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晏，1925年10月1日出生，山东乳山人。1944年10月入党，1945年8月参加八路军，1954年就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先后参加大小战斗34次，重要战役有潍县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抗美援朝第二、五次战役。历任文书、政工干事、指导员、教导员、宣教股长、宣教科长、文化处长、宣传处长、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军分区副政委。1968年三月，先后任无锡市革委会副主任、革委会主任，无锡警备区第一政委、无锡市市委书记 。1962年被授予中校军衔，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勋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勋章。
写在前面的话
沐浴着共和国的阳光雨露，伴随着人生之旅的风风雨雨，屈指撵来，我已年届八十。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我和我的战友们走过了一段难忘而又不平凡的岁月，比起当今的年轻人经历得多一些，对人生和生活的感悟也更深一些。沧海横流，盘点过往事，昔日战场上迷蒙的硝烟、冲杀的豪情，兵营里嘹亮的军歌、燃烧的革命激情，非常时期主政一方的殚精竭虑，春秋轮回中的辛酸与无奈，尤其六、七十年代，我在二十七军机关及无锡市任职的二十年间，由于当时特殊的峥嵘岁月、特殊的政治背景，使我有机会亲历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政治事件，目睹了一幕幕重大的历史变迁，抚今追昔，悠悠往事无时不激荡着我的心扉，叩击着我的胸脉。我始终认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书写者和见证者，但很多时候是时代潮流将人推向了前台，是历史选择了我们，是时代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 于垂暮之年出这本回忆录，权作一次自我的心灵拷问与洗礼，同时也作为与昔日同事、年轻朋友们一次心与心的坦诚交流。
王 晏 2006年11月于无锡
第三部分目录
进驻人间天堂…………………………………………………( ) 老大哥不仗义…………………………………………………( ) 军官不是军阀…………………………………………………( ) 妈妈时代过去了………………………………………………( ) 离婚风潮………………………………………………………( ) 军政大学读书…………………………………………………( ) 一个英雄跨了…………………………………………………( ) 学习秘书………………………………………………………( ) 无风浪…………………………………………………………( ) 反右派运动……………………………………………………( ) 令人为难的使命………………………………………………( ) 失去的两次机会………………………………………………( ) 我是运动对象…………………………………………………( )
第三部 太平之年不太平 进驻人间天堂 一九五二年从朝鲜战场回国后，部队先是进驻浙江，到了富足的杭嘉湖地区，军部驻扎在淞江，师部在嘉兴，团部在郏石。 一个月后，二十七军又移防到经济发达的“锡苏常”地区，军部在无锡，七十九师进驻苏州市，师部驻在北兵营，原来日本一个骑兵旅住的地方，235团在南兵营，236团在苏州市，我们三营营部在平江路九曲巷十号的一处园子里。 苏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自古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犹以园林著称于世。全市有大小七十二处园林，都是以前官宦人家的私宅，到处是绿荫花草，亭台楼阁，到处是小桥流水，曲径回廊。人们讲看了苏州不看园，看了泰山不看山，这话是有道理的。我们团驻地是苏州市的风景名胜区，附近有著名的西园、留园、拙政园、狮子林、沧浪亭，环境十分优美。 我们营部住的那套院子，又名小狮子林，这里原是古时的府台府，有前、中、后三进厅堂，再往后面是花园，有假山和池塘。营部人员与卫生所住后堂楼上，中堂当时住着苏州民主同盟的一位知名人士，是位搞音乐的，会弹钢琴，拉提琴。 在道台府住了一个多月，我们同民主人士一家处的非常好，只是这位民主人士不爱讲话，他有一位女儿倒是经常到我们营部来，女儿是中学老师，还是位共青团员，人称杨老师，常来我们这里借书报看。我们也称她杨老师。 有一天，杨老师到营部找我送还借阅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我发现里面夹了张纸条，内容是讲我们解放军是最可爱的人，她自幼敬慕军人，很想找一位解放军做朋友。我当时想了想，感到杨老师自身条件不错，长相也好，帮她找位部队干部也挺般配的，想到副营长傅喜峰快三十了还没老婆，两人也比较合适，就为两人从中牵了红线。没想到两个人还真有缘分，处了两三个月，两人就成了。 傅喜峰提出了结婚申请，我向团政治处做了汇报，组织股长鲁胡春专门对女方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进行了政审。经审查，民主同盟属于进步党派，杨老师个人思想十分进步，又是共青团员，没什么政治问题，上级同意了傅喜峰的结婚申请。这样两人很快就操办了婚事，也成了我们营到进驻苏州后的第一桩大好事、大喜事。 老大哥不仗义 一九五三年春，为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步伐，我们二十七军改换苏式装备，提高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实现由人抬肩扛的“骡马化”到摩托化、机械化、半机械化转变。 在此之前，战士手中的武器有日式的、德式的、美式的，也有国产的，多数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种类繁多。这一次，部队统一更换装备，枪、炮全部换成了苏联制造的，将老式武器上交。 换装后，部队要进行爱装教育，大讲特讲苏式武器的优越性。后来发现，这些花高价钱从“老大哥”那里买来的枪炮，不少是二战时期换下来的二手货，检修后，重新美化一番。尽管如此，为了维护两国的友谊，仍要教育战士说好，要大家牢记苏式武器的优越性能。 之后，部队又进行了兵役制度的改革，由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原来的志愿兵役制度，建立在志愿参军入伍的基础上，战士的思想基础比较好，革命军人的政治荣誉感也比较强。实行义务兵役制度后，凡是符合征兵年龄的青年都要进行兵役登记，任何人不准逃避兵役。 新的兵役制度实行后，我团入伍的第一批新兵全部来自苏、浙富裕地区。不少是学生兵，有的在家时娇生惯养，缺少锻炼，吃苦性比较差，政治觉悟也比较低。这些新兵到部队后，换上了军装，进行入伍宣誓和授枪仪式，思想上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七连有名新兵，家在浙江桐乡县，入伍前是县越剧团的小生，到部队第二天就开始想家了，茶不思，饭不想，认为部队不自由，自己吃不了这份苦，连队干部不管如何劝说也不管用，一心想着回家。领了枪后，情绪波动更大了，第二天干脆不起床了。连队住在老百姓的一幢楼上，当天上午，战士们都到操场训练去了，这名新兵从二楼跳了下去。由于跳的时候，头先触地，半个脑袋凹了进去，当场就没命了。 向上级报告后，团保卫股长、卫生队长到七连，检查一番后认定这名新兵是自杀身亡。这名战士的家人来到部队后，我们向他们做了许多解释工作。类似这种事件在别的部队中也有发生。 军官不是军阀 部队从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开始，掀起了全面学习苏联的热潮。全面学习苏军的内务、纪律、队列三大条令，要求不走样地学，原原本本地学。 苏军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有许多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吸取，但是苏军条令中有不少的是旧军队沿袭下来的教条，由于中国与苏联在民族文化、历史传承、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都有差别，有些条条框框在我军部队中不实用，在学习中不注重去粗存精，一味地照搬照抄照套，不适应我军的实际情况，也不利于我军的建设。 我军自建军之日起，军队纪律以说服教育为主，纪律是建立在广大官兵思想高度自觉的基础上，重在提高大家的自觉性，惩罚是附带的。而苏军的纪律条令则以惩戒为主，要求士兵按照条令的规范无条件执行，是强制的。苏军纪律条令惩罚士兵和下级军官的门类有警告、禁闭、禁假、罚劳役、降级、撤职等许多种，条令规定各级军官都有惩办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权力，军官中最基层的排长有禁闭士兵十二小时的权力，连班长也有惩罚士兵的权力。 在学习纪律条令中，部队各级都建起了禁闭室，使干部和战士都产生了很大的抵触情绪。 苏军的内务条令对官兵着装、个人卫生等也有十分严格的规定，要求官兵不得有条令规定以外的任何物品，小镜子、化妆品发现后要当场没收，衬衣下摆要扎进裤子里，指甲、头发都要定期修剪，几天理一次、剪一次都有规定。 由于当时部队一时很难适应这些清规戒律，有的战士也吃了苦头。我们团八连是团里学习苏军条令的典范，连长被称为中国式的“巴乌尔张”，他随身带有一把大剪刀，看到战士留了分头，衬衣下摆露了出来，不问情由，上去就给剪掉，这叫现地纠正。 苏军条令要求，连队每天的工作都要精确的分配时间，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做什么，一分也不能错，开会、听报告，与会人员必须按规定时间准时带到，迟来不行，早到也不行，开会提前结束不行，超过时间也不行。如果上级在开会时，超过了规定时间，下级可以提出警示，并可以声明离开。有次，团里召开会议，政委刘香芝正在台上讲话，八连长站了起来：“报告政委，你的讲话超时了。”政委没有理睬，八连长又说：“我连工作按时间到了，战士在家里等着我，我告退了。”说完径直从团部回到了连队。事后，团长、参谋长都给刘政委提意见，讲他超时间开会违反了条令规定，是不对的，八连长按条令办事是正确的，直到孙政委检讨了自己的不对方才罢休。 苏军条令对军人礼节也有严格的规定。要求士兵相遇要互相敬礼，行礼时，左脚向左跨半步，行举手礼。下级遇到上级，必须在五至七步的距离立正，右脚向右跨半步行举手礼，如果动作不规范，或者敬礼不及时，要原地罚站，上级不发话，就要一直站在原地不得离开。八连长有一次到营部开会，在几百米路的上，因士兵敬礼不规范，罚四名士兵在路边罚站，等他从营部开会结束回来，四名士兵仍在原地站着，谁也没敢挪动一步。 下级晋见上级时，程序更为繁琐。如果是战士到连部找连首长，要提前到门口立正，大声报告：“报告连长同志，陆军××军××师××团××营××连×××晋见首长。”如果报告词有误，连长命令“重来”，或干脆不说话，战士就要一遍遍地立在门口报告，直到听到里面讲“进来”后，战士才能进入。进入连部后，战士要立于连首长的左下方，对连首长始终行注目礼，工作请示后，再毕恭毕敬地问连首长：“我可以离开吗？”获得允许后，立正敬礼，向后转离开。 这些繁琐程序，等级森严的规定无形中如同一道道樊篱，让官兵之间、上下之间的关系疏远了，淡漠了。战士见了干部如同老鼠见到猫一样，远远的就躲着走，不愿见到上级，不愿到上级那里汇报思想、请示工作。这正如中国一句古话讲的，过犹不及。 妈妈时代过去了 一九五三年五月，按照苏军的模式，师要成立军事教导营，我被调到教导营任政委。我们三营营长董永吉这时也到坦克学校上学了，副营长傅喜峰当了营长。 教导营驻在寒山寺附近的枫桥镇，西边是狮子山，东边是虎丘山。成立教导营也是跟苏军学来的，团以上单位都要成立教导训练单位，主要任务就是培养班长。团叫教导队，军叫教导团。教导营营长由师长兼任，下有四个连队，连长是由部队副营长降一级使用。营部除了政委还有组织、宣传、保卫、文化、青年助理员，此外，还配了三个苏军顾问。当时苏军已实行军衔制，三个顾问都是校级军衔。 教导营全部按照苏军模式办学，偏重于军事技能的训练，在工作计划中，几乎没有政治工作的时间，每周除了半天的党日时间，其它都是军事训练。政工干部只能凑课余时间开会、部署工作。部队也很少有政治教育，在一些干部眼里，政治工作成了可多可少，可有可无的东西。连队到外面演练用的吉普车上，没有指导员的位置。一连连长是从235团调来的副营长，他对连队指导员讲：“妈妈时代过去了，现在条令就是法规，符合条令的就是对的，士兵犯了错，对着条令给处分就是了，那些罗里罗嗦、婆婆妈妈的思想工作用不上了。” 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是我军的生命线，即便是苏联红军时代，也一直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红军政委都具有最后的决定权，这是苏军的优良传统。只可惜我们在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时，恰恰把这一最宝贵的东西丢弃了。 在当时不少干部的眼里，政治工作就是组织大家唱唱歌，跳跳舞，做些吹喇叭抬轿子的工作。每周六下午，教导营要进行两个小时的野游，到附近的旅游景点看风景，这一时间是政工干部的。每次都要由师的军乐队吹奏军乐，在前面引导，连队旗手举着团旗跟在后面。大家边走边唱，大多是苏军顾问教的苏联歌曲。有一首《红军政治工作者的赞歌》我比较熟悉：
我们赞歌歌唱政治工作者， 我们曾建立不少的功勋， 这许多的故事鼓励我们斗争。 无论是被围，还是受了伤， 我们的军队永远永远战胜。 列宁的遗言照耀着凯旋， 党把你当作领袖的代言人， 领导着我们向前，向前。
苏联红军在列宁、斯大林时代，非常重视政治工作，红军各级都设政治委员，而且规定在重大问题上，政委有最后决定权。那时把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者拜为党代表，是神圣的、光荣的，后来不知在什么时候，把政治工作和政治工作者搁置一旁了。 在当时那样的环境里，政治工作者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思想政治工作跟以前比，逐渐靠了边，在部队排不上队，挂不上号了，其功能、作用也大大削弱了，由此也引发了许多思想问题。任何时候，单靠条令、规章制度解决不了思想问题。 八连驻地与苏州荣军教养院相连，荣军教养院里住着从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的伤残军人。 有天夜里，荣军教养院的人员从外面回来晚了，从八连门口路过，哨兵问：“谁？”按条令规定，任何人在夜间不准靠近哨位，在二十公尺以外哨兵发出口令问话，对方应当止步回话。这个人听到问话，不但不回话，一直朝岗位走来。哨兵命令：“站住!”来人还继续往前走，哨兵朝空中鸣枪示警。伤残老兵听到枪响，竟冲上来要夺哨兵的枪。执勤战士拉响了警报，全连战士都起来了，要到武器库取枪。连长命令把那人抓起来，关了禁闭。 第二天，荣军教养院聚集了好多人，来连队要人。八连连长对他们讲：“你们的人袭击哨兵，按条令我们有权对袭击者采取措施。” 荣军教养院的人一听，指着八连长骂：“这里是苏州市，这条路也不是你们的兵营，老子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关你们什么事。”接着，一帮人嚷嚷着要往连队冲。 八连长一看，命令机枪班在屋顶上架起机关枪，对教养院的人讲：“谁敢往里面走一步，就开枪。” 第二天，师政委亲自带保卫民运科长到市政府，会同荣军教养院的领导，协商了一个上午，才把问题处理了。事后，八连调到了市郊去住。 这件事按苏军条令的精神，八连做的是对的，按照我军光荣传统的要求，八连的行动是错误的。因此，在连、营、团、师，对这件事好长时间是持有争论的。 离婚风潮 一九五三年，部队提出干部家属随队的条件是“三、八、团”，“三”即年龄是三十岁，“八”即军龄满八年，“团”即是团的职务，三个条件具备其中之一没结婚的，可以找对象，结了婚的家属也可以随军。 我当时军龄符合随军条件，家属柳月娥带着女儿来到苏州部队。家属随军后，按规定，干部家属、子女享受当地城市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的物质待遇，我家属、女儿每人每月发十九元钱，每年二十尺布票。女儿凯华在枫桥小学念高小，学校听说她是解放军干部的女儿，也另眼看待。对我而言，离家当兵后一直居无定所，长年与妻女分居两地，这下一家人团聚在了一起，又生活在人间天堂的苏州城，心里也很知足了。 然而，也有不知足的人。 有的本身符合了上级规定的随军条件，却不愿意给家属办随军手续，嫌弃农村妻子长相土气，没有文化，与自己的“军官”身份配不上，部队中闹起了一股离婚风。 从历史条件说，一些从农村出来当兵的干部，当初找的对象都是不错的，大半都是贫下中农出身，当然与城里的女子比，文化程度不太高，个人条件方面都不算太出色。农村兵当了干部后，走州过县，在大城市开了眼界，长了见识，见了世面，自己身价高了，眼目也高了，看看张家的，比比李家的，都比自家好，于是就嫌弃起农村老婆来。不少干部就闹起了离婚，有的当了“陈世美”，有的做了“负心郎”，有的将部队搅得天翻地覆，有的妻离子散，有的撤职罢官，有的在部队寻死觅活，还有的上了公堂。 有的干部在婚姻问题上困难比较大。我们营有位管理员，也是我们山东威海人，四十七岁了还没成家。他人老实本份，面相比较老，战争年代忙着打仗，没功夫找，部队进城后，也有人给他介绍过，女方一见他长相比较困难，本人又爱抽烟，爱吃大蒜，一股的油烟味和大蒜味，南方姑娘见了就摆手。闹得管理员天天愁眉苦脸的。一次到师里开会，我把管理员的事给师长做了汇报，请师长批他两个月假，回老家把个人婚事解决了。师长同意了我的主意，没想到，两个月后，管理员仍是空手而回，跟我讲：“回家去身上没钱，也不好找，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寡妇，三十六岁，人家嫌我年龄大，说啥不干。”管理员一时成了营里婚恋问题的困难户。 我安慰他不要悲观，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帮管理员解除这块心病，我处处打探，时时留心，想尽早帮他物色一个。有一天，我到师里开会，路过苏州妇女教养院时，看到一帮青年女子正在一个院子里干活，忽然萌生了一个念想，在教养院帮他找一个不也挺好吗？教养院收容的是解放初期在妓院从事风月生意的烟花女子，解放后，政府下令封存了妓院，将这些女子集中到教养所进行劳动改造，边教育边劳动，还帮助她们治病，学文化，使她们弃恶从良，逐渐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我把这一想法给管理员说后，他摸摸后脑勺：“行倒是行，只怕名声不好听。”我说：“要找，肯定在里面找个不错的。” 管理员同意后，我把这事向师政治部做了反映。师领导很重视，专门派民运科干事到教养院调查了解，从中为他选了一位条件不错的，三十来岁，长相俊俏。双方见面后一见如故，结成了一段美满的姻缘。 后来，管理员跟我讲，他这位老婆很知道关心他，两人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在个人婚恋问题上，一些年纪较轻的干部情况却大不相同。前几年因忙于打仗，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婚事，回国后，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条件允许了，上级的政策也相对宽松了，谈婚论嫁一时成为大家的热门话题。为帮助光棍汉们对上象，师机关每周都要组织歌舞晚会，邀请驻地纺织厂、缫丝厂、医院等单位的女工参加舞会，与部队青年干部交流接触。与女青年接触多了，一些干部找对象的标准也随之提高。 一九五四年五月，我调七十九师政治部文化科当科长后，科里有位干事年纪老大不小了还没结婚，我跟他讲：“差不多找一个行了。”这位干事跟我说：“不急，我不能只找个能做饭的，要找也得找一个般配的，拿得出去的。” 也有个别干部在繁华都市看花了眼，引发了相互之间的猜疑和矛盾。机关有位参谋是东北人，在苏州郊区镇上找了一位姑娘，模样长得还可以，初中文化，在家里学习苏州刺绣，手艺也很出众。本来两个人处得挺好，快要领结婚证了，却让一位青年干事从中插了一脚，青年干事比这位参谋自身条件好一些，长相英俊一些，那位姑娘就移情别恋，同青年干事好上了。这位东北参谋感到憋气，把这事跟我讲了，我规劝他，苏州好女子多的是，不在这一个，以后再慢慢找，最后这位东北参谋又找了一位苏州姑娘，各方面条件比第一个还要突出。 军政大学读书 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六年的几年时间，部队驻进了大城市，生活条件改善了，待遇也有了较大提高，这一时期也是我军旅生涯中一段相对稳定、宽松、和平幸福的日子。 一九五四年三月，师副政委常勇找我谈话，师成立文化科，要调我当文化科长。我跟他讲，我参军前在地方当过几天小学教员，我的文化水平不高，当不了文化科长。 常政委说：“文化工作我也不懂，但是你说的不对，文化科不是要当教员，不是去教书，教书本，文化是教育工作，这也是部队第一次成立文化部门，边学边干吧。” 过了两天，我就正式到文化科上任了。战争年代文化工作是由宣传部门代管的，连以上单位都有俱乐部主任。这次成立文化科，摊子不小，有文工队、体工队、放影队、图书馆好几个单位，科里有副科长、俱乐部主任，有两名文化助理员，一名体育助理员，一名照像的。当时人们讲，文化科是“迎来送往，布置会场，打球照相，说说唱唱”，都是些出头露面的事，在大家眼里远不如组织科、干部科、宣传科、保卫科有权威。 到文化科没多长时间，上级决定我和军文化处长两人到解放军军政大学学习。军文化处长张星是鲁艺毕业的，会作曲，会演戏，是个地地道道的文化人。 军政大学在北京永定门外，校长是张云逸，政委是欧阳平。学校分为政治工作班、文化工作班、哲学班、新闻班和政法班。文化工作班学期一年，学员来自全军陆、海、空部队，约五百来人。 上半年的文化工作理论学习中，主要围绕文化的概念、文化的民族性、阶级性等内容展开。劳动创造了物质，创造了文化，创造了人类，一定的文化从属于一定的阶级，革命的文化是为革命政治服务的。 文化处长张星原在鲁艺学习过，对这些东西并不陌生，学员中不少同志像我一样，开始接触这些觉得抽象。 为加深对文化理论的理解，学校要求通过“读”、“听”、“看”、“谈”等环节消化学习内容。“读”，主要是阅读《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四大中国古典名著，还有苏联小说《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文学作品，老师给我们一部一部地分析、讲解，帮助我们理解。“听”，主要是请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中宣部长周扬、文学家郭沫若、文化部长林默涵、哲学家于光远等，为我们做辅导，看苏联电影《夏伯扬》，《夏伯扬》是一部艺术水平很高的故事片，欣赏中国的一些历史戏剧。“看”，学校组织到北京著名的名胜古迹故宫、八达岭长城、明清十三陵等参观，了解我国古典的建筑、书法、绘画、陶瓷、饮食等高超艺术。“谈”，就是参观回来后，大家分组进行学习讨论。 第二部分的学习，明确部队文化工作要坚持五个原则： 其一，明确的政治方向。文化工作要为部队每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服务。其二，鲜明的思想性、战斗性。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部队的文化要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坚持以正面的表扬为主，注重歌颂宣扬革命的英雄，部队文学、文艺作品要喊打喊杀，气壮山河。其三，骨干和群众相结合。其四，群众自愿的原则。其五，坚持业余的原则。部队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的，不管在哪种情况下，文化工作都不能成为中心任务，都要围绕打仗训练、生产、建设等中心任务开展活动。但是文化工作又是十分重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可偏不可废的工作。同物质需求一样，人类也需要精神生活，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文化事业也将不断发展。 学校组织我们到到北京军区驻沙河的某师参观，现场观看了这个师的图书馆、电影队、文工队，参观连队俱乐部的板报、墙报和群众的文体活动。还多次观看北京人艺、外国文艺团体的演出，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参观电影摄制情况。 一九五五年春天，我学习结束回到了部队。感到这次学习自己收获很大，对部队文化工作有了了解。但是因为文化部门刚刚组建，一些干部、一些领导对文化工作的认识比较偏面，在实际工作中困难比较多。但我始终记得林默涵讲课时讲的一句话：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军队、警察、监狱可以没有，但是人们不能没有文化，而且到了那时文化会更昌盛、更丰富，更加繁荣。真正有文化素质的人，就能正确理解这句话的意义。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血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 一个英雄垮了 从北京学习回来，正赶上建设营房，除了师部和235团住在苏州市，其它几个团都搬到了城外，新建了营区。 我学习期间，妻子女儿仍住在枫桥老百姓家里。我调师机关工作后，就搬到了北兵营。师机关科长都住在一处院子里，这里原是日军骑兵旅的慰安所。房子十分简陋，一家一间筒子房，里外隔成了两块，外面做饭，里面睡人。屋内也没有卫生设备，院子里有一处共用厕所。总算有了属于自己住的房子，就这样也挺知足的。 一九五五年七月，为加强全军正规化建设，全军实行军官服役条例，部队实行军衔制。大家对此都比较关注，这是我军从红军、八路军到解放军，开天辟地的一件新鲜事，也是一件大事。 军官军衔依据德、才、资、职、级五个方面情况综合评定。有两条原则十分明确：不是红军的不进将，不是抗战的不进校。资历在评衔中起了决定作用。 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干部科长、青年科长、检察长四人因属于抗战时期入伍的，评少校军衔，我与宣传、保卫、群众几个科长及法院院长评大尉军衔。直到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政策有了变化，军官入伍前的党龄也算作军龄，我被调为少校军衔。 实行评衔后，军官“衣分三色，食分五种，兵分三等，官分九级”，服装分为陆海空白、绿、蓝三种颜色，伙食按照军衔高低分为大、中、小、空、海五种灶，校官可以吃中灶，尉官只能吃大灶，战士分为列兵、一等兵、上等兵三个级别，干部分为将、校、尉共九个大的级别，上、下级区别十分明显，等级森严，礼节繁琐，军衔成了军官身价的体现，不管何时何处，也不管何种部队，军衔低的都要向军衔高的主动、首先敬礼，服从军衔比自己高的军官领导，从吃、穿、住、行到政治待遇都不一样，都有差别，这种影响对干部的欲望刺激更大，副作用随之而来。 有的干部为此很不服气，思想上产生了抵触情绪，嫌上级评的衔低，评了衔也不戴，整天闷在屋子里，不愿见人。有的牢骚满腹，讲自己干的是骡子的活，吃的却是驴的料；有的讲，我抓的俘虏军衔评的比我还高，这不公平…… 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公平的事情。军衔高低与干部的工资、待遇是同步的，这就叫升官发财。任何事物都有他的两面性。军衔评低的有消极情绪，同时，有的军衔评高的，经受不起荣誉考验而昏昏然。 师直工科有位科长，也是乳山人，入朝作战时脸部被燃烧弹烧了，留下了难看的疤痕，因作战有功被华东野战军评为三级战斗英雄。在上海治病，医院的一位大学生护士，长得很漂亮，十分仰慕这位英雄，不顾家人反对和社会压力，与他结了婚。婚后，对英雄慕爱有加。评衔中，这位科长因为是英雄，评上了少校军衔。 英雄、美妻、高官，使少校科长飘飘然起来。他宿舍对门是本科一位刚刚结婚的年轻干部，蜜月未满，这天下连队检查工作，当日未归，这位少校科长见新娘年轻美貌，新郎不在家，窜进去将新娘子强奸了。后被告发，判了五年徒刑，开除党籍，上海的大学生护士与他离了婚。 刑满后，组织上念他曾是英雄，留在部队一个酒厂当厂长。但是他不思悔改，不长时间，见酒厂附近一个人家有位女儿很有姿色，老毛病又犯了，想方设法接近女孩家的人，跟那女孩讲，自己是抗美援朝的英雄，把校级军官的礼服箱拿出来，让女孩看他的礼服和奖章，向她求婚。那位女孩和家里人都信以为真，痴情地以身相许。目的达到后，他以回老家办结婚手续为名，从女方家中取出礼服箱，偷偷跑了。女孩一家等了多日，英雄仍不露面，就将情况反映到了部队。保卫部门再次将他抓回来。最后，这位昔日英雄来了个“二进宫”。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条件下，部队没仗可打了，由艰苦困难的战争环境一下子到了和平安逸的社会环境中，部队思想工作没跟上，如果干部自警自律意识不强，价值观、世界观很容易发生扭曲，人生航向也会因此发生转向。部队中，当时像“英雄”科长这样的干部，他们没有倒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却因为男女间的卿卿我我，经不住考验，守不住自己的精神家园，马失前蹄，毁了一世英名，可憎之余实在认人感到有些可惜。 古人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话一点不假。二战初期，法国士兵在战壕里铺着厚厚的毛毡，墙上贴着美女照，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作战时朝外打一枪就要照一下小镜，喝一口香槟酒。这样的部队最终被希特勒的“闪电战术”打得落花流水，其结局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和平安逸的环境，如同慢性毒药一样，最能消磨人的作风和意志，也最能葬送一个人的功名和荣誉。有道是：世路勿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学习秘书 一九五六年四月，我又调二十七军政治部当了文化处长。 老处长张星还没走，仍在文化处工作。当时的军政治部主任叫马杰，是我们胶东掖县人，工作能力非常强，办事严谨，对部属要求高。调军里没几天，他找我谈话，跟我讲：“现在文化处长张星年龄大了，他最早是位大学生干部，除对文艺方面精一些，部队其他方面的工作不是很懂，到下边部队任职困难比较大，你到北京学习过，当过文化科长，先在文化处干着，其他事情以后再说。” 我说：“我入伍前中学还没毕业，文化知识也不深，当文化处长怕干不好，我自己倒是喜欢干干保卫工作。” 马杰问我为啥喜欢保卫工作。我说干保卫能够到下面搞个调查，搞个研究，侦破案子，觉得是项很有意思的工作。 马杰想了想说：“要不这说吧，现在宣传处长殷少洛在宣传处工作时间较长，准备调整一下到师里去工作，我跟军长、政委议一下，你命令暂在文化处，人到宣传处，做军党委的学习秘书吧，军区下步要办师以上干部读书班，你就负责这件事。” 马主任将这一想法报告了军政委。军政委点头同意。 这样，我就又做了宣传处副处长，兼军党委中心组的学习秘书，着手军区读书班的准备工作。读书班是根据上级指示安排的，毛主席提出，要提高解放军师以上干部的政治理论素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政下发通知，师以上干部要读《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哲学与批判》、《国家与革命》、《矛盾论》、《实践论》等十本书，军区为此要开办理论读书班，一年分为上、下两期，每期三个月，计划三年内将师以上干部全部轮训一遍。 军区读书班结束后，我们军也办了团以上领导干部理论读书班，形式与军区读书班相仿，由军政治部副主任耿春涛牵头，由我具体组织，宣传处一名理论干事做我的助手。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开始的几年时间里，我一直忙于组织办学习班，也曾多次给读书班的同志授课，一起参加读书班的学习讨论。 通过参加、组织理论读书班学习，感到收益非浅，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些基本原理和观点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增强了理论功底和自身的政治素质，逐渐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使我初步掌握了辩证的、科学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手段方法，这对于我此后的工作、生活乃至整个人生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使我能够从容应对人生的一些挫折和考验。在许多事情面前能够摆正自己的心态，当事业遭受不顺，生命处于低潮时，自己不会悲观、消极、恐惧和忧虑，能够从不幸的漩涡中跳出来，始终坚信一条：事情总归是有出路的。 无风浪 我调军机关工作不久，八一师发生了一起影响很大的婚姻悲剧。 八一师驻镇江部队有位叫郭茂的上尉连长，到军里参加军事轮训队学习，星期天到无锡荣巷购物时，结识了一位姑娘，有二十来岁，母亲开了一个茶楼，楼上卖茶，楼下是老虎灶，卖开水，家里一直干这个营生，也没什么太深的背景。在当时来讲，女方家里属于小市民，不是正儿八经的劳动者。 两人处了一段时间后，情感日趋加深，姑娘提出来要同郭茂结婚，郭茂就回到部队，向团政治处打了结婚申请。政治处主任是位副团少校，因当时干部在婚恋问题上出漏子的比较多，对干部婚事比较慎重，就派了一名干事到无锡对女方家庭做调查。干事了解情况后，向主任如实做了汇报。主任一听，拒绝了郭茂的结婚请求，跟他讲，军官不能与老板娘的女儿结婚。郭茂找政治处理论：女方家既不是地主富农，也不是资本家，怎么不可以同当兵的结婚？主任来了个矛盾上交，向军组织处打报告，把团政治处不同意郭茂申请结婚的理由附在了上面。军组织处很快批复，同意团的意见。团领导机关也没给郭茂做过多的解释工作，就把申请结婚一事否决了。 郭茂不甘心，找到军组织处讨个说法，组织处干事对他说：“团里不同意你与地方老板的女儿结婚，是对你负责任，是为你好，你一个基层干部，竟然为自己找对象的事找到军里来，纪律性哪里去了，还讲不讲党性了？” 在组织处碰了一鼻子灰，郭茂只得无精打采地回到连队。过了一段时间，女方见郭茂申请结婚没有音信，就只身到镇江找郭茂问个究竟。郭茂向营里请假，谎称到无锡把组织不同意结婚一事向女方家人解释一下，将这件事做一下了结。营领导不了解具体情况，准了他的假。 郭茂与那位姑娘到无锡后，两人又一块找到了军组织处，正让组织处长撞见，对两人训斥说，屡次为自己的婚事到军机关吵闹，是违犯纪律的行为。 姑娘知道上级组织不同意郭茂同他这个茶馆老板娘女儿结婚，情绪很低落，出了军部与郭茂抱头痛哭，遂产生了轻生念头。两人先到城里照了张合影，接着，那位姑娘又回到家里换上了新衣服，告诉母亲与郭茂到公园转转，之后两个人来到运河与太湖的入口处，抱着跳湖殉情自杀了。 军里接到群众报告，湖边的芦苇里发现了解放军与一位姑娘的尸体。保卫处到那里一看，发现死者正是郭茂与那位姑娘。组织处通报到团里，郭茂与茶馆老板娘的女儿跳湖自杀是背叛革命的行为。并将这一事件通报双方家庭。 对郭茂殉情自杀这件事，军保卫处长与组织处意见正好相反。保卫处长是位老资格的处长，年龄较大，头发都白了，正义感比较强。他认为在郭茂婚事上，有的领导处理得过于简单粗暴，干部申请结婚政治部门搞政审是应该的，但是女方家庭政审后没有政治问题就该准许两人登记结婚，即便不符合结婚条件也该耐心细致地给两人做做工作，不能棒打鸳鸯草草了事，郭茂的死组织上有责任，这种恶果是个别单位、个别同志的官僚主义造成的。他将自己的这种看法写了一篇小品文，在南京军区的《人民前线》上登了出来。 军文工团创作员朱椿梅也了解这件事，创作了一篇文学报道《无风浪》，不久也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写得哀婉、凄美，只记得开头是“梅雨细如纱”江南春景的烘托描写，让人过目难忘。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还专门在这篇文章的开头破例加了按语：这是一篇很好的作品，主人公为追求幸福爱情双双跳湖而死，当前官僚主义已经严重到冷酷无情、草菅人命的程度，值得我们每位同志好好读一读，认真思考一下。 之后，军文工团根据这篇文学报道改编成了话剧，剧名就叫《无风浪》。 话剧在军部上演后，在部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大家对郭茂殉情事件有两种不同看法，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组织处看了演出，向文工团提抗议，说这是反党、反领导的行为，必须停止演出，停止这种不正当的思潮在部队中扩散。 政委王六生认为这台话剧不错，很有针对性。军长叫孙端夫，入伍前是济南大学的学生，抗美援朝在八一师当师长时，曾率部全歼美军王牌部队“北极熊团”，并缴获美骑兵一师的“北极熊团”军旗。孙军长对这台话剧也没提出异议，认为可以让部队看一看，让大家明辨一下是非。 这时，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副部长陈赓大将到二十七军检查工作，住在太湖饭店，当时我是文化处长，参加接待。王六生对彭德怀讲：“我们文工团排了一台戏，现在大家对这台戏有一些争议，请彭老总审查一下，可不可以在部队中演。” 当晚，军文工团就在太湖饭店小礼堂上演了话剧《无风浪》。不到两个小时，演出结束，彭德怀走到休息室，与话剧编导及主要演员一一握手，他先让陈赓谈谈对这台话剧的看法。陈赓说：“还是彭总指示。” 彭德怀说：“我看这个戏不错。就是要狠狠刺一下官僚主义，现在刺的还很不够。部队一天到晚的老思想，不改变怎么能行，青年干部找开茶馆的女子做老婆有何不可以，开茶馆不是剥削阶级，也不是什么反革命，为什么不同意人家结婚？人都死了还说人家是背叛党、背叛革命，这是谁的政策？我们当领导的不去做部属的工作，只会以势压人，是很要命的事。” 随后，军党委决定：对郭茂事件负有主要责任的团政治处主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军组织处给予通报批评。 后来，这台戏也被地方剧团学去了，在地方公开上演，在群众中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几年后，彭德怀受到了批判，话剧《无风浪》被翻了案，朱椿梅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农场劳动，《无风浪》成了人人口诛笔伐的大毒草。 反右派运动 我国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社会关系和人的思想意识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社会上有一股右倾思潮向我党发起攻击。我党为加强自身建设，防止部分领导干部滋长骄傲自满情绪，克服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一九五七年三月，开展了一场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为广泛征求党外群众意见，我党邀请党外人士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部分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针对我党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许多意见是诚恳的，正确的，对于改进党的作风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在整风过程中，一些人表现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动摇情绪，加上当时国际上出现的反华思潮，这部分人思想上产生了混乱。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大鸣大放”之机，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旗号，大肆散布一些反党言论，攻击党的领导是“一党专政”，其他党派有名无实，没有说话的权力，发挥不了作用，并认为这就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狂热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所谓的“民主自由”，叫嚷要共产党下台，实行“轮流坐庄”等。一些被打倒、受管制的封建官僚、国民党潜伏大陆人员，看到国际气候已到，也蠢蠢欲动起来，四处搞煽动，企图颠覆党的领导。部分受过组织处理、某一方面受过批评，对某一领导报有成见的党员、群众，在少数右派分子的煽动和蒙蔽下，也滋生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对党的领导不满情绪，盲目崇拜外国的东西，一些地方发生了少数人罢课闹事事件，而且大有蔓延之势。 基于这种态势，党中央和毛主席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逐渐升级，认为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不给予回击，不进行批判，就不能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接着，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在整风运动中，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由于我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缺乏深刻、全面的理解和认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党内许多忠贞的同志，一些同我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一些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一些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长期受到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使更多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受到打击，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军队也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军政治部成立了运动办公室，运动在师以上单位进行。“反右”的主要对象是院校、医院、文艺团体及法院、检察院等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单位。 在这次反右中，军文工队有三名同志受到了批判。 一位是乐队指挥王君，他曾经写了一篇抗美援朝战斗的小说，以军长孙端夫为背景，写他在朝鲜作战时率部缴获美骑兵一师的“北极熊团”军旗，全歼美军一王牌部队。为增强小说性，王君在里面安排了志愿军官兵与朝鲜女青年的爱慕内容。 另一位是个乐手，每周都要到上海学习，因不满文工队领导拒绝报销往返路费，私下讲领导的坏话，并在参加助民劳动时思想表现不积极，说自己的手是拉琴的，干农活手指变粗就没法拉琴了，经常不愿参加劳动，消极怠工，被批叛是“资产阶级艺术家”。 还有一位是搞导演的，崇尚西洋艺术，有人揭发他藏有一套西方的人体油画。 此外，还有军的法院院长，报怨中国的法律不自主，法院不应受党委干涉，法官应独立办案，这样才能确保司法公正。这名院长及八一师的法院院长都在运动中定为右倾。 也有因说牢骚话惹祸上身的。军放映队副队长老婆在城里医院生孩子，他花了二十多元买两只老母鸡，为妻子炖鸡汤补身子，鸡煮好后倒在两只暖水瓶里，挂在自行车车把上，一边一个，中午骑车为老婆送鸡汤。走到体育场桥时，不小心摔倒了，鸡汤全洒了，他有些生气，回家里躺在床上说怪话：“社会主义好，好个屁!”这位副队长也被划为右派。 右派帽子很轻易就给戴上了，但摘下来却相当难。二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的爱人王悦在岱山地委当宣传部长时，因对岱山地委书记提意见被错划为右派，副主任个人受到了影响。文革期间，王悦向我提出帮她平反。我让政法组长张文治到岱山了解情况，岱山那边讲，事过境迁，当时搞运动的人都调走了，没人了解祥情。后经反复做工作，岱山地委才同意为王悦出示了一份证明，为她平了反。 反右斗争中，我党也总结了教训，吸取了合理的批评建议，注重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干部工作作风。部队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 反右派运动后，上级决定军队随军家属还乡。我第一个响应组织号召，安排家属回乡。妻子也十分支持，愿意回老家去生活。同时我向领导报告，自己还有一个母亲和妹妹，家里房子住不下，想请假回去造个房子，把家安排一下。 组织上准了我的假，一九五八年春，我带上自己积攒的二百多元钱，又从朋友那里借了六百块钱，与保卫处的同乡干事一起，启程回山东老家。 乡、村领导听说我回来了，都跑到家里看我。听说我回到村里盖房，村支书全力给予支持，没几天时间把四间房子盖了起来。 令人为难的使命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二中全会，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与之后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并称为“三面红旗”。 总路线的提出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的。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势是不错的，农业社会合作化运动，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实现，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国内各项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群众表现出了极大的生产劳动热情，一些工厂、农村出现了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使许多人认为我国完全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高得多的速度来进行建设。尽最大努力把建设搞得快一点，以争取更多的主动，这也是全党和全民族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许多人感到，在迅速取得一连串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面前，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人民群众当家做了主人，依靠人民群众搞建设，就能够取得我们所希望的，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高速度。这一时期，我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获得了崇高声誉，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苏联提出十五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提出中国钢产量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 赶超英国的目标如何实现？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上下相继展开。 人民公社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变革，其特点是“一大二公”。将原来一二百户的合作社合并为四五千户的人民公社，一乡一社，经济条件不等、贫富程度不同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由小集体变为大集体，由原来以队为生产核算单位变成以社为核算单位，在全社范围内统一分配，实行部分的供给制。社与社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都要搞平均，农民原有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也都划归社有，政府和公社可以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调用社员的房屋、家俱等生活资料。不少干部认为商品交换越少，越接近共产主义，农村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取消了。 战争年代革命队伍内部实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领导干部用指挥打仗的思想指导生产，在生产方式上推行大兵团作战，劳动力按军队编制组成班、排、连、营，大家在同一个时间从事同一种工作，造成了劳动生产的极大浪费。生活上也实行军事化，男女分别睡在两个大窝棚里，村东是男厕所，村西是女厕所，每天早上光是上厕所都要排很长的队。 我爱人当时在山东老家，是村里的妇救会长，我们村归下初乡管。她跟我讲，有天，乡里通知所有人员到下初乡开会，会场设在一个大河套里，乡里领导在台上宣称“明天我们乡成立人民公社”，后面的人还没听清楚，会议就解散了。第二天，村里就在学校的操场上盘了一排大锅灶，办了村办食堂。为了表示吃大锅饭的决心，村里把各家各户的烧饭锅都打碎了。规定各户都把家里的粮食拿出来，送到大队部统一做了吃。同时提出，大家要“放开肚皮吃饭”。与我同期入伍的宋云峰正巧回家探亲，村干部到他家中检查，发现家里还有粮食后要强行拿走，他因说了一句“你们要动枪吗？”乡里很快将这件事反映到了部队，宋云峰归队后为此还受了批评。 为了追求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各级层层加码，不断提高生产计划和指标，提出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三、五年达到十五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钢产量三、五年提前实现原定的十五年赶上超过英国的目标。钢铁成了整个工业的“元帅”。在生产军事化的同时，又提出全民大办钢铁，全国很快掀起了大炼钢铁的人民战争，小土炉、小钢炉遍地开花，村村都树起了炼钢炉，用小土窑烧炼钢的焦炭。没有矿石，把锅、勺等铁器、铜器拿出来炼钢，结果没有炼出钢铁，把生产工具、生活工具也毁了。 那时钢铁比什么都珍贵，为了节约钢材，连妇女用的发卡也舍不得制作。最后，周总理下决心拿出一百吨优质钢材做了发卡。计算一下，一百吨钢做的发卡全国妇女每人只能有三个。 头脑发热了，宣传的调子也越来越高。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不怕困难九十九，天踏下来顶着走”等充斥着大家的耳目。 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陷入了盲目狂热的困境，加上部分地区连续几年发生了洪涝和干旱等自然灾害，农田大面积减产、减收，粮食供求紧张，北京、上海大城市无米可售，广大农村闹起了饥荒，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出现了令人痛心的事实，“大跃进”才不得不停下来。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为总结经验教训，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缺点错误和成绩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对困难的严重性和调整的紧迫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九五五年开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处在极度困难的境地。中央提出“精兵简政”，合并机关，精简干部。部队机关也做了调整，政治部撤并了三个处，文化处归到了宣传处，群联处归到了秘书处，青年处归到了组织处。 这时候，官兵家里来的信都是讲灾难的事情，部队的思想很不安定。 在这种情况下，军党委决定派人到山东灾区了解实际情况，回来向部队说清楚。军首长决定由我带各师的宣传或组织科长去山东访问。 到了山东，我们先到山东省民政厅，说明来意，省民政厅长先哭起来了：“我们对不起子弟兵，你们在外边南征北战，吃苦爱累，我们没有照顾好你们的家属亲人。好在现在已着手纠正一些错误的做法，各地也在逐渐恢复生产。” 最后，省民政厅介绍山东省灾害最重的地区是荷泽、聊城、烟台、昌潍地区。我们确定去三个有代表性的地方：聊城、莱芜和烟台地区，由上而下，地区、县、公社、大队都要跑到。聊城地区原来有“山东小江南”的美称。“大跃进”中，当地政府突发奇想，大搞农田改造，推行运输舟船化，将农田挖成河道，把老百姓的门板、柜子都造成船，农民们划着小船干活。后来发生了旱情，结果耕地挖没了，门板、柜子毁掉了，舟船都搁浅在了水里，鱼虾也都晒死了，大面积绝收，造成了农业粮食没增产，灾难增大了。 莱芜等鲁中地区，“跃进”的动作不是很大。为了放卫星，放高产，应付上级来参观，群众将几亩地的禾苗拔出来，栽到一块地里，再放上水，短时间看长势很好，两天以后秧苗都死了。有的地方为了搞密植，一亩地用一千斤种子，他们想，一粒种子长两粒，那就翻一番了。结果，棵粒无收。 我们在山东前后呆了十七天时间，带上地方政府提供的材料，告别了家乡父老，心情沉重地回到了部队。 回到军里，我们用了两天时间写了一个情况调查报告，由我代表调查组向军长、政委、副军长、参谋长、主任做了汇报，并将地方政府提供的数字念给首长们听。王政委说：“你给排以上干部做个报告，把看到的情况讲一讲，谈谈地方政府对军属的照顾和优待，给部队不一定说那么多，农村出现这种灾难性的情况，原因有多方面的，既有天灾，也有人祸，相信困难会很快过去的。” 按照军首长的指示，我又提纲挈领地起草了一份报告稿，经政委审定后，军里召开了排以上干部大会，会议由主任马杰主持，由我将调查组回山东走访的有关情况，扼要地向干部们做了汇报，也向大家讲了地方政府对军属的悉心照顾。听到了家乡的一些真实情况，大家悬着的心才稍稍安稳了一些，部队中的传言少多了。 二十军有一个师是一九四七年胶东地方部队升级的，不少干部是胶东人，师领导得知后，要求我去给干部们做报告。经军政治部同意，我去讲过一次。 当时我知道，到山东走访，这是一份十分为难的差使。因为去了解的都是消极、阴暗面的情况，按理说，这些情况不好扩散，更不应该在会场上当众讲说。当形势转变之后，必定有一定的责任的。果然如此，以后来一次运动，我的这次报告就成为我挨批判的一条罪状。 在困难的日子里，四十多年了，我始终忘不了几件事。 为体谅和减轻国家经济困难，为国分忧，部队开展了厉行节约活动，部队官兵每人减少二两伙食粮供应给地方。官兵的伙食粮每人每天一斤半，随军家属是八两，子女半斤，没有菜及其他副食品供应。军党委决定，为了照顾干部家属，用部队的生产粮每天中午限量供给家属小孩每人四两米饭。中午，妻子带着三个两到七岁的女儿到食堂吃饭，每人分一罐四两米饭，妻子那份还没动筷，三个女儿的米饭早进了肚，眼巴巴地瞅着她手中那一份，妻子用筷子将罐子里自己那份饭从中间划一个十字，分成四等份，每个女儿一人一份，她一顿只能吃到四分之一，回到家里再喝些水冲饥。 从山东回来，我一直惦念着岳母的身体，想想老人养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半辈子没过上几天安稳日子，临老了还在家含饥挨饿的。于是就请了几天假，回了趟山东老家，准备把她接部队住一段时间。家里人担心岳母身体太虚，走不到部队，好说歹说才算同意了。两个儿子用门板把她抬到午极村汽车站，送上了去烟台的车。晚上到烟台后，住在市招待所里，我到食堂领了两份饭，每份一张饼子，一碗稀饭，一只小黄鱼。眨眼功夫，岳母把她那一份就吃光了，问我还有吗。我没说什么，把自己的那一份又让老人吃了下去，她肯定很长时间不曾吃过这么可口的饭菜了。整个晚上我都空着肚子，饥肠咕咕。 到了无锡后，我和爱人宁肯自己饿着肚子，每天也要节省些伙食粮给岳母。不到一个月时间，她脸上逐渐有了血色，精神头也足了。我爱人的侄女在三十八团找了一个对象，她正巧也在部队住，得知后就到我们家照顾她。有天，我和爱人都上班走了，侄女搀扶她上厕所时，一不小心跌到了地上，侄女赶快把她扶到了床上。等我和爱人回到家里，老人已经咽了气。侄女为此很内疚，我们都安慰她，这事怪不着她，老人体质太虚了，经不住跌打。我同爱人商量了一下，也没让山东老家来人，打电话向殡仪馆要辆车子，拉到殡仪馆火化了。 两年后，我和老伴把岳母的骨灰送到老家安葬。家里人讲，老人也知足了，临走也见上了女儿，吃了一个月的饱饭。 处于当时那样的困境下，生死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不少农村群众食不裹腹，衣不遮体，随时可能有生命之危。 失去的两次机会 我党一直重视同苏联关系的友好，然而，五十年代中后期，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提出以经济为前提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主张，并将此主张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苏两党间的分歧越来越深，矛盾和冲突也逐渐加剧。 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时候，印度也乘机加快了侵占中国领土的步伐。印度政府对中国派军队进驻西藏，平定西藏叛乱存有不满，容留西藏叛乱分子，为达赖反华提供便利条件。同时又派军队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入侵我国的西藏、新疆部分地区，打死打伤我国边防人员，进行武装挑衅。我国多次与印度政府交涉，但印方置之不理。 一九六二年十月，印军原以为我军在高原地区作战不适应，以十个旅的兵力，在空军配合下，从东、西两段边境向我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我军被迫奋起自卫反击，击溃各路进犯印军，拔除其据点，一直追击到了传统习惯分界线附近，新德里的尼赫鲁政府也听到了解放军的炮声。在反击作战中，中国军队大获全胜，全歼了印军两个整旅和三个旅的大部，毙、伤、俘虏印军官兵八千七百人，两名印军准将旅长也束手就擒。从而维护了祖国的神圣和尊严。 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真正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边防部队全线停火，主动后撤，将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擦拭一新，全部交还印军。我军将俘虏的印军士兵放回，留下一百多个将校军官到我国各地参观，让其亲眼目睹社会主义中国的日益强大，之后全部遣返。有次，我们到军区开会，在南京大会堂看戏时，正好遇上了这些印军被俘军官。 中国政府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行为，给印度上了生动的一课，也向世界人民表明了我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既粉碎了印军的猖狂进犯，也捍卫了我国领土完整和边界安全。 中印之战后，军委决定从内地部队选调一批能力强、素质高、作风好的团以上干部，到西藏、新疆部队任职。由内地调往这两个地方的干部前提条件是越职提升。军党委研究后，决定抽调我与作战处长、机要处长三个人到新疆部队任职，作战处长任南疆军区副司令，机要处长任南疆军区作战部副部长，我任南疆军区宣传部长，由正团提为正师。 之后，政委王六生找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我跟他讲，本人很愿意到边疆工作，想到偏远地区的部队锻炼锻炼。 谈话中间，王政委突然听到我身上咕噜咕噜响，问我怎么了。我告诉他，胃不好，在肚子上绑了一个热水袋。政委立即说：“那你不能去了。你身体不好，到了那里有高山反应，就更吃不消了。我给南京军区说一下，换一个人吧。” 当时我身体的确比较消瘦，体重才九十七斤。胃病是当兵人的职业病，十二指肠溃疡比较重，我也曾经到军区医院诊治过，医生建议开刀切除，有人告诉我不能轻易切除，要不，就成残疾了。这之后，我一直强撑着，按医生要求，平时注重饮食调理，养成有规律的生活习惯，胃病有重到轻，慢慢的就没有了。 而此后不久，又有一次难得的机遇也与我擦肩而过。 总参在南京军区成立外语学校，编制上归总参，管理上由南京军区代管。外语学校是专门培养驻外人员的学校，干部个人的身体素质、家庭出身、文化程度等方面要求都非常高，组织上经过一番认真考察，决定要选调我到外语学校参加驻外武官的培训。临行前，也因为我的身体不好没有去成。 如果我真去了南疆；如果我真去了外语学校，也许等待我的会是另外一种人生。 我是运动对象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六年的十年，我国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国家形势欣欣向荣，人们向往着和平、幸福的生活。同时，这期间也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是不平凡的十年，也是我的人生经历最为丰富的十年。 始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和建设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损失，同时也使经历了这一变革的人们经受了一次特殊的考验。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标志。 不久，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部队，每一级组织，每一级干部，从国家领导人、从元帅将军，到省、市领导，到党小组长、班排长，只要是在领导岗位，只要是从事领导工作，多数都被划为“当权派”的行列，成为“运动”的对象，接受审查、批判和批斗。各级领导班子、党组织都相继瘫痪了，全国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 我当时任二十七军政治部宣传处长，跟随军长尤太忠参加无锡市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的工作。 军长尤太忠老家在河南光山，他十三岁参加红军，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时只有三十七岁，是第一次授衔时我军最年轻的将军。他以善打硬仗、恶仗著称于世，当年打鬼子非常狠，作风很顽强，治军、抓部队也十分严格，官兵对他既敬又畏。我与他一九五八年相识，相互也比较熟悉，虽是上下级关系，在一起的时候也很随便。 我在无锡市“社教”办公室工作了一个多月。一天午饭后，尤军长把我找到他在市委的办公室，招呼我坐下，笑哈哈地跟我讲：“王晏，我给你说件事。” 听他这么讲话，我想大概是要给我布置任务啦，就对他讲：“有什么工作请您吩咐。” 尤军长接着说：“家里常委开了个会，要你回部队。” “要我回去？”我感到有些纳闷，怎么中途要我回去呢。 尤军长又语重心长地跟我讲：“你要有思想准备，总政指示，军机关要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动重点是宣传文化部门，你是宣传处长，当然要首当其冲啊。” 我心里当时咯登一下，想不到我这个运动领导小组成员，竟又成了“运动”的对象。 见我一时语塞，军长提高嗓门说：“你放心好了，这次要你回去是让你带头参加运动，配合运动，不会有什么事的，你不是走资派，这个，我比谁都清楚。”像是在安慰我，又像是有什么话要讲没讲完。 我向军长表了态：“服从军党委决定，听从首长安排。” 但在回部队的路上，我一直在犯嘀咕：自己这次会不会真成为“走资派”呢？又一想，部队就这么一回事，凡有运动总是拿宣传部门开刀。难怪大家都说笑话：
进了组织部，入党有照顾； 进了干部部，年年有进步； 进了保卫部，不受人欺负； 进了群众部，走街又串户； 进了青年部，唱歌又跳舞； 进了宣传部，年年犯错误； 进了联络部，越干越糊涂。
回到军机关，军政治部A主任一脸严肃地跟我说：“你自己要正确对待这次运动，正确对待群众批评，你也看到了，这几年运动非常多，大运动三六九，小运动年年有，作为革命同志，接受批评是很正常的事情，他反映出一个人的革命态度问题、世界观问题。根据上级文件精神，这次运动以宣传文化部门为重点，你是宣传处长，又当过文化处长，长期从事宣传、文化工作，比较了解宣传部门的情况，因此要你回来参加运动。运动期间宣传处由两个副处长主持工作，你要全身心投入到运动中来。” 我是一九五八年当宣传处长的。这时的宣传处是军机关第一大处，一百三十多号人，是由宣传、文化两个处合并的，配有宣传、文化两个副处长，除有分管教育、理论、新闻的六个宣传干事，分管俱乐部、体育、文艺的八个文化干事，另外，还下辖六十多人的文工团，二十多人的体工队及新闻、文艺两个各七、八人的写作组，既有干部，也有战士，人员数量多，成分复杂，事情繁琐，许多都是地方直接入伍的大学生、知识分子，本身对做好人员管理工作带来了许多难题。由于人多事杂，加之从事宣传工作职业方面的原因，人们的思想较其他人活跃，凡事都要往前冲，话要说在前，事要做在前，活要干在前，文章要写在前，在当时那样的特定岁月里，在“运动”来临之时，正所谓露头的椽子先糟，枪打出头的鸟，站在前排的“宣传人”自然要成为批评的对象。 但真要成为众矢之的，成为大家批评、揭发的对象，接受群众审查、批判，却还是需要一番勇气的。问题是我找不到自己哪地方符合被“运动”的标准和条件。 从自身讲，自己从参加革命工作那天起，对党始终怀有忠诚之心，不管是战争年代冲锋陷阵，还是和平时期抓部队建设，总是竭尽全力去做好上级分派的每一件事情，每一项工作。不管是在营、连当领导，还是在军、师机关任职，这些年以来，自己的所作所为，所行所思，对得起领导的信任，对得住组织的培养，可以说做到了上不愧党，下不愧兵，中间没有愧对自己的良知。正因为如此，也得到了领导、同事们的褒奖，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积极分子，从没被批评过。 从家庭出身来讲，自己更是根红苗正，是彻彻底底的无产者、赤贫者。我生于“地上无寸土立身，房上无片瓦遮风”的雇农之家，党领导革命，实行土改后，家里才分得了几亩薄田，算是有了财产，成为佃户，之后又成为贫农。更没有什么海外关系、阶级成分高的亲戚，社会关系是清白的。 但既然是党委开会研究定了的事，岂可改弦更张，摊到自己身上，也只有用头顶着了。 针对我的批判会开始了。 第一个波次，在宣传处内部全面展开。 “运动”之初，采取“背靠背”的含蓄方式进行，先由处里每个人准备揭发我的发言稿，之后各党小组、支部开展热烈讨论，再由两个副处长主持各支部汇报批评情况。 身子正不怕影子斜。尽管成为大家的运动对象，实事求是地讲，当时心里却很坦然，也很平静。平心静气、老老实实地接受同事们的评头论足，任由群众尽情地批评，尽兴地批判。 也许真就找不出我身上值得批判的破绽吧，同事们对我的批评多数属于和风细雨、轻描淡写型的，蜻蜓点水，浅尝辙止，不肯上纲上线。前后反反复复批评了十多天时间，也没“批”出多少可喜成果来，一些同志只得把我生活中的“小节”放大成问题汇报，问题五花八门。有的讲：“王处长身为处长，喜欢讲笑话，与人开玩笑，忽视青年思想建设，很不严肃。”有的讲：“王处长有时穿军装不戴帽子，不注重自身形象。” 有的讲：“他家里有顶鸭舌帽，笔筒里插了一根野鸡毛，个人爱好跟别人不一样，小知识分子情调。”还有的讲：“他生活搞特殊化，军机关只有李副军长家里买了电风扇，他是处长，也买了电风扇，是奢侈作风。” 政治部A主任听了汇报，认为这个阵势眼看运动要收场了，连忙把宣传处全体干部召集一块“统一思想”，进行二次动员：“这样不行。你们宣传处的人多，批评会应当开得热烈些，这也是关心同志的一种方式，批的越透，爱的越深，疮疤揭的越彻底，越能触及灵魂，根子挖得越深，对本人帮助就越大，不能小脚女人一样，要思想解放，放开手脚，像社会上那样轰轰烈烈地开展批评，宣传处也要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A主任生动有力的动员颇显成效，应该说是立竿见影。他上午做的动员，下午我们宣传处楼道的走廊里就出现了批判我的第一份大字报，批判我对文艺不够尊重，长官意志较浓，不懂文艺。起因是当初文工团排演的话剧《无风浪》，我当时明确表态肯定了这个剧本，支持《无风浪》演出，话剧上演后在军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受到观众一片赞许之声，因对这一事件看法不统一，也因此得罪了机关一些部门的同志。文工团的同志批评我当时态度不够坚决，男女二人自杀死有余辜，是反革命，应当嗤之以鼻，不应该同情，更不值得革命军人去同情。 事关《无风浪》的大字报在机关激起了千层浪。在地方贴大字报是平常事，在部队、在机关里这却是第一次。于是，大家争相到宣传处走廊现场见学，一度门庭冷落的宣传处人头攒动。 之后，A主任又掀起了第二个批判高潮。 A主任号召政治部全体人员要走在运动最前列，动员大家人人都要动手写大字报。同时告诫大家不要光是揭发一些无关痛痒的鸡毛蒜皮，要深挖触及我的灵魂、击中要害的实质性问题。于是，大家纷纷响应，翻箱倒柜，把一些阵年旧账都翻出来，把部里一些工作上的过错都牵强附会往我身上扯，批评我的大字报很快贴满了宣传处的走廊、贴满了政治部的办公室和楼道。比如，有人在大字报中揭露我曾经帮助老家的京戏团买过唱戏的服装，把封资修的思想送到了农村，毒害人民群众，不讲阶级斗争。还有人批判我在“大跃进”时，带调查组回山东走访，说老家饿死了人，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给人民公社抹黑，要求党委追查我的责任。 政委马杰跟提我意见的同志解释，当时让王晏同志去山东调查是军党委开会研究决定的，他回来报告的情况是属实的，没有夸大，也没有歪曲事实。这样，山东调查组这件事才到此为止。 在这种揭批的大好形势鼓舞下，政治部A主任决定：军机关司、政、后三大部都要开展批评王晏的运动。于是，我又成为军机关所有官兵批评的对象。 蔚为壮观的还在后面。 为使批判宣传处长的运动结出硕果，不断推向深层次发展，政治部A主任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在全军深入广泛地开展批评王晏的运动，团以上机关的宣传、文化部门都要向军部送交揭发批评王晏的大字报。 这样深入批评我的第三个高潮开始了。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能够三度成为政治部专题研究的议题，并连续三次下发指示专题批评一个处长，这在二十七军的历史上恐怕我是第一个。 经过一段时间的批判后，我成了落水狗。在机关、食堂，大家都尽量回避与我打照面，回到家里，面对妻女我也无话可说。 当时，令我感到不解的是，作为我直接上级的军政治部A主任因何对批判我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死死地抓着我不放呢？琢磨来琢磨去，一位同事帮我找到了原由：当初A主任由军区机关到军里履任时，我因事未能到车站迎接，当他看到政治部几个处只有宣传处去了副处长，特意板着脸问宣传处长叫什么、干什么去了。仅此一次而已。若不是这个原因，也只能是阶级感情不同所致。有道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A主任家是大地主，威震一方，而我家则是赤贫户。 随着批判运动的不断深入，A主任强调对我的批判要上纲上线，一位同志写出了一张有质量的大字报，他揭发此前他抄写过我撰写的四部中篇小说手稿《洞箫巧奏交响曲》、《万紫千红总是春》、《阴魂不散》、《红山乡》。 四本小说手稿反映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事。《洞箫巧奏交响曲》说的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军一名侦察班长与朝鲜人民军战士的友谊。《万紫千红总是春》反映的是一九六二年，蒋介石鼓吹要反攻大陆，部队家属送子参军的故事。《阴魂不散》描写我军一位干部探家，遇到了村里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族长企图利用续家谱手段，进行破坏活动的事。中篇小说《红山乡》以我的老家胶东半岛为素材，说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当地盐民与地主、盐霸开展革命斗争的故事。 我写的这几篇小说，还没有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而是由这位同志帮我抄写过来，不属于正式的作品，按照党的政策，即使有错误，也不应该公开批评。 大字报批评《洞箫巧奏交响曲》渲染了革命战争的残酷性，搞人性论，是修正主义作品；《阴魂不散》歪曲了社会主义农村的大好形势；《万紫千红总是春》太不严肃，家属想让子女参军就参军了，是搞庸俗化的东西；《红山乡》夸大了敌人的作用，灭自己的威风，过于悲观。 这样以来，大家就找到了批判我的突破口，事情就严肃了。 我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认真学习各单位送来的大字报，每张都要从头至尾地阅读，一字不拉，认真地学习思考。 此时地方的运动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造反派已经开始冲击军队。许多老干部和党员被揪斗得死去活来，有的单位少数人甚至私设公堂，残害人命。军部批判我的队伍中也出现了分歧，也形成了“保派”和“反派”。“反派”提议对我也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学习地方的做法，也要挂木牌子，戴高帽子，也要在大院里游街示众。 “保护派”则坚决反对，据理力争，称部队不同于地方，搞批判是为了帮助人、挽救人，不能搞游院示众。 军党委秘书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在地方搞社教工作的军政委马杰。 马政委打电话征求军长尤太忠的意见。 尤太忠明确答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可以揭，大字报怎么写、怎么贴都可以，但我们是部队，对批评对象不准挂牌子，不准戴高帽，不准搞游街，我规定一条：谁这样搞就是违犯纪律。” 这样我才算躲过了挂、戴、游这一关。 运动到了十月底，正当军机关的批判还待深入的时刻，军里接到总政的指示，部队军以下机关停止开展“四大”，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的重点不再是宣传文化部门，而是各级党委。 这样，正式宣告结束我接受批判的岁月。 过了几天，军长尤太忠回部队专门找我谈话：“军机关‘四大’不搞了，前段时间群众对你有什么过激的行为不要计较，这件事过去就过去了，不留档案，不做结论，不影响对你的使用。” 老首长的一席话，说得我心里酸乎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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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5-27 17:5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