课时计划。课堂上，理论部分由教员讲，典型战例由打过这种仗的学员讲，教学效果非常理想。
殉职牙山的三位抗大教员
“胶东抗大”是军事教育组织，也是顽强的战斗组织。它在炽烈的战火中诞生，又在残酷的斗争中发展、壮大。在这里任教的教员，不论教什么课程，都既是教员也是指挥员、战斗员。在牙山办学期间，有三名政治教员以身殉职。
赵云锦，河南人（一说河北人），抗大政治教员，大学生。为抗日救国，他参加了共产党、八路军。他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很高，是教员中的骨干。有一次，部队和日军遭遇了。为了掩护群众和学校转移，他在被侵华日军包围后，坚持顽强战斗到最后一刻。后来拉响手中的手榴弹，同日本鬼子同归于尽。
罗森，1919年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赤坝乡东盛村一个旅美华侨家庭。青少年时，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和广东革命形势的影响，胸怀大志，积极参加各项反封建的社会活动。虽然家庭生活富裕，但他选择了革命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投入反侵略的抗日斗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受党组织的派遣，赴延安“抗大”学习。在校期间，他吃苦耐劳，工作、军训领先，学习刻苦努力，毕业后留校教学。1941年11月，从“抗大”一分校随聂凤智来胶东抗大任政治教员，住在牙山东麓的东夼村（今凤凰庄村）。罗森作风朴实，平易近人；讲课生动形象，很有感召力；课堂上是学员的严师，课后与学员是兄弟；视驻地群众如父母。稍有闲暇，他就深入到群众中调查访问，当地群众都非常喜欢他、关爱他。1942年秋，日寇纠集数万之众“扫荡”牙山革命根据地。抗大师生为与日寇周旋，经常把队伍拉到深山密林里上课，并经常协助和保护当地群众转移。12月14日，罗森率领的一个班为掩护群众，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小山头上。激战数日，大部分群众转移后，弹尽粮绝、身受重伤的罗森拉响仅有的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年仅23岁。
洪国治，浙江诸暨县下水阁村人，1916年出生于一个小地主家庭。父亲早逝，赖母亲抚育成人。21岁乡村师范毕业后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力图乡村改革事业，虽未见成果，但锻炼了意志，坚定了必胜的信心。“七七”事变后，他只身奔赴陕北，先后在陕北公学、和抗大就读。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留校任政治教员。1941年，随抗大东迁来栖霞牙山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主任政治教员、营副教导员、及政治指导员等。他为人正直磊落，教学经验丰富。讲课深入浅出，把思想性和趣味性融为一体，学生听得懂，记得住。他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积劳成疾。1944年夏天，他的病情逐渐加重，讲课时常咳嗽吐血，别人见了害怕。他却笑着说：“没关系，干革命就要流血牺牲，吐点血怕什么。”还特别嘱咐身边的同志千万不要跟别人讲。炊事班给他送去病号饭，他又悄悄叫通讯员送给别的病员吃，自己和大家一样吃粗粮。为备好课、改进教学，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学员中去听取意见。上课时，学员们见他脸上冒汗，怕他站着讲课太累，就把两个背包垛起来请他坐着讲。他却说：“先生站着讲，学生坐着听，历来如此。”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学员。1944年秋，他的病体已到了不可支撑的地步，但第四期学员将近结业，他仍然不舍得休息，夜以继日地工作，坐不起，便躺在地铺上听取学员们的思想总结，直到把这批学员送走，才得以进军区第四分所治病。1945年2月，世长辞，年仅29岁。
抗日战争胜利后，胶东抗大（相继改名为教导二团、华东军政大学胶东分校）虽然短暂撤出栖霞，但在栖霞办学并没有结束。1945年10月再返栖霞时，校址已迁牟氏庄园、栖霞城一带，数年后又迁唐家泊、蛇窝泊一带。直到1949年青岛解放才彻底离开栖霞，前后办学近十年。
（张荣起，栖霞一中高级语文教师，1995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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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16 12:1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