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 桑榆为霞别样红
老马卧槽
一九八二年底，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夏奇把我从岛上找到杭州，向我传达了中央军委的一个红头文件。军委规定，师职干部五十五岁一刀切，都要退出现役。
夏奇问我怎么办？他当时跟我讲，很快要成立武装警察部队，浙江省也要成立武警总队，问我愿不愿到武警总队当个副政委。
我跟他讲：“警察不干，我在野战军干了一辈子，不想当警察。”
他又提议，南京军区政治部、司令部都有调研组，正需要像我这样的，如果有这个想法，可以去当个调研员。
我说：“我不当调研员，也不当顾问，我愿意转业到浙江省工作，不当什么领导，当个宣传部长就行了。”
夏奇说，现在没有师级干部转业地方的政策，要不只能离休了。
我说，那就离休吧。
夏奇问我，在宁波，还是去杭州安家。
我说：“我家属子女都在无锡，我可不可以回山东老家安家呢？如果不可以就在无锡安家。”
夏奇说他吃不准，问问上边再答复我。
两天后告诉我说，可以回老家，上级按标准计发离休费、安家费。
我很快在省军区办理了离休手续，拿着组织上发的两万两千元的离休费和安家费，准备先到无锡，同家里人商议好，带着妻子女儿回山东老家。
没想到，到了无锡与妻女一商量，老伴与四个女儿没一个愿意回老家山东。说是在无锡生活习惯了，就在无锡安家好了。
我离休回无锡的这件事让无锡知道了，有人心里很不舒畅，特别“文革”期间个别跟着张春桥呐喊的人，心里有些虚，仍旧耿耿于怀。听说我要到无锡安家，就从中作梗，指示无锡军分区向南京军区提意见，阻止我回无锡。
南京军区一位首长答复：中央规定，部队干部离休后可以回原籍，也可以在本人所在单位驻地，也可以回家属子女户口所在地。王晏的家属和小孩在无锡，可以回无锡市休养。并强调说，无锡是国家的无锡，不是哪一个干部的无锡，更不是哪个人的世袭阵地。个人成见不能代替国家政策。王晏回无锡是去休息，不是去工作，也不会占无锡的领导岗位，还有什么可怕的。
进了无锡干休所后，我才从军区机关同志那里得知到这一情况。
有的人见阻止不了我进无锡，他们又在子女工作调动上使绊子。二女儿王爱平从军医大毕业后，原在南京军区后方医院当医生，“文革”中受我的牵连，医院叫她提前转业。我到宁波军分区后，爱平也转业到了宁波，在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当医师。她看我离休要回无锡安家，不愿一个人留在宁波，也要调回无锡工作。
她向无锡有关方面提出申请，无锡有关部门说我身边已有子女，拒绝王爱平办理调入手续。后来有人帮助她转到华东疗养院。华东疗养院是上海市的单位，地盘在无锡，他们干涉不了。但是在落户口的问题上，他们又卡住了，几经周折才落了下来。
接下来他们又在房子问题上做文章。政策规定，军队离休干部可在县城或大中城市的郊区买房或建房。无锡郊区房管局向我推荐荣巷镇有一处私人的房，长年无人住，有三百平方，独门独户，全部是木结构，要八千元钱。我同意买下了。郊区的房管局给我办了手续。后来，市里一位领导知道了，以国家没有政策为由，给我卡住了，没给这个方便。
回山东家人不同意，买房子有人作梗，最后，李文卿同志帮我进了六十军荣巷干休所。
房子的事过去了，我想这会儿该安稳了吧。一九八三年春天，无锡检察院来了两个人到我家，说是来了解关于钱松喦送我画的事。我告诉他们，钱松喦在无锡住了一年多，先后送给我四幅画，三幅写了我的名字，一幅写无锡市革委会的名字。我把存在屋里的三幅画，还有吴作人送我的一幅画都拿给他们看了。并告诉他们，钱松喦那幅没有我名字的画，送给山东水利厅厅长刘香芝了，他原来在二十七军工作，是我的老领导。
他们问：“为什么送给他呢？”
我说：“一九七三年春天，刘香芝到无锡来我家玩，他很喜欢收藏名人字画和文物。文革前，他把收藏的几十张字画捐赠给山东省博物馆。这次来无锡，他带了一个本子，托我请钱老为他画个册子。不巧的是，钱老和那几位画家都要回北京了，没有如愿。他说：‘你有钱老的画，送我一幅。’我把钱老和吴作人几位画家送我的画都给他看了，他说：‘有你名字的我不要，你把这幅没写你名字的送我吧。’我就把那幅画送他了。在破‘四旧’那个年月，这种事我不以为然。”
检察院的人说：“那幅没有你名字的画确实送人了吗？”
我说：“你们不相信可以到济南去调查，若不符实，我负一切责任。”
检察院的人说：“钱老的画很名贵，价值连城。”
我说：“现在是很名贵的，是不是价值连城我不太懂。”
检察院的人说：“这样名贵的东西，你应该把它要回来。”
我说：“不管名贵不名贵，既然送人，就不应该要了。那样太不讲礼貌，也有失人格。”
他们说：“那好吧，我们回去汇报再说吧。”
过了一个月的时间，那两位检察院的人又来到我家，对我说：“王书记，你别误会，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他们感到钱老的画太有价值了，送了人舍不得。我们已经了解了，那幅画的确是送给那位老同志了，还是想请你要回来。”
我说：“你们说你们来没有什么意思，你们检察院的人来我家办事，这不就很够意思了吗？!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那画在山东，证明我没有说谎。至于要回来的事，我绝对不会做。要想要，你们去要。假若我这样说，还有什么要追究的事，那我负一切责任。”
后来得知，那幅画他们真的去要了回来。那些小肚鸡肠的人热烈欢呼“镇馆之宝”回家了。
山东省那位老首长还特地打电话向我道歉，说太不应该了，给你添麻烦了。 帮所里办厂
一九八四年三月，我正式进了干休所。许多熟悉的人都羡慕说：“你们是有功之臣，这会儿也应该享受享受了。每月拿好几百块养老金，住这样高级的小洋房，国家这样照顾你们，老百姓心里服气。”
我自己心里想，真的就这样享受到老吗？当年入党宣誓时喊的：“不叛党，不出卖组织，保守党的秘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每次战前动员都喊：“只准前进，不准后退”，“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苦叫”，“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人在阵地在，流尽最后一点血”。这一切在我的下半辈子就不适用了吗？若是还适用，我自己怎样去实行？
这个思想在头脑里转了好长一段时间。
干休所的老同志，有的打算和老伴去开个饺子店，有的要写回忆录，有的上老年大学。
我不想干这些。但是，我不甘心坐吃等死。
后来，上级提出四句话：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四句话给休息的老同志指明了出路。
有一天，干休所的俞科方所长和杨靖海政委找到我说：“王政委，你在无锡市熟人多，帮咱们干休所搞点福利，老首长也好增加点补贴。”
这件事启发了我。我答应一定想法办。
不几天，山东省乳山县县委书记王志远，率全县的乡镇书记来无锡参观访问，要我帮助联系到前洲乡，参观乡镇企业。
前洲乡的西塘村那时是全国的先进典型，是全国第一个万元村。
我陪他们去了。西塘村的唐涌祥书记、前洲乡的于顺元书记十分热情，高规格盛情款待乳山的客人。乳山的客人参观了西塘，都说咱们那里一辈子也不能达到这个水平。
乳山县王志远书记对前洲乡很赞赏，要我沟通乳山的下初乡与前洲乡结为友好乡。双方一拍即合。当晚举行了仪式，无锡电台、报社去了一大帮记者。事情办得非常红火，非常圆满。
我趁这个机会向前洲乡于顺元书记说：“我们干休所有五十位老同志在那休息，所里经济底子很薄，你这里能不能帮助搞个小项目，增加一点收入，让老干部的生活宽裕一些。
于书记把唐涌祥叫来，对他说：“你帮帮王书记那个干休所搞个小项目，让他们所里增加些收入。”
唐涌祥爽快地说：“可以，我们明天到你那里去商量。”
唐涌祥改革开放之前就是西塘村支部书记和村长。发展起家时，是用他准备买一辆自行车的钱起步的。几年后，发展成全村人均年收入10000元的“万元村”，村里建起了毛纺织厂、棉纺织厂、漂染厂、印染厂、无线电厂、印染机械厂、发电厂，成为全国第一经济大村。
唐涌祥在娘胎生下来就有九斤重，人们就叫他阿长。他个子长得高，说话声音高，人的风格高，说一不二，说得到做得到。他为群众谋了那样多的福利，本人一身正气，一身干净，除了喝点酒，别无不良习惯，别无奢求。
第二天，他来到干休所，我请他到所部办公室，俞所长、杨政委都在等他。
因为提前大家都知道事由，坐下来他开口就说：“我那里有一个黑白电视机组装厂，我开了五年，每年有一百多万的利润。我今年打算年利润不到两百万的都要下马，把工人倒出来，用到别的厂去。这个厂厂房小，流动资金也少，我把它送给你们，厂里现有的组装件、设备、工具、操作台折合大概不到二十万元。我什么也不要，算我对老干部的支援。若是你们有汽车，派一辆汽车帮我给印染厂拉拉货，拉一年就行了。我给你们写个字据。”
说完，他饭也不吃回去了。
这件事全所的老同志都高兴。要办厂了，所里成立了经委会，协助所的领导管理工厂。成员有五个人：穆副政委、李副师长、崔副师长、晁副师长和我。分工我负责筹备资金，李副师长、晁副师长修建简易厂房，所长、政委招聘厂长和工人。
不久，房子搞好了，厂长请到了，西塘村的组装件、工具设备都拉回来了。
我先到无锡市人民银行，找我熟悉的一位行长贷款。他很热情，表明能办到的一定办。我说：“干休所办厂，需要贷款十五万元。”
行长说：“数不大，我们也应该支持。就是制度上地方行，不便向军队贷款。”我请他变通一下。他想了想说：“先贷十万，不要突破十万，以后再用再说。”
我很感谢他。第二天，所会计去办理了手续。
会计算了算，资金还不够，还需十到十五万。我提出两个办法：第一，所里老干部集点资，每人一到三千元；第二，我到二十七军找熟人再借一点。
我去宣化找到二十七军的工程团团长，他曾经给我当过通信员。他说，他们有不少的钱，就是财政制度不好办。他们政委说：“就咱们两个和会计知道，给办吧，不能叫王政委白跑一趟。”借了十万元。
我说：“你们放心，年底一定还账。”
厂房搞了大概有一千多平方的简易房、操作台。一切办妥了，款项预备齐了，所里请来了一位厂长。这位厂长我了解他，感到不太放心。我向俞所长说，要留心使用。所里同他订的承包制基本原则是：一年交所里多少钱，别的不用所里插手，也不许干涉。
这位厂长又聘了一个副厂长，全权负责电视机的生产任务。
一个多月厂里生产出一百台电视机，卖给了湖北、江西等地。这些地方经济还没起步，当时要买到电视机是很难的。我们厂的“红梅”牌电视机销到那里，牌子有名气，价格优惠，当时很走俏。
不久，湖北人找来了。说我们有的电视机，图像里的人是头朝下的，有的电视不敢动，一动就过电。要求退货赔款。
所里老干部和所的领导，哪一个也没有搞过经济工作，可以说百分之百外行。想管，也不会管。而且那位厂长还不允许管。
后来，这位厂长干脆摆几个人应付在厂里，他另找了一些人搞了个模具厂，在别处用我们的资金生产模具，很来财。所里去过问了一下，他答复说：“你们管这些干什么？反正我年终交给你们钱就是了。”
这个情况提到经委会，经委的人都是门外汉，有的想说说不到点子上，有的明知他不对，什么话也不说。
因为我们老干部没有办法阻止他，这个厂长又搞了发财的门路。他买通了上海一家显象管厂的头头，这个厂以出厂价卖给他显象管，他再倒卖到边远省份，一个显象管价格可以翻一番。那时全国没有几家显象管厂，上海显象管厂要在每一个显象管提成五元钱，作为回扣。这个厂长一年内还要招待显象管厂里中层以上的人员，包括他们的家属、子女，到苏州、无锡两地旅游五天。
这样，这位厂长基本上不装电视机了，厂房做为显象管的仓库，一天到晚倒卖显象管。老干部子女告诉我们，他这样做是违法的。
这天，他进了一千多箱显象管，库里放不了，在院子里堆了一大堆，用帆布盖着。我与崔副师长商量好，叫俞所长写了封条，新找了一把大锁，把厂房锁了，门上贴了封条。院子里的箱子也贴了封条。
第二天厂长来了，带着人要向外搬显象管。看贴了封条，仓库加了锁，把我和崔副师长找到了，开始讲软话，说已经与买户讲好今天取货，今天取不到要赔偿人家的损失。
我们两人不同意。
他见软的不行，说大话吓唬我俩。说我们侵犯他法人的权力，破坏他的生产计划，要负法律责任。还说：“你们这些老家伙，屁事不懂，还摆什么臭架子。”
崔副师长火了，说：“你他妈说什么屌话，你的嘴干净点!”
那厂长毫不示弱，还了句：“你他妈嘴干净点。”
崔副师长说：“你他奶奶，我揍你。”说着要动手。
我跟俞所长把他俩拉开了。厂长气呼呼地走了。晚上听人说到郊区法院起诉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左右，郊区法院一位副院长、一位经济庭的庭长来到干休所。俞所长把全体经委会成员找到所部会议室。
经济庭的庭长说：“本来应该是传你们到法院去，看在你们是老干部，我们不在乎这一点，特地到干休所来讯问。”
法院副院长说：“你们这些老同志，当首长当惯了，在部队里动不动就发脾气，使用纪律，现在不可以了，一切要讲法律。人和人都是平等的，你们不可以用纪律来压迫人啦。”
我说：“他是生产电视机的，没有权力倒卖显象管。我们为什么不能封呢？”
副院长说：“他倒卖显象管不对，你们也没有权力封。真的不对也要由我们法院依法封存。你们要赶快启封，再拖下去，你们要赔偿他的损失，要负侵犯法人权力的责任。我们这是调解，你们若是不听，我们就传你们到庭。”
法院的人走了，经委会的人有几位一言不发，有的说：“我当时感觉到你们给人家封了就不太合适。”
我向崔副师长说：“这件事是咱俩干的，咱俩负责办到底。但是我有一句话，谁也不要启封。”
第二天，我约张文治同志到上海，找著名大律师郑律本。正巧找到了他，我向他说了情况。
郑律师说：“你们干休所找的那个厂长是一滩烂糊，这种人你们找他，那不是正好上当。”
律师给我一张他的名片，说：“你们回去，如果法院再来找你们，你们就说封显象管是为了保护你们老干部自己的财产，这是自卫行为。如果法院要你们打官司，你把我的名片给你无锡xx律师就行了，他会给你办好的。这件事用不着我去，我也实在没时间去。”
我们从上海回来的第二天，郊区法院来人说，他们已经告诉那个厂长，法院不受理他的诉讼，叫他与干休所协商解决。
过了些日子，干休所的电视机厂黄了，把所有的东西收拾起来卖给李副师长山东老家的亲戚，他拉回山东开办了一个电视机组装厂。
我参与的这桩“老有所为”的事，就这样稀里糊涂结束了。
真可谓：劳民伤财，心中不愉快。
助人不得乐
一九八五年初，黑龙江国营农垦总局为了照顾几十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就参加革命的老战士的晚年生活，在江苏省宜兴市的太湖风景区建了所疗养院。
疗养院离无锡市有一百多公里。从黑龙江来疗养院，在无锡下了火车到宜兴交通不便。他们想在无锡建个招待所，这样来去的人都有个落脚的地方。农垦局的副政委邓灿，我在无锡工作时，因为他到无锡接洽事情认识的。他知道我离休了，找到我家，请我帮助找块地方。
我想，黑龙江农垦的同志全都是战争年代的老同志，打了几十年仗，全国胜利他们马不停蹄，跟着王震将军开发北大荒，为国家开创了个“北大仓”。我能为这些人干点事，也算是老有所为吧。
我把这个情况给俞所长说了。他说：“我们干休所东边和西边都有一块空地，若是能拿出一块，所里也可有点收入。只是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权力办理土地的事。”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你不是和李文卿很好，咱们去找找他。”
我俩马上到师部找到李文卿，那时他是政委。我讲了之后，李文卿说：“你们办就是了，你们干休所旁边的地也不能做别的用处了。你办了，也是为干休所谋利益。你们问问看他们需要多少面积，肯出什么条件，咱们再商量。”
找到邓灿，他说准备建一百个床位就够了。
大家计算了一下，一百个床位若是建房，需要三千到四千平米的面积。
俞所长说：“要是三千平米，东面那块地。”
我说：“那太好了，东面那块地干休所进出方便，也不影响干休所的活动。”
当时无锡市区土地每平米要一百到一百五十元，郊区每平米五十到一百元。按每平米一百元计算，三千平米需三十万元。
邓灿说：“钱多点少点不是问题，能帮我们解决了，我们就很感谢了。”
我们二人又找到李文卿，我把情况向他说了。他说：“你们不要要钱，让他给你们办点事。”
我说：“无锡这地方冬天没有暖气设备，咱们干休所能装上暖气就好了。这是一劳永逸的事。”
李文卿说：“我同意这个意见。你们征求一下老同志的意见看。”
第二天，俞所长先给穆副政委说了，穆副政委很赞成。接着又给其他几位委员说了，他们也都说好。下午，又向全体进所的十八位老同志讲了，大伙都很高兴：“这太好了，有了暖气，冬天再不用遭那份罪了。”
大家都同意了，再与邓政委协商。
邓政委同意安装暖气。这样，他们的招待所也可以一起安装。他请我们的设计人员测量一下干休所居住面积，计算一下需要的资金。我说：“按上级的计划，这里是五十户，再加上工作人员，大概六十到七十户。这里的面积跨度比较大，用料肯定会多的。”
邓灿说：“不管它，我们的目的是出于把事情办成。王政委，我谈大体意见做基础，你看怎么样？”
我说可以。邓灿提出以下两点意见：
(一)农垦局建招待所需要三千平米地，由干休所提供；
(二)农垦局为干休所五十到六十户家庭安装暖气。每年供气一百天，每周供一次洗澡水。干休所存在到什么时候，暖气、洗澡水供给到什么时候。
按照这个意见，我们请工作人员制订具体方案，报师部批准。
方案很快批下来了。暖气在十一月前就安装好了。当年的冬天就送气了。
但事情又节外生枝。无锡有两家干休所，听说六十军干休所安装暖气，不知道他们出于何种动机，把此事给南京军区营房部打了小报告。
营房部派人来到我们干休所批评指责了一番，令拆除暖气。
干休所老同志们在这件事上，思想是百分之百的统一，步调也是一致的。大家都来到所部门口，齐声高喊：“我们不拆，看他哪个敢拆!”
经委会的几个人拿不出办法，我说：“我和所长、李副师长去南京找聂司令去。”
按规定，干休所的汽车不准跑长途，我们违例开车到了南京军区聂凤智司令的住处。聂司令身体不适，在屋里休息。见到我们三人，问我说：“王晏，有一年多不见了，你来有什么事吗？”
我向他介绍了李副师长和俞所长。我说：“我八四年已进干休所了，住的是六十军的干休所。”接下来，把暖气的事如实向他报告了。
他叫夫人贺敏给后勤部长打电话，叫到他家里来。后勤部长很快来到了。
聂司令问：“六十军干休所安装了个暖气，你们为什么要他们拆掉？”
部长说：“总后有规定，江南部队没有取暖设备。”
聂司令说：“我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的办公室、宿舍，不是都有暖气吗？我们不也是江南吗？”
部长说那是过去军事学院安的。
聂司令说：“不管是谁安的，不也是暖气吗？他们干休所都是些老同志了，年纪大了，有个暖气不是个好事吗？再说，他们也不是用公家的钱，有什么不可以呢？你们怎么可以叫他们拆掉呢？这不是我们党的作风嘛。”
部长还要强调别的干休所反映，他们不好答复。聂司令说：“你就说我说的，不管哪个干休所，他们有这个条件，都可以装暖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随着开放改革，一些干休所通过不同的方式都为所里创造些收入。有一个干休所，上海开发商在他们院里造了一个六、七层的宾馆。开发商留了五层，给了干休所一层，干休所可利用这层楼一年赚不少钱。
我们干休所有的老同志向所里提出，为什么黑龙江的房子不给我们留一层？这是哪个人搞的？肯定他们有君子协定，得了好处。要黑龙江一定给干休所一层楼面。
这时候干休所的经委会已不存在了，所里的领导也更换了。事过境迁，听说交涉了好长时间，黑龙江方面就是不答应。后来，找到农垦总局，问题也没有解决。
最后诉诸公堂，法院判定：
(1)干休所拿出三十万元，黑龙江让出一个楼层；
(2)双方等到二○二○年，黑龙江无偿地把房子送给干休所。
通过为所里办厂和农垦局建招待所这两件事，我感受到想在干休所办点事，是不太可能的。干休所不是连队，不是家庭，更不是托儿所。有的老同志离休后首长脾气没有改变，凭着主观随意性不行，凭着长官意志不行。
从这以后，我不再参与干休所的事了。
《中华老年报》当记者
一九八八年下半年，邹世勇离开了《中国老年》杂志社，受聘到《中华老年报》编辑部任副总编，并聘任我为报社的记者。
《中华老年报》行政上归中国老龄委管辖，这是我国第一份专门反映老龄工作的报纸，开始为周刊，后改为日报，比杂志的信息量大，出版的周期短，十分受老年人的欢迎。
在《中华老年报》当记者的这段时间里，受报社委托，我常到军队、地方做一些知名人士和单位的采访。
那年，我又去北大荒采访一些老战士。农垦总局的邓灿政委很重视，派一位副局长和工会主席、老干办的科长陪我一道到管局、农场去采访。我又结识了不少先进的老同志，并交上了朋友。
饶河农场位于乌苏里江边，离珍宝岛不远，那里驻着沈阳军区的一个“边陲英雄连”。我到那里时，沈阳军区政治部正在那里拍英雄连的电视纪录片。当他们知道我是解放军的离休干部，还是《中国老年报》的记者，非要叫我给英雄连做报告。拍电视的同志说：“不要说多少话，问个好，说几句鼓励的话就行了。我们作为一个情节录下来，也就很好了。”
这个新闻片是向中央电视台推荐的。两天后，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无锡干休所的同志不少看到了。我回无锡，他们说：“你真行，跑到乌苏里江英雄连去，都上了中央电视台了。”
连队还邀请我参观他们的岛上家园。整个宝岛壮严、整齐、美观。岛上有花园、菜地，还有“北京路”、“上海路”、“沈阳路”。连长问我想不想游乌苏里江。我说允许的话，可以游一下。他叫驾驶员开了快艇，在乌苏里江心分界线的我方水域，开快艇跑了三公里又返回。在我们的快艇起动时，苏军也开出一只快艇，尾随在我们的后面，在分界线一侧约二百公尺跟进。双方在不友好的情况下，这是必须的。
连长还告诉我，平时双方若有事商议，就升起专用的旗子。对方看到升起旗子，就会驾着快艇过来。
饶河农场的书记托工会主席对我说，请我帮助找一部分医生，到农场为职工和家属治病。这里第一是老少边穷地区，条件困难；第二是边疆，时刻准备打仗，原来的医生都走了。若是有人来，长期短期都行，一切都是优厚待遇。医生每月一千元，主任每月一千五百元，吃、住、行都由农场负责，来去路费按飞机票价报销。
我说：“请放心，我一定记住这件事，一定办到。”
无锡一○一医院解放前是侵华日军一个混成旅的野战医院。解放后是苏南区的医院，六、七十年代归属二十七军做野战医院。因为工作关系，院里许多领导和医生我都认识。文革时期，一○一医院不少科室主任、医师参加了军管会工作。
我从黑龙江回来 ，打电话给医务处主任孙秉智同志，他也参加过军管会工作。
我把饶河的事对他说了。他很兴奋地说：“太好了，我们休息的一些主任都想找个地方干点事。今天下午我就去联络，明天上午我把联络的人一块带到你家来。大家一起商量。”
第二天上午，孙秉智带来四个同志。一个胸科马主任，一个外科郭主任，一个五官科史主任，一个妇幼科孙主任，再一个就是他自己，是搞内科的。因为大家都是熟人，话说的很投机，也很热烈。最后定下来一切按照饶河提出的条件办，到了黑龙江后，先同他们签订一年的合同。并要我陪他们一道去。
我说：“我当然送你们去，到那里我就回来。”
我们乘火车到佳木斯总局。佳木斯总局派专车送到饶河。到了农场，全场职工夹道欢迎。书记说，饶河农场几十年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热闹了。
农场专门为医生找了一个独院，里面有两幢房子，一幢五间，医生每人一间作为宿舍。屋里有炉子，还有暖炕。冬天在里面工作、学习、睡觉，都不会冷。还有四间房子做为诊断室。伙食上征求医生自己的意见，可以五个人自己起伙，也可以到食堂去吃。总之，在生活上安排得十分周到。
五个主任给农场带来了福音。这个农场一千多人，多年缺医少药，许多职工有些常年的病得不到治疗。特别是妇女们，从来还没有个真正懂妇科的医生，为女职工检查治疗。妇女有时生育时遇到难产，什么法子也没有，只能听天由命啦。
五位医生一年中治好了不少职工的老毛病。他们为场里职工普查了身体，为所有的女职工建立了健康档案，为全场的儿童做了体检，建了健康档案。还为场里办了短期医训班，培养了一批能懂得一般疾病检查和治疗的医务骨干。
一年里，他们还多次被请到饶河县医院，去为干部和群众会诊治病。饶河县政府也多次请求，帮他们县聘些医生。
合同期满了，农场挽留几位主任。主任们说：“等回一○一以后再帮助找别的同志来。”
五位主任有兴而去，载誉而归。他们到了祖国东北边陲，饱览了北国风光，开了眼界，感受到了北大荒老兵们的火热情怀。同时，也为自己的晚年增添了光彩。
王法所在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无锡市南长区区委书记杨菊芬和区法院院长朱仲达来到我家。他二人文革年月都是我的革命战友。
朱仲达说，他们区商业局从成都军区军人服务社进了一批茅台、五粮液、郎酒等名酒，在无锡市场上销售时，工商局检查说这批酒是假酒，禁止出售。商业局要损失一百来万元钱，并有几个人受了行政处罚。南长区几次派人去成都军区交涉，部队供销社和有关部门都不理睬。
杨菊芬书记说：“南长区商业局是个小单位，经受不起这么大的损失。听说尤太忠军长现在是军委纪委书记，请王书记找尤军长关照一下。”
我接受了杨书记的要求，答应亲自去请尤军长帮忙。朱仲达要同我一道去北京，我说不要，我一个人就行了。
第二天，我从硕放机场乘飞机到了北京。到了军纪委，尤军长在广州家里休息，秘书打通电话，我讲了事由。他说：“可以，我在成都工作过，他们都认识我。我给成都纪委打个电话，告诉你是什么人，叫他们接洽你。你去那里直接找他们书记。”
几天后，我同南长区法院院长、商业局副局长、刑警队副队长及三个队员，到南京乘飞机直飞成都。到了成都，我们住在无锡驻成都办事处。然后，与成都军区纪委沟通，约好第二天到成都军区司令部会议室会面。
第二天，我们到了司令部会议室。迎接我们的有司令员中将，纪委书记少将，军区副政委少将，政治部主任少将，后勤部部长少将，西藏军区司令员少将、政委少将。其他大校、上校坐了一大圈儿，好一派气势。
中将很严肃地说：“我接到军委纪委的指示，感到很恼火，很惭愧，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不向我报告，搞得我们这样被动。要严肃追查。”
接下来，纪委书记讲：“现在已查明，这件事是西藏军区驻成都办事处搞的。”
中将司令问：“西藏的司令来了吗？”
西藏少将司令站起来说：“来了。”
中将司令说：“你们要严肃查办，有一个算一个，都要严办。”
接着，好几位将军、大校、上校做了检讨。
最后，军区纪委书记说：“这件事无锡的同志来过几次，我们有关部门没有认真对待，我们向无锡的同志表示道歉。请你们放心，我们一定按照军委纪委尤书记的指示，尽快地搞好这件事，把它处理好。”
我们向军区首长道谢之后，回到了办事处。无锡来的同志说，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
一位刑警队员陪同我提早回了无锡，那些人还留在成都与军区的同志协同办案。据说，与案件有关人员，有的外逃了。在成都市公安局的配合下，案件很快了结了。
一桩一百万元的案子竟然通了天，竟然惊动了这许多的将军，竟然这样高速优质地结束了。
这是军委纪委的王法所在。
守望庄园
大外孙女庄园是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生的。
当我刚接到离休命令，二女儿爱平仍在宁波住，婆婆一家住镇海区，相距比较远，她生庄园时，老伴儿就到宁波侍候她。后来，我回无锡安家，爱平也执意要回无锡，她爱人庄伟民的父母不同意儿子离开宁波，在两全不能其美、两家不能兼顾的情况下，两人商定协议离婚，爱平带着小庄园离开宁波回到了无锡。
家里已经十多年没有小孩子了，加上我离休在家，小庄园的到来，使得家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八四年进所后，老伴儿就把庄园带到了干休所，从咿呀儿语，到姗姗学步，她一时一刻也没离开过我和老伴儿。能听懂话了，就开始教她识字，能走路了，就送她去最好的幼儿园，该上学了，就四处找人联系条件好的学校送她读书，每天接来送去，风里雨里，总是乐此不疲。园园逐渐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看到她快乐健康的成长，我和家里人心里都十分高兴。由于自小生活在我们家，由我和老伴儿一手带大，园园对我们也有着特殊的感情。
一九八九年国庆节，庄园六周岁了，庄伟民从宁波到无锡看她，园园对爸爸接触不多，对他感情不深。吃午饭时候，庄伟民跟她讲，要带她回宁波看看爷爷奶奶。这件事他事先也没同我商量，午饭后，就领着庄园与家里人道了再见，回了宁波。
当天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园园六年来还从没有离开这个家，从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视线，就这样跟庄伟民去了宁波，我咋想咋不放心，等到早上四点钟我起了床，谁也没告诉，就只身一人去了火车站，先坐火车到上海，又从上海转车当晚到了宁波。在军分区招待所住了一宿，第二天，向招待所长要了一辆吉普车，心急火燎地坐车直奔镇海。
到了庄伟民家里，庄伟民的母亲很热情地打招呼，同时，跑到屋里喊园园：“阿公来了，园园起来吧。”我发现园园腿上有块青，忙问怎么回事，庄母讲是带她滑冰时摔着了。我心想，她从没见过滑冰，怎能叫她滑冰呢？我好一阵心痛。庄母要给我做饭，我说已经在招待所吃过了，准备带庄园到外面玩玩，叫园园吃吧。
庄母有些重男轻女思想，爱平生下园园后，她见是女孩心里有点不乐意，我因此担心园园在他们家里受委屈。庄母知道拦不住，只得与孙女道了再见。出门后，正好遇到庄伟民从外面回家，我告诉她家里人对园园放心不下，这就把她接回去。
上街回到招待所，叫招待所给买了下午三点到上海的火车票，我就带着园园到附近的月亮湖儿童公园玩。到了公园不久，园园说她要小便，我就帮她脱裤子，裤子还没脱下来，她就都尿在裤子上了。我赶快带她回招待所。当时是秋天，而且没太阳。我担心园园穿着湿裤子受了凉生病，回到招待所，把她尿湿的裤子脱下，用被子把她围在床上，当时招待所还没有暖气，我就将裤子拧了半干，我躺在床上，把潮乎乎的裤子贴在肚子、胸脯上捂着。捂了有一个钟头，裤子有半拉干，给她穿上，叫驾驶员送到火车站，买了些路上吃的东西，领着她上了软席车厢。
晚上十一点到了上海，一打听去无锡只剩一趟上海始发到安徽淮北的火车。这趟车做生意的人特别多，车上拥挤，走路都不好走。我要去买火车票，从出站口到售票处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我找到列车员跟他讲，我带着外孙女回家，可不可以上车再补票？列车员见我穿着军装，我又给他看了离休证，列车员就同意了我的要求，上了火车，他把我领上了软席车厢。软席车厢这时候也挤得满满的，我抱着园园站在走道上。有个军人让坐给我，我才坐下了。
到了无锡已是凌晨三点多钟了。这时候市里的公共汽车全停了，也没有三轮车，干休所那时候还没有汽车，也没有电话，无法与家里联系。只得领园园走着回荣巷干休所。
从火车站到干休所有十公里的路程，我背着园园走一阵，让她骑在我脖子上走一阵，再休息一会儿，歇一阵。怕她路上睡着了感冒，又一路给她讲故事。四点多钟，才蹒跚着回到了家里。我敲门时，女儿开了门，见我疲惫地背着园园进了家，一身大汗，又是惊喜又是埋怨，报怨我不该这样急着去宁波，也不同家里打声招呼，家里人着急得够戗，到处打听，别的地方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会去宁波接园园。
大家七言八语地，老伴说：“你把园园接回来干什么？她在宁波不是有她爸爸、爷爷、奶奶，他们还能不关心她吗？你把她接回来，肯定他们不高兴。”
女儿说：“家里还有这么多的外孙、外孙女，还不够你操心的吗？为什么非要把园园接回来？再说，你让她在奶奶家住几天，她爸爸还能不送回来吗？”
小女儿说：“你天不亮走了，也不告诉到哪里去了，我到干休所去打听，干休所也着急了，弄的所里四处找你。”
这件事还真惹出一场小小的风波。
过了一个星期，园园的爷爷写来一封信。信上说：“王政委，自从你把园园接走，我们几个人心里都难过。庄伟民一天到晚呆呆地坐着，不吃、不喝、不困，像得了呆病，我们很抓心。我和老伴想，园园是你的外孙女，也是我们的孙女，你喜欢她，我们也喜欢她，我们也应该享受天伦之乐。我们邻居都说，这个外公舍格(怎么)这样粗暴，话不说一声，把外孙女抢走了……。”
收到这封信，我明知做的不妥，但毫无检讨。给他们回了一封不太礼貌的信：
我说，第一，我把园园带回来，是为了再培养几年，到她能上学的时候回到你们身边，我不会掠为己有。第二，你们说你们也应享受天伦之乐，我要问一问：园园在襁褓里的时候，园园在摇篮里的时候，你们怎么没有想到天伦之乐的事呢？现在她长大了，懂得事了，讨人喜爱了，你们想起天伦之乐了。第三，庄伟民说我关心园园，为的图报答。这是屁话，等园园长到二十多岁，大学毕业了，她有能力报答我的时候，我已经八、九十岁了，或许已经到马克思那里去了，我还能图到报答吗？!这就是中国有句俗话讲的，好心不得好报。
对晚辈人这种与生俱来的舔犊之情，他人是不能理解的。从园园上幼儿园、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我都天天接送。直到后来她到上海读大学，每年放假，基本上我还是到火车站迎来送往。
外孙女园园同其他家人一样，都是我不变的牵挂。
大洋彼岸的思索
我四女儿爱军一家一九八九年定居加拿大。一九九九年七月至九月、二○○四年六月至十月，我先后两次赴加拿大探望，期间还取道去了美国。探亲期间，我游览了北美地区的一些知名要地，亲身感受到了北美人生活的富裕和西方科技的发达，开阔了视野，增长了不少新知识，同时对一些社会问题也产生了新的思考。
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国内英语、法语同是国语，行文使用法语。四女儿爱军与爱人过利平是东吴大学(即现在的苏州大学)同学，一九八八年，过利平到加拿大麦杰尔大学攻读国际航天航空法的硕士研究生，爱军到加拿大开始是陪读，后来在蒙特利尔大学攻读法语，两人相继都取得一定的学位，于一九八九年正式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定居。
加拿大堪称是一个富有、文明、法制和安定的国家。
加拿大经济发达，福利工作做的非常好。只要取得了该国国籍，不管是本土人，还是外来移民，享受同等物质分配权力，享受同等福利。在医疗方面，加国具有世界一流的医术、一流的条件、一流的保障体系。凡加拿大居民，从出生到死亡，不管得什么病，也不管用什么药，从入院到出院，病人只需在办理入院、用花手续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所有费用都是全免的。救护车打个电话，随时叫随时到，得什么病就会直接送到什么科，及时便捷。我女儿有一个上海的朋友，小孩在加拿大得了骨癌，病情也很严重，明知治不好了，但是医院仍坚持不懈地治疗，住院期间花了三十万加元的治疗费，全由国家支付。
加拿大是一个低出生率的国家，地广人稀，土地面积列世界第二位，人口却只有三千万。为鼓励居民多生孩子，加政府规定，每生一个孩子，每月给予一千加元的生活补助；生两个孩子，每月每个孩子给予三千加元的生活补助，生三个孩子，每月每个孩子给予五千加元的生活补助。领取这些生活补助费，一家几口人不用上班，也会衣食无忧。我一九九九年到加拿大，爱军邻居是家印度人，有天去接我外甥过洲舟，我碰到他们，他们也是去接上学的孩子，男的手里领着一个孩子，推着小车，车里坐着一个孩子，身后又跟着一个，妻子腆着大肚子又怀着一个，听说，加起来一共生了四个孩子，夫妻俩没有职业，靠四个孩子的补助过日子。政府很注重弱势群体的生计，确保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有衣穿，有饭吃。
我女儿住在蒙特利尔的处女岛上，这是个富人区。岛上基本上都是加拿大人，也有少数中国移民，台湾、大陆都有。我早上五点钟出门运动，每天都能碰到一对中国大陆移民，他们孩子有工作，也有收入。但中国人的本色爱劳动，不肯闲着。他俩每天各推一辆超市里那种购物推车，早上四点钟出门，沿处女岛的主要大街转一圈，每人都能捡满一车废品，都是居民放在门口装在袋子里的易拉罐、厚纸盒等。车子装满了，送到超市，把捡来的东西按照标识投进很大的铁箱子里。搞完了按一下键，钱和花票就出来了。完事后，再回家吃早饭。他二人对我说，每天都能有三十到五十加元的收入。
加拿大居民有较强的文明素质，当地人性化程度非常高，时时处处都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汽车在大街上穿行时，发现前面的斑马线上有行人通过，不管是红灯或是绿灯，都会主动停下来等行人穿过马路后再通过。有几次，我随女儿到街上办事，过斑马线时，我们停了下来，迎面来的汽车也停下来，我们摆摆手示意汽车先通过，司机总会友好地道声“谢谢”。他们的交通法规定，闹市不准超车，绿灯亮了后，并排的几辆车谁也不抢线，不抢道，摆摆手让别人先行。
看得出来，这已成为市民的一种生活习惯，自律意识能够到这种程度，决非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建立在市民充分自觉、法制比较健全的基础之上的。二战之前，加拿大社会秩序也比较乱，二战后，政府着手整治，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到了目前这一程度。加拿大在市场上的个人收入调节税比较普遍，在税收上也有一套十分完善的制度，他们的政策是“富人养穷人”，一方面富人办起了厂子、农庄，给穷人提供就业岗位，提供肥料、土地等生产原料，提供创造价值的机会，另一方面，高消费群体、物价高的商品交纳调节税要比一般物品多得多，富人纳的税要比穷人交的税多出好多倍，以此来调节贫富间的差距，以此来不断健全社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很大程度上，应该说他们的文明程度是建立在纳税人广泛自觉的基础上，无论什么人干什么事都要在税法的控制之下，有资金往来就会有税收扣除，应纳的税全部打在商品售出价中，从源头上杜绝了偷漏税款的行为。商品不同，纳税的税率高低不一样，买房子最高要交20%的税，房子档次越高，售价越高，交的税就越多。在他们的国度里，纳税人就是上帝。
加拿大人的环保意识也非常强，高速路两旁，随处可见保护动物的显示牌，汽车在路上遇到牲畜和野生动物，汽车司机会老远把车停下来，下了车把牲畜和动物赶走再开车通过。加拿大国内不到三千万人口，但境内却拥有成千上万的湖泊，每人能平均摊上一个。他们那里盛行钓鱼。他们把钓鱼作为一种运动项目，而不仅仅是娱乐，而且有钓鱼法。法律规定：每个垂钓者每人一只杆，钓鱼的人不可以离开鱼杆，要去办事必须把鱼杆收起来。什么季节在什么地区钓，什么季节何种鱼类处于繁殖期不能钓，都有明确规定。钓上来的鱼小于一百克的不能带走，要放回水中，等长大后再钓。
一九九九年那次去加拿大，有次正赶上爱军他们放长假，过利平办理了去美旅行的手续。我们用了四个小时的行程到了海关，签证后来到了美国。先后去了华盛顿、纽约、维多利亚、费城、大西洋城，感到城市的建筑风格与想像中的不大一样。美国境内高速路多，森林覆盖面积大，艺术造型到处都是，像是走进了一个博大的古代艺术殿堂。
在女儿、女婿及外甥的陪伴下，我先后参观了联合国大厦会议厅、安理会大厅、美国胜利纪念塔、五角大楼、白宫、美国华盛顿总统塑像、林肯总统塑像、自由女神雕塑、大西洋海岸、大西洋赌城和尼加拉瓜大瀑布。
在纽约，我们参观了露天博物馆，那里陈列了美国近代发生的历次战争。我特地在朝鲜战争场景前驻足凝神，看了一会儿，美国人毫不回避矛盾，客观地将美、朝、中三方投入战斗的情况陈列出来，既有他们值得炫耀的胜仗，也有战场上的失利行动，还有朝鲜战场的极度残酷性，以及对人类文明的无情摧残。
我们还专门去了美国人为之自豪的标志性建筑物----世贸大厦双子大楼。在楼下往上看，只觉得双子大楼楼宇参天，直插云霄，坐电梯到了楼顶才发现，楼顶非常宽敞，上面建有电影院、电子游艺厅，透过那里的望远镜，可以俯视纽约全城。
可惜的是，两年后的“9·11”恐怖袭击，将这里化为一片瓦砾，让全世界的人为之震惊。听说现在又在原来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新的大楼，其高度仍为美国之最。如果我能够再度到美国故地重游，再度登临大洋彼岸的世界之颠，我想肯定会有一番新的感觉在心头。
守住本色
上级为离职休养的老干部提出了一保本色、二保长寿的“两保”要求，这既是对老同志的关怀，也为老同志提出了新的要求。毛主席讲，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保住革命人的本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一辈子的事。
在保本色上，我们这些退下来的老同志多数都经历战争艰苦环境的磨练，经历过生死的考验，也经历过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应该说，思想上、政治上是不会出现什么原则性问题的。但是，退下来与在岗位上比，情况不同了，失去了昔日的官场、地位，离开了政治舞台，失去了前呼后拥，远离了笑脸和掌声，这本身对老同志们来讲就是一次更为严峻的考验。
作为老同志，要经受得起这种人生境遇的考验，我感到，有两方面必须把握好：一方面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既然是休息了，离开了官场，不是官了，思想上、行动上就不能再有“长官思想”，不能还是端着官架子放不下来，不能凡事以我为中心，甚至对他人指手画脚，评头论足。在干休所休息的都是老同志，大家没有高低尊卑，不分远近亲疏，彼此应当多理解。对待所里的工作人员，也应同志相待，相互多些尊重。另一方面要摆正自己的心态。人虽然休息了，职务虽然休息了，思想觉悟不能休息，水平素养不能休息。时代也在不断地发展变迁，老同志应当保持灵敏的思想嗅觉，在政治思想上不服老，永远保持一棵年轻的心，像以前歌里唱的那样：“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在政治待遇上不去和高官攀比，生活上不同大款、名人比，能够泰然处之。
在我的政治生涯和人生之旅中，老首长、老领导许世友同志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我感到，在理想信念、道德操过上，他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许世友是名闻天下的一代战将，他一个大别山区苦穷人家的孩子，走上革命道路后，长期在我们胶东领导军事斗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斗中，又先后担任我所在部队的纵队司令、兵团司令。一九六九年春到一九七四年底，我先后任无锡市革委会副主任、主任，无锡市委书记，许世友当时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江苏省委书记，我有幸在许世友将军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六年，工作中结下了十分浓厚的友谊。我十分敬佩他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人民的高尚品德，敬佩他无私无畏、刚直不阿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敬佩他渊博的才识和丰富的智慧，敬佩那雷厉风行和艰苦朴素的作风。
二○○一年农历十月一日，我专程到河南信阳许世友将军的墓地扫墓。在新县的许家冲，我站在许世友将军墓前，当服务员点燃了两串一千响的大爆竹之后，我把一瓶茅台酒敬献完毕，又深深地行了九十度的三鞠躬。顷刻，往事随着热泪涌上心头。我为许司令赋词一首《颂》：
“一代名将许世友，
沙场无敌手。
战士魂，
呈风流。
峥嵘岁月搏激流，
力挽逆水舟。
功盖世，
垂千秋。”
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许世友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他的座谈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曹刚川，刘华清、迟浩田、张万年，中央军委委员李继耐、廖锡龙、乔清晨、靖志远，南京军区司令员朱文泉出席会议，郭伯雄副主席做了重要讲话。郭伯雄高度赞扬许世友光辉战斗的一生，称他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在六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对党忠心耿耿，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襟怀坦白，爱憎分明，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优良政治品质。
政声人去后。我想，这是党和人民对许世友这样一位伟人最科学、最公正、最恰当的评价。
人生如同大海行舟，看似平稳，船下却布满了险滩、激流和漩涡。特别处于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时局飘摇不定时，自己更应坚持操守，坚守信仰，否则一旦失去了定力，乱了方寸，人生航向就会发生偏离，就会被无情的海水卷进去、吸进去，将人生之舟颠覆，落个葬身大海的可悲下场。文革中，也不乏这样的匆匆过客，有的为权，有的为名，有的为利。有的还是我很好的朋友和同志。
我的一位老战友，是我军有名的战斗英雄，战争年代立过赫赫战功。许世友司令十分器重他、栽培他，将他由一名营长提拔培养当了团长、师长、军长，直至走上大区领导的岗位。平时他本人与许司令私交很好，因工作关系，我在许司令家中也不止一次地碰到这位战友及夫人，与许司令一家过往甚密。然而，风浪一来，为了一己私利，这位英雄战友却对有恩、有情、有义于自己的老首长反戈一击，争先恐后地反对许世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在一次重大会议上揭批许世友，上午揭了三个小时，下午又接着批了四个小时，编造了一些不符实的事，炮轰许司令，许多熟悉的同志甚为震惊，遭致大家的鄙视。
这位英雄战友到了晚年，社会上“香功”大流行，他又转脸成了“香功”的卫道士，四处发号施令，陪着香功大师到部队传“教”，蛊惑人心，并且还要收取费用。后来，他自己也修身得道，也能发功治病了。一次他来到我们干休所，同他过去在一个单位工作过的几位干部见面，让干休所的所长把我也叫去了。席间，他向大家讲了许多香功的法术。他还讲，有次他在家中发功，女儿从外面回家，走到门口大声喊道：“爸爸，你身后怎么起火啦？”他说：“傻孩子，哪里是起火呢，是我发的功嘛！”
在干休所，他问大家：“你们谁有病？我给你们发功就都治好了。”一位干部的夫人讲她患有颈椎病、胃下垂和失眠症。他说：“我来给你发功治好。”接着，他取出一支钢笔，又取出开处方的便笺，把钢笔拿在手里，向左面转几圈，再向右转几圈，朝着处方点了几点，在处方纸上写了几个字，把它叠好了，交给那位夫人，嘱咐道：“你白天把它装在上衣口袋里，晚上睡觉时压在枕头下面，这样做十天，你的一切病就会全好了。”
在场的人以惊奇的、怀疑的目光注视着他。
散场后，路上有的同志说：“他是不是神经有毛病了。”
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一个中外闻名的大英雄，一个我军的高级将领，生死关、荣誉关都过来了，竟然被“香功”的歪风吹昏了头。如此看来，老同志保本色的确是件大事。
有人跟我讲，“文革”中我“亏”吃大了，假如我当初随老部队北上，假如当初我远离了无锡的是是非非，也许情况会好一些。退一步讲，我一九六八年已经副师了，在无锡市任职时又处于那样的潮头浪尖，与许世友、李德生等交往较深，与迟浩田又是同期战友，以当时的条件，顺水推舟，怎么也能再提个一官半职。即便不调整职务，离休后调一个行政级，享受一下正师的政治待遇应该问题不大，但我没有那样做，三十八年仍固守着“副师职13级”的政治待遇，自得其乐。对失去的东西我也很少再去想它，既然已经失去了，自己再为这些事情忧虑伤神，失去的恐怕更多，损失恐怕会更大。即便有些东西得到了，又能怎样？无非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而已。与其这样张嘴向人伸手得到，我宁可不取。
人生一世，担当了身前事，何计身后评。
王永贵烈士
王永贵是我的堂弟，他是我二叔父的大儿子。他生于一九二九年九月，生下的第二天，母亲因产科的病死去了。
当时，我们家还没有分家，正巧我母亲生的一个女儿不满一岁因出天花死了。母亲就把二婶撇下的男孩抱来当成自己的孩子养起来，我爹给这个苦命的孩子取名“王永贵”，乞求上苍保佑他一生平安富贵。
王永贵就吃我母亲的奶活下来了。
一九三三年，我们家分家，我二叔父又娶了个妻子，也生了一个儿子，他们没有把王永贵带走。王永贵仍由我母亲养着。
到了一九三五年，王永贵六岁时，在本村小学读书四年。后来日本鬼子打到胶东，学校停办了，他就回家跟着我叔父干点零活。
一九四三年，我父亲去世了。之后，我也参军离家了。家里没有劳动力，叔父为了报答我母亲对王永贵的养育之恩，让他到我家帮助我爱人照料家庭。
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开始，王永贵响应政府号召，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十三纵队，先后在部队当战士、班长、排长。
一九四八年九月，在解放济南的战役中光荣牺牲。部队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二○○年，我和老伴在家乡为王永贵立了一个纪念碑，让我家的后人纪念他。
王永贵短暂的一生，十九年来去匆匆，两手空空，一无所求，一无所有。然而，却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人民。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伟大的一生。
家乡人民永远怀念他，敬佩他！
四世同堂我的家
现在我有了一个十六口人的大家庭，除了我和老伴儿，膝下有四个女儿，三个女婿，三个外甥，两个外甥女，一个重外甥女，四世同堂。
一九三三年我八岁那年，上小学二年级，刚好那时家里也是十六口人，除了我与爹妈、妹妹，家里还有三个祖父、一个祖母、两个叔叔、两个婶母、三个姑母、一个叔弟。之后，三婶母闹分家，使得原本殷实的大家庭走向了清贫。那时候，家里除了我读了小学，其他人都是文盲，贫雇农，没人念过书。
七十多年前过去了，时间如白驹过隙。世纪变迁，今非昔比，我们家现如今已是一个和睦、安定、富裕、文明的小康之家，家中虽然没有政要，没有大款、名星，但大家人人有一份工作，人人都有自己热爱的事业，各尽所能，各得其乐，也堪称美满幸福。十六人当中，有五个共产党员、七个共青团员，六个大学生，其中一人获硕士学位，两人获学士学位。
大女儿凯华，一九六六年从江苏省戏剧学院编导班毕业后，任无锡市锡剧团导演，现已退休。
二女儿爱平第七军医大学毕业，现在华东疗养院任医师。
三女儿冬雁高中毕业后，正赶上上山下乡运动，一九七七年老伴儿退休，她顶替母亲当了工人，现在无锡市房产局工作。
四女儿爱军东吴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读法语，现定居加拿大，在蒙特利尔一家公司做翻译。
大外甥王向群，无锡市小天鹅洗衣机厂职工。外甥媳妇谢玉涛在四院当医生。
二外甥过洲舟，现在加拿大一所私立大学读书；
三外甥过洲虹，现在加拿大一中学读书。
大外甥女庄园，去年在上海理工大学国际金融系毕业后，现在上海某外企工作；
二外甥女方园，现在江南大学工商管理系读本科。
家中的第四代人、重外甥女王妤文今年已经三岁，聪明活泼。
抚今追昔，我的祖辈们是佃农，土改后成为贫农家庭，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之后，我到八路军中学读书，当上了老师，入了党，又光荣地参加八路军，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部队舍生忘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都经历过，先后参加大小战斗三十余次，参加的重大战役有潍县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及朝鲜第二、五次战役，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师级干部，并曾在无锡市革委会、无锡市委任过职，尽自己所能为部队、为地方建设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尽了自己的心力，也轰轰烈烈地做了一些事情，做到了上不愧党，下不愧民，中间没有愧对自己的良心。这其间，我的家庭也同可爱的祖国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没有组织的教育培养，也就没有我个人的成长进步，没有祖国的繁荣强盛，也不会有我们今天这个十六口之家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相信，祖国的未来会更美好。
我同时也相信，我们这个大家庭与其他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一样，未来和明天会更幸福、更美好。
2006年二月初稿于无锡
2006年11月定稿于乳山
［封 底：影印手书作品］
诉衷情
入党离家军旅投，
峥嵘五十秋。
推翻蒋家王朝，
驱逐东洋寇。
化干戈，
泯恩仇，
争未休。
此生谁料，
意在千里，
卧槽登州。
王 晏
2006年秋
/1 
发表于 2023-6-29 06:1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