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槽马》之第一部

清风扶柳

《卧槽马》

●王晏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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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晏，1925年10月1日出生，山东乳山人。1944年10月入党，1945年8月参加八路军，1954年就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先后参加大小战斗34次，重要战役有潍县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抗美援朝第二、五次战役。历任文书、政工干事、指导员、教导员、宣教股长、宣教科长、文化处长、宣传处长、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军分区副政委。1968年三月，先后任无锡市革委会副主任、革委会主任，无锡警备区第一政委、无锡市市委书记 。1962年被授予中校军衔，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勋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勋章。

写在前面的话

      沐浴着共和国的阳光雨露，伴随着人生之旅的风风雨雨，屈指撵来，我已年届八十。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我和我的战友们走过了一段难忘而又不平凡的岁月，比起当今的年轻人经历得多一些，对人生和生活的感悟也更深一些。沧海横流，盘点过往事，昔日战场上迷蒙的硝烟、冲杀的豪情，兵营里嘹亮的军歌、燃烧的革命激情，非常时期主政一方的殚精竭虑，春秋轮回中的辛酸与无奈，尤其六、七十年代，我在二十七军机关及无锡市任职的二十年间，由于当时特殊的峥嵘岁月、特殊的政治背景，使我有机会亲历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政治事件，目睹了一幕幕重大的历史变迁，抚今追昔，悠悠往事无时不激荡着我的心扉，叩击着我的胸脉。我始终认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书写者和见证者，但很多时候是时代潮流将人推向了前台，是历史选择了我们，是时代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
      于垂暮之年出这本回忆录，权作一次自我的心灵拷问与洗礼，同时也作为与昔日同事、年轻朋友们一次心与心的坦诚交流。

王 晏

2006年11月于无锡

第一部分目录

先辈是佃户……………………………………………………(8)
祖父王福临 …………………………………………………(10)
我是长子长孙…………………………………………………( )
三婶闹堂………………………………………………………( )
我的“新生活”………………………………………………( )
买了个二婶……………………………………………………( )
日本鬼子打来了………………………………………………( )
小女婿儿………………………………………………………( )
八路军中学读书………………………………………………( )
冬季大扫荡……………………………………………………( )
家父少亡………………………………………………………( )
退学当老师……………………………………………………( )
入党……………………………………………………………( )
妻子送郎上战场………………………………………………( )

第一部　荣辱祸福不在命

先辈是佃户

       在中国博大的版图上，胶东半岛如同一只犍牛直插黄海深处。犍牛的犄角处，就是我的老家山东乳山市上草埠村。我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农历八月十四，出生在这里的一个贫苦农民之家。
       乳山市最早称牟平县，抗战时期成立乳山县，改革开放之后，是近几年定为县级市的。因濒临黄海，水资源丰富，现在已成为旅游风景区，银滩黄金海岸如今已名闻天下。
       小时候，我家很穷，无田无地，无房无粮，祖辈靠给富裕人家种田为生，是村里的赤贫佃户。我家老辈人本不在乳山县，是一八八二年我曾祖父举家从海阳县搬到乳山的。这中间还有一段故事。
       曾祖父名王成魁，与曾祖母生有四子，大儿子王仁田，二儿子王义田，三儿子王智田，四儿子王信田。其四子王信田，奶名福临，即是我的亲生爷爷。
       一八四○年英帝国主义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了大清帝国的门户之后，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俄国人、日本人等相继发动侵华战争，八国联军洪水般涌进了古老的中国大地，对中国进行肆无忌惮地践踏、宰割与瓜分，许多大好河山沦为侵略者的殖民地。德国占了青岛和胶州湾，英国夺了烟台和威海卫。当地群众不愿受侵略者的奴役和屈辱，纷纷揭竿而起，与英、德军队进行抗争，当地影响较大的有高密、莱阳农民起义暴动。曾祖父一家所在的海阳县，反帝反侵略的义和团运动也搞得轰轰烈烈。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许多人家为了活命只得四处逃荒。
       曾祖父、曾祖母因没有家产，为了生计靠给当地的盐霸晒盐为生，大祖父、二祖父长年给地主做长工，三祖父给东家当放牛娃。我祖父当时仅有十几岁，也开始帮助家里做活。
       曾祖父举家搬迁，起因是三祖父给人放牛出了事。
       三祖父年龄不大，却是小有名气的“牛把式”。他当时跟着一个牛倌当学徒，除了给东家放牛外，还负责看管全村人家的数十头牛。听祖父讲，三祖父放牛身上有“三样宝”：第一样宝是一个牛角号，早上出门带牛上山、晚上牧归回家圈养，都离不开牛角，早上有早上的号令，晚上有晚上的号令，天长日久，几十头牛都懂得了号令，只要号角一响，让牛走就走，让停就停，让回就回。第二样宝是一条两丈来长的牛鞭，不用时盘起来斜挂在身上，用的时候鞭子打的叭叭作响，功力十分了得，群牛不论大小没有不怕的。第三样宝就是腰间的布袋子，里面装着三块拳头大小的石头，在危急的情况下，用来惩治、对付不听话的牛，做到指哪打哪，百发百中。
       有一次，一头母牛发情，一头大犍牛仗着体重力大，横冲直撞追赶母牛。追到村里快要冲进一户人家院子里，这户人家正围在院子里的饭桌旁吃饭。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三祖父长鞭一甩，“叭---”的一声响，鞭子重重抽在犍牛的屁股上，犍牛仰天一声嚎叫，立即止了步，屁股上裂了一条口子，血流了出来。牛主得知自家的犍牛被打伤了，很恼火，多亏牛倌再三劝说，三祖父才免了一次灾难。
       没过多久，这头犍牛又差点出事。当时一个刚过门的新娘子穿着一身红衣服由娘家回来，从牛群一旁经过。牛天生见了“红颜色”就冲动，西班牙的斗牛士们就是以一块“红布”将牛引向了死亡之路。犍牛先是瞪着大眼瞅了一会儿，马上把尾巴竖起来，朝穿着红衣服的新娘子冲过去。此时已是鞭长莫及了，情急之下，三祖父从布袋子中掏出一块石头，朝犍牛打去。手起石落，正打在犍牛的右犄角上，将犄角从中间打断了。疼得犍牛蹦了几个高，趴在地上。这样，又避免了一场大祸。东家知道后肯定不答应了，马上派人要找我三祖父算账。牛倌要三祖父赶快逃走。
       曾祖父同曾祖母一起，连夜收拾行李，带着全家六口人远走他乡，一路落荒而去。经过几天奔走，一家六口来到百余里外乳山县东南部山沟里的上草埠村落下了脚。


祖父王福临

       上草埠村原来叫草埠村，之后因下水头有了下草埠，才叫上草埠。村里有三个家族：李姓、宋姓和东姓。李姓人来的最早，之后姓东的来了，再后是姓宋的也来了。
       三户大姓人家中，数李姓人多势众，又是村里的“占山户”，好地好山岚多半都属他们占有。李姓有李中和、李中良、李中温、李中道、李中山五家兄弟。最富的户叫李中和，家中常年雇有三四个长工、蚕工，有三个女佣人，生有一女一子。曾祖父逃荒初到上草埠时，经过同意一家人借住在李家山上的放蚕屋里。
       李家有个蚕工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大家都喊他“大汉”，会武功。听人讲，大汉是太平军，清兵四处捉拿他，大汉便跑到这个偏僻的山沟里躲了起来。
          曾祖父一家刚到上草埠村的时候，经大汉引见，地主李中和答应曾祖父一家到李家做佃户，李家提供住的地方，所有家务和农活都有我曾祖父一家担当起来，不计报酬，另给一块薄田自种自收，作为女人小孩养家糊口用。这样，曾祖父带着大爷、二爷给李家种地，三爷给李家放牛，我的祖父王福临也跟着大汉学放蚕。曾祖父、曾祖母及大爷、二爷、三爷分别住在李家的几个场屋、蚕屋里，祖父王福临与大汉住在李家的粮库。
       大汉打得一手好拳脚，祖父一边跟他学养蚕，一边跟他学打拳，修炼武功。
       李中和有一个堂妹，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见我祖父王福临为人正直仗义，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就央人提媒，就把堂妹嫁给了我祖父。并给堂妹陪嫁十五亩地，一处正房三间、厢房两间的破房子，加上原先李中和家给的一块薄田，曾祖父一家也算有自己的地可种了，种的粮食掺着糠菜够吃的了。
几年后，李中和去世了，留下一个儿子继承家业。儿子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主儿，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喜欢赌钱，家道逐渐败落了。
       祖父王福临成家后不久，大汉离开了草埠，据说又去干军务了。俗语讲，乱世出英雄，在当时那样的世道，想老老实实地守在家里种田为生，安分守己地兴家立业，难乎其难。
民国初年，祖父到昆嵛山一带的棘子园、上口放蚕。昆嵛山是胶东半岛革命斗争的发源地，电影《苦菜花》写的就是这里的革命群众与当地反动势力开展斗争的故事。祖父听人讲，在老黄山卧龙史家，有一个武功高手，人称史三先生，就慕名前往拜师学艺。
       三先生练得好功夫，打少林长拳，尤以轻功见长。他不但武功高强，在当地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贤人。有次县衙派人到卧龙史家收田赋，因为年景不好，粮食欠收，三先生带头抗粮，向官府提出减少赋税。县衙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派了衙役带着大刀到村里征税。三先生带着一帮年轻人在村头堵着不让进村。为首的一个衙役指着三先生，让人把他带到县衙去。三先生没有说话，把手里捡粪的大钗往地上一插，“噌”的一下，一只脚蹲在只有两寸宽的钗把上，将旱烟点燃，对着衙役们喊：“来吧，有种的上来抓。”衙役们一看，全吓傻了眼，谁也不敢近前。三先生从大钗上跳下，将为首的衙役拿下，对其他衙役讲：“回去告诉你们县太爷，我们卧龙史家的田赋必须减三分，同意了就放人，不同意决不放人。”衙役回去禀报后，县太爷听了很恼火，遂派几十个衙役气势汹汹地捉拿三先生。衙役们将村子围了起来，三先生把村里会武功的徒弟都召集来了，个个带着棍棒，身手不凡，衙役开始还瞧不起那些庄稼人，打了几个回合，抵挡不住了，一个个连滚带爬逃跑了。三先生把几个头头捉了，关在村里派人送信到县里，讲明如果再不答应减田赋，就把捉的人全部杀了。县衙怕事态再闹大，只得向三先生妥协。此后卧龙史家的田赋税每年都要减三分。这件事直到解放时还是这样的。
       三先生与我祖父性情相投，祖父原本前些年也先后学过不少套路，有些基础，再经三先生名师指点，功夫大有长进，学到了不少真本事。
       几年后，功夫学得差不多了，祖父告别三先生，回到上草埠村，将村里的山岚包揽下来，白天放蚕，晚上就在村里开拳坊，村里不少的年轻人都来习武。这样，我们一家才算在上草埠站稳了脚根儿。
       我长到六七岁记事时，王家已是一个有着十几口人的大家庭了。祖父、祖母有三儿三女，三个儿子中我父亲王茂坤排行老大，二叔叫王茂堂、三叔叫王茂增。
       我祖父因为是李家的女婿，姓李的当时已经有二十来户人家，男人们都跟着他学武术。村里另有一些人家，也请了一个江湖上卖艺的人作武师，教大家练功。江湖艺人的武功是有一些的，他还懂得一些兽医，能帮人阉马。
       旧社会同行是怨家。我祖父与江湖艺人谁也不服气谁，在村里日子长了逐渐有了矛盾。江湖艺人背地里跟人讲，我祖父是假把式，是花拳绣腿，中看不中用的假功夫。
       祖父知道了这些话，找他当面讲：“是真是假，咱们过过招比试比试就见分晓了。”
       江湖艺人问怎么个比法。祖父说：“练武的都得有个门，有个派。咱们不比别的，就比比基本功吧，我站个势，让你扫三腿，如果把我打倒了我拜你为师，打不倒你就滚出上草埠村。”
江湖艺人讲第二天就比高低。
       第二天，两人在村里的场院上一比高下，场子上围了许多人看热闹。祖父先站了个骑马式，让江湖艺人用腿扫。江湖艺人在场上转了几个圈子，开始发力，使足了劲儿，接连三个扫蹚腿，祖父全身纹丝未动。而脚上的一双布鞋，鞋底子却全掉了，可见祖父功底之深。
       江湖艺人见我祖父没有倒下，瞪着眼发愣。
       祖父跟他讲：“来，我再让你一腿。”说着，他又站了一个骑马式：“来吧!”
       江湖艺人抬腿就扫，祖父双腿轻轻一抬，让过他一腿，随后用脚在他屁股上的穴位处点了一下，江湖艺人登时屁股脱了臼，摔了个狗啃泥，趴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祖父对他讲：“功夫高低是小，德行不好事大，你不能用暗器伤人呀!”
       说着，上前将江湖艺人裤角撩开，只见他右小腿上扣着一副卯着钉子的铁瓦。祖父又提起自己的裤角，两条腿上被铁钉打了很深的血痕。围观的人不干了，骂江湖艺人不是东西，不讲义气，不懂规矩，竟然暗器伤人，嚷着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祖父上前给他解了穴位，股骨复了位。江湖艺人从地上爬起来，向祖父拱手深施一礼，灰溜溜地起身走了，当天离开了上草埠。自此再没敢到过村里一步。
       又是几年过去了，我祖母病逝了。当时天津发大水，一位在大鼓班里干活的女人，沿路到威海逃难，遇到了我祖父，经朋友说合两人结了婚。
       一九二二年，胶东莱阳一带发生了农民起义。牟平县也爆发了有名的“三乡暴动”。三乡指的是双山、黄山、福山三个乡，这几个乡的农民不堪当地官僚地主阶级的压迫，掀起了武装抗税，减税免税运动。
       当时祖父带着二叔王茂堂，与村里的二十多个年轻人参加了暴动，一直反到了牟平城，放火把县衙烧了，杀了几个衙役，县太爷从海上坐船逃到了烟台。村里人从县衙的马队拉回了七匹好马，算是此次暴动的战利品了。
之后，山东省省长沈红烈发兵剿共“清乡”，实行反革命镇压，在牟平南乡杀了好几百人，烧了不少村庄。十几个衙役手提大刀，来到上草埠，指名要抓王茂堂。祖父得知，与村里参加暴动的人上山躲了起来。
       这时正是秋天割谷子的时候，天津来的祖母正在打谷场上拿着菜刀剁谷穗，衙役上前问王茂堂在那里，要带回县衙问罪。我祖母一听，火冒三丈，把手里的切谷刀在石头上磨了两下，朝着衙役冲过去，嘴里喝斥道：“你奶奶的屁，我杀了你们！”
衙役一看这阵势，吓了一愣怔，转身跑了。
       从此我这位天津来的王奶奶出了名了，人们讲：“王奶奶的一把菜刀，吓跑了登州府的一群衙役。”


我是长子长孙

       我父亲在弟兄三人中排行老大，我在家中又是长子，祖父平时在所有家庭成员中高看我一眼。按当时的家规族规，曾祖父去世后，祖父是一家之主，在家里凡事都是他说了算，平日里都是单独吃住。打我懂事起，祖父便让我同他一起吃住。因此，在我的少年时代，受到祖父的疼爱最多，受他的影响最大，从中得到的教诲也最深刻。
       在我幼小的心目中，祖父算得上最令我佩服的人。他不但修炼得一身功夫，刀、枪、剑、戟、棒、鞭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而且善于吹拉弹唱，笙、管、笛、箫、三弦、洋琴样样都会，家里地里，里里外外，样样拿得起，放得下。
    在祖父对我的训导中，有三点至今仍记忆犹新：一是做人对穷的不欺，富的不怕。要有骨气，堂堂正正，挺直腰板做人。二是远敬衣帽近敬财，出门要个好穿戴。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自身形象，穿衣戴帽都要讲究，这样别人才会看得起你。这一点对我影响非常深，时值今日，尽管我已年逾八十，但对衣着从来没马虎过，穿军装时注重仪容仪表，穿便装一定要干净得体。三是荒乱世道不念书可以，没有功夫不行，太平年间没有功夫可以，不念书不行。
       在我读书这件事上，祖父一直是很开明的，全力供应我念书。他常跟我讲：“我一辈子没穿过毡窠子，你好好念书，将来咱不图一官半职，能当个教书先生就行，给爷爷买双毡窠子，冬天穿上就不冷了，咱王家也能挺起来了。”
    在支持我读书的同时，他还教我习武，强身壮体。从我读小学二年级起，他就每天教我打拳。
       我十三岁那年，村里来了八路军，进行土改，祖父到黑山夼放蚕。有天，我下了学去看他，当时有不少蚕农在场，祖父让我练几势给大伙瞧瞧。我拉开架势，打了套长拳。一旁的人都叫好，说我将来能飞檐走壁，不得了。祖父不无自豪地冲蚕农们说：“槌子把里还能生蛀虫吗？”
       上草埠从地理位置上讲十分重要，这里西距青岛二百四十公里，东距威海九十公里，北距烟台七十公里。村子三面环山，两条小河从山上流下，流到村头并在一处，通过一座桥，向下流便是下草埠村。下草埠尽管户头多，但人心不如上草埠心劲儿齐。
       这年正月，按照当地风俗，各村都要组织秧歌队，从这村走到那村，相互耍秧歌。上草埠的秧歌在当地小有名气，当与下草埠的秧歌队同在一个村子会面时，上草埠三声礼炮响过，本来都围着下草埠秧歌队的群众，“哗”的一下走光了，都奔向了上草埠的秧歌队。下草埠秧歌队感到窝火，就私下商议，上草埠耍秧歌回来时必走下草埠，提前在那里埋伏好，揍他们一顿，出口恶气。
       果然，等上草埠的秧歌队回村路过下草埠时，被一大群人围堵起来，不让过去。这时候，秧歌队里有比较机灵的，赶快绕过下草埠村，翻过山梁到上草埠报了信。祖父一听，领着一队人马带好家伙跑步赶来了。
       祖父到跟前时，下草埠村的人正吵得起劲，刚要动手，见祖父带人来了，有人喊：“王福临来了！快跑!”
下草埠的人一听，都散开了。


三婶闹堂

       随着时世变迁，日月更迭，在中华大地饱受帝国主义铁蹄践踏的满目疮痍中，我们王家几经风雨，逐渐成长为上草埠村一户贫穷的大家庭。
       一九二五年农历八月十四我出生后不久，二叔王茂堂结了婚。两年后，二叔家喜得一女，一九二九年秋又生得一子。可惜的是，这男孩刚出生，二婶便得了破伤风死去了。当时农村的接生条件非常差，女人生孩子如同过鬼门关一样，弄不好就要出人命。几个月前，我母亲生的一个女孩也不幸夭折，还没回奶，母亲就把他抱养过来，取名王永贵。之后，他一直在我家长大。
一九三○年，二叔又结了婚。一九三一年三叔王茂增也结婚成家，三个姑姑随后出嫁了两个。家里面进进出出，人员变化比较大，特别是二叔、三叔结婚后，两个媳妇都是外姓人，来到王家后，妯娌、婆媳貌合神离，加上家大、事多、嘴杂，矛盾也由此产生了。
       尤其是三婶，在几个妯娌中辈份最小，过门最晚，地里的农活、家里的家务干得相对要多些。单从一日三餐讲，按照当时的规矩，烧饭都是新进门媳妇的事，每顿饭先端给我祖父吃，而后是我父亲及两个叔叔，接下来是我母亲、二婶及孩子们，等全家老小都吃好后，最后才能轮到三婶吃饭。锅里的菜多了，到最后还能吃些可口的饭菜，有时饭菜少了，也只能用些野菜之类的东西煮了吃。当时我因受祖父宠爱，一直随祖父、父亲叔叔们吃饭，饭菜好一点，三婶很少捞着吃过。时间长了，她便牢骚满腹。由于我们全家同在一栋屋子住，我便时常听三婶唠叨：“我每天侍候完老的，还要侍候小的，你们吃的是粮，我吃的是糠，我是过来当媳妇的，不是当丫环的。”气极了，有时就干脆装着生病，躺在床上不愿下地干活。
       有次，她趁其他人都在田里干活，自己在家做饭的功夫，在灶堂里的土灰里埋了两个鸡蛋，准备烧熟了吃。恰巧二婶从地里回来帮她做午饭，埋在灶堂土灰里的鸡蛋经高温烘烤，“碰”的接连两声炸响。二婶一惊，问她怎么回事，三婶红着脸，说是灶堂烧火树窠子上的毛栗子响声。二婶感到蹊跷，走到灶堂边，见土灰里埋着两个鸡蛋，当天就把这事告诉了我母亲。母亲在三个妯娌中是长者，有道是长嫂比母，平时在家里能做一半主，就对三婶讲：“你怎么能在家偷着烧鸡蛋吃呢，要是让公公知道了，看你脸往哪儿搁。”
       三婶见我母亲说话难听，自己这事丢了脸面，就大吵大闹，寻死觅活的耍起泼来。三叔一看，生气地质问母亲咋回事。母亲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了一遍。父亲一旁插话说：“这件事谁也不要提了，就当没发生过，谁也不能告诉爹。”
    “鸡蛋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下来。
       但时间不长，三婶又开始闹起别扭，逼着三叔与两个哥哥闹分家。三叔先告诉了我父亲，我父亲如实向祖父做了汇报。
祖父说：“他们想离这个家，可以。南边场院有间房，让他们住那里去，其他的东西都不能带。”
       三婶一听祖父不分给她家产，气不打一处来。有天忽然躺在床上，口中吐着白沫，哼哼嗨嗨地抽着气。村里来了许多人看热闹，纷纷讲三婶服了毒药了。
       这下大家紧张了，我母亲问她：“你吃的什么药，是不是砒霜。”砒霜在当时是最烈性的毒药，吃下去会出人命的。
街坊来了不少男人，有人用手摁着三婶的脖子说：“快拿筷子来，把她的嘴撬开，到茅房舀些大粪汤给她灌灌肠，让她赶快把药吐出来……”
       话刚刚说完，三婶叫道：“我没吃砒霜，我吃的是洋火(火柴)头儿。”
       男人们故意加大嗓门说：“人命关天，吃洋火头儿也有毒，也得给你灌肠。”
       三婶说：“我吃了两个洋火头儿，不要灌肠！不要灌肠！”在场的人一听，全笑了。
       三婶自感没趣，在王家跌了面儿，第二天一气之下回了十多里外的娘家。随后，三婶娘家哥来到上草埠，跟我祖父理论说，他妹子在王家总是受欺负，再不分家就不回来住了。
村里姓李的一位长者对祖父讲：“他们想分家，你给他们分开过好啦，不要搅到一块生闲气。”
       祖父最终下了决心：分家。
       奶奶是村里李姓的姑娘，分家那天，李姓的长辈都来了，坐堂主持分家。祖父将所有家产分作三份，分别由我父亲和两个叔叔抓阄儿各得一份家产，祖母当年陪嫁的家产随祖父，其他三个妯娌的陪嫁个人的归个人，家里的几处房子、田地、牲畜等能拉开分的拉开分，拉不开的就作成价钱，一家一份，多退少补。当时，大祖父已过世，二祖父、三祖父和我祖父分别由我父亲、二叔、三叔赡养。未出嫁的姑姑随祖父过。
       二祖父跟了我家，三祖父跟了二叔家，祖父跟着三叔。但祖父不愿同他一起过，自己手头上有些积蓄，就在村里租了一所房子，带着我小姑一起生活。并仍旧要我同他一起吃住。
一个大家分成了三个小家后，几家人都起了锅灶，各自过日子，东西分散了，力单势薄，每家的日子也远不如以前那样红火了。


我的“新生活”

       一九三一年，上草埠村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公办学堂。以前读书都是有钱人的事情，村里的私塾，是有钱人家请个先生教子女念书识字，穷人的孩子是读不起书的。新学堂成立后，祖父第一个手扯手把我送了过去。
       当时我刚刚六岁。说是学校，其实只开了一个小学班，有二十来个人，男的、女的都有，大的已十八、九岁，小的五、六岁。
       老师叫张建堂，是位国民党党员，留着小分头，穿着长袍，胸前带着国民党“青天白日”的党徽，穿戴言行都非常时尚，这些事情是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第一次看到和听到。他每天早上都要蹲在学校门口刷牙，大人小孩都感到新奇。
    学校门口有一面国民党党旗和国旗交叉挂在门框上。每天上课前，老师先是带领我们喊几个口号：
“提倡男女平等！”
“养成儿童美德！”
“铲除浪漫习惯！”
“反对封建迷信！”
“反对女子缠足！”
       接着，又带我们朗读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于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之后，一起读中山先生的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最后，大家起立向国父孙中山行三鞠躬礼。
       当时学校教的是“新课程”，每天向我们灌输“新生活运动”的思想。由于年龄小，当时很多道理根本听不懂，也不理解。什么“革命”啦，“自由”啦，“平等”啦，简直像听天书一样，对这样的学没有多少兴致。现如今，只有老师教的一首《妇女放足歌》还留在脑子里：
“缠足好伤悲，两眼泪双垂。
一双足真受罪，一天哭几回。
        埋怨二爹娘，把女儿作了对。
        一双天然足，损坏损残废。
        有女儿上学堂，就把足来放。……”
        因为对上学没有兴趣，有时，我就偷偷在学校外面躲起来。有次天下了大雨，我在草垛下面避雨，时间长了衣服全淋湿了，就跑回家让姑姑把湿衣服换下来。衣服换好后，回去仍躲在草垛下面，不愿去学校，村里人看到了就告诉了我祖母。我祖母也没责怪我，把我领回了家。
       村里的长辈李中温、宋道钦，听说学校每天教学生“新生活运动”，他们极力反对，都不让孩子们去学校。张老师也不愿在这里教了，年底背着铺盖离开了上草埠。
       第二年，村里由老年人做主，请来了一位叫段福华的私塾先生。段福华有五十来岁，每人给我们发了三本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天天都要我们背“人之初，性本善；心相近，习相远。”他是教私塾出来的，有些迂腐，治学很严厉，动不动就要用戒尺打手。
       后来，国民党教育部来了查学的，发现村里请了一个私塾老师，查学的很生气，就把段福华赶走了。查问是谁让来的，祖父嘱咐我，问着我的时候就说不知道，什么也别说。
第三年，上面派来一位比留着小分头的张建堂更年轻、更时尚的老师徐宏书。他的思想当时十分超前，每天只管不停地拉琴，不教我们念书，而让他的一位干爹代他给我们上课。这位思想活跃的徐老师，后来还真成了大事，解放后还当了中国驻非洲一个小国的大使。
       第四年的时候，徐宏书走了，又来了一位叫段星东的新老师。在走马灯一样不断替换的几个老师当中，学生们感到最好的要数段星东老师了，不但课讲得好，学教得好，人缘也很好，十分讨学生喜欢。从他身上我们学了不少知识，知道了不少此前不知道的东西，懂得了许多爱国救国的革命道理。我也由此在头脑中有了革命思想的萌芽。
       只可惜好景不长，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星东老师弃笔从戎，参加了八路军，投身到革命的滚滚洪流中了。
    段老师走后，一位叫刘韶九的，原来在高丽国当账房先生，听说村里学校没有老师，就托人说情，到我们村当起了教书先生。
       刘韶九教学也很认真。国民党当时提出要“训练民众”，他也积极响应，协助村里做了不少工作。但此人由于长期在国外生活，资产阶级情调比较重，每天打扮得花里胡哨的，还喜欢涂脂抹粉，给我们上课时候，雪花膏的味道直刺我们的鼻孔。
       一九三八年，村里来了八路军，提倡妇女解放，在村里办起了“妇女识字班”，要刘韶九当识字班教员，每天中午抽出两个小时为村里妇女辅导文化，之后，再到学校上课。这下，刘韶九对了胃口，上课前穿着毛布长衫，总要梳洗一番，身上搞得香喷喷的，去了识字班半天不愿下课，把我们这些学生在学校放了羊。
       初春的一天，我们几个复习生，有我、宋宗坤、东玉新、东传和、李文周、李人湖，跑到山夼河里抠螃蟹。快下识字班的时候，我们六人兴致勃勃地抬着半桶螃蟹回到学校，对刘韶九说：“刘老师，这些螃蟹给你晚上煮吃吧!”
       刘韶九很恼火，一言不发，把我们几个叫出来，在操场上用教鞭划了一条线，罚我们几个人站在划的线上不许动。
我们这才傻了眼。
       学校紧临着大路，过往群众很多，开始，他们以为我们上体操课，练习立正，夸我们姿势站得好。后来见我们总站在那里，一些家长笑着问我们：“王晏，是老师罚你们立正的吧？”
       我们一听也很害羞。我提出来：“咱们跑吧。”他们都说好。说着，我和宋宗坤、东玉新、东传和四人拉腿就跑了，李文周、李人湖两个嘴上说跑，腿没有动，还在原地站着。
    我们四个头也不回地向西山跑去，一口气跑到西山顶上才停下来喘喘气。快到了邻村胡家口，漫无目的地向前溜达。走到一片山林前时，见天已经黑了，此时大家才商议往哪里去。宋宗坤提出到他姑姑家，东玉新说到他舅舅家，主意总也统一不起来。最后，看天已黑了，大家决定到村子西夼的破窑里躲一宿。说着，就奔土窑去了。
       我们几个人从学校逃跑，全村人很快都知道了。吃了晚饭，宋宗坤的父亲叫我二叔王茂堂联络几个人找我们。
       有经验的老人讲：“这么冷的天，几个孩子不会走太远，肯定躲在土窑里。”于是，大人们摸黑来到大窑找人。有人趴到窑顶上，先不说话，向里面扔了一个土块。听到声响，我们几个小声嘀咕着：“狼来了，听大人讲狼吃人前，先要扒泥把人的眼迷住。”吓得缩在里面，大气也不敢出。这时，上面那人大声笑着骂道：“还狼扒泥呢，再不出来，狼可真来了。”这才知道是大人们来找我们回去的。
       回到家里，奶奶疼爱地将我揽在怀里，连声骂老师的不是。
       第二天，我们到了学校，刘韶九先给别的班级讲完课，最后叫我们把昨天的课文默写一遍。昨天我们到河里抠螃蟹没有学新课，心里清楚，他这是报复我们。
       结果，因为课文没默好，我们每人的左手被狠狠地打了几教鞭。最惨的是东玉新，平时学习本身就不好，这次默写没写出几个字，被刘韶九打得躺在地上哭着求饶。
       回到家里，祖父见我的左手肿得像发面卷子一样，就用擀面杖一下下地在上面滚着，帮我消肿，晚上还叫我一直握着一个萝卜。
       奶奶一看非常生气，第二天清晨拉着我去了学校。见了刘韶九，操着一口的天津话，把刘韶九一顿臭骂：“奶奶个屁，咋把我小晏打这个样儿?”
       刘韶九恼羞成怒，卷着铺盖要走人，被村里的校董事们劝了回来。村里的校会会长、董事们吩咐我们四个人给刘韶九赔礼，磕头请罪。这场闹学事件才算平息下来。
    一年后日本打来了，学校停了课，刘韶九也离开了上草埠。没有中学可念，我只得跟着大人干农活。


买了个二婶

       一九三○年，二叔与第二个妻子结了婚。只说是续弦后可以照顾前妻撇下的一双儿女，没想到，第二个妻子一九三二年为他生了一个男孩，一九三七年生女儿时，又遇上了破伤风，不治身亡。
       真可谓雪上加霜。两个妻子留下了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洗衣做饭，只有靠十来岁的大女儿操持，家不像家，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村里有位姓东的，是位善于倒弄婚姻的人。他跟我二叔讲，上初村有一高姓女子，新死了丈夫，带着一个女儿守寡，人模样长得不错，他已与这位守寡女人的哥哥讲好了，只要花二百个大洋，就能把她买回来做老婆，问我二叔愿不愿意买。
       二叔跟我父亲讲，眼前家里这么个摊子，不找个人来恐怕是不行了，他想把地卖了钱，把姓高的女人买回来。父亲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我祖父。祖父一听二叔要卖地买媳妇，开始不同意。父亲就反复跟祖父讲，老二一个人带几个孩子，日子太难啦，找个人家好歹能帮着做个饭，帮助缝缝补补的，对孩子也有个照应。
       在父亲的相劝下，祖父总算应允了这件事。
       为急着凑齐买媳妇的钱，二叔将两亩好田卖给下草埠一户人家，换来了二百大洋。按当时的行情，两亩好田远不止这二百大洋，但由于急等着用钱，二叔也顾不上许多了。
二叔把钱给了我父亲。父亲去找中间人商议为二叔买妻一事。两方商定，三天后夜里三星正南时，在上初村南山坡三支碑的地方会面，一手交钱，一手交人，过时不候。双方当即都签了字，画了押。
       在旧社会，受三从四德的礼教束缚，妇女死了丈夫后，是不得再嫁的，所谓的娶寡妇，实际上是“抢”寡妇，须在夜间偷偷进行。多数情况下，都是男方出了钱，经寡妇娘家人的手把寡妇偷着“抢”走，寡妇婆家知道后，总要极力阻拦，如果买方“抢”不走寡妇，人财两空，也只能自认倒霉。
       到了三天后的夜晚，为帮二叔“抢”到买的寡妇，三叔专门约了几个有武功的邻居，人人腰里带着家伙，紧跟在“抢亲”的队伍后面。父亲胆小怕事，心情紧张，二百块大洋整整装了大半袋子，拎在手里沉甸甸的，手一直在擅抖，旱烟袋都拿不住了。
       三叔牵着高头大马带着钱走在前面，后面是证人，再后面就是几个保镖。庆幸的是，一切还比较顺利，双方都准时到达，准时将人、钱分别交付对方。只是这位买来的二婶不安稳，嘴里呜呜啦啦地，在马背上一个劲儿地撕打反抗。
       过了半夜，新来的二婶接到了二叔的家，在众人的簇拥下推拉到大门门口。按规矩，寡妇“抢”来后，进大门时，双腿必须迈过搭有一副马鞍子的大门槛，比喻寡妇过了这副马鞍，就破了“好女不嫁两男，好马不配二鞍”的古训，对再嫁的寡妇来讲，就可消灾免祸，安静地在新家过日子了。
       买来的二婶脾气拗得很，在地上打着滚儿地哭，就是不愿迈过那道门槛。最后，还是几个婶子大娘不由分说，硬是将她的两腿分开，帮她从门槛上面“迈”了过去。
       进了屋，二婶仍不住地哭。婆娘们都规劝她，在王家好好过日子吧，这家人好家景也好，没你的亏吃。一番苦口婆心地劝说，二婶不再哭闹了。母亲对躲在我家的二叔说：“你赶快到家里去见见她吧。”
       二叔回家后，不大功夫走了回来，嚎啕大哭起来：“我这辈子可倒了血霉，两亩地换了个丑老婆子，脸上还有个疮疤，我不要了！我不要了！”
       原来二婶右上额有块很大的疮记，平时都是用头发遮掩着看不见，这时头发弄乱了现了原形，很不好看。
       母亲及家里人都劝二叔：“能过来跟你过日子就是前世修的缘分，有块疤别的没啥毛病就很好了，你这会儿说不要了，还能退回去吗？”说着就把二叔送回家去了。
       不几天情况就好了，这位买来的二婶还真是位过日子的好手，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两口子也都顺心了，只是两年后连着生了两个儿子都相继夭折了。
       要说二叔也是个苦命人：一生结了三次婚，就留下了两个儿子，大儿子王永贵参加了解放军，在解放济南时光荣牺牲了，二儿子叫王永礼。王永礼尽管自幼生母便去世了，人很争气，也很能干，是上草埠村的老党员。他有个儿子叫王璟涛，长大后也参加了解放军，在部队入了党，八十年代初退伍后，回到上草埠当了村支部书记，一直当了五任，在村里深得群众拥护。王永礼的三个女儿现在也都很有作为：大女儿王玉华，现在是威海市冶金工业公司销售处长；二女儿王克勤，现在威海市建设银行工作；三女儿王克敏，现在乳山市地税局工作。
       我想，倘使二叔地下有灵，看到子孙们能有今天的大好前程，也会含笑九泉了。


日本鬼子打来了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很快，日军侵占了山东。先是占了济南，之后，又沿着胶济铁路东进。一九三八年初占领了烟台、威海等地方。
       这年的正月十五，我和村里人到离上草埠五里路的胡家口村看大戏。胡家口村有个京戏子弟班，在当地小有名气。我们正听戏的时候，突然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北边天上飞过来四个长长的东西，沿着烟青公路一路向南飞，飞的非常低，上面看得一清二楚。那时候还不知道它是飞机。一时间，戏也停下来不唱了，一齐跑到山坡上看风景。后来才知道这是日本鬼子的飞机，是来打中国人的。自此，胶东半岛战火就烧起来了，再也找不到往日的安静了。
       鬼子占了烟台、青岛、威海后，作为基地不断向外扩张，占了文登、海阳、牟平等几个县城，之后又占了冯家、水道、下村、东村等一些集镇，每天都要向这些大的集镇扔炸弹进行轰炸。
       当时我正在村里学校上高小，段星东老师教给我们一些简易的防空常识，如飞机来了人员不要集中，要赶快分散隐蔽，要躲到大树底下或者水沟等不易被发现的地方。
       日军入侵胶东后，采取炮楼壕沟战术，每夺得一个城镇，都要修筑工事，建立据点，在制高点上修筑炮楼，四周挖出十多米的堑壕，有的还要拉上铁丝网，围上木栅栏。  
       经济上，日军实行封锁政策，对钢铁、煤炭、粮、油、布匹进行垄断，对老百姓生活上的必需品也严加控制。老百姓做饭生火没有火柴，只得用火石打火做火种；没有点灯的煤油，只有到山上将松树明子收集起来，用于夜间照明。为在思想上、文化上统治中国百姓，日军在敌占区进行奴化教育，办日本学校，要学生读日本书，说日本话，并胡说什么日本人和中国人是同祖同宗，是一家人，日本兵是来帮中国建立“皇道乐土”、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对群众进行政治欺骗，实行殖民统治。
       当时，胶东有国民党鲁苏战区的一个师把守，师长叫于学中。日军入侵后，于学中采取不抵抗政策，见日本人的飞机来了，自己先跑到济南躲了起来，一个多月功夫部队全跑掉了。
       日本鬼子军事占领后，因为战线拉的比较长，兵力不足，就采取收买利诱手段，拉拢一些地方武装建立汉奸组织，成立“皇协军”、“治安军”、“保安团”，建立“新民会”，实行保甲制，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不断地进行“清乡”、“扫荡”，镇压一切抗日活动。
       也有一部分地方部队，日军入侵后拉起杆子，成立了游击队，自封为独立旅、独立大队，表面上虽然没有投靠日本人，但这些部队后来与八路军为敌。当时整个胶东地区有十八个独立司令，仅东海一带就有秦玉堂、王行仁、赵汉卿、丁福亭、安挺更、苗占魁六个司令。这些人中有的当过土匪，属于行伍出身，除丁福亭等个别头目有点民族感，有抗日的思想举动外，多数人缺乏政治觉悟。
       还有一些反动的道、教、会、门组织，日军入侵后，为了明哲保身，被日军收买后，开始当顺民，做汉奸，当起了日军的走狗，帮日本做反动宣传，美化日军侵华的丑陋嘴脸，给日军带路、送情报，干着为虎作伥的勾当。日军入侵后，上草埠一个地方教派当时向教徒们宣称，日本是友好的大和民族，只要以礼相待，是不会欺负中国百姓的，日军来了要教徒们都不要跑，在门前堆起黄土坎，土坎后面放一桶水，然后坐在一棵高粱杆儿上就可安然无事。黄土坎代表泰山，一桶水代表黄河，高粱杆儿代表马匹，日本兵来了有泰山、黄河遮挡着，自己骑着快马就可平安无事了。鬼子进村后，一些教徒听信这说教，坐在家中修炼，许多惨死在了日本人的屠刀下，村里百姓这才
警觉过来。
       我党从当时民族斗争的形势与任务出发，领导人民军队向敌后发展，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冬，党中央恢复了曾遭国民党破坏的山东省委组织，建立了胶东特委，王文任书记。
       许世友也由延安来到山东，任胶东军区司令员，到胶东建立抗日革命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战争。相继成立了东海分区、西海分区、北海分区、南海分区四个独立团，每个县都设立县大队，区成立中队，村里建立了民兵组织。东海独立团司令叫于得水，政委林一山，于得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曾在东北联军战斗过。
       为解决武器弹药问题，当时每个分区都建立了兵工厂，利用硫磺、黑药造炮弹、手榴弹。各村都建立了“各救会”，有妇救会、青抗线和民兵组织，村与村成立了联防队，一边开展游击战争，一边开荒种田，发展生产，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战开始后，我党已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建立起了最广泛的抗战统一战线，扩大了政治优势，从而，大大增强了党同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这时候，国民党又把于学中派了回来。任命他为鲁东战区总司令，辖胶东十八个司令。当时一些地方部队，多数投靠了日本鬼子，比较正规一些的部队采取绥靖主义，有一部分国民党主力部队把精力放在了对付共产党、八路军上。胶东军区根据中央指示，从建立广泛的革命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出发，对反动武装采取灵活政策，区别对待，对东海地区的六个独立司令，制订了“联合秦、王、赵，打击丁、安、苗”的方针，不断巩固革命根据地，壮大革命武装。
       当时，胶东革命斗争基本形成了三种区域：一种是敌占区，日本鬼子建有据点、派重兵把守，这些地方大多是交通便利的城镇。另一种就是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根据地。这些地方多数是远离敌占区的山区、农村，这里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自上而下都建有革命组织。此外，还有介于敌占区与根据地之间的游击区，这些地区往往犬牙交错，是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地区。
       在革命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自发投身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一些鼓舞斗志的革命歌曲在群众中广为传唱，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同仇敌忾、反击日寇的强烈心声。至今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有一首是反映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打鬼子的：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
      拿起我们的锄锤刀枪，
走出工厂、田庄、课堂，
      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
      脚步合着脚步，臂膀靠着臂膀，
      我们的队伍广大而坚强，
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都是我们的兄弟，
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是我们的朋友。
大家联合起来，拿起枪杆笔杆枪口朝外响，
我们要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把旧世界强盗杀光！”
还有一首是歌唱根据地革命民兵武装的：
“想起了两年前，鬼子来到东海边，
  军阀官僚都跑掉，丢下人民受灾难。
  救星从天降，八路军共产党，
  建立根据地，保卫我家乡。
  家家兄弟，一起武装，
  拿起棍棒，拿起刀枪，
  展开游击战，三五出入青纱帐。
　民兵的队伍真威武，
  民兵的队伍真坚强。”
       由于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比较高涨，抗日武装很快在胶东这片热土上成长壮大起来。到一九四○年，胶东抗日武装已初具规模。
此后，胶东成为中国革命武装的重要摇篮，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先后培育出二十七、三十一、四十二、四十三等四个军的主力部队，在之后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小女婿儿

       我的婚事完全听由爷爷奶奶、父母包办的。
       受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传统观念影响，祖父一直主张我趁早结婚。母亲也提倡我早些结婚成家。我祖父那辈上，家里穷娶不起媳妇，大祖父、二祖父、三祖父弟兄三人打了一辈子光汉。       后来到我这一代，虽然家景有所好转，因为旧习俗的影响，一来我家祖上没留下家业，二来是外来的流门户，不少提亲的人一听我家是这种情况，人家就不干了。我父母最担心我家穷找不到老婆，像我大爷、二爷、三爷那样断了后代。可是我爷爷的思想不是这样，自家虽然很穷，但架子拉的很大。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已十四岁了，按当地风俗，也到了谈婚成亲的年龄。祖父对我找什么样的人家态度明朗，原则有三条：一是不与买卖人结亲，二是不与不本份不诚实的人家结亲，三是不与杀猪、杀牛的人家结亲。村里也有不少给我提亲的，有些让祖父给回绝了。邻村我姨家有个女儿，年龄大我两岁，小时候患过小儿麻痹症，左腿有点残疾，母亲怕耽误了我，贫不择妻，想让我俩成亲。祖父坚决不同意，决心非要帮我寻一个体面的人家。
       我大姑父住在离我们上草埠三里路的黄格庄，村里有位叫刘景林的人，提出想把他在柳家村的外甥女介绍给我。柳家村离我们村有十公里路，他外甥女叫柳月娥，父亲柳清河，家里条件好，算是富裕人家，房子、田地等家产比我们家多，在十里八乡有些名气。柳月娥当时大我五岁，听人讲，开始有人给我们村另一人家提亲，两家应该说是门当户对，因为男方有后娘，柳清河没有同意。
       刘景林与我的姑父给我提亲后，因为柳家比我们家的条件好一些，有选择的余地，主动权当然在他们手里，柳家提出慢慢看看再说。
       之后不久，我大姑父陪女方舅父专门来到我们上草埠，先是打探左邻右舍我家的一些情况，邻居们都讲我家人忠厚老实，也很勤劳。接着，又来到我家相亲，把我家里里外外看了一番，这才放心的去了。
       柳家人走后，我祖父说，人家来相咱，咱也要打听打听，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想法子也到他们村上，看看到底怎么样。
于是我姑父第二天就去了趟柳家村。当天晚上回来说：“柳家条件比讲的还要好，我去的时候，他家里正好几个大姑娘在那绣花，每一个长的都不错。给我家提亲的那个更好一些。”这下，我祖父、父母才放下心来。
       接着，双方由算命先生看了生辰八字，我属牛，她属猴，属相也不相克。于是商定于这年的农历五月初一订婚换贴儿。所谓“换贴儿”就是男女双方将自己的生辰八字写在红纸上，男方备上彩礼，与女方将媒柬交换一下，算是双方将婚事定下来，成为契约，也算作一种信誉保证，男女都不得再改变了。
       按照当时的规矩，男方与女方交换媒柬，男方要备不少钱作为彩礼，我们家分家后，是拿不出多少钱的。祖父说这个钱他来出。媒柬和彩礼送去后，我们的婚事就算正式定了下来。
       后来，我俩的婚事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柳家原来曾给我们村另一家提过亲，没有办成功，这家人后来见我家与柳家定了亲，感到面子上过不去，就出了一些传言，说我的腿有些毛病，还有的说我是个瘸子。柳家听到这些闲话，心里也有些着急，就找我姑父和女方的舅舅追问。我姑父和柳景林给柳家做了保证，这才平息下来。
       此时日本鬼子已经打到了胶东，天天兵荒马乱。祖父催促我父亲，现在年景不好，还是趁早把婚事办了吧。
       于是从一九三九年开始，家里就着手为我筹备结婚的事。之后两家又选了黄道吉日，经过媒人、男女双方商量，选定一九四○年农历九月初四、五完婚。
       按照祖父的安排，我的婚事整个是按旧风俗操办的。
       九月初四那天上午，母亲先叫我到河里去洗澡，再去理发。下午，找到邻居一位大姐帮我穿衣服。我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挨门挨户给长辈磕头。傍晚时分，门口已备好两乘花轿，我坐进前面一乘，后面一乘是接新娘的。四名轿夫一路抬着我坐的花轿，颤悠悠地出发了。当时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家到柳家村有二十华里路，要翻过两座山，抬轿的人太累了，他们一路走还一路的喊：“前面是小河，后面迈稳脚。”“轿子要下山，一步一步保平安。” ……
       天黑时候，到了柳家村村口时，轿夫把花轿落下，把我喊了出来：“小女婿，快出来撒泡尿，到丈人家就不能乱走动啦。”这是古时候的规矩，新女婿到岳父家迎亲、新娘子刚过门儿，是不得随意大小便的，否则会让人笑话。由于婚事提前做了筹备，一些迎亲的程序、礼仪常识，大姑、三姑她们此前在家里也教了我不少，我也有点数了。中午出发前，我爷爷亲自对我交待了一番，说第一次上门，可不能出丑，少说话，不喝酒，坐有坐相，站有站相。
       爷爷还给我说了一段笑话，说的是一个新女婿上门坐席的时候，女方一个老长辈问他：“你家老泰山(父亲)多大高龄啦？”新女婿没有明白这个话，光听了“泰山多高”几个字，就说：“俺那里没有泰山，光有南塂，也不高。”客人都笑了。老长辈又问：“你在家排行老几(兄弟几个)？”新女婿将这句话听成了“盘炕”什么的，便说：“我会盘炕，还会盘锅灶。”一个客人给他解释说：“问你家弟兄几个？”新女婿说：“连俺爹吗？”全场客人哈哈大笑。新女婿火了，站起来说：“你们吃土鳖喝孙，我不要老婆了。”说完就往外走。陪客的好说歹说，才把他安稳下来。
       迎亲的花轿抬着我，在柳家大门口停了一会儿，轿夫将轿帘子撩起，我看到轿外有两个十二、三岁的男孩，一个站在左面，手里提着一只明亮的红灯笼，另一个站在右面，两手捧着一块有一丈长的红毡，中间一位衣冠楚楚的男子向我拱手弯腰，施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我从轿中走出来，向傧相也施了拱手礼。傧相让挑灯、捧毡的两个男孩引路，走到大街上，两旁挤满了看新女婿的男男女女，一片的谈笑声，嬉戏声。
       傧相引着我一家接一家磕头礼拜，进门后傧相先告诉我对主人的称呼，拜爷爷就有说“给爷爷磕头”，拜伯母就说“给伯母磕头”。有一家告诉我叫干妈，我就给干妈磕头，干妈送给我一个红包，里面包着四块银元。柳家村有一百多户姓柳的，按三分之一亲近的算，我那天也去了三、四十户人家，每户五分钟，也要磕上两个钟头。把我和两个小男孩都累的够戗。当地人有句俏皮话很形象：“小灰媳妇真难得，磕头要磕好几百。”
       接下来是请我入席饭。司仪是我的连襟，直接把我领到了首席上，平生第一次坐这么高贵的位置，又有那么多老人陪着，开始我浑身都出汗了。这时，一位年龄不大的男孩端着一双新鞋进来，我接过后换上，他又把我换下的那双拿走。
       席间，我认真按家人教的做，不喝酒，不多说话，不多吃菜。
       按规矩，新女婿迎亲要在新娘家住一夜，第二天才接新娘回到自己家。
       三天后，我和新婚妻子到新娘家回门，借了人家两头骡子，我叔弟王永贵同我一道前往。当时，我们都很担心，在路上遇到了鬼子和“二鬼子”，那样麻烦可就大了。万幸的是，来去都很平安。
       我结婚的第二年，我们家奉养的二祖父病逝了。起因是日本鬼子扫荡时，一帮“二鬼子”到村里见人就打，见东西就抢，无恶不作。有两个“二鬼子”到我家里先是将烧饭的锅打烂，又故意躺在红薯秧的炕席上，把一炕长得很好的秧苗弄得一塌糊涂。二祖父心疼得也不说话，直抹眼泪。这还不算，临走，他们要将我家的毛驴拉走，这是庄稼人的命根子。二祖父不让牵，两手死死抓住缰绳不放，“二鬼子”随手捣了二祖父一枪托子，把二祖父打翻在地。但即便这样，二祖父抓缰绳的手仍没松开。毛驴保住了，二祖父却被打伤了内脏瘫在了床上。我母亲因为要照顾年龄尚小的弟妹，妻子柳月娥顾不得是刚过门的孙媳妇，床前床后侍候二祖父，帮他端水端饭，擦屎擦尿。二祖父打心里感激她，村里人也都夸她贤惠，心眼好，说这是我们王家修行来的福分，娶回一个孝顺的媳妇。
半年后，二祖父不治而终，妻子柳月娥披麻带孝为二祖父送了终。


八路军中学读书

       一九三九年，因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我高小毕业后，没中学可念，便在家休了学。一九四○年秋，我与妻子柳月娥成婚后，听人讲南黄村有所八路军中学，贫穷的学生可以享受公费，不用交学费和食宿费。我便又萌生了继续读书、考取八路军中学的念头。
       父亲看当时世道比较乱，对八路军中学不太了解，怕我有个闪失，不同意我读中学。倒是新婚妻子非常开明，帮我向父亲求情，说我不懂种田的手艺，应准许我到学校读书，家里农活有她来帮着干。祖父这时也帮我讲话，劝父亲支持我上学读书。
在黄格庄中心小学复读了一年时间，一九四一年七月，我只身一人来到南黄，参加八路军中学（又称胶东公学）的招生考试。考试分为笔试、面试两榜，第一榜的笔试考的课程有政治、历史、语文、数学四门，上午考完第二天很快发了榜，第一榜我榜上有名。接下来第二榜面试，发榜后榜上无名。
       我当时一下傻了眼，感到没有颜面回家见亲人，听人说八路军的“胶东中学”住在西海分区的由古村，也在这几天招生。我拿定注意，当天上午早饭没有吃就出发了，赶往六十公里外的胶东中学。
       走得饿了，身上没有钱买饭，也没干粮吃，就在路边摘一个梨子充饥。下午五点多钟，经一天奔波，终于来到了胶东中学，在签到处报了名，登了记。
晚上，我投宿到学校附近的一位好心的老太太家里。老人听说我是来考学的，十分热情，得知我一天没吃饭了，便给我烧面糊糊吃。
       第二天上午，我与报名的几百名考生来到由古的沙河沙滩上，参加第一榜考试。第二天上午成绩出来了，我胜利通过了第一关，准备参加第二榜考试。晚上回到老太太家中，听说我第一榜已经通过，老人非常高兴，给我做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犒劳我，让我心里很过意不去。
       第三天上午，我参加第二榜的面试。主考老师出了这样一道类似于现在的脑筋急转弯题目：一个农民赶着一群羊到集上卖，途中要过关口，过一个关口守关的人把农民的羊留下一半，再还给他一只羊。农民一共过了99道关口，最后还剩了两只羊，问农民总共赶了多少羊？
       我思忖了一番，回答主考老师：“农民一共赶了两只羊。”
       主考老师笑着点了点头，在我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红勾。第二天张榜我榜上有名了。这样被胶东中学正式录取了。
       学校确定录取后，还专门按照我签到的地址，向村里发了调函，了解核实我们家及我本人的一些情况。这件事一下子在上草埠炸开了锅，整个村子都轰动了，街坊邻居夸我“考上了中学，有了出息”。祖父、父亲、母亲等家里人也都非常高兴，说我是“王家第一个上中学的。”妻子柳月娥激动得直掉眼泪，一遍遍地嘱咐我：“你在学校好好念书，家里有我在，什么事我都不怕，什么苦我都能吃。”
       八月开学的时候，祖父塞给我两块大洋作为鼓励，把姑姑从丹东寄给他的毯子送我在学校用。到学校报到后，我在新生登记表上的“家庭出身”一栏，写上了“贫农”。学校又发函到牟海行署，调查核实我家的家庭出身后，决定我为学校的公费生。公费生一年发放春、冬两套粗布制服，一件大衣，一双鞋子，衣服样式、颜色与八路军着装相似。学校没有固定的校舍和宿舍，学生平时在村里的祠堂和财主家的客厅里上课，晚上学习结束分散到附近各个村子的群众家中住宿。
       我当时同班上的一位叫刘泽民的同学，被安排到了藏家夼村长家居住。刘泽民人很机敏灵活，认村长老婆做干娘，村长老婆高兴得合不拢嘴，对我俩照顾得也格外周到热情。
       一年后，父亲生了病躺在床上不能劳动，需要人照顾，家里经济状况很差。一九四二年初，受家庭困难的影响，我产生了辍学回家的想法。班里一位叫隋桂香的女同学，家在我们邻村，家里条件比较好。她知道后从家里拿出了一些钱送到我家，让给父亲医病，并告诉我她父亲是中医，开药铺的，以后可以到她们家的药铺拿药，劝我千万不可中途退学。我和家人都很感动，祖父慨叹道：“这都是咱老辈子修下的福啊!”
这样，我又回到胶东中学坚持念了半年的书。
       一九四二年底，鬼子对胶东根据地发动了冬季大扫荡，上级指示学校疏散，暂时停课。离家远的，疏散到附近村子的老百姓家里，离家近的同学回自己家里。


冬季大扫荡

       一九四二年，军民抗战的星星之火，在胶东地区已成燎原之势，抗日根据地建设也蓬勃发展起来，相互连成一片，成为抗击日寇的主要力量。一些投降派在胶东民族革命的熊熊烈火威慑下，纷纷向鲁西地区逃散。胶东革命根据地成为日本鬼子的眼中钉，肉中刺，鬼子下狠心要迅速扑灭胶东的抗日烽火。
一九四二年冬，在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的亲自布置、统一指挥下，日军从华北、济南等地调集了近两万人的兵力，对胶东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铁壁合围”、“拉网式”的疯狂大“扫荡”。
       这次大“扫荡”不论从其规模、普遍性、准备布置的周密上，以及兵力兵种的配备、战术运用与配合联系、残酷毒辣的程度上，都是胶东抗战以来空前的第一次。
       十一月初，日军有计划地从华北、济南调集部队到青岛一带。从十一月十七日起，先后出动了五百辆汽车，由青岛、高密突然向胶东增兵，沿烟青、烟潍公路，分别将兵力集中到莱阳、栖霞、福山、海阳各据点，二十日各“扫荡”部队全部集结到各预定地点。二十一日这天，日军以一万三千多人的兵力，在各地伪军的配合下，向栖霞、莱阳、牟平、海阳等地形成半包围状，分路进行推进。在南北不到九十公里、东西不到八十公里的牙山、马石山区域进行大合围。
       日本鬼子每天推进十几里，实行严密的搜索，由外向内步步为营，逐渐缩小包围圈。白天到处插旗呐喊，夜里于路口或通道处每二、三十米放一堆火，部署兵力严加把守。在紧要山口、要道上，布置了铁丝网和铃铛，连结成严密的封锁线，企图将八路军及民兵等抗日武装一举消灭。
       二十四日深夜，敌人缩小包围圈，将两千多名地方群众及我党部分地方工作人员、伤病员及与部队失掉联系的同志和民兵，紧密合围在了马石山上。
大家在马石山与敌人展开了英勇搏斗，有的是兵工厂的青年工人，他们将自制的手榴弹狠狠地投向敌兵。民兵们也纷纷用石块与日寇殊死搏斗，许多同志宁死不屈，壮烈殉国。一些党的领导同志迅速组织武装人员携群众进行突围，一些战士往返于敌人的封锁线下，一次次地掩护群众下山突围，使不少的地方群众从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突围出来。由于敌人封锁得比较紧，许多同志突围中英勇牺牲。
       最后鬼子攻上了马石山，施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放火烧了马石山，五百多名革命群众被活活烧死在山上，制造了胶东第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
       由于胶东军区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与敌人开展灵活机动的山地游击战，部署周密，行动迅速，主力部队在日寇“扫荡”发起时已转到了敌后，并没有受较大损失，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在抗日武装及胶东革命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敌人消灭胶东八路军的计划彻底失败。有首歌在根据地群众中广为流传，生动地反映了这场反“扫荡”斗争：
“反扫荡的战火，
燃烧在胶东原野，
广大抗日军民，
一齐奔赴战场。
敌去我来，敌来我往，
歼灭它一路打入心脏，
扰乱迷惑把麻雀战开展在山地、在平原，
在交通路上。
运动战配合游击战，
主力军加上地方武装。
让我们结成铜墙铁壁、天罗地网，
用双倍的打击，
回答敌人的疯狂。”
       敌人目的没达到，合围扑了空，便向乳山等东部沿海地区推进，开始清剿、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新一轮疯狂行动。所到之处，实施残酷的“三光”政策，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村中妇女未及躲避的，大部分遭到奸污，其中有的已是五、六十岁的老人。青年妇女则被大批的带走。对百姓日常用具，衣服、粮食、耕作农具等，能带走的都抢走，笨重的家具带不走就毁坏掉。
       在马石山惨案发生的第三天，日本鬼子也到了我家上草埠一带进行“清乡”。老百姓听说鬼子要进村了，大人小孩离了家，白天都跑到山上躲了起来，晚上才敢下山回家。我妻子柳月娥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凯华，回娘家避难去了。由于我们村处在山谷的谷地，位置偏远，鬼子操了大道，没有进我们上草埠，去了离我们村七八里路的史家坛。
       上草埠虽说没来鬼子，却来了一群专门找老百姓撒野的 “二鬼子”伪军，一路偷、拿、抢、掠，弄得村里鸡飞狗跳。由于学校疏散，停了课，等我回到村里时，“二鬼子”已经撤走了，村里乡亲仍躲在山上不敢出来。
       我到山上找到父母和刚出生一年的妹妹。父亲见我穿着学生服，灰棉袄，灰裤子，一身八路军装束，急头怪脑地骂我：“你是不是不要命了，现在鬼子到处抓八路，你还穿这身衣服，还不快换掉。”
       我跟父亲讲：“我穿的是校服，不是八路军的服装。再说，我家里也没别的衣服可换。”
中午时分，肚子里饥肠咕咕，我跟父母讲，我下山到家里烧些饭送回来。
       村子里空荡荡的，静得连鸡鸣狗叫都没有了。我到家中和了些面糊，烧了一锅疙瘩汤，盛在桶里，出了门正要上山，在巷口迎面撞见三个穿着制服的“八路”，正在村里四处张望。其中一个向我摆手：“小同志，你过来一下。”
       等我走到近前，才看到这几人一个个脸色铁青，跟烟鬼似的。冲我摆手的那人露出一副大金牙，跟我讲：“我们是五支队的侦察员，准备到古初找八路军，走，你给我们带一下路。”
       我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凭自己的直觉，断定这三人肯定是专门来诈底的“二鬼子”。我灵机一动，对刚才那人讲：“带路没问题，你们等着，我回家换双鞋就来。”说着，把一桶面疙瘩撂在地上，撒腿向家里跑去。回到家里将头门栓死，从正屋的后窗户跳了出去，猫着腰，没命地向西山沟跑去。
       到了山上，提到嗓子眼的心还不住地跳着。一向老实胆小的父亲听说我刚才险些被“二鬼子”抓去，他对我好一顿训斥，要我第二天就到柳家村去，那里是八路军的老根据地，零星鬼子、汉奸平时不敢轻易骚扰。
       柳家村的人见我穿着一身灰布裤进了村，不知道的就在村里张扬：“村里又来八路了。”知情的人讲：“他不是八路，是柳清河的女婿，在八路军的学校念书。”
有人就跟我岳父讲：“不要让你女婿穿八路的服装了，坏人要是给‘二鬼子’送信，鬼子知道了，会给村里惹祸的。”
       岳父就让大舅哥给我找了一套旧衣服，罩在灰布衣裤的外面。妻子见了我，抱着三个月大的女儿叫我看，让我抱抱，嘴里说：“喜凤，你爸爸来了。”
       一九四三年元宵节，胶东中学又复了课，我又回到学校继续自己的读书求学生活。


家父少亡

       一九四三年春，胶东中学复课后，根据当时东海地区抗战的形势，学校在胶东特委的指导下，发挥宣传阵地的作用，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三月初，胶东中学决定组织文艺宣传队，在八路军领导下，到敌战区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政策。宣传队成员从在读的学生中挑选，在征求本人意愿的基础上，再由学校领导逐一审查研究。当时，我们学校领导体制健全，有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教务主任和总务主任各一人，另外还有三个专职指导员，一个是政治指导员，主要负责党团工作，包括发展党员、上党课、组织党团活动；一个是军事指导员，主要担负向学生传授如何防空、投弹等军事知识和技能；另一个是文艺指导员，负责教学生唱抗战革命歌曲，组织学生排戏、搞演出等工作。新组建的文艺宣传队，归文艺指导员直接领导。
       我有幸成为学校文艺宣传队的成员。当时宣传队有三十几个人，男女各半。宣传队成立后，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教当地群众、学校学生学唱抗战革命歌曲，二是自编自演抗战题材的活报剧、独目剧，三是在村里刷写革命标语。我们三十几个队员基本上就不上课了，每天到敌战区、游击区进行抗战宣传，活动范围在百里之内。为防止敌人袭击，八路军的同志穿着便衣先到敌占区侦察好敌情，演出结束后连夜离开到别处住宿。学校的学生实质上是为部队培养文化骨干、政治骨干，许多同志经过这种独特环境的锻炼，增强了政治素质，提高了工作能力，后来都到部队工作去了。
       这年仲夏的一天，演出回来，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有人找我。来人讲，我父亲病重了，没人照顾，家里捎信看我能不能回去。因为是公费生，有事必须请假，我问校长：“我能回家看看父亲吗？”校长当场表示，可以回去。
第二天，我将自己的随身物品收拾了一下，向学校告假回到了家里。
       看得出来，父亲病得不轻，脸色青紫，还不住地咳嗽。当时正是夏种时节，他每天嘴里都要念叨地里的庄稼。叔弟王永贵当时年小，仅能上山给毛驴打打草，到井里打桶水，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地里的庄稼活，大多还干不了。二祖父已经去逝，母亲还要照顾年幼的妹妹，妻子柳月娥一方面照顾一岁多的女儿，一方面还要下地干活。
       父亲的病一天天加重了，后来床也下不来了，每天要由我妻子柳月娥跑前跑后照顾着。我心里明白，父亲的病是长年积劳成疾的。
       父亲生于一九○二年五月，在家中是长子。家里条件差，不具备念书的条件，因为祖父是李家女婿，是亲威关系，特地准许父亲跟着李家人的孩子一起念了几年私塾。
       父亲念了几年书，到了能干活的年龄，开始随祖父给村里人家放蚕。放蚕当时是一件既费力又辛苦的差事，每年分春秋两季，春蚕三月份开始，六月份结束，秋蚕七月份开始，九月份结束。从放养幼蚕到成蚕吐丝结茧，要几个月的时间，每只蚕都要蜕去六层皮，随着蚕不断长大，需要倒三次树，从最初发出嫩芽的树枝上，倒到长出嫩叶的树枝上，之后再倒到叶子比较肥大的树枝上，经历了这样的漫长过程后，蚕才能将体内的银丝吐出，作茧自缚。听祖父讲，父亲自小干事就非常认真，很能吃苦，再脏再累的活从来没报怨过。
       一九一九年，父亲与母亲孙本英结婚。母亲家在佛山乡战家夼，为人十分豪爽，心快、嘴快、腿快。因为外祖母去逝的早，母亲跑里跑外忙活，虽然生在封建社会，却是一双大脚板。
       一九二○年，父亲十八岁的时候下了关东，与村里一姓东的到东北海城一家缫丝厂当了工人，一九二三年厂里裁员，父亲与姓东的一起又回到村里种地为生。在家虽然是老大，但在弟兄行里，他总是事事让人，苦累活也总是抢着干。家里、地里的营生没有他不懂不会的，锄、刀、镰、耙，庄稼收种，样样在行。
父亲为人忠厚老实，正直诚实，他擅长农家的手工编织，村里谁家需要给驴、马编只笼嘴，扎笤帚，捆扫帚，编网包，父亲都有求必应，再忙也要想法替人家做好，是大家公认的草埠村的“大好人”。
       父亲生活上十分节俭，一辈子也没穿件像样的衣服。平时不喝不赌，最大的嗜好就是抽旱烟。记得有次他在山上干活，家里米面都吃光了，正是六月青黄不接的时候，母亲就到地里在六棵土豆上扒了八个土豆，用水煮了让我提着篓子和水罐送到山上去。父亲接过篓子看了看土豆，把篓子递给我，自己倒了一碗水，转过身去，坐在一块石头上喝了几口，抽起了旱烟，土豆一个没有吃。
       一九三三年，三婶闹分家后，父亲弟兄几个各自过日子，家业分散了，一人肩上扛着一份，这对年岁不大的他来讲，思想上压力非常大。
       之后发生的买驴受骗的事，使父亲精神上受到了更大打击。
       分家不久，家里没有了牲口，地不好种，磨粮磨面没个使唤，肥料也没处积。父亲同母亲商量了好多天，决定借钱买头毛驴。之后，他四处央求人，这家借几块，那家借几块，凑不够就从村里放高利贷的那里，签字花押借了些，最后花十几块大洋，受驴贩子欺瞒将村里一家人的一头有病毛驴买回来。可万万没想到的是，钱刚过手，驴刚到家就生了病，无精打采，喂草料也不愿吃，卧在那里从鼻孔里不住地淌鼻涕。有人跟我父亲讲，这头毛驴原本就有病，卖的时候驴贩子将两个黄豆放在毛驴的耳朵里，毛驴浑身不自在，当时把耳朵立的老高，看上去很有精神，你就上当了。
       这天早上，父亲要拉着毛驴到外面去溜溜，毛驴卧在槽头就是不起来，我和母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把它抬起来。有人讲，是不是这头毛驴冲了山神爷了，要我母亲赶快到山神庙烧柱香，消消灾吧。母亲信以为真，跑到山神庙又是烧香，又是磕头，可毛驴的病仍不见好转。
       母亲报怨说，是驴贩子使坏，把病驴卖给我们。父亲讲：“咱跟人家无怨无仇，怎么能说人家害咱呢。”又跑了几里路，到药铺里抓了一副中药，煎熬后把毛驴的嘴撬开，灌了进去。几天过去，毛驴病情仍没有任何好转。
       这时，村里又有人跟父亲讲，毛驴躺在地上流鼻涕，肯定是鼻子出了毛病，用艾叶薰一薰就能治好。有病乱投医，父亲忙从山上找来艾蒿子，在一只桶里烧着以后，用一块粗布将毛驴的头蒙起来，摁在桶里面薰。开始毛驴还有点挣扎，没多会儿工夫，耳朵一耷拉，脖子朝天，喘了几口粗气死了。
       一家人这下全傻了眼。母亲呼天抢地嚎哭起来，父亲蹲在地上，一口连一口地抽旱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说什么都于事无补了，只能把一切憋在肚子里。
       紧接着，他又张落着为我筹办婚事，为二祖父治病，操办丧事，样样都需要钱，件件都要花钱，家里一年到头债还不清。为了还债，父亲在二祖父去逝后，将家里的九亩地忍痛买了两亩，把欠账勉强补上。
       家里地少了，为了能多打点粮食，父亲又租了人家四、五亩地种。租来的地打的粮食先要交租，由于年景不好，交了租也剩不多少粮食，粮食打少了交不够租子，就要欠人家租钱。父亲每天都起早贪晚地干，到夏收、秋收时节，还去打短工，因为这个时候，到处缺人手，可以挣点钱。我母亲几次要把我从学校叫回家帮助种地，都被父亲阻止了。父亲对母亲讲：“咱们能考上中学想也不敢想，现在考上了，还是公费，就让他安心地念吧，念点书，或许还能有点出息。再说，他也不是种庄稼的人，日后能熬出个教书先生我们就算烧高香啦。”
       最让他心里受打击的事是，有次投降派来抓壮丁，父亲开始不知道情况，听到外面吵吵嚷嚷的，顺着弄堂到巷口看了一眼，见街上正在抓兵，连忙顺着弄堂往回走，抓壮丁的投降派正好趴在我家后面邻居家的房坡上，居高临下，就朝弄堂开了一枪。我父亲听到枪响，觉得像有人在他身后拉了一下，身子一个趔趄，胳膊上的棉袄被打开了花。幸好，没有伤着骨肉，全家人都说苍天保佑。但这件事让父亲很长时间惊魂落魄，长期心里压着一块病。
       正是这样长年累月的繁重劳作和精神上、心理上重重打击的重压下，父亲一天天崩溃了。
       我没从学校请假回村里之前，为了省钱，父亲硬撑着，一直没看过医生。我回到了村里，见父亲病得那样重，两眼凹陷，骨瘦如柴，心里十分酸楚。第二天借邻居一头骡子，到邻村请了一位老中医来为父亲治病。
       老中医为父亲诊了脉，说他患的肺痨病，病根在肺上，在我家吃了饭，就按肺病开了药单。把老中医送走后，已是半夜了，为给父亲医病，便连夜赶到了黄格庄药铺抓药。从我们村到黄格庄要经过一大片坟地，当时天黑黢黢的，一路上不时传来几声怪叫。俗话说，夜晚走路远怕水，近怕鬼，现在想起来还很骇人。
       给父亲抓回药，已快天亮了，妻子和我母亲正焦急地在家里等着。见药抓了回来，忙生着火把药煎好，一口口地给父亲服下。
       吃了几副中药，我见父亲的病情仍不见轻，就去找村里的李文钦，他有个朋友是位西医。我同李文钦一起，把那位西医请来，西医先是看看父亲的舌苔，又用听诊器放在父亲胸口听了老半天，最后下结论，说我父亲是肝上的毛病。当时，人们听的最多的是肺、胃出了毛病，对肝病还觉得新鲜。
西医除开了许多治肝病的药外，每天还骑着脚踏车，来为我父亲打针，一天一针。
       然而，他的招法用尽，父亲的病非但没有好转的迹象，反倒一天比一天消瘦，一天比一天干咳得厉害起来。
       这时，我忽然听人讲，我上小学时的老师段星东从部队回家乡探家。我想，他在部队见多识广，也许对我父亲的病有些办法。想到这里，便摸黑到邻村找到了他家，把父亲的病情一一向他说了，问他能否过去一趟。段星东讲，他明天就要归队，没时间了，我临走时送了我一盒针剂，让医生给父亲打上。
       第二天，我把针剂拿给那位西医，西医对我说：“这个药好，你有钱我也买不来这么好的药。”帮父亲将针打上后，父亲告诉我，他很想吃面条。家里人一听父亲提出吃饭了，都非常高兴，以为这下有救了。可事与愿违，除第一针打后有些效果，之后再打又同以往一样了。
       父亲生病的这些日子，也难为了我妻子柳月娥。她每天像前两年侍奉二祖父那样在病床前侍候我父亲，端屎端尿。父亲嘴里咳出痰来，她都是用手接着，从没嫌弃过。
       时间一晃到了秋天。地里的芋头、地瓜、花生都成熟了，我扛着镐头，准备刨一些让父亲尝尝新鲜。正在山上刨着，叔弟王永贵气喘吁吁地喊我：“哥，快回去吧，大爷他不行了。”
       我一听，镐头也忘了拿，跌跌撞撞地跑回家。等我跑到家时，父亲已咽了气，被放到了地上的门板上，家里人正给他穿送老衣。
       我心里一下子悬起来了，感到天要踏了下来，任凭泪水哗哗地往下淌。父亲满说才四十一岁，走的也太早了，他是为这个家累死的呀！
母亲哭得几次昏死过去。祖父也赶来了，悲痛地哭喊着：“你怎不让我替你去死啊，你走了这一家人可怎么办哪。”
随后，祖父对我二叔王茂堂说：“堂子，你赶快去找人帮忙买口棺材回来。”
       母亲一听，嗓音嘶哑着说：“家里哪还有买棺材的钱呀，就把我的衣柜改改做棺材吧，把柜子的腿锯了就成。”
祖父说：“那不行，咱家再穷，他苦了一辈子要走了，棺材也要买。”说着，催二叔快去置办。
       不大工夫，三四个人抬着一口棺材回来了，听二叔讲，那口棺材料子不差，花了八块大洋买的。按照老一辈留下的风俗，我和叔弟王永贵披麻带孝，到土地庙给父亲去报了到，送了水，两天以后，把父亲的棺材送到王家坟茔地安葬了。
       父亲去逝后，我和全家人悲痛了好多天。等平静下来，我和母亲商量，家里以后的日子怎么办。这次为父亲操办丧事，加上前段时间看病买药及前几年欠下的债，加起来有四百多块。母亲叫我把祖父请来一块商量商量。
我还没动身，祖父就自己来到了我家。我对祖父说：“这些年家里拉了不少饥荒，想来想去也没有办法，家里还剩六、七亩地，我想把山后那四亩地地卖掉，凑合能把债还上。”
       祖父叹息一声对我说：“要是当初家不分开我说了就算数，现在你叔他们各顾各的，谁也帮不上忙，先让你二叔问问看有没有人想买地的。”
       我们家中剩下的七亩地，分为三个地方，一块四亩，一块两亩，一块一亩多。说有七亩地，是按当地小亩说的，一亩只想当于480平方米，是大亩的一半。经我二叔四处打听，下草埠一家姓刘的，想买我家靠近他们村的那四亩地，每亩一百块钱，四亩地四百块。母亲一听，有些不舍了，对我讲：“真要买地呀，七亩地买去四亩，剩下咱这五六口人指望什么吃饭哪？”
我只有用话宽慰母亲的心：“咱们不能背着那么多债过日子，咱家的债有的是高利贷，利滚利，今年的账没还上，来年就要翻倍了。”
       最后，我把卖地一事向村干部讲了，他们很热情、很积极地帮我操办，把我祖父、二叔，还有下草埠村买地的人找到一起商量妥了，立了契约，请了客，付了钱，事情了结了。
我用卖地的四百元钱，将家里这些年欠的债务一次还清了。我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父亲去世了，地也卖光了，家里的日子更艰难了。这副担子落在我的肩上，长辈、母亲、老婆孩子看着我，亲友们看着我，村里人看着我，我自己也问自己：我能担起来吗？


退学当老师

       父亲去逝不久，村里的支部书记、农救会会长来到我家，对我讲：“现在日本鬼子扫荡结束了，咱们村的学校也准备恢复起来，正缺老师，我们跟乡里讲过了，你能不能回村里学校教书？这样一来不埋没你的学问，二来对家里也有个照应。”
       我对他们讲：“我是学校的公费生，回去先要请示学校，看行不行。”村支书说，若是你请不准，我们帮你说话。
       回到学校，我把这一想法跟校长讲了，校长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你跟教导主任、指导员商量一下，把演出队的工作交待好。”
       教导主任、指导员都很同情我家的困难，同意我休学的请求。校长跟我讲：“胶东中学有个由古实习小学，你就去那里当老师吧。”
       我说：“那里就不去了，因为我家只有母亲、爱人、妹妹和我的女儿，她们都是女人，都不能干农活，我想离家近些，对家里有个照顾。”
       在学校办了休学手续后，我直接去乡政府联系任教的事。乡政府在段家，管辖十个村子。乡教育助理宋大夫听说我要休学当老师，很是高兴，马上给我办了老师证，问我说：“你到乡中心小学来吧，这儿有高小，你来当五年级班主任。”
到中心小学任教我当然很高兴，但家里没有主事的不行。我把这一想法给宋大夫讲了。
       宋大夫说：“你到你们村小学四个年级的课都先教着，下步，需要找个助手，你自己先物色一个，有合适的到我这里备个案，我们按规定待遇落实。另外，中心小学现在没有音乐老师，没有会教群众唱歌的人，你能不能每个礼拜到他们中心学校上一堂音乐课？”
       我说：“这没问题。”
       这样，我正式回到自己的家乡，当起教书先生来了，我爷爷可开心了。后来，我考虑到村里的宋宗隶曾是我小学时的同学，当时成绩不错，人也老实，就向乡里推荐他当老师，由他教一、二年级的课，我任班主任，教三、四年级。
       当了老师后，我对叔弟王永贵讲：“我去学校教学，经常不在家里，家里大事小事以后你多操心了。”
       祖父对他说：“学文呀，当初你妈生下你就咽了气，是你大妈给了你这条命，你可要好好干哪。”
       王永贵说：“爷你放心，我忘不了我大妈，我大妈就是我亲妈。”
       我这位苦命的叔弟尽管出生后便没了生母，但人很懂事，有上进心，他在一九四七年参了军，一九四八年还在部队当了排长，在济南战役中光荣牺牲了。
       我们上草埠村不算大，当时有五十多户人家，二百多口人，村小学有三十几个学生，分为一至四年级，这些学生中只有五个人读的是四年级。校长是一名不脱产干部，我是班主任。乡政府规定，小学班主任每个月发给一百斤粮食，一、二年级的老师给六十斤粮食，三、四年级的老师是八十斤，粮食都由乡政府发给。
       因为当时是战争年代，老师的任务非常多，不但要教几个年级的学生，还担负着大量的社会工作。
       每天中午要有一名老师给妇女识字班讲两小时的课，这项工作我和宋宗隶轮流担负，每天晚上还要给农民夜校上课，教农民读书识字，传授农业知识，宣传党的抗战政策，教大家学唱革命歌曲，还要参加村里剧团排练节目。当时每个村子里都有个小剧团，节目多数是反映抗战题材的，有的属于自编自演，有的是从《大众日报》、《胶东大众报》上面学的，形式活泼，内容生动，很受群众欢迎。当时，村里群众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涨，思想统一，心比较齐，精神状态很好，抗战文化活动在农村根据地开展得绘声绘色。
       宋宗隶对工作认真负责，与我配合也很好，学校学习及其他方面的工作都走在了全区、乡学校的前列。我校师生演唱的革命歌曲《黄河大合唱》在乡里获得了演唱比赛第一名。小剧团排演的两个剧目，在全区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这两个剧目，一个叫《张大宝归队》，讲一位结了婚入伍到部队的八路军战士张大宝，受不了部队的苦，思想开小差不想干了，偷着跑回了家。新婚妻子思想觉悟非常高，做通了张大宝的思想工作，把他领到了村干部那里，村干部得知后敲锣打鼓为张大宝送行，还给部队写了一封信，部队官兵都很受教育。另一个剧目叫《哑巴捉鬼子》，是根据《胶东大众报》一篇文章改编的，说的是在敌战区，两个哑巴开了一个理发馆，一个日本鬼子进去理发，趁给鬼子理发的功夫，两人将其捆起来，把枪送到了解放区。
       这年寒假，牟海行署根据上级的安排，组织各校教师集训，给教育界布置了一项新的任务，为克服汉字难写难认的毛病，各校要在学生和群众中大力推广拉丁文，起名叫“新文字”，提倡用拉丁文书写，开展新文字运动。推广拉丁文在当时是一种新生事物，这一运动首先在集训的老师中间引起了较大异议。有的讲，汉字是竖着写的，拉丁文却要横着写，感到别扭。有的说，拉丁文就那么二十多个字母，书面交流时容易搞混淆。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讲，为防止发生这一问题，拉丁文通过四声加以区别，比如，同是“shi”这个音，平声是“非洲狮子”的“狮”，上声是“河里石子”的“石”，去声则是“树上柿子”的“柿”。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
       集训结束回来，村里群众一听要把中国几千年的文字丢掉，要换成外国文字，老人们坚决反对，一些识字的年轻人也有不大赞成。由于阻力比较大，过了不长时间，推广拉丁文的新文字运动便无果而终了。
       一九四四年春，学校发生了一桩影响较大的事。
学校有个学生，父亲一九三八年八路军来刚到村里时就入了党，当了我们村的村长，后来因贪污公粮，被政府开除党籍，判了三年徒刑，押送到百里外的桃村修建烈士塔。
       有天我看那个学生没来上课，就让一个学生到家里喊他。不大一会儿，学生回来说，那个同学的母亲不让儿子来学校。我就让那位学生再去叫一遍。
       没想到那位学生到了他家，这位母亲不但仍不让儿子上学，还将那位学生臭骂一顿：“念书有什么用？他爹是党员，还不是照样被判了刑。”那位学生对她讲：“你骂人是不对的。”这位母亲一听火更大了，骂得更凶了，话越来越不堪入耳，后来还动手打了那位学生。
       那位学生受了委屈后，如实向我做了汇报。我和宋宗隶一听都不干了，父亲被判了刑，母亲作为反动家属阻拦儿子读书不说，还敢打学生，便迅速将此事报告了乡中心小学。中心小学报告到了区文教。区文教指示，要好好打一打那个女的嚣张气焰，要游乡示众。为了教育群众，区文教还专门从各校抽调部分学生代表，参与批判会。
       第二天，那个妇女便被学生押着，让她手里拿着一只铜锣，到全乡十个村子进行游乡。每到一个村，都要她自己敲着铜锣喊：
       “我不该破坏革命教育！”
       “我打学生不对，大家别学我！” ……
       游了一天后，村书记跟我说：“我看就游到这里吧。她男人刚被判刑，她又要被押着示众，如果想不开上吊寻了短见，事情就要起不好的影响。”
       第二天，村支书与妇救会长到她家同她进行谈话，跟她讲，老师叫小孩上学是件好事，骂学生、打学生是不对的。接着给她又讲了一番革命道理，这样矛盾才没有激化，避免了事态恶化。现在想想，当时是少年气盛，我们对学生母亲的做法的确有些过火。
       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解放区军民要“备战备荒搞生产”的号召，我和宋宗隶除了抓好学生的文化课学习外，还大搞农业生产。当时学校有自己的校田，学生上学不收学费，办公用具、平时的一些开支都由村里支付。为尽量减轻村里的负担，我们在村干部支持下，带领学生搞起了生产。
       我们学校有三亩校田，我们同学生一道，将三亩地精耕细作，种上了棉花，并买来花生饼做肥料，请经验丰富的老农作指导。秋后，三亩棉花收成还不错，摘了近百斤皮棉，卖了一百二十元钱。我把这件事向村支部作了汇报，村支书讲，你们师生种田辛苦了，把买肥料的钱还了，剩下的你们自己处理掉。
       还了肥料钱，我们又支援村剧团十五元钱，剧团晚上演出台口要挂两只灯，每晚需要烧不少油，演戏用的锣鼓家伙也该置办了。对于这份意外的馈赠，剧团的人喜出望外。余下的钱师生们平均分配，我和宋宗隶各分得四元钱。
       自打当了老师后，每月能领到一百斤粮食，再掺杂点菜，我们这个大小六口之家，生活上基本有了保障。
       母亲常对我念叨：“幸亏你走了这条道，你父亲当初千斤担子自己挑，供你读书上学，现在你当了老师每月上边给咱一百斤口粮，要不你怎么养活这一家人呢？”
       是啊，不是八路军中学的锻炼教诲，没有党的教育培养，我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学不到那么多的文化知识，不会懂得那么多的革命道理，不会拥有养家糊口的本事。


入　党

       一九四四年九月，学校放了农忙假，我回家里帮助收秋。
有天上午，我正在割豆子，村里一位学生跑来喊我，说是区里来了领导，在村支部书记家等我。
       到了村支部书记李文凯家，见区长张连忠、教育助理宋大夫等在那里。张连忠年长我几岁，家在三甲村，离上草埠不远，我们相互都认识。宋大夫对我说：“王老师，今天我和张区长来，找你谈一个事情，这件事对你来讲也很重要。”
       张连忠接着说：“你们村支部反映你表现一贯比较好，为增加党的新生力量，区党委研究了一下，决定吸收你加入党组织。入党是有条件的，经我们调查了解，你具备了这么几个条件：一是历史清白，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二是家庭出身比较好，贫农，属于无产阶级；三是经多方考验，你本人政治立场比较坚定，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和政治觉悟；四是参加革命工作认真、积极，特别是在八路军中学读书和在村学校当老师以来，工作很认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向群众宣传抗战思想，帮助村里群众扫盲识字，给群众讲解革命道理。根据你平时的这些工作、思想表现，决定发展你入党。你自己谈谈对党的认识。”
       听说区里要发展我入党，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对张连忠讲，小时候听人讲共产党是红头发，绿眼睛，专搞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勾当，后来懂事了，看到共产党是专打鬼子、专为老百姓办事的，才知道这些谣言是有人故意诬蔑共产党的。在八路军中学读书时，同学中也有党员，尽管大家都保密，但平时能看得出来，感到党员工作上比一般人肯干，思想上比一般人积极，组织上能够吸收我入党，是党信任我，我很高兴。
       张连忠说：“入了党，就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包括自己的生命、财产、荣誉都是属于党的，党叫干什么就要干什么，有什么事都要给党说，对党要忠实、坦白，心里要像八仙桌子一样平，思想要像镜子一样透亮。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党组织是保密的，发展党员也是秘密的，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小，对谁也不能讲。如果叫敌人抓去，敌人问你党的秘密，死也不能说。组织决定由宋大夫同志做你的一个入党介绍人，另一个你自己找一下。”
       我说：“我们村书记跟我熟悉一些，就请他做我的介绍人吧。”
       张连忠说可以，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油印的小册子，上面刻着党旗。他让我在上面填一下自己的年龄、家庭出身、住址等情况。填完后，张连忠讲，要拿到县委组织科批准，批下来就是正式党员了。按当时规定，贫农出身的新党员没有预备期，批准了就是正式党员，不是贫农的，要经过三个月的预备期。
       同我一起入党的还有村妇救会会长李秀兰，她小我几岁，后来是区里一名干部的爱人。张区长同我谈完话就离开了上草埠，找李秀兰谈话去了。
       一个多月后，县委组织科批准我为中共正式党员。从而，也使我投入了党的温暖怀抱。


妻子送郎上战场

       一九四五年五月，为完成对日军的夏季攻势作战，在行动上取得主动地位，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我党积极号召全民参战，迅速扩充兵员，为迎接抗战大反攻做准备。
       “五四”这天，牟海行署在夏村召开参军动员大会，各村十八到三十岁的青年都参加了，黑压压的，少数也有几千人。大会会场用松树枝扎了一个凯旋门，喇叭里不停地放着革命歌曲：
“今年打败希特勒，
　明年消灭小东洋。
　侵略的法西斯就要灭亡，
　反攻的呼声到处响亮，
　摆脱家庭束缚，
　走出工厂、田园、学堂……”
       大会气氛热烈，先是行署领导在临时搭建的台子上讲话。当时由于没有扩音设备，会场上人又多，到底说了什么，也没听清楚。但人人心里都很明白，行署领导讲话的目的只有一个：动员大家踊跃参加八路军。
       之后，各乡分头开会表态。我们上草埠村一共来了二十来个青年，村里的老党员李人君、李文举两人先后带头报名参军。
支书李文凯压低嗓门跟我讲：“老王，你也报个名吧。”我是新近入的党，身份没公开，许多人还不知道我是党员。经他一说，我提高嗓门说：“我不教学了，参加八路军，迎接大反攻。”
见我踊跃报了名，村里的另一个文化人、村小学校长宋云峰也接着报了名。他大我两岁，在解放前中学读过书，写得一手好字。
接下来，一起来开会的东传和、东传仁、东传道、东曰新、李培仁、宋宗德等也报了名，加起来报名参加八路军的一共十人。
       我们上草埠村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当过兵，不管是国民党的军队也好，地方部队也好，还是党领导的八路军，村里没有人穿过军装。一下子有这么多人报名参加八路，这可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与我们邻村的下草埠村，人口是上草埠的三倍，却没有人报名。区里、乡里领导都在会上对上草埠村点名表扬。
       回到村子里，我们报名参军一事很快传开了，立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个二百人口的小村子，一下子要送走十个精壮青年到前线打仗，这件事影响太大了。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很多担心年轻的、有学问的都当兵走了，村里有事不好对付。还有的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认为当兵不是件好事，有的干脆把家里的年轻人打发到外村躲起来，有的让自己的儿孙在家里装病，生怕哪天再去了。
       我回到家里，把在县里报名参加八路一事原原本本给妻子柳月娥说了。妻子听后，好长时间没有言语。
       我又催问她愿不愿意我报名参军。
       她说：“你报名参军我不拦你，现在家里这样一个摊子，只怕妈不答应，亲戚们也不会同意，你给他们说说看吧。同意你去，你就走，家里交给我，我多出些力气就是了。再说，政府也讲，对抗战军属要优待的。”
       牟海行署当时已属于解放区了，按党的优抚政策，凡参军的家庭，家里的地包种包收。当时已实行了劳动生产记工制，一个妇女一天是半个工，家里有当兵的，就要记一个工。
       我接着又去了爷爷那里。我还没开口，他就说：“你是来告诉我报名参加八路的吧，这是政府号召的事，我不反对，男子汉大丈夫也该到队伍上闯荡闯荡。你走了，家里剩四个女人，你媳妇的担子就大了，你现在当老师，每月有一百斤粮食，日子还好过些，不当老师了就没有这一百斤粮食了，政府说是有困难村里帮着解决，那样总不是事儿，不能等着政府的补贴。也是我们王家有福气，找了个贤惠媳妇，这几年她对你二爷、对你老爹都能那样孝顺，床前床后地侍侯着，养老送终，亲闺女也做不到这样，我们家老一辈少一辈的不少，哪找她这样品性好的媳妇啊。       只要她没意见，她让你去你就去吧，你妈那儿我帮着说说。”
妻子、爷爷对我参军都很支持，我心里很高兴。可母亲这一关却没那么容易过去。
       怕母亲反对，我有意带着妻子一同过去见母亲。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她就劈头盖脸地跟我讲：“这事我早知道了，我不会答应的。你爹过世还不到三年，你走了，家里孤女寡母的怎么办？你当老师的，政府也不是非叫你去不可。再说，那么多当兵的，天天在枪眼儿里钻，有几个能活着回来的？”
       我说：“不要紧的，那么多人不都报名了嘛。”
       母亲说：“人家弟兄们多，我们家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
       这时，我妻子插话说：“妈，你放心，家里有我呢。”
       母亲训斥起妻子来：“你能代替他吗？他在村里教学，你能替他教吗？你我都替不了，家里没个男的，我们两个女人两个孩子顶不起门头来。”
       不管我俩如何说，母亲就是不同意我参军。第二天，一大早领着我妹妹回了娘家，把这事给我大舅讲了，请他当这个家，不让我去当兵。
       大舅读过几年私塾，思想有点守旧，对我说：“你爹不在了，我是你大舅，现在我替你爹做一次主，这个兵你不能当。要走，得先把你妈安排好。”
       我妻子说：“舅，他走了家里还有我，我不会让我妈饿肚子的，饿着我们也饿不了她。”
我说：“都已经在县上报了名了，不能收回了。我爷也同意了。”
       大舅仍固执己见：“我是你大舅，我的话就要听。”
       我说：“舅，现在咱们这里都解放了，你的思想还这么守旧。”
       大舅有些生气了：“难道老规矩都不要了吗？”
       爷爷这时也急了，对大舅说：“现在还有我呢，这个家轮不着你做主。”
       大舅回头对我母亲讲：“姐，咱们走，他们不养你我养你。”
       大舅说到做到，真把我母亲接回了娘家。村里左邻右舍见我铁了心要参军，七言八语地讲，家里剩几个女人，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哟。
       六月初，区政府来了通知，报名参军的统一到史家坛集合编队。
       离家的那天，村里十分热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出来为我们十人送行。我与东传和、东传仁、宋宗义四人是结了婚的，每人披红挂绿骑着骡子走在前面，我妻子柳月娥戴着大红花，抱着女儿与其他三人的家属也骑着高头大马，跟在后面。一路上敲锣打鼓，夹道欢送。有的乡亲直往我口袋里塞鸡蛋，有的送我几块钱，有的老人抹着泪嘱咐我，打仗要留心，多长个眼，还有的说我走了，村里也没人编戏了，怪可惜的。
       但就我本人来讲，却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从军之路。因为当兵扛枪是我儿时就有过的梦想，是我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无悔的人生选择。

(未完待续)

下周刋登第二部：为打鬼子去当兵。

岭南杜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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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