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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追问之《人在岔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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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岔路口
《信仰的追问》评选为2014年百种青少年推荐图书
我们遥望璀璨的星空，在中国群星划过天际的轨迹上，分明镌刻着举世公认的辉煌。然而，富起来的国民远远谈不上幸福，口袋鼓了，心却慌了，全社会的浮躁和焦虑，让人民和这个国家一样，走到了抉择的岔路口。
岔路口，人生命运的分水岭。“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人生无非就是选择，最重要的选择不过三五次。
我时常缅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老井冈”贺敏学。他既是我父母的老领导、同乡，又堪为兄长。在他诸多的传奇故事中，最令我血脉贲张的，还是他猝不及防被推到岔路口时的人生抉择。
那是1927年，毛泽东在秋收起义的途中第一次获悉，井冈山上有个叫贺敏学的共产党员。23岁的贺敏学重义气、讲友情，豪爽耿直、嫉恶如仇，在当地很有名望。贺敏学有个同窗好友袁文才，袁文才有个同年出生的“老庚”（拜把子兄弟）王佐。袁文才、王佐在井冈山上各拉起一支农军，志同道合、彼此照应。
1927年10月初，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决定率余部上井冈山。恰逢贺敏学下山寻找党组织，与“三湾改编”的队伍相遇。贺敏学在袁文才、王佐与毛泽东之间穿针引线，后来才有了毛泽东、袁文才10月6日在大仓村会见，史界称之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标志性事件。
井冈山的革命如火如荼，斗争却异常残酷。1930年2月24日，袁文才、王佐被一些私心很重的红军负责人错杀。这一对32岁的生死老庚，做到了“同生同死”的指天盟誓。贺敏学闻讯悲痛欲绝，得知袁文才、王佐是被人冒充自己的笔迹写条子骗下山的，情同手足的挚友竟死于自己人制造的阴谋，他悲愤得难以自抑。
同年3月初，袁文才的妻兄和王佐的胞兄“反水”，存在了两年零四个月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守。10月，红军内部的肃反运动达到高潮。一些深谙斗争哲学、热衷制造纠纷的红军负责人借打“AB团”大搞逼供信。“富田事变”中，一大批红军官兵被杀，贺敏学也差点被杀。
这是一段黑暗的日子。这个仗义行侠的青年、曾经的国民党党员，在革命低潮时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的贺敏学，他怎么也想不通，党内的恩恩怨怨竟会导致大量的错杀。他为源自共产党内部的争斗而愁肠百结、痛苦不堪。
斗下去，讨回公道？那些引导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被自己领进革命队伍的，那些被错杀的，那些杀戮别人之后自己也成为牺牲品的，斯人去矣不可复生，这公道，还讨得回吗？
拉队伍，另起炉灶？不啻撕裂旧伤再添新痕，袁文才、王佐们一手创建的根据地，如同坍塌的土墙碎成齑粉，使我之更弱，敌之更强。这兄弟阋墙、亲痛仇快的炉灶，谁人垒得？
回家去，卸甲归田？知遇之恩也好，兄弟情深也罢，抱憾长天、拱手诀别，老子不干了！可是，红潮与白潮相互绞杀的战争，正像一把尖利的篦子在贫瘠的土地上搜刮，锐刺过后留下的，是更加荒芜的土地和饥饿的人民。哪里去寻一副足以埋头耕耘的犁耙？
那时贺敏学还无从知道，五年之后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重新执掌了动荡不安的革命航船。而就在此时此刻，在眼前，在残酷拉锯、黑暗吞噬的1930年，贺敏学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
26岁的热血青年吞下愁结、痛苦和血泪，选择了沉默。
贺敏学把自己拎出党内的混沌斗狠，他纵横于林莽，驰骋于沙场，在打击敌人中成长——如同六十多年后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贺敏学与项英、陈毅、龚楚等被留在中央苏区，迎接他的，是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2009年，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在其鸿篇巨著《苦难辉煌》中说，造就大英雄的时代，即是产生大叛徒的时代；有多少至死不渝的忠诚，就有多少鲜廉寡耻的叛卖。
1935年5月，中央军区参谋长，老资格中共党员，红四军前委常委，曾与毛泽东、朱德齐名的龚楚，经不住艰苦环境的考验，叛变了革命。他设计诱捕项英、陈毅。生死关头，贺敏学第一个跳起来掏枪与龚楚血拼！1936年春天，贺敏学被捕。大叛徒龚楚亲自审问他，贺敏学誓死不降。同年6月，贺敏学趁“广东事变”之乱逃脱，不料又被抓回。这一次，或许是因为龚楚尚存未泯之良心，或许是龚楚还想放长线钓大鱼，总之，贺敏学被放了。三十年后，这成了贺敏学在文革中说不清楚的事情。
贺敏学重获自由，他像漂泊的孤舟、离群的落雁，乞讨、做工，艰难地找党。一日走到粤赣两省交界岔路口，路牌标示往东，可回江西老家；往西，继续寻找项英、陈毅，但是，如同大海捞针，征途上有数不清的风雨困顿、凶险莫测。
贺敏学毅然向西走去。
一年多后，他终于找到项英，经严格审查恢复了组织关系。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人生的岔路口，项英、陈毅、贺敏学们经受着炼狱之火的极端考验，选择了浴血坚持；龚楚却背叛了革命。
在革命的岔路口，毛泽东选择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则使革命事业陷入绝境。“富田事变”中那些被错杀的红军官兵们，他们的目光时至今日仍与我们深邃相对，让我们感知锥心刺骨的痛惜，感知悲歌一曲的慨然。
相隔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回头再看，更见支撑贺敏学坚持到胜利彼岸的，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为此奋斗终身的执着，是不为所动专注于打击外部敌人而深埋痛苦的毅力。只有理解了那段历史的人，才能对处在那样一个特定关口的贺敏学们感同身受，对他们追随信仰的坚定意志肃然起敬，对他们在生死关头的抉择感怀不已。
在当下，在时代的岔路口，每一个人都在关注国家走什么路，自己走什么路。这是一场关联性极强的探索，互联网的参与使多元的声音尖锐而深刻，让我们猝不及防，难免惶惑。
人，不可以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人，永远无法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我的父母无数次讲起的贺敏学的传奇故事，能给大转型时期的人们带来一点点启示吗？
岔路口，人生命运的分水岭。“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人生无非就是选择，最重要的选择不过三五次。
我时常缅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老井冈”贺敏学。他既是我父母的老领导、同乡，又堪为兄长。在他诸多的传奇故事中，最令我血脉贲张的，还是他猝不及防被推到岔路口时的人生抉择。
那是1927年，毛泽东在秋收起义的途中第一次获悉，井冈山上有个叫贺敏学的共产党员。23岁的贺敏学重义气、讲友情，豪爽耿直、嫉恶如仇，在当地很有名望。贺敏学有个同窗好友袁文才，袁文才有个同年出生的“老庚”（拜把子兄弟）王佐。袁文才、王佐在井冈山上各拉起一支农军，志同道合、彼此照应。
1927年10月初，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决定率余部上井冈山。恰逢贺敏学下山寻找党组织，与“三湾改编”的队伍相遇。贺敏学在袁文才、王佐与毛泽东之间穿针引线，后来才有了毛泽东、袁文才10月6日在大仓村会见，史界称之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标志性事件。
井冈山的革命如火如荼，斗争却异常残酷。1930年2月24日，袁文才、王佐被一些私心很重的红军负责人错杀。这一对32岁的生死老庚，做到了“同生同死”的指天盟誓。贺敏学闻讯悲痛欲绝，得知袁文才、王佐是被人冒充自己的笔迹写条子骗下山的，情同手足的挚友竟死于自己人制造的阴谋，他悲愤得难以自抑。
同年3月初，袁文才的妻兄和王佐的胞兄“反水”，存在了两年零四个月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守。10月，红军内部的肃反运动达到高潮。一些深谙斗争哲学、热衷制造纠纷的红军负责人借打“AB团”大搞逼供信。“富田事变”中，一大批红军官兵被杀，贺敏学也差点被杀。
这是一段黑暗的日子。这个仗义行侠的青年、曾经的国民党党员，在革命低潮时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的贺敏学，他怎么也想不通，党内的恩恩怨怨竟会导致大量的错杀。他为源自共产党内部的争斗而愁肠百结、痛苦不堪。
斗下去，讨回公道？那些引导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被自己领进革命队伍的，那些被错杀的，那些杀戮别人之后自己也成为牺牲品的，斯人去矣不可复生，这公道，还讨得回吗？
拉队伍，另起炉灶？不啻撕裂旧伤再添新痕，袁文才、王佐们一手创建的根据地，如同坍塌的土墙碎成齑粉，使我之更弱，敌之更强。这兄弟阋墙、亲痛仇快的炉灶，谁人垒得？
回家去，卸甲归田？知遇之恩也好，兄弟情深也罢，抱憾长天、拱手诀别，老子不干了！可是，红潮与白潮相互绞杀的战争，正像一把尖利的篦子在贫瘠的土地上搜刮，锐刺过后留下的，是更加荒芜的土地和饥饿的人民。哪里去寻一副足以埋头耕耘的犁耙？
那时贺敏学还无从知道，五年之后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重新执掌了动荡不安的革命航船。而就在此时此刻，在眼前，在残酷拉锯、黑暗吞噬的1930年，贺敏学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
26岁的热血青年吞下愁结、痛苦和血泪，选择了沉默。
贺敏学把自己拎出党内的混沌斗狠，他纵横于林莽，驰骋于沙场，在打击敌人中成长——如同六十多年后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贺敏学与项英、陈毅、龚楚等被留在中央苏区，迎接他的，是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2009年，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在其鸿篇巨著《苦难辉煌》中说，造就大英雄的时代，即是产生大叛徒的时代；有多少至死不渝的忠诚，就有多少鲜廉寡耻的叛卖。
1935年5月，中央军区参谋长，老资格中共党员，红四军前委常委，曾与毛泽东、朱德齐名的龚楚，经不住艰苦环境的考验，叛变了革命。他设计诱捕项英、陈毅。生死关头，贺敏学第一个跳起来掏枪与龚楚血拼！1936年春天，贺敏学被捕。大叛徒龚楚亲自审问他，贺敏学誓死不降。同年6月，贺敏学趁“广东事变”之乱逃脱，不料又被抓回。这一次，或许是因为龚楚尚存未泯之良心，或许是龚楚还想放长线钓大鱼，总之，贺敏学被放了。三十年后，这成了贺敏学在文革中说不清楚的事情。
贺敏学重获自由，他像漂泊的孤舟、离群的落雁，乞讨、做工，艰难地找党。一日走到粤赣两省交界岔路口，路牌标示往东，可回江西老家；往西，继续寻找项英、陈毅，但是，如同大海捞针，征途上有数不清的风雨困顿、凶险莫测。
贺敏学毅然向西走去。
一年多后，他终于找到项英，经严格审查恢复了组织关系。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人生的岔路口，项英、陈毅、贺敏学们经受着炼狱之火的极端考验，选择了浴血坚持；龚楚却背叛了革命。
在革命的岔路口，毛泽东选择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则使革命事业陷入绝境。“富田事变”中那些被错杀的红军官兵们，他们的目光时至今日仍与我们深邃相对，让我们感知锥心刺骨的痛惜，感知悲歌一曲的慨然。
相隔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回头再看，更见支撑贺敏学坚持到胜利彼岸的，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为此奋斗终身的执着，是不为所动专注于打击外部敌人而深埋痛苦的毅力。只有理解了那段历史的人，才能对处在那样一个特定关口的贺敏学们感同身受，对他们追随信仰的坚定意志肃然起敬，对他们在生死关头的抉择感怀不已。
在当下，在时代的岔路口，每一个人都在关注国家走什么路，自己走什么路。这是一场关联性极强的探索，互联网的参与使多元的声音尖锐而深刻，让我们猝不及防，难免惶惑。
人，不可以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人，永远无法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我的父母无数次讲起的贺敏学的传奇故事，能给大转型时期的人们带来一点点启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