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为打鬼子去当兵
三个党员假带头
一九四五年六月初，我同村里报名参军的其他九人到了史家坛集合。
区长张连忠站在刚搭的台子上讲了几句话，为我们每人胸前戴了朵大红花，办理了登记手续。当晚，住在用高粱席子搭建的大棚里。后来才知道，这次我们区一同来的新兵有一百多人，全牟海行署就征了一个营的新兵。
第二天，县武装部长带着我们到了东海分区，编入了东海军分区新兵团，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集训。
当时，上面还没发下军装来，大家都还穿着五颜六色的老百姓衣服，但是队里的生活却按战士的要求执行的。新兵团分三个营九个连，每连三个排九个班的建制，白天集中训练，内容为常步、正步、跑步走，四面转法，各种敬礼等。晚上学习队列条令，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形势教育。
一个月后集训结束，东海新兵团接到命令，要升级到主力部队胶东军区五师。
胶东军区驻地在莱阳城。从文登到莱阳有二百多公里的路程，上级规定我们四天必须赶到。当时，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能徒步行军，每天都要走六十多公里的路程。早上五点出发，晚上到按照规定的宿营地宿营。
头天晚上，新兵团从文登来到乳山的下万口村宿营。我忽然想起我大姨家就是下万口的，连队叫各班组织到老百姓家里烧开水，烫烫脚。我给班长请假到了我姨家。
我不顾母亲的坚决反对，报名参军一事，大姨早听说了。这次见我们的部队到了她们村，就数落我：“你哪赶上在村里教书啊，当兵打起仗来那些枪子儿可没长眼睛，咋不让你妈担心呢。我正想劝劝你，你正好来了，晚上就不要回去了，就在我们家里，等部队走了，我再把你送回家去。”
我感到大姨的话有些好笑，对她讲：“你思想怎么这样落后呢，我现在可是八路军了，哪能说不去就不去呢，我们部队可是有纪律的。”
大姨很失望地报怨道：“你们男人心太硬，为了当兵老婆孩子都扔了。”
我说：“都不当兵，那日本鬼子谁来打呢。”
大姨说：“看来你是吃进秤砣铁了心了，在部队要好好照顾自己。”
那天晚上，我没有听大姨劝我离队的主张，回到了连队。而与我们同来的东传道却真的开了小差，不知到那里去了。
行军到第四天的晚上，新兵团来到莱阳城南五师的驻地，部队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晚饭。晚饭吃的葱花油饼，绿豆小米稀饭，菜是韭菜炒鸡蛋。第一次吃这样好的饭，心里真高兴。心想，军队能天天吃这样的好饭吗？其实这是军区特意为欢迎新兵做的。
吃完饭，新兵团被带到一个很大的场院上，接兵的宣布：一营到十三团，二营到十四团，三营到十五团。
我是新兵团一营，分到了十三团，该团为五师主力团，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济南第一团”。
我们一营的新兵又被带到平度县的段坡岚村的一个场院里，每名新兵都要重新分配，团里将人分给营，营再分到连。到了半夜时分，我们有十四名新兵分到了十三团的特务连，来接我们的是连指导员宁奇。他接过我们在新兵连填的登记表，打着马灯再一一重新登记，同村的东曰新、李培仁和我都分在一个连队。
指导员先将白面书生的李培仁交给了二排长，分到了二排六班。见东曰新胡子拉碴的，年龄有些大，面相有些老，就让司务长把他领走，去了炊事班。最后，指导员对我讲：“你叫王晏吧？”我答应是，他说：“你跟我来。”
指导员把我领到连部，交给连政工干事。指导员走后，政工干事对我说：“你在连部当文书，连队原来的文书前几天打仗牺牲了。”停一下又说：“文书主要工作帮助连首长写报告，做各种统计，帮指导员整理文件，造花名册。听说你是党员，是中学生，在家还当过老师，当文书应该没问题。”
刚开始听到特务连这个名，有点疑惑，怎么来当特务了呢？后来才知道，十三团特务连平时主要担负团首长机关的警卫警戒任务，如果需要时还要到师部执行特殊任务，连队归团司令部、政治处直属领导。连部除了文书，还有两个卫生员，四个通信员，一个理发员，一个司号员，总共九个战士，平时都住在连部，归政工干事统一管理。卫生员和司号员都是胶东人。我见通信员、司号员、理发员每人背支马拐子枪，我和两名卫生员赤手空拳，没有枪，心里直发痒。
第二天，指导员把我找去谈话，跟我说：“王晏同志，你是党员，是中学生，又当过老师，思想觉悟高，我们欢迎你到咱们八路军的队伍中来。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
我问指导员：“连队都有枪，为什么不给我发枪？”
指导员说：“发枪是按编制来的，连队文书和卫生员编制上不配武器。”
我说：“我从小就喜欢枪，来当兵的最大愿望就是为了扛枪打仗，我没有枪，打仗的时候怎么办？”
指导员随手把自己腰间的手枪连皮带解下来给我，说道：“这支手枪，你先背着吧。”我双手接过指导员的手枪，心里感到神气极了。
两天后，连队给新兵发了军装。穿上军装，才有了当兵的感觉，才真切地感到自己是一个八路军战士了。
然而，人们的入伍动机是不一样的，发下军装的时候，与我同在一个连队的李培仁思想上的苦恼却来了。
白面书生的李培仁自小吃好饭长大的，细皮嫩肉，原来在烟台市的一家商行里当帐房先生。烟台失守了，从烟台回到上草埠，娶了个地主老财家的姑娘当老婆，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每天在家里呆着。后来正赶上政府发动青年人参加八路军，迎接大反攻，收复大城市，看到我和宋云峰都报名参了军，他在形势的感召下，抱着想进大城市的愿望也就报名了，随部队来到了平度城。前一段新兵集训不大正规，要求也不是太严，正式的发了军装，发了枪，编到班里还要出操站岗，李培仁哪能吃下这份苦。因此风纪扣也不扣了，拉拉沓沓，后来干脆赖在床上装起病来，说啥不愿到操场参加训练。排长劝说无效，只得向连长、指导员做了汇报。
连长叫萧永和，原是十三团钢八连的连长。当时十三团有句顺口溜，叫着“铁七连，钢八连，钩子九连”，这几个连队作风都十分过得硬。战将都是战场上打出来的威风，萧永和作战非常勇敢，打起仗来不要命。他当排长时，在一次战斗中子弹打完了，就和鬼子进行白刃战，嘴唇给捅得豁了口。这样的连长能容得这种兵吗？他对二排长讲：“不行，把他拖起来!”接着，又回头对我说：“王晏，你看你们村来的兵，真给胶东丢人！”
指导员把话接过去说：“你与李培仁是同乡，你去找他谈谈，帮助做做思想工作，当了八路军不能这样。”
我来到二排宿舍，找李培仁做工作。
李培仁说：“你是党员，到部队就当了官儿，哪像我分到班里，天天训练快要死了。你不要再劝我了，我不想干了，回老家去。”
二排长见李培仁仍躺在床上，虎着脸指着他骂道：“你他妈的再不起来，我枪毙了你！”
李培仁一听害了怕，晚上找到我说：“我们排长讲，我再躺床上他就要枪毙我，你跟连队说说放我回家吧。”
第二天，连部开办公会议，专门研究李培仁的问题。连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我给大家讲，李培仁原在烟台当帐房先生，打得一手的好算盘，但从小没吃过苦，当时报名参加八路军是一时冲动，想进大城市，思想基础不牢。
指导员说：“咱们连是战斗连队，也没多少账可记啊，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
连长说：“我看不行就算啦! 给团司令部报告一下，把他精简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团司令部还真同意了连队的意见，把李培仁精简掉了。这样，李培仁只当了两个月新兵就“光荣”返乡了。
没过多久，部队行军到莱阳五龙河。途中休整时，我找到当了连队炊事员的东曰新。东曰新入伍前是杀猪的，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他在村里辈份比较低，我长他两辈。东曰新问我：“王晏爷，听说李培仁让连队精简掉了，有这事吗？”
我说：“李培仁在连队不好好干，连里不要他了，上级批准把他精简回去了。”
东曰新说：“听人讲很快要打仗了，我也想回家，家里好些事总得照顾一下。”
我提醒他：“你可不能像李培仁那样不争气，让人瞧不起。”
东曰新说：“爷，你到部队就进连部当了官儿，整天背着手枪，多神气呀，哪像我天天烧火做饭，吃苦受累的。”
我跟他讲，这是革命分工不同，不要再胡思乱想。
没想到，我刚与东曰新聊过天，第二天司务长跑来向连长萧永和报告：“老东找不到了，我早起让他到五龙河洗米，等到快七点钟了仍没看到他的人影儿。后来到五龙河一看，米筐撂在河边，人早没了踪影，肯定是跑回老家了。”
萧永和一听，差点没把鼻子气歪，冲我说：“王晏，瞧你们这些牟海兵，来了三个，几天时间跑了两个，你给我先说说你跑不跑？”
我笑着对连长讲：“我不会跑的，我是党员，哪能当逃兵呢。”
萧永和命令司务长：“你带个人到牟海，把东曰新给我抓回来！”
几天后，东曰新果真被司务长从家里带了回来。连长让先关东曰新三天禁闭。指导员让我找东曰新谈谈，做做思想工作。
我问东曰新，是不是在炊事班吃累，工作上干不了。
东曰新说：“炊事班这点活对我算不了什么，我是怕以后真打起仗来，万一把脑袋丢了，那不就完了吗。”
我跟他讲：“可不能再跑了，部队有纪律，随便逃跑是要受纪律处分的。”
我的这些话东曰新根本没听进心里去。没过几天，打仗的风声逐渐紧起来，每个人都发了干粮袋，发了弹药，擦拭起了武器，部队真要打仗了。还没等战斗动员，东曰新又溜了。
这次，连长萧永和倒没动什么肝火，跟指导员商议道：“我看算啦，老东也拉家带口的，回去就回去吧，我们不找他了，没有他连队还能没有饭吃吗。”
就在这时，分在别的连队的宋宗德跑来找我，跟我讲，他与李人君、李文举三个人也要离开部队回家了。我一听心里格登一下。
宋宗德接着解释说，来的时候，他们与区里讲好的，征兵报名时他与李人君、李文举三个是党员先带头报名，把我们这些人领到部队后，他们几个就回去。李人君、李文举两个不好意思来见我，就让宋宗德代表他们向我辞行。
我对宋宗德说：“你们这样做很不对。当初咱们一样报名参的军，村里群众一起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们入伍，现在你们却要回去，如何去向村里群众解释呢？群众会怎样看待我们这些党员呢？以后你们党员在村里讲话还有用吗？”
宋宗德讲：“这是区里为完成新兵征集任务让这样做的，我们也没办法。再说，地方工作也很需要人嘛。”
我把新发的一双猪皮底的布鞋送给他，做了纪念。不管真假，好歹我们还是同年人，不计较了。
同村的宋云峰分到了三营十一连，他当了两个月的兵，调到营部也当了文书。有一次团部开大会相遇，我同他谈起三名党员参军“假带头”的事，宋云峰讲：“原来你们都是党员，只有我蒙在鼓里，等以后回村里我得好好问问他们，参军是自愿的，是光荣的事，怎么能耍鬼呢？”
世界上很多事就是这样奇妙，有些事你求之不得，盼不来，争不到。有些事你根本没有想到，它却会阴差阳错地找到你，撞到你的脑门上。但不管别人怎么说，也不管村里人如何看报名参军这件事，我只知道自己的确是横了心要当兵的，而且是矢志不渝，主意拿定，马拉不回。
新兵的故事
我们十三团离师机关比较近，一九四五年十月，我连担负了师部的警卫任务。师机关当时住在平度县亭兰丘村。
师里为培养连队文艺骨干，活跃部队文化生活，刚成立了一个文艺团体，叫先锋文工队。师通知每个连派一名文艺骨干每个星期天上午到师部驻地文工队，学唱《八路军军歌》。特务连叫我到文工队参加学习。这首歌曲子高亢雄壮，唱起来很有气势，歌词写得很好：
铁流两万五千里，
直向着一个坚定方向。
苦战十年，
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旦强虏寇边疆，
慷慨悲歌奔战场。
首战平型关，
威名天下扬。
游击战、敌后方，
铲除伪政权；
游击战、敌后方，
坚持反扫荡，
钢刀插入敌胸膛。
巍峨长白山，
滔滔鸭绿江，
誓复失地逐强魉，
为我民族独立，
求人类解放。
这伟大的重大责任，
都担在我们的肩上。
巧的是，在师文工队里，我正好遇上在胶东中学时的同学王峰。王峰见了我，又高兴又激动，问我怎么到这里来了。我把入伍的情况向他简单做了介绍。王峰便问我愿不愿到文工队来。我原本就曾是东中学校的文艺骨干，听他这样问，就想也没想说：“愿意。”
王峰说：“那你下礼拜早点过来，我带你见见文工队长。”文工队长叫莫雁，是出名的演员，鲁艺毕业的，多才多艺。
第二个礼拜，我一大早就去了先锋文工队找王峰。王峰就带我去见文工队长莫雁。
莫雁问我：“想到文工队来，你有哪方面的特长？”
王峰抢着说：“他是我胶东中学的同学，会演话剧。”
莫雁又问：“吹拉弹唱会不会？”
我说：“会吹口琴。”
莫雁说：“口琴不行，在文工队用不上。”
我说：“那我可以演戏，也可以在队里做做剧务什么的，这些我以前都搞过。”
莫雁说：“我们先研究一下。你回去先跟连队讲一下，看能不能放你来。”
回到连里，我向指导员做了汇报。
指导员讲：“连里的兵员都是有数的，不好往外调。连队找个中学生也不容易，你在连队干文书也很好，也能发挥你的特长。”
我说：“我有这方面的爱好，以前也搞过，想到文工队锻炼锻炼。”
指导员说：“那我跟连长商量商量吧。”
连长听说后，把我训了一顿：“你以为这是赶大集呀，自己去联系地方，想到哪就到哪，不能去！”
指导员跟我讲：“部队是讲纪律性的，自己有事要向组织提出来，由组织给你办，不准个人私自行动。”
文工队去不成了，我的心里也没有多少波动，也就放过去了。
当时连队成员有些复杂，有的是像我这样从地方参军的，有的是地方部队升级来的，也有的从杂牌部队收编的，还有战场上解放过来的，四面八方，五湖四海，什么样的兵都有。加上当时经济相对困难，部队经费紧张，服装也不统一，我们连队当时发的军装都是深灰色的粗布料。
有一天，我见卫生员把一些治疟疾的葵宁泡在水里，将腿上的布绑带染得黄黄的，非常好看。想起以前有人带过黄颜色的军帽，很神气，就顺手把军帽放在盆里也染成了黄色。
第二天早上出操，操练三十分钟后，连长早点名，值星排长下口令，整队报告后，连长高着嗓门喊：“文书出列!”
我当时不知道在喊我，没应声，卫生员用肘捣了我一下：“连长喊你。”我忙回了声：“干什么？”
“干什么，你出列！”连长有些火了。
我大步出列后，连长叫我把帽子脱下，交给值星排长，接着大声训斥起来：“文书，谁叫你戴‘黄帽子’？二鬼子才戴‘黄帽子’你知不知道？你违犯了着装纪律，罚站半小时！”
值星排长拿着怀表帮我卡着时间，快要开早饭了，才让我结束罚站。临走，也没把帽子还给我。
回到宿舍，通信员挖苦我说：“你还染黄帽子呢，才当两天兵。”
指导员饭后把我找去，开导我说：“连长批评得对，你不是学过条令吗？八路军是讲纪律性的革命队伍，穿什么衣服，怎么穿都有规定，这么多人，一个人穿一样，不行。”说完了，给我找了一顶灰色的旧军帽戴上。
战争年代部队没有固定的营房，在一个地方宿营，最多不过十天八天就要根据敌人的动向换地方。每次移防前，副连长带着司务长、炊事班先去设营，将连部、岗哨、宿舍的位置选好，到老百姓家里买来铺草。有次，连长、指导员到达宿营地后，带着各排长看地形去了，连部的通信员、司号员、理发员先给连长、指导员打好铺，接着再给副连长、政工干事、司务长的铺打好。连部其他几个人在地上摊上麦桔，把背包打开铺上。我站在旁边看着心里想，怎么他们不给我打铺呢？就问通信员：“我的铺在哪？”
一句话把通信员问笑了：“你的铺在哪？你自己不能铺吗？”
我不解地问：“不是干部都铺门板吗？”
卫生员接过话说：“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干部吗？你至多是个班长，哪是什么干部。”
政工干事走过来向我解释：“小王，你是文书班长，通信员、卫生员、理发员他们七名战士归你管。你现在还不算干部。”
我这才知道自己原本就不是干部，真是自作聪明，自讨无趣。
不久，我又挨连长一次批。
连队接到命令，要趁摸黑端掉胶济路上“二鬼子”的一个据点。当时这个据点有二十多个“二鬼子”，看守着一个车站，直接妨碍了我军的交通运输。连队决定派一排执行这个任务。
我听说后，因为还没有真正见识过打仗，便向指导员请求跟部队一起参加战斗。指导员同连长商议，连长说：“想打仗是好事，让他去吧。”
我一听十分兴奋，同卫生员提着马灯随一排出发了。到了目的地，排长把我俩安排在隐蔽的地方。
战斗很快打响了，卫生员有战斗经验，告诉我不要站在那里，赶快卧倒。不大会儿工夫，二十多个敌兵，除几个跑掉外，其他都抓来了，还缴获了二十多条枪，战士们高高兴兴地扛着枪回到了营地。
我感到这仗打得太轻易了，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就结束了。
战斗结束后，连长说：“文书，你到排里统计一下，这次战斗消耗了多少弹药，缴获了多少武器，统计好赶快报给我。”
我第一次搞统计，见统计表上列满了统计内容，有65mm、79 mm武器的口径，有13式、38式武器的样式，有汉阳造、捷克式、德国造等名称。我拿着统计表到排里逐一进行统计，密密麻麻写满了一纸。自以为完成了任务，就把表送到连长那里。连长一看，立时自言自语：“你这是战斗统计表吗？这搞的什么驴唇不对马嘴。”
我狡辩道：“我是照表上的项目，有多少项目统计多少项目。”
连长说：“不懂不要装懂，多问问别人，你这个中学生不怎么样。”接着，又指着我身上的手枪：“从今天起，这手枪你不能再背了，还给指导员，当了两天兵毛病不少，天天背着手枪，让团长看见了，还不知道你是哪里派来的大官儿呢。”
我说：“我也应该有只枪。”
连长说：“可以，到排里调支大盖枪给你。”
指导员事后找到我：“工作上不懂的事多问问政工干事，多向通信员请教请教，一回生两回熟嘛，慢慢就会熟悉的。”
过了两天，连队开党的小组会，连长、指导员、副连长、政工干事和一名卫生员参加小组会议，我也参加了。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卫生员最先发言，他说：“我给王晏同志提点意见，王晏同志没经过严格的锻炼，身上一些游击习气要改掉，要多加强纪律性。”
我说：“我也给连队提点意见。”
指导员说：“你说吧。”
我接着讲：“我感到咱们连队做事不够民主，上次我要求到文工队那件事，连首长研究也没研究就给回绝了，到文工队也一样干革命工作。”
政工干事发言说：“你敢想敢说、对组织坦诚是好事，但要把老百姓的思想作风彻底改一下，你到连队后，先是要求到文工队工作，接着又私自将帽子染成‘二鬼子’一样的颜色，还背着指导员的手枪，让团机关知道了，是要挨批的。”
接下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开展起了对我的思想帮教活动。每个人的发言都很尖锐，使我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这次党的小组会对我的触动很大，从那时起，下决心改掉身上的自由习气，当一名听党的话，严守部队纪律的革命战士。
夜袭鬼子飞机场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鬼子投降后，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企图独占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推行独裁和内战的方针，借以消灭共产党，消灭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
蒋介石下达了三道命令：一是日本军队只准向国民党军队投降缴械，不准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投降缴枪；二是收编由投降派改组的伪军、治安军，为地主、富农组织的地方武装改名加封，编为国民党的保安旅、保安团，负责维持地方社会秩序；三是八路军不准扩大防区，原地驻防待命。
而此时，敌后的革命斗争的形势较之以前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革命力量不断壮大。抗战胜利后，我党已成为有着一百二十多万党员的大党，解放区面积已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亿人，人民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多万，民兵二百二十万，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同抗战初期大不相同了。
蒋介石要发动内战，但由于抗战期间大多精锐军队退到了西南地区，要迅速开赴华北、东北和华东解放区一时还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各种重要问题”。我党对国内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为使全国人民认清党和人民军队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周恩来从延安乘专机飞往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历时四十三天的谈判后，国共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
重庆谈判只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谈判期间，蒋介石重新秘密印发了《剿匪手本》，“双十协定”刚刚签订，蒋介石就发布了进攻解放区的密令，在美国政府帮助下，用飞机和军舰将其精税部队十四个军共四十一个师，迅速抢运到华东和华北，夺取战略要地和交通线，分割、压缩解放区。
我军当时为保卫抗战的胜利成果，壮大革命力量，对国民党进犯军队进行了针对性的自卫作战。东北、陕北和胶东，当时是国民党进犯的重点。胶东军区当时有十三团、十四团、十五团、十六团四个主力作战团队，另外还有东海分区、北海分区、西海分区、南海分区四个独立团，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军区迅速进行周密部署，不断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扩大根据地，扩充军队，赶在国民党部队到来之前占领重点目标、重要设施。
一九四五年十月，胶东军区指令十三团夜袭当时仍由日本鬼子占领的四方机场。四方机场距青岛市二十公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国民党运送部队的重要基地。
夜袭机场的战斗分为两个主攻方向，由一营、二营分别担负主攻任务，我们特务连作为二营的二梯队。傍晚时分，我随连队乘着夜色向四方机场出发了。
四方机场驻有日军的一个中队。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指派当地的“二鬼子”协助日军守护，一营的主攻方向主要由日军中队把守。当时日本鬼子采取不抵抗政策，见八路军进攻机场，为了保命随即撤走了。二营方向是“二鬼子”把守，负隅顽抗，二营伤亡比较大。一营突破日军把守的防线后，掉过头来与二营夹击守敌。“二鬼子”得知日军已逃跑，也撤出了四方机场，向城里逃去了。此时，指挥战斗的副团长命令特务连，迅速占领飞机库，向停在机场的飞机投掷手榴弹，将其炸毁。
连长、指导员带领我们冲进飞机库，将看守机库的鬼子全部俘虏。接着，连长指挥我们用手榴弹炸毁了停在机场上的二十架飞机。
天亮时分，夜袭机场的战斗胜利结束。我们连队缴获了十多支“三八”式长枪，一挺歪把子机关枪。日军俘虏被押到了团部，其中一名受了重伤，在途中不愿当俘虏，从担架上滚到沟里死了。
九具美军尸体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国共双方同意召开由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特使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商定军队整编、协调处理国共军事冲突问题。会议期间发布了停战令，战争在全国范围内暂时停止了一个时期。
一九四六年一月，特务连接到团司令部命令：全连官兵全副武装，到青岛附近的营上执行护送美军飞行员尸体的任务。
美国空军在青岛机场，登陆不久，由于对当地地形不熟悉，九架军用飞机从机场起飞后，相继撞在大泽山上，九名飞行员全部身亡。大泽山是我军控制的解放区，美方通过军事协调组，协商我方给予帮助。胶东军区派部队帮助美方把美军九具尸体运送到即墨城西营上，办理交接事宜。
九具美军飞行员的尸体，已由当地群众在大泽山上找到后，抬到了胶东军区五师师部，特务连负责从五师驻地把美军尸体运到即墨营上的住地。美方人员在营上等候接收。营上当时是国共两党军队的分界线。
上级对这次护送任务非常重视，由师参谋长亲自负责这件事情。特务连接到这一任务后，连首长召开会议进行了认真部署，对各方面的问题都做了周密、细致的研究，对参加执行任务的人员做了严格要求。
出发那天，全连官兵人人都换上了新军装，一律佩戴上新臂章，背着缴获日本的“三八”式步枪。我背着指导员的手枪和一个皮包。
美军尸体用军用担架放在九辆大轱辘车上，由牛拉着，师参谋长与胶东军区联络部长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警卫人员走在前面，特务连一百二十多名官兵全副武装，精神抖擞，步伐整齐，一路上威武雄壮。
到了营上分界线，美军已等在那里。一字排开停着三辆吉普车、一辆中卡、一部耸立着鞭状天线的通信车。车上的通信人员正在忙着联络。
随后，美军一名佩戴上校军衔的军官，站在分界线南侧，五师参谋长走到分界线北侧，双方列队互行军礼，美军上校上前握住师参谋长的手，说了几句话。之后，美方的军医查看了尸首后，示意抬上美军的棚布大卡车。
交接完毕，师参谋长、军区联络部长与美军上校进了我方的一所屋子。特务连官兵就地坐在地上待命。就在这时，有四、五架美军飞机在我们头上一遍遍地盘旋，飞机飞得十分低，飞行员的脸孔都能看得清楚。军区的翻译讲，这是美国空军在以特殊方式向我方表示致谢。当时我们不懂得这种礼仪。
美军从车上抬下了好多食品，有巧克力、罐头、奶粉等，还有香烟，嘴里“嗨”“嗨”地叫着，有的美国兵还拿出相机，要与我们的战士合影留念。联络员告诉我们连长可以照相，送的东西叫战士抬过来。
这些东西特务连抬回来之后，连长让留几箱分给战士，其余全部送到了团部。那个年月这些东西不要说吃，连见也没有见过。
第二天，《胶东大众报》对这件涉外友好事件，进行了公开的报道。这件事一直深深的留在记忆里。
鲁南会战
一九四六年底，我们团在胶东掖县刘家洼休整。
那天是春节，团政治处副主任王祖圣跟我讲：“团首长研究决定，派你到二营六连任副指导员，今天就到二营去报道。”
我没什么行李物品，副主任跟我谈完话，我背着被子、大衣就去了二营。二营教导员柳琪辉我认识他，他曾在团政治处当过俱乐部主任。他向我介绍了六连的一些情况：“六连有一百三十多号人，已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指导员，指导员战斗中负了伤，由我代行指导员的工作。连长王汝民是文登人，很实在，很能打仗，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火箭筒把半个脸烧得墨黑，左胳膊也残疾了。你到那里多关心他，和他好好配合工作。”
教导员让通信员送我到六连。到了六连，王连长见到我很高兴，向连部的副连长、文化干事一一做了介绍，下午又召集各排长来连部见了面。
吃过晚饭全连集合，值星排长把部队排成讲话队形，首先向连长报告。
连长向全连讲话：“今天，我们连新来了副指导员，是个中学生，知识分子，能写文章会唱歌，这是咱们六连的大喜事！下面，欢迎王副指导员给大家做指示！”
我一听，心里一阵紧张，当兵以来，第一次遇上这种场面，稍稍镇静了一下，提高嗓音道：“同志们！”
全体战士唰地一声来了个立正。我周周正正地向战士们还了一个军礼，说了声：“请稍息！”接着说：“我是个新兵，当兵才一年多，不会讲话，连队的工作也不懂，我来是向连长、副连长，向全连同志学习的，请大家多多帮助我。”我的话音刚落，队伍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晚点名后，部队解散了，有两位排长边走边嘀咕着说：“听这个小副指导员讲话，好像还有两把刷子。”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伪国大”，当上了总统，还制订了宪法。周恩来被迫结束了一年多的和平谈判，返回延安。一九四七年一月，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也返回美国，随后美国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董必武、吴玉章等全部撤回，封闭在重庆的《新华日报》。至此，国共和平谈判之门都被蒋介石封死，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全面内战开始后，国民党军队依仗他们在数量上和装备上的优势，气势汹汹地扑向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妄想一举消灭人民解放军。
一九四七年初，我们团在刘家洼休整了一个多月，刚过完正月十五，部队奉命出发了。上级指示，我军要在山东与敌人开展运动战，华野的九纵、十纵、十三纵要开赴鲁南，阻止国民党军队向胶东进犯。我们二十五师从胶济铁路以北，机动到胶济线以南的鲁中南地区，与敌军交战。几个纵队撤出后，胶东又成立了新的十三纵和渤海纵队，及时扩充了武装力量。
当时，由于国民党54军、8军守敌占领了铁路沿线的城市，我们从高密与潍坊之间穿插过去。这是部队第一次离开老家，到外地打仗，大家心里很兴奋。午夜时分，部队越过胶济铁路，铁轨在月光的映衬下，闪着光。过铁路时，大家特地蹲下身用手摸着道轨，有的还小声嘀咕：“这铁轨还没有巴掌宽，火车咋能在上面跑呢。”
天麻麻亮时，部队到了安丘县的景芝附近，上级命令部队休息待命。这一晚上，我们用脚板整整走了一百二十华里的路程。
此后的四、五天时间，部队一直在朝西南方向行进，马不停蹄，白天休息，夜间行军。
二月下旬，当行军到莱芜附近时，我们与六纵、八纵相遇了。由于不在一个地区，供给保障不统一，装备也有差别，许多部队服装也不一样标准。我们胶东的部队由于长期战斗在解放区，装备相对好一些，鲁中自然条件差，部队装备相对差一些。鲁中的战士看到从胶东来的兵穿着猪皮底的鞋子，羡慕得不得了，有的战士开玩笑说：“我们运动战比不过你们胶东的部队，我们的鞋是布底子，你们的鞋是皮底子，多灵光呀!”
有天下午，团里通知连以上干部到一个大山沟里开会。我和连长王汝民参加了会议。参谋长讲，他刚从师里接收任务回来，国民党73军李仙洲率部已经进了莱芜地区，华野命令九纵、六纵、八纵当晚投入战斗，担负正面攻坚，其他部队打援，坚决歼灭李仙洲“前出”部队。六纵原在江苏，八纵在鲁中，当时都是华野的主力部队。
团里给我营的任务是攻打莱芜附近的龙山，国民党73军一个师的师部在那里。营里决定六连和五连打主攻，四连作营的二梯队。
开会回来路上，我对王汝民讲：“连长，这次打仗我跟你在一起，我跟你学习打仗。”
王汝民说：“等下次吧，这次你领卫生员、文书、司务长在包扎所收容伤员。”
夜里一点多钟，战斗打响了。龙山上下枪声大作，一阵紧似一阵。敌人的师部在山上的一个庙里，连长带着二排往山上攻。我带着包扎所在一个大石棚下面，点着一盏马蹄灯，外面插一个“＋”字的牌子。
这次战斗由于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兵力，枪声十分密急。两个小时后，开始有伤员下来了，我迅速组织卫生员包扎好，及时将伤员送到营部救护站。
敌人这次是毫无准备，山上也没来得及修工事，以龙王庙为依托，抵抗了一阵子。拂晓时分，枪声逐渐停了下来，敌兵纷纷举手投降了。
我带包扎所的战士冲进山上的庙里一看，里面的菩萨被打得缺胳膊少腿，一塌糊涂。
而莱芜远处战斗仍打得很激烈。到了第二天凌晨，战斗打了两夜一天才彻底结束。我和连长王汝民从龙山走下时，只看到一群一群的俘虏，到处都是，这会儿才知道了什么叫兵败如山倒。
连长跟我讲：“副指导员，赶快挑兵去，去向押解俘虏的干部要兵去。”
我问他：“要多少？”
他讲：“三十个。”
我找到押解俘虏的干部一讲，他说：“你自己看着挑吧，他们愿意参加解放军你就领走。”
我挑了三十名俘虏，把他们统一带到一个山坳里，进行简单的登记，逐个问他们愿不愿意参加解放军。多数说愿意参加解放军，也有几个讲，自己是被国民党抓来的，家里有老小，想回老家，不愿当兵。我将愿意参加解放军的二十七名俘虏逐一登了记，让通信员拿出事先裁好的布条，在上面写上每个人的姓名、家庭地址，以及我们部队的名称，装进他们的口袋，并将帽子上“青天白日”的帽徽拿下，把他们带到了我们连队。我连这次战斗仅伤亡三人，连队编制一百三十五人，充实二十多人后，远远超编了。连长说：“超就超一些吧，打仗不嫌人多。”
这些新编进来的战士分到排下，其中一名个子大的，当了连队的挑夫，负责挑连部的文件和连长的背包，还挑了几个当担架员。有个解放战士，班长叫他扛着炸药杆子，他害怕，说：“听人讲，共产党的部队抓了俘虏就让送炸药包，我们不干。”连长说：“平时炸药包不安导火索，自己不会爆炸，真打起仗来让你们送炸药包我还不放心呢，我们连送炸药包炸雕堡的都是班长党员，轮不到你们。”几个人这才不言语了。这些解放战士到连队后，连里从上到下没有谁歧视他们，工作生活上大家都是平等的，他们也很快适应了我们的连队生活。
莱芜战役是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大的歼灭战，我军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大获全胜，全歼了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部五万六千人，压下了敌军的气焰，鼓舞了我军士气，充分证明了我军坚持打运动战，“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灵活战法，可以在内线作战，也可以到外线作战，作战中不怕打烂坛坛罐罐，不在一城一镇的得失，找准时机，以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莱芜战役也使蒋介石吃惊不小，丢的一个军虽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未伤着大的筋骨，但此役让他明白，消灭共产党、解放军决非轻而易举。
国民党害怕解放军抢打出头鸟，改变了战法，采取“滚球战术”，调集军队集团式滚球前进，向胶东发起新一轮进攻。
粉碎敌人重点进攻
莱芜战役结束后，我们九纵在鲁南解放区就地休整，补充弹药，调整武器装备，按编制分别统一各单位的武器口径，有针对性地开展山地作战训练，对新充实进来的兵员进行阶级教育。
鲁南很早以前就是我军的根据地，部队休整时，住在老百姓家里。当地群众一天三顿吃高粱、小米摊的煎饼，没有盐吃，自己酿些醋当作盐吃。部队也吃煎饼，吃得大家直烧心。后来，部队买了些黄豆，用水煮了吃，这样稍稍换了换口味。但是吃黄豆消化不良，战士黑天白日老是放屁。
鲁中经济条件比鲁南还要差些，群众住在低矮的土房里，一家人连铺带盖就一条破被子，屋外堆着粪便垃圾，屋内常年烟熏火燎黑乎乎的，到处挂着蜘蛛网和灰尘。部队刚进村里时，战士们忙着打扫卫生，老百姓说啥不肯，这是当地的风俗，地上的、空中的东西都是财气，不能扫跑了。最大的困难是饮水的问题，一个村子就有一口井，井很深，打井的辘轳有一千多米长，井下的人盛了一桶水，好多人把辘轳绳套在肩上，拉出好几里路，才能把水桶拉出井口。桶里水倒出，再把水桶放到井底，井下的再搞下一桶，村里群众一天到晚排着队在井边等着分水。听群众讲，老百姓一辈子只洗三次脸，刚接生下来时洗洗脸，长大了结婚时候洗一次脸，去逝的时候家里人再给擦擦脸。在那地方住，战士一天到晚手脸也不得洗。
这里经济条件虽然差，群众的革命觉悟却非常高，民风十分纯朴，对部队也很非常热情，部队需要什么老百姓宁可自己不用也要拿出来。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受挫后，转变“重点进攻”，集中精锐部队向陕北、山东两个解放区发起新的进攻，向山东调集了二十四个整编师、六十个旅四十五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在山东进攻的重点是胶东。五月上旬，国民党54军占领了青岛，8军守在济南，5军、整编9师、整编74师三个兵团共十七个师的兵力，由临沂、泰安一线分三路向鲁中、鲁南方向“跟踪追剿”，企图将华东野战军压迫到胶东狭窄地区吞吃掉。
莱芜战役挫败后，多数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军心有余悸，再不敢贸然突出，一边进犯，一边观望。整编74师却不以为然，这个师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张王牌，号称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原是蒋的一支警卫部队，一色的美械装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军“常德会战”，并远征缅旬，打败驻缅日军主力，而此日军主力又曾打败过英军主力，于是整编七十四师就有了“天下无敌”这项桂冠。
74师从南京一路气势汹汹地杀过来，从苏南打到苏北，先头部队又从苏北一头直接插进了鲁中，虎视眈眈地向鲁中、鲁南逼来。师长张灵甫目空一切，气焰十分嚣张，扬言：“74师不是73军，张灵甫不是李仙洲，一个月要消灭山东的共产党部队。”五月中旬，74师突出到蒙阴东北坦埠地区。
陈毅、粟裕等华野首长发现了74师已经“前出”，两翼出现空隙，与其它敌军相距较远，感到战机已到，迅速召开作战会议，决定集中九纵、一纵、六纵、十纵、十三纵等五个纵队的优势兵力，决心将敌人分割包围于孟良崮一带，以“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胆略，把张灵甫的74师从鲁中“挖”出来。
在研究部署作战任务时，六纵司令王必成讲：“这次我们六纵想打援，在涟水我们纵队与张灵甫交过手，总不能老是我们啃这块硬骨头吧。”
陈毅笑笑：“你们越是不想打，我越要你打。你们与张灵甫是老朋友了嘛。”
许世友这时候站起来：“陈司令，正面我们九纵来打，我就不信打不了他张灵甫。我可以立军令状，一定要挑断蒋介石的这根筋。”
陈毅说：“军令状我看就不要立了，张灵甫可比李仙洲强壮得多，我和粟司令研究了，决定三纵、六纵、九纵打张灵甫的正面，九纵担负主攻。”
华东野战军在曲阜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陈毅做了动员，会上对许世友提出了表扬，讲打张灵甫就要有九纵这种敢打必胜的精神。
之后，部队进行两天的战斗准备，逐级分别召开了作战会议，部署战斗任务，我们团的二营、三营与其他部队的一个营，攻打孟良崮左翼的垛庄。
垛庄是74师的炮阵地，有敌人的一个炮兵团。夜间战斗打响了，这次我跟连长一起指挥战斗。敌人在阵地周边挖有壕沟，拉着铁丝网，爆破班将铁丝网炸开，两个排紧接着冲了上去。冲进炮阵地，敌人的榴弹炮、自行火炮已失去了作用，少数步兵用步枪、冲锋枪抵抗了一阵子，有的投降，有的弃炮向山上逃跑，用了两个钟点，拿下了垛庄。
连长传令：“阵地上的大炮不准毁坏，能开的我们要开走自己用。”接着，又将炮车的司机找到，一共四十几门炮，每门炮由两名战士押着，送到了团部。
孟良崮战役打到第二天，张灵甫的74师抵挡不住我军的进攻，纷纷向山上退缩。经过几天激战，至五月十六日，这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三万两千余人，被我军全部歼灭，张灵甫被击毙。该师一些国民党兵被俘后，心里很不服气，说74师从来没打过败仗，这一仗他们失去了外援，应该摆开战场重新再战。
整编74师全军遭到歼灭后，蒋介石大为光火，责令派往山东的其它部队加速对胶东的进攻，要有74师不怕死的精神，死也要死出气节来，将胶东解放军彻底消灭。
歼灭敌74师后，遵照华野命令，九纵和其他在内线作战的部队继续机动。中途，七十九师奉命攻打临朐，可是天不作美，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雨，炸药包受潮后难以引爆，碉堡端不掉，城墙四周是一人多深的壕沟，积满了水，有不懂水性的战士，掉进去就没了命。部队连日行军作战，体力消耗很大，官兵都十分疲劳，加上连续打仗，伤亡较大。根据地兵员补充不上，俘虏兵的成分比较大，这些解放战士善于打形势战，我军占上风时，他们打起仗来劲头很大，一旦进攻受挫，便会心灰意冷，情绪低落。南麻、临朐打的不得力，上级命令七十九师放弃攻城，操小路绕城而走，与其他部队一起撤到了胶济线以北。
此时，国民党的追兵在墙上写大标语：“前有大海，后有追兵，许世友哪里跑！”“将胶东共军赶到海里去！”
八月初，处在内线的九纵、七纵、十三纵部队避开敌人的锋芒，实行“大踏步地后退”一路向东迂回，一直退到了莱州、莱阳、栖霞之间的大泽山、牙山一带，摆脱了国民党的尾追堵截。到了胶东解放区，迅速安顿伤员，伤员数量大，有的群众一家要负责照顾几个伤员。敌人还在继续向胶东增兵，形势十分紧迫。此时，部队已经到了海边，再没退路可走了。纵队首长经过深思熟虑后，当机立断：部队全线向西突围，出不去就从龙口坐船向辽宁葫芦岛转移。
八月八日，兵团下达了突围命令：部队分批从黄县和招远之间的空隙向西突出去，到平里店集合，原胶东军区机关人员、家属及伤员等向东转移到牟平、牟海。所有人员一律轻装前进，每个人只准背步枪、手榴弹。文件等物品该烧毁的烧毁，需掩埋的掩埋。重型装备一件不带，马驮的迫击炮跟着部队走，马蹄用棉花、粗布包起来，马嘴也用大衣裹起来，行军时不得发出任何声响。
晚上，突围部队从黄县至招远间的地段，一股股陆续悄悄向西行进，一路翻山过河。天亮时，我们营按计划到达了平里店，集结后稍做休整，又接着向昌邑方向进发。第二天中午，内线三个纵队的大队人马从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中突了出来。
十三纵从胶东突出后，掉头攻打莱阳城，消灭了盘踞在那里作恶的还乡团。前段时间，我们内线几个主力部队东撤后，莱阳等地一些被镇压的地主、恶霸的亲信们，纠集反动势力，组成“还乡团”，对革命群众进行疯狂报复。在村里肆意抓捕共产党员、军属、民兵，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残忍杀害党员、群众十五万人。十三纵打进莱阳后，对“还乡团”进行了彻底镇压。
为配合我们突围，外线部队发起攻打临沂的战斗。我们九纵从胶东突围至昌、潍地区，迎面痛击三户山的国民党整编9师。敌人开始以为我们的几个纵队还被困在胶东的包围圈里，三户山战役才知道我们突围了，很快收缩战线，将人马撤到胶济路沿线上去了。
这样，进犯鲁中、南之敌全线溃退，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被彻底粉碎了。在西北、华北等全国战场上，我军也打了许多大胜仗，国民党军队连连受挫。蒋介石信誓旦旦重点进攻解放区却损兵折将，元气大伤，在军事实力上与我军相比，由优势变成了劣势，由重点进攻转为重点防御。我军则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反攻。
战济南
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解放军总部宣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我们九纵作为在内线作战的主力部队，积极做好战略反攻的准备。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九纵回到莱州平里店，此时我已调到三营九连任副指导员。按照上级指示，进行以“政治大练兵”为主题的新式整训。政治大练兵是从西北部队发起的，华东部队根据当时部队的状况和特点，重点在官兵中进行“三查三整”活动。“三查”主要是查阶级、查立场、查战斗，“三整”主要是整纪律、整作风、整组织。
首先开展了“保家保国保饭碗”的忆苦教育。组织大家痛诉阶级仇，民族恨。纵队文工团还到部队演出戏剧、歌剧，除了大家都比较熟知的《白毛女》，还有一出上党梆子剧《血泪仇》，讲的是河南商丘一带的事：汤恩伯的部队到村里抓壮丁，一农村青年叫王东才，被抓走后，母亲带着儿媳、孙子躲在庙里不敢出来。部队派王东才到村里搞侦探，他正要往村里的井中下毒药，被自己的儿子认了出来。记得戏里有一句台词叫“遭兵荒遇水灾又遭大旱，河南人一个个快要死完。”那里有汤恩伯的部队，民不聊生，当地有四大灾害，叫做水、旱、汤、蝗。“汤”指的就是汤恩伯。这台戏演得十分感人，当时，我们部队中许多河南战士是被解放过来的，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有不少就是被抓了壮丁离家的，战士们看一遍哭一回。有天晚上，文工团在一个场院里演这出戏，当演到王东才的妻子在庙里被国民党的军官欺侮一幕时，台下一名战士朝台上的“国民党军官”举枪就打，当场将文工团扮演国民党军官的那名演员击毙了。事后得知，这名战士是解放战士，有着与剧中主人公同样的遭遇。
接着，开始了大规模的“三查三整”。为将每名官兵的家庭出身、思想作风等查个水落石出，连队都成立了士兵委员会，选那些真正贫下中农出身入伍、在部队一贯表现好的战士做委员，逐一对每名干部、战士进行审查。同时上级还特别强调，连队党支部不得干涉士兵委员会的一切活动，连队干部要带头接受审查，是好是坏战士说了算。“查阶级”主要审查每名官兵的家庭出身，老一辈是做什么的，有没有反共等政治问题；“查立场”主要看本人的政治立场是否坚定，平时怎么表现的，当革命处于低潮时，有没有产生过动摇，说没说过消极反动的话？“查战斗”主要是在作战中做的怎么样？有没有贪生怕死的言行？审查的重点，战士里面主要是来自于国民党部队的解放战士，干部里面是那些从地方直接入伍的连、排知识分子干部。战士委员会对我“三查三整”的结果是：贫下中农出身，家庭历史清白，接受革命理想比较早，到部队后表现好，作战积极。
当时由于革命形势变化异常，每打过一次仗，都要随时随地补充兵员，在未对这些战士家庭出身、个人思想状况等方面做了解的情况下，即批准入了伍，部队兵员成份比较复杂，特别是解放战士中有的沾染上了国民党旧军队的习气。还有的从地方入伍的干部纪律观念淡薄，作风自由散漫，思想意志薄弱，经不住挫折考验，条件恶化时也容易出问题。后来在攻打周村的战斗中，就曾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一个连队突进城以后，后续部队没有跟上来，连队被敌人围困在一个大场院里，连长是一名地方入伍的干部，正想打通围墙带领战士突围，一名解放战士看到出路被封锁，敌人将场院重重包围着，就鼓动连长投降。经这名解放战士接触，敌人同意了，这名连长就带领全连向敌人投了降。第二天，突击队突进城，把这个连解救出来。后来，纵队召开了公审大会，这名连长被处决了。
随后，又开展了军事大练兵活动。上级下达指示，我军已经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敌人占领着的大城市，这与以往的野外作战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部队要学习攻打高大围寨的战法战术。
一九四八年三月，我们七十四团接到了攻打周村的命令。
周村靠近济南，是胶济铁路上的一个重镇，号称天下第一村。当地群众较其他地方富有，有三大经济支柱在山东很有名气：桑蚕丝绸、染坊和面粉厂。守周村的是吴化文一个旅和一个保安团。我们团在周村附近住下，那里属于典型的湿地，杂草丛生，蝎子、蒺藜比较多。我夜里起来小便时，发现鞋子里钻进了两支蝎子。
第二天，七十五团、七十三团也先后到达周村城下，向城内发起了新一轮进攻，突击连率先破城而入，接着，我们九连和八连先后用三包炸药，把周村城墙炸开了一个缺口，战士们长驱直入。吴化文率部孤注一掷，坚决抵抗，攻坚战打了整整一夜，我部伤亡非常大。之后，接连两个晚上组织了攻城战，第四天清晨，终于攻克了周村。被俘的敌兵中，穿着黑、灰两种不同的制服，灰制服是吴化文的部队，穿黑制服的则是保安团的部队。
打下周村，我们随即撤到了寿光、昌邑一线。
稍作休整后，我们九纵与十三纵、南海独立团、西海独立团及鲁南部队准备攻克潍县。潍县由国民党第二绥靖区的陈金城部把守，约有4.5万人。潍县城内有条百浪河从城中流过，以河为界，将县城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城是老城区，西城是新城区，陈金城的兵力重点部署在了东城。
攻城战斗开始后，我们七十四团负责打西城。潍县工事坚固，城墙十分厚实，墙体上边非常宽，可以做场院用。由于陈金城部队在城墙工事里火力封锁猛烈，我团难以靠近城墙。大家研究后，决定采取最原始的办法，在地下挖隧道接近城墙。很快选准了方向，开始昼夜不停地挖隧道，一步一步地向潍县城接近。大约挖了二百多米，到了城墙根儿。爆破班立即将二百公斤炸药放在城下。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城墙被炸出一个十几米的口子，战士们紧接着突了进去。有意思的是，从这个突破口进去后，却是一个很大的猪圈，不少战士跳进了臭气熏天的猪圈里。我们在潍县西城打了整整一天，将守在西城的敌军全部消灭了。
此时，东城却打得十分猛烈。西城虽然在我方控制之下，但从西城到东城隔着白浪河，鞭长莫及，大家有劲头用不上。师长黄中琛命令，用榴弹炮将东城城墙摧毁，从东面再打开一个缺口。榴弹炮发射时成弧形奔向目标，用榴弹炮直打城墙危险性大，这在我军作战史上也是不符合常规的打法。但最终还是这些大炮立了大功，协助战士们攻进了城，歼灭了陈金城部，破了潍县。
部队接着南下到了泰安大汶口，进行攻打济南的战前练兵。
济南是国民党的华东重镇，是国民党军队重兵把守的战略要地，占领了济南，等于控制了大半个中国的制高点。济南城北靠黄河，周边二、三十里处有茂陵山、燕翅山、千佛山、勺子山等起伏山脉，形成天然的屏障。
济南守军总指挥是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王耀武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常委，上将军衔，深受蒋介石器重，是蒋的嫡系部队，济南守军除有王耀武的十二万人，还有国民党8军的部队、吴化文部队、保安部队。徐州地区国民党主力部队的十七万人也随时能够北援济南。王耀武在济南已经经营了十多年时间，在城外建起了永久性的工事。城外四周挖了壕沟，在山地通往城区的平原地带，构筑了独特的“子母堡”防御体系，每个团建有“母堡”，与周围营连的“子堡”相通，子堡、母堡构成了网状体系，连成一片，相互交叉，相互支援，相互依托，用固若金汤形容济南的防御工事一点不过。王耀武扬言，济南城“让共军包打三个月”。
在我军历史上，还从来没有打过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没有攻打高大围寨的作战经历。在东北的长春、四平等与敌军交手，那里是守城不是攻城。部队在大汶口战前练兵时，为了跨越壕沟，还专门制作了装有两个大轮子的云梯，能够在壕沟里支撑起来。
做了一个多月的战前准备，部队从大汶口出发，三天后到了济南附近。上级决定采取攻城打援同时实施：我们九纵与十纵、十三纵、渤纵等十四万人组成攻城集团，作为打济南的主攻部队，九纵担任打东城攻击王耀武的主力。十纵攻打历城，十三纵打西城和商埠机场；二纵、六纵等十八万人组成打援集团，配置兖州、邹县以及金乡、钷野、嘉祥等地，分东、西两翼阻止徐州、青岛的国民党部队前来增援。
农历八月十五晚上，当王耀武正与军官们在府邸欣赏着花好月圆时，攻打济南的战斗打响了。
那天晚上皓月当空，明如白昼，大地景物看得很清楚。我们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七十五团担负扫清济南城东的外围，为七十三团攻城扫清道路，正面是茂陵山、千佛山等四座大山。二营先打茂陵山，由于围墙是夹层的，二营兵力受限，攻打受阻，我们三营、七十三团二营赶来增援，于第二天中午才将茂陵山拿下。二营四连、七十三团二营六连后来分别被上级授予“茂陵一连”、“茂陵二连”的称号。
接下来，由我们三营扫清茂陵山下到济南脚的子母堡群。八连打3号子母堡，我们九连打4号子母堡。攻打前，我和副连长王宝山带着通信员先去观察进攻路线，敌人在地堡间埋有许多地雷，需要现场搞好侦探，做好标记，摸清前进的道路。王宝山是胶东人，人非常机灵。当时地里的大豆都已经黄了，老百姓还没收割。当我们三人以豆棵为掩护运动到一个坟丘时，我与王宝山并排蛰伏着，突然从敌阵地打来一个六○炮弹，正落在王宝山的裆里面，王宝山两腿被炸飞了，当时就壮烈牺牲了。我带着通信员回到连里，将观察到的情况向各排长做了通报。
晚上九点钟，我连发起对子母堡的攻击。当时，敌人不停地朝空中发射照明弹，战士们趴在豆棵里，按照白天观察的路线，匍匐前进。敌人的碉堡是用钢筋水泥灌注的，十分坚固，一个多小时后，端掉两个子堡，开始攻打4号母堡。接近母堡后，爆破筒、炸药包一起上，组织了三次爆破，才最终将母堡拿了下来。这时，天已蒙蒙亮了，不少同志牺牲在了坑道里，也有许多人踏了敌人的地雷。
通信员通知我到营里接受新的作战任务。
通过“子母堡”群，前面是马庄据点，靠近济南城墙外的霸王桥，我连的新任务是攻打马庄。一排、二排分两个点实施突破，突破口进去是个场院，场院上一个麦桔垛起了火，火光冲天，照得很亮，敌人封锁得很厉害，在这里伤亡不少同志。突进大街时，发现大街前一百米处有一个阁楼，阁楼上敌人火力很猛，几次组织爆破都没有成功。连长派通信员去请炮连用无后座力炮支援。通信员还不曾回来，这时，城内的敌人实行反击，他们越过阁楼，企图把我们打出去。我们九连打了一夜，兵力不多了，守在一个院子里，敌人的枪榴弹、手榴弹一个劲向院子里丢。情况很危急，这时，237团二营教导员带二营打过来了，我们连的同志同237团二营打退了反击的敌人。
营里让我把连队战士收拢一块，加上一些受了轻伤的战士，一共三十多人，由我带着组成新的连队。之后，营部通信员通知我，九连的人撤出，到十里铺那个大沟里隐蔽休息。
上午九点钟，炊事班来送饭吃，白面馒头，豆腐饨粉条，大家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感到特别香甜。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美国的“B－29”轰炸机飞来了，飞机平行着从头飞过后，“瞿”“瞿”“瞿”几声响，三枚一千磅的炸弹相继在附近炸响，其中一枚落在沟底，巨大的气浪把隐蔽在沟里的人都掀倒了，地上的饭碗、饭盆全上了天，一些战士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一顿好饭化为乌有，当时感到真有些可惜。
渤纵在历城打外围迟迟不能拿下，华野快速纵队来了四辆坦克前来支援，团里命令我带着新组建的连队随坦克参加战斗。当时大家还从来没见过坦克车，觉得很是新鲜。我们跟在轰轰作响、尘土飞扬的坦克后面跑了四、五里的路程，坦克车突然不跑了，前面是一个大池塘，无法通过，后来才知道是前面的坦克道路走错了。坦克车就在原地设定诸元，朝着历城打了一阵子炮弹，就又原路撤了回来。这次随坦克参加战斗，虽然没打上敌人，但也算是步坦协同了一次。
济南外围战打了三天时间，七十三团攻城用了两天，从东城突破，守在西城的吴化文军心开始动摇，吴化文最后决定率部起义。吴的起义，对王耀武打击很大。王耀武见解放军进了城，大势已去，济南城保不住了，便化妆成商人，带着太太及十来名随从，坐着骡马胶轮大车，趁着城内混乱仓皇逃出了济南城。当逃到潍县时，被当地驻军盘查露了马脚，束手当了俘虏。得知爱将王耀武被俘，南京的蒋介石深感痛心。
攻打济南的战斗前后用了整整八天八夜时间，济南守敌除吴化文部起义外，其余十万人全部被歼。
济南战役打破了蒋介石据守大城市的妄想，揭开了我军与国民党军队战略大决战的序幕。济南的攻克，也使华东与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华野与中原野战军携手进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打下了基础。
大战淮海
一九四八年九月下旬，济南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在山东没有较大的机动部队了，54军龟缩在青岛不敢露面，8军守在掖县、莱州一线，阻止我军与东北野战军的联系。我们二十五师奉命撤到寿光地区，进行为期十天的休整。
部队刚打完一个大仗，照例要进行评功评奖，健全党、团组织，做到连有支部，排有小组，班有党员。上级下达命令，我们三营升级为团的加强营，人员、武器、装备都要扩充，全营编有六个连队：三个步兵连、两个炮兵连和一个机枪连，每个连编有四个排，三个步兵排，一个机炮排，连队满编一百八十人，步兵班十二人，机炮班十人。兵力增加了三分之一，火器也多了一倍，炮兵连使用的火器有八二迫击炮、六○炮、五七炮和无后座力炮，机枪连配发了重机枪，机炮排有两挺班用机枪、两具八八式掷弹筒和火箭筒，战士手中的杂牌武器基本都更新了，一批新缴获的短枪也分发到各排。这些武器多数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美式装备，性能非常优良。武器到手后，大家都感到兴奋，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对于连队战士来讲，最高的奖赏莫过于手中武器的更新换代。
同时，对连排干部骨干也进行了补充调整。我由九连副指导员提升为指导员，王激荣任我连连长，胶东人。八连一排长傅喜峰到我连任副连长，傅喜峰也是胶东人，性情爽快，打仗很勇敢。副指导员来了两个，一个是七连文化干事曲继宁，一九四六年参军，与我也是同乡，入伍前在北海中学读书；另一个副指导员是纵队侦察营的新入伍干部林家宝。
休整期间，部队进行了整训教育，教育部队从以前的游击战转到运动战、攻坚战等正规作战上来。以往的游击战，作战形式是自由的，分散的，是小规模的，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大规模的运动战、兵团作战就不一样了，作战形式要根据敌情变化而变化，战场不固定，机动幅度大，位置转换快，打高大围寨攻坚时，再难打也要想办法打下来，每个人都必须适应这一形势要求。
另一项是进行巩固部队的教育。解放济南后，部队中有一半以上是国民党军队过来的解放战士，昨天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今天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兄弟，靠什么来加强相互间的团结？要靠阶级教育。列宁说得好，阶级教育是认识社会的钥匙。老部队的同志就要转变观念，对这些解放战士诚心诚意地帮助，把他们从敌人的立场上拉回来，对他们要一视同仁，该入党的入党，能当骨干的当骨干，能当干部的提升当干部。对于解放战士而言，要从根本上提高思想觉悟，明白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我是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事。巩固部队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靠感情耐心地做工作。
辽沈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以及部分地方部队共六十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到淮河的地区，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当时蒋介石在淮海战场集结了八十多万军队，试图在长江以北与我军决战，以实现其“隔江而治”的政治图谋。交战双方兵力如此之密集，这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
十一月初，华野在曲阜孔林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动员官兵在淮海地区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以前国民党军队企图在山东消灭我们的主力部队，我军当时没有条件与国民党军队决战，需要回避它，现在时机成熟了，要准备打大仗，跑远路，打运动战、歼灭战，决不让蒋介石的军队跑到江南去，要在江北打跨它，把战争在江北结束。同时提出这次战役是大兵团作战，部队与部队之间要搞好协调，兵种与兵种之间也要搞好协调。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
几天后，我团接到命令，部队向南朝陇海线运动。连队以正常行军速度走了四、五天时间，到鲁南后，过运河继续向东海县方向走。团里这时召开营连干部会议，传达了上级作战部署，国民党主力部队之一的黄伯韬兵团五、六万人在东海，华野首长决心对其实施歼灭，二纵、三纵和七纵苏北、鲁南部队，担负这次战斗的主攻，七纵有一个师是山东的，在胶东与敌作战时，在山东补充的兵员。我们九纵这次作为二梯队，二十七师是九纵的第一梯队，我们师紧随其后。黄伯韬兵团据守在碾庄一带，由于形势紧迫，敌人没有筑高大围寨，只修了一些野战工事，以村子为据点，垒起一人多高的土围子，四周挖了非常宽的河道。双方交手后，暴露都比较明显，伤亡都比较大。七十八团在通过河道时，由于当地老百姓全是用高粱桔、芦苇盖的房子，连门板都借不到，后来只有将连队的担架捆在一起搭成“人桥”，由一个连的战士到河里用肩抬着，让后面的部队踏在上面冲过去，敌人据高临下，不住点地用机枪向河中扫射，等部队攻进土寨，河中扛梯子的一个连队的官兵只剩下了十个人，其他都牺牲在河水中。后来，这个连队被上级授予了“十人桥”的荣誉称号。二十七师打了两天后，我们师替补上去，与突围的敌兵展开激烈战斗。黄伯韬最终在碾庄兵败自杀。
随后，营里通知我和连长到团部接受任务，我们三营作为团的先头部队以强行军速度，立即向砀山方向机动，而我连又作为营的前出分队，要先于其他连队出发，保证在五天以内到达指定位置。团领导强调，就是途中不睡觉、不吃饭也必须按时赶到，行军中遇到敌人不要恋战，要边打边走，迅速脱离。砀山在徐州西面，相距六百公里。当时，我们也不明白上级作战意图，后来才知道是为了防止徐州的国民党部队南逃，要我团前往阻击的。
从团里接受任务回来，我连迅速做起准备工作，由炊事班为大家准备干粮。所谓的干粮，也就是在锅里炒一些玉米、黄豆，每人在干粮袋里带上几斤，小的干粮袋装七斤，大一些的能装九斤，基本上能管一个礼拜。后来，连长见炊事班一个锅炒的太慢，为了赶时间，要各排到老百姓家借锅去炒干粮。
傍晚时分，我连开始了强行军。走路劳累倒不怕，困难的是找不到行军的向导，长年累月的兵荒马乱，当地老百姓见了当兵扛枪的就躲，即便找到一个两个，以为是在抓丁，就躺在地上不起来，坚决不跟部队走，哪里也不去。当时徐州附近国民党部队比较多，为防万一，我和连长商议了一下，就派一个班在前面开路。
第三天下午四点来钟，行军到徐州北边的板桥村时，在连队前面负责开路的先头班回来报告，村子里发现部队，好像是国民党的兵。我和连长让部队停下，到前面观察情况。我们发现一帮子兵聚在村子的场院里，还没有分散开，看样子也是刚刚赶到，仔细看时，发现其中有名军官戴着大檐帽，确认是国民党的部队无疑。这些国民党部队仅与我们相距四、五百米远，向营里报告已经来不及了，我和连长决定带两个排冲过去消灭他们。等我们与两个排的战士悄悄地靠过去，只有一百米远了，敌人仍没发现我们，连长让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战士们跃身喊着冲了上去。这些敌兵一时吓傻了眼，为首戴大檐帽的军官放了两手枪就往屋里跑，其他人没做任何反抗，纷纷高举双手，老老实实地当了俘虏，这一遭遇战就这样顺利结束。经审问，这些是国民党的溃逃部队，有一个连的兵力。我们留下一个班押着，向营里交待后，继续前进。
又向前赶了一段路，遇到了纵队机关的人，告诉我们上级改变了作战方案，不向砀山机动了，迅速赶赴河南永城。这时，团里也来了通知，开出了我们朝永城方向的概略路线图。
按照新的行军路线走了两天，在孙场村刚要过一条大河，遇到了三纵的部队，向我团传达了上级命令，前面村里有敌人，部队停止前进。团里研究，由我们三营配合三纵把孙场村打下来。三纵给了我连一个突击方向，地形大致与碾庄差不多，视野很开阔，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平原。敌人在村里修了散兵坑、机枪掩体等简易工事。当晚，我们就出发了，我和连长带领一排在前，副连长、副指导员与其他三个排跟在后面。接近村子时，看到迎面路上有一个国民党兵，牵着一头骡子慌慌张张地往前走，骡子上驮着东西。
我连战士手疾眼快，把他摁倒在地抓了过来。国民党兵没弄清咋回事，以为是他们自己人，咋咋呼呼嚷着：“你们干什么？我到团部给营长送东西去，快放开我。”后来定眼见是解放军，这才害怕起来，连忙跪在地上求饶：“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连长说：“饶命可以，老实交待你干什么去。”
这名国民党兵身上哆嗦着说：“我们营在这个庄上，团部在后面村子里，我们营长的太太在后面村里，营长让我送些东西过去。”我们让他领着到他们营部去。
到了敌人工事跟前，敌兵以为国民党兵送东西回来了，没太在意，我连一个班的战士上了刺刀，跟着连长冲到了营部，将营长擒住，没费多大力气端了这个营的巢底。接着，又向三纵突击的方向打去。夜里三点钟左右，胜利结束了战斗。我们请求上级是否留在这里清剿残余敌人，团里命令不要恋战，火速前插。
一天后，我们按时抵达永城，在一个叫宋楼村的地方驻扎。之后，没做休息便开始构筑环形工事，除了南边，其它三个方向都要挖壕沟，构筑单兵工事。
这期间，战事不断，战斗每天都在打，我军基本上构成了对国民党徐州守军合围的态势。十二月底，华野像拉网一样，逐渐缩小包围圈，将徐州西逃的“剿总”副司令杜聿明集团，压缩包围在永城东北的青龙集、陈官庄地区。杜聿明集团有邱清泉、李弥、孙延良三个兵团的数十万人马，我军对其形成了三道防线，中原野战军在第一防线上，华野在第二防线。
为配合我军正在华北进行的平津战役，麻痹并稳住傅作义集团，华野、中野遵照中央军委部署，对杜聿明集团的敌军只围不打。杜聿明原计划坚守徐州，等着江南国民党部队援救，蒋介石却令他把部队撤到长江以南。撤离徐州后，杜聿明与三个兵团却钻进了解放军设置好的口袋里。
长时间的围困，杜聿明集团兵无斗志，军心涣散，几十万人密集地堵在方圆十几公里的地域内，食品、饮用水等日常生活供给也发生了困难，光靠每天国民党飞机的空投最终难以为继，为充饥战马都宰杀得差不多了。一些国民党兵在我方开饭的时候，听到饭盆响，就偷着过来搞吃的。
有天晚饭后，敌军一名军官举着白旗，带着十多名国民党士兵来我连阵地投诚。哨兵把他们带到连部，那名领头的自称是旅的警卫参谋，中尉军衔，同来的有十六人，每人都带了两支枪，一支卡宾枪，一支驳壳枪。
连长让通信员把十六个国民党兵安排到炊事班做饭吃，我和连长在连部，与这名警卫参谋坐在地铺背包上了解情况。连长王激荣坐在我的对面，拿着刚缴获的一支崭新的快慢机(二十响)玩弄着，突然一个小连发，打出几发子弹，把屋里的油灯震灭了。
外面战士骂起来：“妈的，谁放的枪？”
等通信员把灯点着了，此时大家才发现，几发子弹都从我的两腿间穿过，把我屁股下的背包打了四个洞，棉花、灰尘飞了一屋子。见到这种情况，那个国民党中尉忙跪在地上向我直喊：“对不起长官，对不起长官！”
连长王激荣脸色苍白，一个劲地说“太悬了，太悬了。”
大家开玩笑地说：“指导员大难不死，日后定有大福。”
至今每提起这桩事，心里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我问那些国民党兵愿不愿当解放军，愿当的就留在连队，不愿意的交到上级，发给路费可以回家。其中有两个年纪比较轻的，一个叫刘景铭，一个叫王宝京，两人说：“我们是平度中学的学生，让他们给抓来的，我们愿意留下来。”听说两人是文化人，我和连长商量后，把两人都留在了连部，让刘景铭跟卫生员当助手，王宝京去学习理发，其他人送到了营部。
杜聿明作为蒋介石的得力干将，蒋介石专门派专机接他回南京，杜却坚持守在解放军的包围圈中，“誓与将士共存亡”。
华北战场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后，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我军发布了《敦促杜聿明集团投降书》，向杜聿明发出了最后通牒：限其二十四小时以内给予答复，否则我军将发起总攻。
一月六日上午，快要接近杜聿明最后的投降时限了，阵地上空突然飞来一架国民党飞机，低空盘旋了一圈后，开始向我方阵地扔东西。部队做好了防空准备，但是后来发现扔下的不像是炸弹，落的速度非常慢，声音也非常小，冒着滚滚黄烟。这时，大家才忽然警觉：毒气弹！
战前部队搞过这方面的教育，大家赶快将毛巾取下，用水湿了堵在嘴上，有的战士实在找不到水，就撒泡尿将毛巾弄湿，捂在鼻子上嘴上，放慢呼吸。
此时，我军也对敌发起了总攻，各种火炮从四面八方炮击敌军阵营。大约半个小时后，敌人开始向永城西南方向突围。我们正处在敌人突围的正面，抬眼一看，黑压压的，排山倒海一样，全是国民党的兵，前面有几辆坦克开道，里面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敌兵一窝蜂地跟在后面，大兵武器也没带，赤手空拳。敌人的坦克遇到我们事先挖的堑壕，走不动了，我们战士跳上去将坦克顶盖打开，里面很快挑出一支白旗，有的没有白旗，就用枪刺挑着毛巾出来，两手抱着脑袋，跪在地上投降。
淮海战役歼敌55万人，国民党的精锐主力被消灭，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获得了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
打过长江
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部队到了安徽宿县休整。这时的华东野战军整编为第三野战军，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等四个兵团和一个特种兵纵队及两广纵队，由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我所在的师改称七十九师，所在的团改称236团。
宿县当时经济条件很差，老百姓非常穷，房子是泥墙草毡子，用高粱棵子拴的门板，多数人家连张床也置办不起，每天钻在麦桔窝里睡觉，时间久了长疥疮的、得斑秃的比较多。一日三餐用鏊子煮红萝卜面糊喝，根本见不到油星子。
我们连住的村子里有个池塘，池塘里结着一层薄薄的冰。副连长傅喜峰见池塘里放着许多树枝，心想坑里一定有鱼，就找来一小包炸药点着了扔进了池塘里。果不其然，炸药爆炸后，立时翻上来许多尺把长的大白鲢。傅喜峰的家在胶东潍河边上，水性很好，他顾不上天冷，把棉衣一甩，拿了个水桶，穿着短裤跳进池塘捞起鱼来。村里老百姓围着池塘看热闹，有的讲：“这解放军真管，大冬天的敢跳进冰窟窿里去抓鱼。”
中午，傅喜峰让炊事班把抓来的鱼炖了吃。战士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大家正津津有味地吃着，营部通信员过来跟我讲：“指导员，教导员让你和副连长到营部去。”
我们营教导员是从新四军来的干部，家住浙江奉化，老资格三八式的，对谁都不在乎。见了我们劈头盖脸就训：“你这个傅喜峰，娘稀屁，怎么能炸老百姓的鱼吃呢？”
回头又数落起我来：“王晏，你个屌毛灰指导员，看到他违反群众纪律，你为何不制止呢？”
我说：“我们不知道鱼是老百姓养的，以为是没有主的。”
教导员最后说：“不管知不知道，都是违犯纪律的事，回去每个人给我写一份检查，去向人家老百姓赔礼道歉。”
从教导员屋里出来，我问营部通信员，教导员怎么知道炸鱼的事。通信员低声讲：“是你们林副指导员来营部报告的。”
回到连队，副指导员林家宝正端着碗美滋滋地喝鱼汤，傅喜峰把他的碗夺下来，对着我和另一位副指导员曲继宁笑着喊：“老林腚上长了鸡毛，腚太轻了，老曲，指导员，来咱们拔他腚上的鸡毛，省得他再去告状。”
林家宝忙喊：“我没告状。”
傅喜峰不由分说，把林家宝摁在地上，我和曲继宁上去帮忙，把他的棉裤扒到了膝盖以下，找来一把麦桔塞在他的屁股里，拿来一瓶红墨水倒在他腚上。傅喜峰问他：“还告状不告了？”林家宝哭笑不得，连声求饶：“不告了，不告了。”几个人这才住手。
连长在一旁说风凉话：“你们拔鸡毛太厉害了，怎么搞出那么多的血。”全连部的人又蹦又跳，笑得不可开交。
我们在宿县过了春节，几天后，上级下达命令，对部队进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动员教育，要大家牢记东郭先生、农夫和
毒蛇的教训。东郭先生是中国古时候的一位教书先生，在路上救了一只受了伤的狼，猎人在后面追着要杀它，狼求东郭先生救救它，东郭先生把狼藏在了袋子里，猎人走后，狼要吃救了它性命的东郭先生。这时一位农夫走过来，东郭请他评评理，农夫假装不相信东郭救了狼，让狼钻进袋子里试一下。狼进了袋子后，农夫扎紧袋子拿起镐头将狼打死了，东郭先生这才醒悟不该动恻隐之心救这只恶狼。农夫和毒蛇的故事，讲的是古希腊一位好心的农夫路上遇到一条冻僵的毒蛇，就将毒蛇放在胸口暖热，将毒蛇救活，后来毒蛇却将农夫咬死了。这两个故事都是讲好心人对恶毒的动物过于心善，而遭致恩将仇报。这时候的蒋介石也如同一只受伤的恶狼、一条冻僵的毒蛇，想与我党谈判，搞所谓的“划江为界，分而治之”，继续巩固其反动独裁统治，以图日后东山再起。党和毛主席识破了蒋介石的这一丑恶嘴脸，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要我军开展对敌的最后一战。
不久，我们从宿县行军到蚌埠，从蚌埠坐上了去合肥的火车。这是我有生第一次坐火车，尽管坐的是瓦罐车，车厢里坐不了很多，人在车厢顶上，用大衣连结着以防掉下车，但仍然觉得很高兴，很舒服!
火车一路走州过县，天亮到了合肥车站。
到了合肥，标准的徽腔扑面而来。与别的地方不一样的是，这里的女子人人镶着金牙，这是当时安徽女人美丽、富有的标志。还没捞着看一眼城里的风景，部队又一路南下了。当时大地冰消雪融，行进在乡间曲曲弯弯的小径上，田里的小麦绿油油的，油菜田里遍地黄花，又是有生以来见到此一景，让人感到神清气爽。
到了安徽无为县后，部队驻扎下来。当地老百姓有个特点，家家户户在房子墙面摊晒牛粪大饼，用牛粪烧饭吃。进了村子，家家户户都有一股独特的味道。
按照上级部署，部队做渡江战役准备。我们团驻地就在长江边，离长江只有一公里路。当地政府征集来许多船只，每个连队六条船，每天在江叉子里进行划船、登船、下船训练及水网稻田地的攻防战训练，进行登陆模拟演练，设想滩头、陡坡等多种条件下的登陆练习，每个人还发了登陆用的三叉钩子。还进行了落水自救训练，每人发了一个橡胶帆布袋，用的时候吹满气，落水后能够自救。
这时候，部队的伙食比以前好多了，天天能吃大米，有油菜、竹笋、大头菜几样菜，经常能吃上鱼。
四月下旬，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谈判破裂。二十一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日，我们三野与二野部队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发起了渡江战役。
部队渡江之前，我军万炮齐发，对敌阵实施炮火压制十五分钟。炮火袭击同时，部队迅速登船。我们七十九师登陆正面是国民党88军，我团与235团处在繁昌的正面。我们连的六只战船，我与连长带着突击排在前面，其它五条船一字横队随后跟进。渡江用的船只，都是当地政府征集来的，比训练用的船只要大，也有的船只是现做的。每条船上都配有两三个船工，船工们送大军渡江解放全中国，个个都很积极，很高兴，临上船都向政府写了保证书，宣了誓。我们指挥船上的两名船工是老夫妻两个，技术、思想都很过硬。为了加快航速，战士拿起铁锹，在船两翼一起划。
对岸的敌人等我方炮火袭击后，立即用炮火封锁江面，夜间能见度低，只能朝江中盲目射击。满满地一江战船，枪声、炮声惊天动地，火光映红了夜空和江水，一棵棵照明弹，勾勒出官兵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向对岸进发的剪影。所幸的是，我连的六艘渡江船没有一只被敌炮火击中，其他连队的船有被敌人火炮击中的，船上的战士、船工也有伤亡的。
在这样的关头，一只英国船野蛮闯进了我军的战斗行列。我们将其拦截下来，对方称他们是从南京开往安庆的。搞不清英舰的真正目的，将其扣在了江北。后经英外交部门出面交涉，才将舰艇放行。
我们选择渡江的突破口，江面宽约二公里，全连用了一小时零十分胜利过江。到了对岸后，迅速登陆。敌人没等我们上岸，就不见了踪影。蒋介石的长江天险顷刻土崩瓦解。
这时，团参谋长张在生随235团先到了对岸，见我们上了岸，对我讲：“王晏，前面鸡头山上有敌人的一个地堡，他们用机枪封锁我们部队上岸，你们赶快把它端掉。”
敌人居高临下用机枪朝江中射击。我连二排两个班的战士向山顶上冲，营里的迫击炮、重机枪掩护我们冲击，两名战士负了伤。敌人一见势头不好，走出地堡举手投降。
拂晓时分，我们打到繁昌城，城中守敌已跑了。到了繁昌城，上级命令，部队继续追赶88军。这样，直到第二天中午追到了宣城，部队才得以临时休息。肚子饿得咕咕作响，大家拿出随身带的大饼、炒大米等战备给养，在路边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部队接近广德时，团先头部队发现右边的大盖山上有部队活动，就令我们九连和机炮连攻山。山上发现我们攻击，各种火器也都开了火，双方开始打起来。等我们连攻到山半腰时，山上部队司号员吹号联络，问我们是那个部队的。营部司号员问他们是哪个部队的，双方通了号语，才知都是解放军。山上停止了射击，部队的人都站了起来。
我们连从山上撤下来回到村里，营长叫我们九连留在这里，吃了饭继续跟进。家里烧大米饭时，我看旁边菜地长着绿盈盈的大葱，就让司务长问老百姓买一点。老百姓一听，说啥不肯要钱，随手拔了很多抱了过来，问我是否炒了吃。我告诉他们不用炒，生吃。村里的老百姓觉得新鲜，蹲在地上，瞪大眼睛看我就着生葱吃米饭。吃得那样有滋有味，他们又惊奇又好笑，房东又到地里拔了一捆让我们吃。
傍晚，我连走到牛头山时赶上营部，这里真有一股从江防上逃下来的敌人，有三百多人。营长命令我连向那股敌人攻击。敌人本来就是惊弓之鸟，已溃不成军，见我们组织攻击，根本不敢抵抗，有的仓皇逃命，也有不少把枪扔在地上，举手投降了。
接着，部队路过广德，向浙江方向进发，准备打杭州。刚到城外，忽然听到里面“乒乒乓乓”响起来，像是枪声。连长高喊：“部队停止前进，准备战斗!”停了几分钟，团的敌工股长从城里来告诉，部队整理军容，城里的老百姓在放鞭炮欢迎我们入城。
深夜时分，部队到了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交界处的界牌，上级通知，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待命。大家屁股一着地就睡着了。两天两夜的奔波跋涉，实在太疲劳了。
天亮后，我团改向嘉兴方向前进，准备攻打上海。也是在这天，我军攻占了南京，占领了总统府，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
部队行军到嘉善附近时，副营长董以信与团里一名参谋已经等在那里，告诉我和连长王激荣，嘉善的敌人已跑掉了，团里命令我连由团保卫干事协助，接管嘉善并实行军管。
进到嘉善，连队住在一所学校里。把战士安顿下来后，我与保卫干事让老百姓带着找到警察局，将县城的警察集合起来，向他们讲明政策，交待了任务：要求他们配合解放军维持社会秩序，教育老百姓不要哄抢东西，不要对抗解放军，对县政府、发电厂、面粉厂、银行、邮局、粮库等重要目标都要由警察站岗，防止坏人破坏。成立了以警察为主的临时办事机构，工作人员每人由部队发个证件。
我们在嘉善呆了两天两夜。我同保卫干事在城里巡视时，看到路边有家照相馆，我们两个走了进去。照相馆老板见了我俩十分殷勤，非要给我们照张相做留念，保卫干事说：“明天我们部队走了，照了也洗不出来呀。”照相馆老板讲：“你们放心，我一定洗出来的。”我俩就每人照了一张照片。
这时，我看到照相馆墙上挂着一把二胡，就来了兴趣，问那位老板：“你也会拉二胡。”老板讲，会拉一点。我顺手摘下来拉了几下，跟照相的老板讲：“来，给我照张拉二胡的。”照相馆老板一脸欢笑地给我又照了一张。第二天一大早，就把照片送给了我们。这两张照片是我军旅生涯中难得的纪念品。
当天，我们连队奉命赶到松江，归了队。别的连队见了我们，一副羡慕的眼神，说我们在城里住了两天，开了洋荤。
战上海
五月中旬，我团驻扎在上海外围的松江地区。
我们在松江住了三天时间，部队学习入城守则。入城守则共八条，基本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增加了不准收群众慰问品、作战时不准放炮、不使用炸药等内容。
五月十二日，第三野战军全面发起对上海的进攻。战斗首先在宝山要塞、上海外围打响。经过一个星期的激烈战斗，守敌被压缩到城内。
五月二十四日，我们驻扎城外的部队开始实施市区作战。攻击发起前，营长、教导员分别给部队做了动员，然后副营长董以信讲话。副营长人是大老粗，打起仗来不要命，打日本时鼻子让鬼子用大马刀削去了一大半，一只鼻孔用针缝了起来，说话嗡声嗡气的，从那以后他作战就改用大马刀，不拿手枪，也不用手榴弹。董副营长说：“同志们，我也没什么话说，现在是头紧脚紧，胡萝卜钻腚步步紧，完了！”粗鲁、形象、生动的一句话把全营都逗笑了。
入城后，我们从上海西南方向攻入，在辛庄遇到一伙敌人，刚刚交上火，对方就向里面撤退了。我连跟在他屁股后面追，一直追打到鲁迅公园，沿着北京西路向市里打，一路也没遇到抵抗。在北京西路与南京路的交叉处，苏州河上有一座桥叫新垃圾桥，桥两边都是国民党青年军把守，桥南边是英国一家煤气公司两个大气罐；桥北边左侧是面粉公司，右侧是国民党交通银行和中央银行。面粉公司的大楼里和两家银行都有敌人，他们封锁着垃圾桥和苏州河面。垃圾桥南面的桥头堡，我们用轻重机枪封锁着，敌人撤到大楼里了。我们占了那个桥头堡可以做掩护，几次试图从桥上冲过河去，敌人三个楼上火力封锁得太密集，伤亡了五、六个战士，很快被群众救去送往医院。突击未能成功，遂打算黄昏后再攻击。
下午四点左右，交通银行的敌人用机枪把河南岸英国煤气公司的储气罐打了两个洞。储气罐是双层结构，里层是煤气，外面一层装满了水。罐被打破后，水像消防龙头一样向外喷。这时，英国煤气公司好几个工人从铁梯子爬上去，用木塞将洞堵上，罐里的水才不再外流了。我向营里请示，六点钟攻击，营长同意了。
下午六点来钟，天空飘起了菲菲细雨。全连步枪、机关枪封锁对面大楼的窗口，战士冲过桥进到面粉公司大楼下面，向楼底层窗户里扔了两个手榴弹，敌人火力已难以发挥作用了。我们接着用铁皮筒向楼内喊话，敦促敌人缴械投降。不大工夫，面粉公司五层楼上的守敌用枪挑着白旗从一个窗口里伸了出来，接着把枪往楼下扔。我们又向他们喊话：投降就行了，枪不要往下扔。
铁门打开后，守敌全部从楼里举着手走了出来。我们在大院子里集合好大概数了一下，不到三百人。
交通银行大楼里的守敌仍在做抵抗，我们喊话，他们没反应。抬担架的群众问：“怎么你们不打炮弹呢？”我跟他讲，上级规定，为了保护上海的建筑，不准在市里开炮，也不能使用炸药包。
这位群众说：“银行后面有条道，走，我带你们绕过去。”我们正要向银行背面机动，大楼里的守敌这时也打出了白旗，一名穿着笔挺制服的军官，带着近百名国民党兵高举两手，开了大铁门，走出来。这名军官自称他们是青年军，他本人是营副，带两个连守新垃圾桥，青年军大队伍已上兵舰撤离了上海，把他们扔在这里。
我见他说话时，胳膊上有样东西在闪闪发光，问他戴的什么。营副说是夜光手表，说着把手表递过来：“长官，这表就送你吧，我已经用不着它啦。”
我一听，把手表挡了回去：“这是你自己的物品，我们不能要。”派人把营副和俘虏一起押送到团里。
这时，营里下达指示，要我连撤到南京路上的警察大队院内休息待命。到了警察大队，我们在墙根靠着台阶坐下来，远处的宝山方向还响着密集的枪炮声。在毛毛细雨中，官兵们抱着枪露宿在高楼的墙脚下，很快进入了梦乡。
天刚亮，工人、学生、市民、文艺界人士成群结队，打着锣鼓，抬着慰问品，一队接着一队的来慰问。对此，当时有规定，连队不管干部战士都不准接触群众，问不开口，授不伸手。
我们连在十字路口设两处岗。这时，有一辆挂着美国国旗的吉普车要从南京路穿行，被战士拦下，没让通过，美国吉普只得乖乖返回原路。
下午，我连接到指示，把部队带到警察大队旁边一家纸业公司的仓库休息，大家总算在屋子里睡了一个囫囵觉。这一天是五月二十七日，上海战斗结束，全市解放了。
第三天上午，我们营奉命搬到了国际饭店附近。连队住进了美琪电影院的一处空房子，连部住在电影院办公室里，屋里设施齐全，干净利索。
中午，通信员通知我到营部开会，汇报各单位进城之后的情况。教导员对入城纪律又做了强调，规定战士一概不准上街，连的干部每天可以到岗位查两次哨。同时营长要我连派两挺轻机枪，在国际饭店楼顶担任防空警卫任务。
开会回来，通信员告诉我，炊事班从郊外送饭来了，今天伙食特别好，大米饭，洋葱炒猪肉。说着把卫生间的抽水马桶盖打开，将一碗饭一碗菜端了出来。理发员王宝京是淮海战役解放的战士，对通信员说：“怎么能把指导员的饭菜放在马桶里呢？”通信员说：“我看这地方漂白漂白的，盖上盖子苍蝇钻不进来，就放这了。”引得大家大笑一场。这之后，大家把这件事常当笑话提起。
当时，国际饭店有二十五层高，解放前是全中国最高的楼。有一天，我到楼顶上查岗，正遇上敌机空袭，全市防空武器都在射击，营机枪连在楼顶架了两挺重机枪也在射击。我对机枪连林连长讲：“来让我打几下。”林连长告诉我扣扳机不能太猛。接着，我就朝天上打了一个连发。怕鬼偏遇鬼，因为搂扳机的手用力过猛，刚打了三发，撞针断了。
营长正好在楼下，冲着楼上喊：“怎么回事，怎么不打了？”
林连长说：“撞针打断了。”
营长问：“怎么搞的，谁打的？”
林连长如实禀告：“九连王指导员。”
营长一听，在楼下大声嚷起来：“王晏，你一个指导员，打的什么机关枪？”
我说：“不是防空吗？”
营长说：“你懂得射击原理吗？”
我说：“打下飞机就是原理。”
营长说：“你打下来了吗？”
我说：“今天全市都在打，他们打下来了吗？”
听我这样讲，营长更生气了：“有了错，你还嘴硬!”
我也感到憋气，从楼上下来了。
我连副指导员曲继宁在淮海战役时，小腿让敌人的燃烧弹烫伤了，在后方医院养好伤后这时到上海归了队，按规定发给他十元钱的负伤补助。有天，我俩去哨位上查哨，发现百货公司的橱窗里，花花绿绿摆满了各色东西，就进去看了一下。见柜台里有口琴，是日本“百代”牌的，复音型的，五角钱一个，曲继宁就用一元钱买了两个。回到连队，我俩爱不释手，时不时地拿出来吹上一曲，感觉很开心。
几天后，军委决定二十七军改为上海警备司令部，并举行“七一”大游行。
“七一”这天，二十七军全体官兵人人都换上崭新的军装，佩戴着“上海警备司令部”的臂章，在上海南京路、淮海路、北京路举行大规模游行。上海市民纷纷走上街头，手拿彩旗，夹道欢呼解放军的游行队伍。
上海战役的胜利震动了全世界，人民解放军的美名誉满全球。华野指示，参战部队的各级党委要认真搞战役总结。
遵照上级的指示，我们营召开营党委会，要求每个委员对照入城八条守则，检查自己在这次战斗中的成绩、缺点和错误。在这个基础上，开展相互地、和风细雨的批评帮助。团政治委员孙子宇参加了我们的营党委会。
会议开始后，到会的同志沉默了几分钟，彼此都偷着用眼瞟瞟别人。
我看没有人说，便率先发言：“我说说。谁有多少优点，有多少缺点，自己心里有数，大家都看得清楚。优点不说跑不了，缺点不说不得了。我没有多少优点，缺点不老少。自从那天与营长顶嘴以后，自己检查一下，我有这样几条：(一)九连在嘉善担任军管那两天，战士做得都好，我自己违犯入城守则，到照相馆照相，这个行动很不好，战士当面不说，背后有议论。(二)入城守则规定干部一天就准上街查哨，不准进商店，我查哨看见商店有口琴，心里直痒痒，我自己没有钱，鼓动我们副指导员用他的负伤费买了两个口琴，我拉着我们副指导员也犯错误。(三)那天敌人飞机来轰炸，我从来没有打过重机枪，想过过瘾，就打机枪连的重机枪，林连长也不好意思不让我打，结果把机针打断了，特别不该的是，营长说了我一句，我还无理顶撞，太不对啦。我先检讨这些，不深的地方请大家批评，并要求组织给我处分。”
接下来有几位同志发了言，他们做自我批评之后，有的附带批评我几句。
营长说：“王晏，你有个问题你没有检讨。你在鸡头山得了一支左轮手枪，你不上缴，自己捆在腰里好几天，我叫你上缴，你不上缴，还说用左轮枪换我的大肚匣子枪。你该这样做吗？你尾巴翘到天上啦。你对抗我的事我就不说啦。”
教导员接着发言：“王晏自从济南战役后，工作是不错的。但是，娘稀屁，你的毛病也不少，大家都说了，我希望你自己好好警惕，今后好好干!别的我就不说了，请孙政委做指示吧。”
孙政委看看表说：“十二点啦，吃饭吧，下午我再说。”
中午饭后，孙政委叫警卫员找我到他屋里谈话。孙政委说：“你下到连队三年了吧!进步是有的，得到了锻炼。但是还是老毛病，有点成绩就翘尾巴。”
他停了一下问：“你与你们营长为什么有对立情绪？”
我说：“这话我从来没对别人讲。济南战役打马庄，我们连打一宿，部队伤亡很大，弹药也光了，后来城里敌人反击，我们剩了十几个人，有的还负了伤，情况有点危急。我们营长不知什么时间来到九连的，等我看到他，喊了他一声，他没有来帮助我应付情况，带着通信员躲进老百姓一个地洞去了。或许他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后来，团张得生参谋长帮我稳住了阵地。不大会儿，237团二营进来了，把反击的敌人打退了。从那以后，我在心里有些瞧不起他。”
孙政委说：“这事就过去啦，不要再想了。”
下午继续开会。孙政委讲话：“这次会开的不错，同志们都做了自我批评。这很好。按说仗打好了，应该表扬。王晏在会上自己做了检讨，应该这样。王晏在十三团我就认识他，他在十三团特务连，成立十四团，他调一连来了，后来又调到九连当指导员。老毛病的小知识分子，读了几天中学，有点成绩就翘尾巴。这会儿不又是这样吗？九连从打济南、打淮海、渡江、打上海都是可以的。这就是翘尾巴的资本。”
孙政委说到这里，我插话说：“政委，我还有个错误没有公开检讨。解放上海时，垃圾桥青年军一个营副投降了，他戴了一副手表，晚上闪闪发亮，我问他那是什么，他说这是夜光表，送给你吧长官，我以后也没用啦。我制止他说，那不可以，解放军不拿你们的东西。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那个通信员对我说：‘指导员，我看这块表挺好的，黑天也能看见字，我把我的日本手表同他换了，这表给你用吧。’我也不敢戴，白天装在口袋里，晚上偷着在被窝里看看。这个大错误第一违犯俘虏政策，第二缴获不归公，我当领导和同志们的面，把手表交公，并请求处分。”
杨营长说：“这件事，党委要给王晏处分。”
孙政委接过话讲：“你看，事情还真的不少呢。王晏呀，你遇上这个机会能好好挖挖毛病的根子，没有这次的批评，你以后胆子越来越大，那不知犯什么错误啦。毛主席说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做了检讨，会后改了，就是好同志，我看处分就不要了吧。那块手表的事，我回去再跟他们几个商量商量，看怎么办。”
几天以后，政治处温茂卿主任派警卫员把手表送给我。警卫员转告温主任的话：你已经主动地把表上缴，自己做了检讨，团首长决定，这块表就算发给你的战利品，你留着用吧。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受了这顿批评后，我的个人进步并没受影响，团里先是安排我到轮训队当了指导员，之后，又被提拔为二营副教导员。
一九四九年七月底，中央军委命令我们九纵将上海市的警备任务交给三十三军，部队撤到浙江乍浦港，进行航海练兵，准备解放台湾。一起参加大练兵的还有一纵、四纵、十三纵的部队。
北上泰安城
一九五○年六月，国内报刊、电台陆续刊登和播发了朝鲜发生内战的文章。
南、北朝鲜是二战的产物。二战结束时，美军和苏军在朝鲜以北纬38°为界分别接受日军投降，将朝鲜分成了南、北两部分。一九五○年初，南朝鲜李承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不断制造事端，越过三八线挑起民族矛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金日成主席的指挥下，人民军主力部队全力迎击，将李承晚部队赶回三八线，并一路追击，一直打到釜山，把李承晚部赶到了海边。
此时，朝鲜人民军对国际背景考虑欠充分，忽视了美帝国主义对李承晚的扶植和支持。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就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九月中旬，美军在三八线附近实施了“蜂腰登陆”行动，海军陆战队在朝鲜东海岸的元山、西海岸的仁川同时登陆，形成合围后，一部分军队向南，堵住了朝鲜人民军南进部队的后路；一部分军队直逼朝鲜北方，几天时间占领了朝鲜首府平壤，继续向北推进，战火有烧到中国东北边境的趋势。
在国际上，中苏相继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此时朝鲜也向我国提出了出兵援助的请求。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认为中朝作为友好邻邦，朝鲜的存亡与我国的安危密切相关，齿亡则唇寒。在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经济刚开始恢复，国内长期战争的创伤尚待养息，解放军武器装备还相当落后的情况下，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军事上，我军也着手调动部署，开始了入朝作战的准备工作。
十月十八日， 二十七军接到中央军委指示，部队停止攻打台湾的航海练兵，全部北上至山东泰安，到战略机动位置。
到了泰安后，部队深入开展巩固部队、鼓舞士气的政治思想教育。
新义洲一片火海
部队在泰安住了三个晚上，又坐军用专列北上，列车穿过济南、德州、沧州、天津、唐山、山海关、葫芦岛、锦州，最后在沈阳拐了一个弯儿，南下过本溪，一直到了辽宁的丹东。
部队原计划从丹东入朝，丹东对面，跨过鸭绿江，便是朝鲜的新义洲。新义洲是中朝边界上的重镇。朝鲜的省叫道，市叫洲，县叫郡，村叫里。
在丹东下了火车后，部队到鸭绿江边的二道沟集结。二道沟南面就是滔滔奔腾的江水，不远处的鸭绿江大铁桥，威武雄壮地伫立在那里。
部队到达后，立即补充武器弹药、换装。每个人的衣裤、帽子、鞋子都换上特制的志愿军军服，身上所有写有汉字的物品，包括钱币、钢笔等统统要留下，用布条包好，写上名字暂时寄存在国内。每个人还发一件大衣，大衣的袖口与衣帽上都有一条红布道。
当时，大家都有速战速决的思想，认为入朝作战如同打济南、打淮海一样费不了多大事，很快便能结束战斗返回来。大家只背了一周的干粮，有的战士干脆牙具也没有带。
换装后，部队进行了战前动员，向战士宣讲，美帝国主义向我边疆进犯，我们必须奋起自卫，抗击美军的野蛮行为，狠狠打击侵略者。
营里正在召开干部、党员大会，一名四川籍董兵团起义的兵用手榴弹自杀了。营长让我去看一下怎么回事。我到了出事地点，见一个兵躺在水沟里，人已被炸得血肉模糊。我让战士将把尸体收捡了一下，就地掩埋了。
下午，部队正原地待命，忽然听到从远及近，传来飞机的轰鸣声，紧接着是震天惊地的爆炸声。等我们抬眼看时，对岸的新义洲成了一片火海。
炸弹是美军飞机扔下的，美军此次并没有轰炸大桥，炸弹全落在了与丹东一桥之隔的新义洲。由于朝鲜建筑多为木制结构，墙壁四周、地板、屋顶全是木头，美军轰炸用的是汽油弹，炮弹落地后大火冲天而起。
新义洲的朝鲜群众叫喊着四处逃命，不少人已经葬身火海。有的被火烧着后，痛苦不堪，带着火苗跳进了滚滚江水。还有的冲过鸭绿江大桥，跑到了我们这边。
大火还在不停地烧着，把半个天映红了……
跨过鸭绿江
傍晚接到上级的指示，东线元山登陆的美骑一师、陆战一师正向图们江推进，先头部队已接近长津湖，二十七军改变从丹东入朝的计划，继续乘军用专列，火速北上梅河口。
行军途中，部队在火车上一边进行保家卫国的教育动员，一边组织大家唱歌，活跃部队气氛。当时战士会唱的歌曲也不多，除了《八路军军歌》，就是《志愿军战歌》。《志愿军战歌》唱起来铿锵有力，威武豪迈：
雄纠纠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
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
在当时条件简陋、作战艰苦的情况下，雄壮有力的歌声，往往能够起到鼓舞部队士气的作用。
火车像长了翅膀一样在东北大地奔驰着。平时从丹东到梅河口需要一天两夜的时间，这回用了一夜一天就到了辑安。原计划军列到达梅河口待命，中途接到命令，军情紧急，军列直达辑安。
辑安也在鸭绿江边，对面是朝鲜的江界市。
列车到了辑安，部队迅速下车，稍做整理，立马南下过鸭绿江。
在茫茫的夜色中，战士们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肩负着祖国人民的期望，迈出国门，踏上了朝鲜的国土，雄纠纠，气昂昂，奔向血与火的战场。
血战柳坛里
尽管刚进入十一月，朝鲜的天气却是十分的冷。雪越下越大，漫天飘落，已没了脚脖子，行走有些困难了。但我们还是大步迈进。
美国兵不敢在夜间作战，此时听不到枪声，听到的是山上松树上“扑”、“扑”的落雪声和山涧里水磨房“咚”、“咚”的舂米声。
半夜时分，前面传下口令，请营长跑步到前面接受任务。部队就地休息，可以吃干粮。营长王吉伦是我胶东中学的同学，他在师范班读了两年书，后来到了参谋学校。
营长跑回来了，叫通信员分头去请各连连长、指导员到这里来。连长、指导员很快到齐了，我们营里四个人，加各连连长、指导员十几个人，跪在雪地上，为了防空，通信员用几件大衣把我们盖起来。营长打开手电筒，摊开地图说：“情况很紧急，我简单地讲，敌骑兵一师到达下竭于里，敌陆战一师到达柳坛里。我营的任务是，在佛晓前抢占柳坛里北山1240高地。具体布置：副营长带领五、六连作为第一梯队，分左右两个点，抢占1240高地，占领后迅速构筑阵地，准备抗击敌人的反扑；四连做营的二梯队；副教导员负责收容所的任务。明确任务了，马上回连队边走边把任务向班、排长交待好。”
大家都起身走了，六连连长王占云两只手捧着旱烟袋用力吸了一口，对我说：“副教导员，我几天没有烟抽啦，没法子，在棉袄里扯点棉花抽。你要是缴获了美国‘红圈’、‘骆驼’牌香烟，一定给我留一条。”
我回答他：“你放心，一定忘不了。”
凌晨，五连和六连都到达1240高地山脚下。侦察小组回来报告，山上没有敌人。五连在左、六连在右，采取前三角队形，肃静地搜索上山。到了山顶，两个连以山峰为界，把部队展开，迅速进行土工作业。
五点钟左右，敌人一架侦察机在长津湖、柳坛里、1240高地上空盘旋了几圈，未发现目标，飞走了。接下来敌人炮兵盲目地向山上打了一阵炮，也停了下来。然后，步兵在没有炮兵、航空兵掩护的条件下，采取宽大正面的队形，集团式滚动前进。美国兵边走边东张西望，抱着枪，弓着腰，拥上山来了。
等到敌人进入我方射界以内，两个连的所有火器一齐开火，敌人的步兵来不及还击，空军和炮兵也无法掩护，第一波上山的美国兵几百人，没有回去多少。美国兵太大意了，他小看志愿军了。因为他们平时就是这样宣传的。
战场寂静了一会，敌人将要干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五连、六连战士，迅速到阵地上去捡敌人丢下的武器弹药。
也就是十几分钟，美军机群从海上飞过来，他们从不同方向交叉着，轮番地向阵地上投炸弹、汽油弹。阵地上刹时成了一座火山。这是美军的焦土战术。
第一批次的飞机刚离去，炮击又接了上来。当时，敌人打来的炮弹不能论个计算，应该按吨计算。炮火暂停了，空军又来了，飞机在阵地上低空轮番扫射，掩护他们的步兵攻击。
第一波我们的人员、弹药消耗不大。当第二波敌兵接近我们的阵地前沿时，他的飞机不便扫射了，我们突然猛烈开火，使敌人死伤很大。接着战士跃出掩体，与敌人拚刺刀，敌人又逃回山下。
快中午了，敌人第三次空袭和炮击又开始了。这一次，除了冲击机，又来了两架B29轰炸机。轰炸机扔下的几千磅炮弹和集束炸弹，把整个1240高地削下几公分，山上没有一棵完整的树木，没有一块完好的地面。敌人的焦土战术是有用的，我们的连队基本上是暴露在地面上，几十公分深的单兵掩体，在这样的火力下起不了多大作用。后来，战士都是利用敌人的炸弹坑、炮弹坑作为掩体。
敌人的步兵又开始进攻了。这一次，六连阵地上能作战的人不多了，弹药也不多了。敌人步兵接近我们阵地前沿时，指导员及连部的通信员、卫生员、上士，凡有能够战斗的，都端起刺刀冲向敌人。美国兵最怕近战，更怕刺刀，看见我们的战士们端着刺刀杀过来，他们转身就跑。这次敌人又被打退了。
坚守高地的官兵伤亡非常大，伤员一个接一个地抬了下来，营里的十副担架已经不够用了。
在查看从山上抬下的伤员时，军医突然问我：“副教导员，你看，这是不是六连连长？”我上前一看，六连连长王占云躺在担架上，一块弹皮楔在脑袋里，满脸都是血，人已经咽了气儿。泪水很快模糊了我的两眼。
副营长要营长火速把二梯队调上来，四连迅速接替六连的阵地。六连的指导员带着上士、通信员等不到二十来个人，不少的都是伤员，大家相互搀扶着走下阵地。
下午接近黄昏，敌人采取孤注一掷的办法，在炮火袭击以后，把所有的步兵都使用上，做最后冲击。
四连上了阵地，因为山上没有任何工事，战士只能蹲在弹坑里，敌人的飞机、炮火袭击时，只能挺着挨打。因此，上了阵地就伤亡不少。
四连是二营的主力连队，济南战役立过战功，是“茂岭第二连”，虽然刚上阵地就伤亡一大堆，但他们的战斗作风还在。当敌人的步兵黑压压一片上来时，四连所有人员端着刺刀，跳出弹坑，杀声震天，与敌人展开白刃战进行格斗。敌人向山下逃跑，他们一气追杀到半山腰，就地守在那里。
敌人这次冲锋之后，一直到夜间十点钟再没有冲击。
此时，下竭于里的八一师把美骑一师的北极熊团打跨了，消灭了近一千人，缴获了北极熊团团旗。骑一师撤退了，柳坛里的陆战一师苦熬了一天，死伤巨大，也逃跑了。当时，敌人所有兵员、锱重，都从长津湖的冰上逃跑，我们的部队每个战士只带了一个基数的子弹、手榴弹，一无大炮，二无飞机，在1240高地上，只能眼看着敌人跑掉。
下半夜，部队撤出阵地，全营合成一个连，加上营部的全体人员，仅有二百来人，在一段公路上待命。凌晨五点钟来了命令，部队寻找隐蔽地域休息。
听到就地休息的命令，大家松了松气。然而当要起身时，很多人起不来了。北方战士好一些，可以走路，南方的四川、江浙兵都起不来了，只好跪在地上爬着走。找到一个独户人家，屋里老百姓煮了一锅牛草，温度很高，不大的时间，战士都暖和过来了。冻伤的手、脚、耳朵开始发痒，大家想把鞋袜脱下来放松一下，但每个人都脱不下来，要别人帮着脱，一用力，连鞋带袜子与脚上的皮一块脱了下来，整只脚就像剥了皮的熟山芋，红红的，流着黄水，大家惊呆了……。
军人不是铁石心肠，军人也不是没有眼泪。然而，军人流血不流泪。
二营从战场上下来了两百人，又减去一半冻伤了的伤员。但我们的代价决不白白地付出，我们把美国兵打回三八线去了。
突破昭阳江
一九五一年五月初，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西线先后发起了第三次、第四次战役，将敌人阻止在“三八”线附近。
这时候，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蔑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是侵略行为，决定对中国实行制裁：美国派第七舰队占领台湾，纠集英国、加拿大、奥地利、澳大利亚、土耳其、西班牙、葡萄牙、冰岛等十一个西方国家成立“联合国军”，进入朝鲜，扩大侵略战争，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
志愿军总部决定在东线发起五次战役。参加五次战役的部队有十二军、二十军、二十六、二十七军军和六十军。战役意图以十二军、二十七军、六十军突破“三八”线，实施大胆穿插，迂回分割，全歼美主力第八军或歼其大部，将东线美军压缩在“三八”线以南。
部队出发前，团政治处决定派我和摄影干事带一名通信员，随先头部队二营机动，做战地采访。摄影干事叫汪建安，浙江人，是位大学生干部，打上海时从国民党青年军中收编过来的，很有些才气。
二营行军一夜，拂晓到达麟蹄。这时十二军、六十军也已到达。在炮火支援下，几个部队强渡昭阳江，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第一波的部队已登陆上岸。接着，大部队也顺利过江。部队上岸后，迅猛向敌纵深穿插。敌人边打边撤，没有顽强抵抗。
拂晓，二十七军与十二军、六十军几个部队已深入敌后一百公里左右。到八点钟，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军在我军背后空降了大量部队和坦克，正面敌人实施反击，我军的大集团部队陷入耸山峡谷之中，前后通路都被阻绝，十分危急。
总部发现敌人获取了我方的作战意图，立即下达所有穿插部队紧急撤退，各军可以化整为零，以团、营、连、排分散小股突围。
敌人航空兵、炮兵、坦克兵疯狂袭击，我们几个军的部队处于一个狭长地域，伤亡是可想而知的。
突围中，我的屁股和左腿被炮弹打伤三处，不能行动。我叫摄影干事跟部队突围，由通信员帮助我。几经周折，通信员找到一副担架，我们一起翻山越岭，最终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回国养伤
我在突破昭阳江负伤后，担架队的同志把我抬到了一个树林里后就走了，由通信员负责照顾我。通信员姓李，是一位东北新兵。战场离后方医院比较远，战斗中受伤后不但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就是饮水吃饭也没有保证。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自己能够活着回到祖国，多亏了通信员小李的照顾。
小树林离前方战场三十多里地，靠近一条公路。当天下午，通信员在路上拦了一辆拉弹药的“嘎斯51”，把我扶上了车。由于屁股上受了伤，身子也不能坐，在卡车里只能半靠在通信员身上。
天黑的时候，到了朝鲜阳德一个战地医院，医院是从山西省入朝的。院子里躺满了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医生都是山西人。一个女医生问我：“哪里受了伤？”我回答他：“腚上。”山西医生听不明白：“腚上？腚在哪里嘛？”我手指了指，山西医生才恍然若悟：“哦，腚就在屁股上啊。”
她简单给我用酒精擦了几下，包起来，用担架把我送到了一个铁路的遂道里。遂道里歪七扭八的，都是伤员。朝鲜的铁路许多从山里穿过，遂道比较多。
在遂道里呆了一宿，第二天，通信员把我扶到路边，等去往国内的车。在公路上等车回国的伤员列成两行，手里拿着石头。有不少过往车辆，司机不愿意停下来拉伤员，伤员就用石头砸汽车玻璃和汽车眼睛，还有的把驾驶员打伤。最后，小李拦下了一辆，好说歹说，同意上几个不能行动的伤员。上车后，因为我的屁股不能坐，必须用两手撑着，通信员再用腿顶着。我左手抠着车厢的篷布插空，右手侧着身子扶着通信员。在交车时，对面贴着我坐的车擦过去，将我抠着篷布杆儿的左手食指擦掉了一截，指甲盖带肉都不见了。十指连心，疼得我浑身都是汗。车上什么医疗用品也没有，通信员就把身上的干粮袋撕开，把炒面倒掉，将我的手裹起来，缠得老粗老粗。这下，更遭罪了，屁股上、腿上负了伤，手指头又少了一截，不能坐，不能蹲，不能站。为照顾我，小李一路上也遭了不少罪。
卡车跑了一夜，白天美军飞机沿着公路轰炸，晚上车才敢跑，连车带人又躲在一个火车遂道里隐蔽。遂道里此时有辆火车的车头，还在呼呼地冒烟，所有的人都熏成了个黑老包，这一天真的度日如年。
中午肚子饿得受不了，身上也没干粮了，通信员找来一只小铁桶，与一道坐车的伤员商量，将他带的黄豆在里面煮了一些吃了。
火车司机讲车修好了，晚上可以走。通信员让司机帮忙，把我抬上了火车。火车头是半封闭的，四周有栏杆儿，我靠着栏杆趴在车上，通信员用腿顶着，总算踏上了回国的归程。
坐火车到了安东，已经是五天之后了，安东有一所志愿军中转医院。正好这所医院是从山东调来支前的，通信员把我安顿好，到医院伙房打来了馒头、高粱米稀饭，吃在嘴里那叫香啊。
医生第二天检查后告诉我，屁股上的伤口由于没有及时处理，已经感染化脓了，安东是中转医院，不留病号，需要马上转到后方医院做手术。很快，我又被送上去往吉林市后方医院的火车。这时火车上的条件就好多了，整节车厢都是担架床。
半个月后，我又被转到了沈阳军区中心医院，通信员跑前跑后的侍候我。
中心医院住的多是从朝鲜下来的干部伤病员，医疗条件非常好，伙食也不错。过了几天，医生给我打了半身麻药，做了手术。医生跟我讲，肛门扩约肌损坏了，由于治疗不及时，功能可能要受到影响，会留下后遗症，年轻时没有关系，上了年纪后要影响正常机能的。
作为从战场上走下来的生存者，感到自己能从千军万马中捡条命回来已属不易，不该再有其他奢望。
首长准我探家
一九五一年八月，在沈阳中心医院住了两个月，我的伤势很快有了好转，自己也能下床到外面走动走动了。
有天，同室一位伤员告诉我，二十七军政委刘浩天也在中心医院住院。我先是找到了刘政委的秘书、军组织处处长陈乙鸣，把我的情况向他讲了，请他给刘政委讲一下，我自打参加八路军后，还没回过老家，想请假回家看看。过了两天，陈乙鸣告诉我，刘政委同意我到他的病房去一下。
到了病房，我看刘政委躺在床上，腿上打着石膏，人还不能动弹。刘政委问了我一些情况，我告诉他自己是山东牟海人，入伍前已经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家里还有一个跟女儿年龄一样大的妹妹，离开家五、六年了，一直没回去过，也不知家里情况怎么样了。自己在五次战役中负了伤，现在伤养得差不多了，想回山东老家看看。
刘政委告诉我，他也是在五次战役负的伤，敌人炸弹将他坐的吉普打翻了，把他的腿骨压断了。刘政委说我可以回老家看一看，快去快回，半个月时间，通信员留在这里。又叫陈乙鸣给我二十块钱，让买点东西带给老人、小孩，这些钱当时不算少了。
第二天，我从沈阳坐火车到了青岛。那时候，全国所有交通工具都对志愿军免费。下了火车又坐汽车到了海阳县，海阳离我们牟海行署还有六十公里的路程，我看已经下午四、五点钟了，就到了海阳县政府，向他们说明情况，想在海阳县住一宿。
海阳县领导们闻知是志愿军伤员，县长、书记亲自组织了欢迎会接待我，并说：“最可爱的人从前线回来了，我们请都请不来，明天你就不要走了，给我们做个报告吧。”
我说：“我没啥准备，怕说不好。”
县领导说：“你给大家随便说说就行，我们很想知道你们志愿军在前线怎样打的美国鬼子。”
恭敬不如从命。第三天上午，我就在县里做了一场战斗报告。由于屁股上的伤势还没完全好，做报告时只能侧着身子，向群众讲了抗美援朝战斗的艰苦性，讲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如何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典型事迹。许多人听完报告深受感动，纷纷说：“志愿军在朝鲜太艰苦了，没有人家当兵的在前线打仗，我们哪能睡安稳觉呢。”也有的问我是哪儿的人，说话怎么跟他们一样呢？我告诉他们，我家在牟海。这些人说我们牟海出了能人。
从海阳到牟海只有早上一趟去威海的过路车，我在海阳县做完报告，已经是中午，没去牟海的车了，当时县里也没有什么车辆。我提出自己走就行了，县领导说不行，你是志愿军，这么远的路哪能走着回去呢。就给我找了头毛驴，让我骑着回去。我说自己屁股上的伤疤怕磨擦，毛驴没法骑。后来，他们就找来一辆胶皮独轮车，让我坐上面，派人推独轮车送我回牟海老家，当时胶皮独轮车在胶东农村是主要的生产工具。由于我在车上不能坐，侧着身子半躺着，为使车子保持平衡，他们就找来块大石头放在车的另一边，用小推车把我送到了夏村——牟海行署所在地。
牟海行署不少人是我的老相识，主任高文修是我参军时的民政助理，我高小的老师刘守堂这时当了司法科长，刘韶九当了粮食局长，见了面拍着我的肩膀给人讲：“这是我教的学生。”
第四天，牟海行署领导又让我做报告。我想推辞，高文修讲：“咱们是一窝的狐狸不嫌臊，你随便给乡亲们说说吧。”我见推辞不过，只好从命。群众听了报告，许多人当场流下了热泪，说我们志愿军在朝鲜太不容易了。县领导也说我的报告做得太好了，太有教育意义了。
完事后，给我牵来一头高高大大的骡子，要我骑着回家。我把伤情讲了，他们也像海阳县那样，找了一辆胶轮车，推着我回上草埠。
我还没到家，村里一个在县上工作的同志回到了上草埠，告诉村里人我从朝鲜战场回家探亲来了。这下全村人都轰动了，等县上一位同志推着我进了上草埠，村子里的人一下把我围了起来。有的说，你在部队当官了吧。有的讲，不是说你早牺牲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有个老年人说：“刚才那话谁说的，你他娘个屁，还会说句话吗？人家活蹦乱跳回来，你还说这种不讨人喜欢的话。”还有人问我知不知道一起去当兵的东传仁、东传和的消息，我如实相告，他们两人和我不一个部队，东传仁在235团，听说牺牲在了战场上；东传和确切消息还不知道。
后来，我才得知，东传和在部队也当了干部，抗美援朝战斗中，在通化车站组织新兵入朝时，被敌机的炸弹打中，也牺牲了。我们上草埠一起参军的十个人，后来在部队的，只有我和宋云峰两个人。
到家的第二天，乡长来到我们家，让我给全乡群众做报告。报告场地设在一个大河套里，人山人海的，麦克风当时也不大好使，我就用家乡话给乡亲们讲在朝鲜战场的事。乡亲们听了，不停地给我鼓掌。
最高兴的是我爷爷，从我进了村子，我走到哪老人就跟到哪，嘴里还一个劲儿地说：“那么多人听你在台上做报告，这下我们王家可算出头了，可有面子了。”
吃了晚饭，全村老少又到学校前面的操场上，让我说说当兵后的情况，都打了哪些仗，到过哪些地方，啥时候上的朝鲜，什么时候仗才能打完。直到三星偏西，大伙才让我回家休息。
到家的第三天，我去了柳家村，到岳父家拜望。之后，又去了史家坛，到了在朝鲜柳坛里战斗中牺牲的战友、六连连长王占云家。王占云还没有结婚，家里有父母、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屋子里四壁空空，日子十分艰难。当时，家里亲人已经接到了王占云的牺牲通知书。我把一条美国“骆驼”牌香烟送给他们，告诉他们这是王占云交待的事，不能忘。一家人见了我都哭成了泪人儿一样。我安慰他们不要过于难过，当兵就要打仗，随时都要准备牺牲，王占云为国捐躯，是光荣的，是我们牟海人的骄傲。
我在村里小学曾教过的一些学生也都来家里看我，东海八路军中学的同学隋桂香也来了，她在村里一个中心小学当老师。
在村里住了五天，我跟家里人讲要归队了。乡里、村里领导都一再挽留我再住两天，我告诉他们，归队的路程远，必须提前走，军首长准我回家探亲已经很照顾了，一天也不能耽误，现在朝鲜还打着仗，自己伤养好了还要回到朝鲜前线。
这时候，下草埠村的干部跟我讲，他们村有两个当兵的在吉林通化养伤，一个是战士，另一个是连干部，家里人想跟我到通化去看一看，问我能不能带他们一道走。我答应了，第二天就同两名同志的爱人、家属一起，到附近午极村坐海阳到烟台的汽车。爷爷知道了，非要去送我，我不让，爷爷跟我讲：“这次不送你，下回没准就看不到了。”我跟他说：“等打败美国鬼子我再回来看你，给你买双毡窠子。”
爷爷和二叔还是把我送到了午极村。
到了烟台，住旅馆时，老板见我穿着志愿军服装，三个人都不收住宿费。天亮后，我给他们两人买了烟台到大连的船票。当时还不知道船舱也有好坏之分，买了两张大通舱的船票，同他们两人呆在大舱里，坐了一宿船，之后又坐了七、八个钟头的火车到了沈阳。
到了沈阳后，我告诉他们两个，我要回医院报到，不能陪他们了。帮他们买了去通化的票，送上火车后，就返回了沈阳中心医院。那位战士的爱人见我一路上对他们照顾不少，十分感激，从通化回到家里，专门到我家感谢，非要认我妻子做干娘。
我比原计划的时间提前一天到了医院，刘政委见了我很高兴，说我做得很好，干部党员就应该说到做到。
几天后，我的伤全部治愈了，医院给我开了出院证，我与通信员坐火车到了丹东。
志愿军在丹东和梅河口各有一个分部，负责国内部队到朝鲜的中转。在丹东住了一宿，第二天我们坐送战备物资的车到了阳德志愿军兵站，打听部队所在位置。等了一两天，听说我们团在庆云南道定平里，就跟着上前线的车到了哪里，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团部所在地 ——上里洞。
在黑浦里的日子
一九五一年九月，我回到团部驻地，战友们见了我归了队，感到奇怪地跟我讲：“有人说你在过昭阳江时牺牲了，差一点给你家里发牺牲通知书，还有人说你当了俘虏，这半年时间你都干啥去了？”我跟他们讲，战斗中负伤后到了后方医院养伤。机关的同志与我开玩笑，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这时候，部队正在进行持久战教育。志愿军总部指示，要在部队中树立打持久战的思想。以前部队中有速胜论的思想，认为一条干粮袋吃不完就能回去了，现在看来美国这个“纸老虎”还比较厉害，把敌人赶出朝鲜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有打持久战的准备，战略上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在战术上它是真老虎。
从七月开始，朝中双方已经与美军、南朝鲜在开城“三八线”上的板门店进行谈判。“三八线”南、北各有三十公里的缓冲区，双方军队都撤到三十公里以外。但是美帝国主义并不甘愿放弃侵略朝鲜的政治野心，企图用军事压力迫使朝中方面在谈判中屈服。美军动员了它的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朝鲜战场。美方在谈判桌上得不成的东西，想凭军事优势强迫我方接受。因此，停战谈判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战斗没有间断过。
此间，美军违犯国际法，搞细菌战，用飞机携带出血热、鼠疫病菌的蚊子、跳蚤、老鼠等细菌弹，投放到“三八”线以北地区，攻击中国军队官兵和当地群众。我军迅速组织了反对细菌战的斗争。
在政治处住了几个月，有天团政委刘祥芝到宣教股跟我讲，三营教导员与营里干部的关系处得不太好，让我俩对调一下，他到机关当宣教股长，我去三营当教导员。三营营长是董永吉，副教导员是张华泉，副营长是傅喜峰，二次战役时，傅喜峰当八连连长，战斗中负了伤，肠子打断了，在佳木斯住了几个月院，肠子截去了两尺，归队后提升为副营长。
为了坚持持久战的方针，志愿军各个部队都进坑道作业。我们团当时在元山港附近的山上挖坑道。一营在马息岭，二营在苏高山，三营在“448”高地。朝鲜山上的石头都是花岗岩，非常坚硬，挖起来很吃力。坑道作业时没有防护措施，不少战士吸进大量粉尘，后来患上了矽肺病。这些战士都留下了一定的痛苦，严重的危及了生命。
在黑浦里住的时候，部队每个月要到定平车站搬一次粮食。从国内运来的粮食在定平卸在站台上，部队到站台上去搬。有一次，火车卸车时有些麻袋挡在道轨上，七连副连长带着部队去搬。有五个战士正在道轨上搬麻袋，正巧火车来了。副连长不叫战士躲开，反而举着双手向火车高喊：“站下!站下!”火车没有站下，一直跑过去了，五个战士被撞死了。此时，副连长不去抢救战士，反而拿起手枪朝火车开枪，嘴里还不住地骂：“妈的，没长眼，人在铁路上你也不等一等!”
这件事师的常勇政委凡是给干部讲话就提起，说七连是糊涂庙，糊涂神，糊涂兵。
在黑浦里，我们营还干了一件很稀奇的事。
有一天，阳德高射炮阵地打下美军一架战斗机，飞行员跳伞，落在了我们三营营区。我们向团里报告后，团里命令我们营去一个班搜捕美军飞行员，团里派了一名英文翻译一起行动。战士们在树林里将这名美国飞行员擒获，英文翻译按照上级指示，向他讲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美军飞行员同意配合，按英文翻译说的做。翻译告诉他，用无线电向他的上级报告自己所在位置，请求上级来营救。
美军十分珍视飞行员，信以为真，很快另派一架直升机来营救。美军飞行员在地上铺了一块布为直升机指示目标，我营一个班的战士埋伏在杂草丛里。
美军直升机到了飞行员方位，将云梯放下让他上飞机，飞行员讲自己腿受了伤，动弹不得，让直升机落下来把他抬上去。直升机上的美国兵没有防备，将直升机降落下来，舱门刚一打开，战士冲了上去，连人带直升机全部擒获，把人押往军部。之后，用杂草将直升机做了伪装。
后来，这架美军直升机被运回祖国，一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展室里。
一九五二年春天，志愿军总部要求各部队都要开展助民劳动。
我们部队驻地自然条件比较差，多为深山坡地，再加上连年打仗，凡青壮年男女都上了前线，老弱妇幼留在家里，朝鲜群众的日子非常苦，没有粮食吃。老百姓就到山上刨来野生的茎疙，用木棰打碎放在水中浸泡，磨碎后再用粗布包着，挤出里面的淀粉做面条吃。茎疙是一种有毒性的植物，群众因长期食用，脸上浮肿得厉害，有的病重身亡。但是朝鲜人民性格刚强，生活再难过从不叫苦，从不屈服。
群众种地全靠人力耕作，部队帮他们把地翻好，将志愿军总部从国内运来的苞米种子种在田里，老百姓对志愿军非常感谢。在共同的战斗、生产、生活中，志愿军与朝鲜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年的八月中旬，接到命令，部队要回国。临走之前，向驻地的群众辞行。这天晚上，我营请朝鲜人民军的少校大队长、少校政委和里委员长到营部吃饭。
晚上的饭菜喝的是东北高梁酒，抽的是“大生产”香烟，吃的是各种罐头。朝鲜人的生活习惯，要喝酒就要尽兴，不醉不罢休。酒醉后，他们又穿着衣服跑到河里跳舞，一边跳一边唱，非常开心。
两天后，朝鲜里委员长也请我们几个营的领导过去吃饭。为款待我们，他们专门杀了一条狗。晚宴开始后，大家围坐在一起，中间吊着刚被宰杀的那条狗，狗肉是生的，下面放着一盆蛤蜊肉，也是生的，四周放着泡菜、酸菜和辣椒酱、醋。吃的时候，几位朝鲜朋友就用刀子割下一块生狗肉，蘸着辣椒酱、醋，蛤蜊肉也是蘸酱生吃。我们几个人都吃不下，朝鲜朋友却十分热情，一再劝我们吃肉。杯子里的白酒是群众自己酿造的，有股酸味，我们也喝不习惯，就让通信员回到营房取了两瓶高梁酒，就着泡菜与朝鲜战友开怀畅饮。临别时，我将两条“大生产”香烟送给里委员长。里委员长送了我一架日本老式相机。
我们临走的头一天，朝鲜黄海南道高源郡山谷面妇女同盟送给我们一封信。信写在一块半公尺见方的丝绢上，落款处还绣有三朵梅花。
这封信我将它镶在镜框里，珍藏了五十多年。但是，信是用朝鲜文字写的，信中说的什么话我始终不知道。今年夏天，我请无锡翻译协会的同志将这封信翻译了出来。这封信内容如下：
朝中友谊万岁
给志愿军官兵的信
亲爱的志愿军官兵们：
今天我们用胜利来迎接“拥护世界和平日”和祖国解放战争二周年的时候，对你们的依靠兄弟般的团结取得的不朽的战功，衷心地献给你们以最高的荣誉。
投身维护世界和平的战斗的朝鲜妇女，将更加珍视国际友谊，坚强团结，在反对美帝的斗争中，高举胜利的旗帜，不怕牺牲，勇敢战斗，给仇敌美帝以死亡的复仇！
亲爱的志愿军官兵们！我们将紧跟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将军，创造新的历史，为了世界和平的胜利，在战斗的道路上勇敢前进！
亲爱的志愿军官兵们！让我们用“反对美帝斗争之日”，来勇敢无双地迎接国际工联倡议的“英雄的朝鲜人民积极团结之日”和“6.25”二周年！
为了朝鲜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为了世界和平，祝福你们万寿无疆！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朝鲜民主妇女同盟高源郡委员会 委员长柳丙淑
朝鲜民主妇女同盟黄海南道高源郡山谷面妇女同盟会全体
每当看到这封信，当年与朝鲜军民并肩战斗的情景历历在目，人心潮难平。
在归国的列车上
几天后的晚上，我们在定平里坐上火车，踏上了回国的行程。因为我们是在战场上，属于军事行动，路上没有朝鲜群众的夹道欢送，也没有祖国人民的夹道欢迎。但毕竟是从战场上胜利归来，大家心情是轻松的，是愉快的，幸福的。
两天时间到了江界。这时候，火车停了下来，上级通知，上甘岭战役开始了，二十七军就地待命。
在江界等了半天，到了下半夜，上级指示：二十七军按原计划行动。火车又继续前进了。
回国途中，我们营一共分了五个车厢，七、八、九连、机炮连各一个车厢，营部一个车厢，为了便于了解联系情况，营的干部分别到各连的车厢。我在七连，副教导员张华泉在八连，副营长傅喜峰在九连，营长董永吉在机炮连。火车到辑安时，部队下车，洗洗澡，换换衣服，但任何人不准上街单独行动。
两天后重新登车，部队补充干粮。那时候营的干部享受中灶待遇，管理员特地给我们四个人买了一箱鸡蛋糕，一箱苹果，一箱烧鸡，四条香烟。我当时跟他们三人开玩笑，干脆来一个抓阄儿，四样东西谁抓到什么就吃什么。几个人都同意了，结果，营长董永吉抓到了四条香烟，副营长傅喜峰抓了一箱烧鸡，副教导员张华泉抓了一箱鸡蛋糕，我抓了一箱苹果。这样，最合算的要数副营长傅喜峰了。到了沈阳，我到九连车厢找到副营长，想用苹果同他换只烧鸡吃，哪知傅喜峰早领着连队战士把一箱烧鸡报销了。我苹果吃多了拉起肚子来了，坐在火车的便桶却又拉不出，后来就让两个战士一人扯着一只胳膊，蹲在车门口，但仍无济于事，肚子很难受就是拉不出来。晚上，火车到了山海关短暂停留，我不顾一切跳了下去，跑到一个角落刚蹲下来，警察就跑了过来，用手电筒照着，以为我要开小差，跑来大喝一声：“干什么的？”上前看了看，说了句：“哦，拉屎啊。”闹得我好不尴尬。
至今，我们知情的老战友见面，大家仍把当年这件趣事当作笑话讲。
回国后，部队进驻江浙地区。从异国他乡回到了亲爱的祖国，从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到了风景秀美的人间天堂，大家心头都别有一番情趣。
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不管走到哪里，不管部队驻扎在何处，我们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传统不能丢，当兵人扛枪打仗的天职不会变。军人是为战争而生存，战士的价值只有在战场上才能完全体现，今日的凯旋而归，也许是在为明天奔赴新的战场做准备。战士以献身祖国为荣耀，以捍卫祖国安全为最高荣誉，最高信仰，正如我们枪膛里的子弹一样，如果不发射出去，不击中预定目标，不能够疾恶如仇地杀伤敌人，也就失去了它固有的价值。革命战士莫不如此。
(未完待续)
下周刋登第三部：太平之年不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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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5-25 16:3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