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27军有6位干部因身体原因不能正常工作,组织决定让他们离休。当时离休还是个新鲜事物,可能高层也没有规定很严格的细则。那个时候,作战部队是没有干休所的,干休所都属于省军区系统(有意思的是50多年后,全军及武警部队干休所重新回归了省军区系统)。而且干休所只能建在小城市。比如南京军区就是在扬州泰州建了三个干休所。当时扬州泰州都是县级市。我知道的济南军区当时的干休所是建在泰安县。扬州的一所、二所是安置老红军和师级干部的。27军6人都属于团级干部,就安置在了泰州干休所。当时涂副军长找我父亲谈话,大致意思是,离休属于工作调动,到干休所休息一段时间,如果身体好了,可能还要回部队工作。 当时情况是,进了干休所并没有下离休令,就像一次调动工作,把组织行政关系转到了江苏省军区,住进干休所就完事了。十年之后的1976年,才由江苏省军区下了离休令。 离休时6人中年龄最大的是军炮团的姜伯伯,44岁。最小的是81师作战科的王叔叔,才39岁。其中有两位伯伯因解放上海后准备打台湾,在江南水乡练习游泳感染了血吸虫,严重损害了身体,英年早逝。姜伯伯高寿95岁,王叔叔和我父亲还健在。看来早点离休确实有益于身体。 文革期间,泰州干休所也安置师以上干部了。1975年初,无锡武装部吴政委也到了泰州干休所。当时无锡没有军分区,无锡属于省辖市,武装部属于副师级。泰州干休所安置的最高职务是副军级。那个年代,干休所的住房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楼上楼下、抽水马桶,泰州老百姓称之为“红军大楼”。干休所的孩子也出类拔萃,上的泰州最好的小学。小学成立红小兵团 ,团长政委副团长副政委,四个团级干部有三个是干休所的孩子,其他孩子也都担任了营级(年级)、连级(班级)干部。 1966年,泰州驻军是省军区独立一师,师长于春圃,政委章尘,都是27军出来的。后来27军老英雄刘奎基接任师长,直到70年代中期。 80年代中期,我家弟兄二人全在石家庄军队工作,我父母举家迁至石家庄某军队干休所。应该感谢组织的是,虽然家父离休的早,组织上依然按师级干部管理。去年电信运营商搞电话实名制,把家父的固定电话停机了,原因是营业系统不显示家父的身份证号码。经过交涉才得知,军队管理的离休干部,仍然是现役军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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