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奏曲(2020年1月修订稿）

铁马冰河 · 发表于 2020-5-29 05:47:08

本帖最后由铁马冰河于 2020-8-25 11:18 编辑

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奏曲（修订稿）

——从新开岭战役到四保临江

刘学艺

1946年10月19日～11月2日，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在新开岭地区全歼半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精锐之师——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笔者注：该师号称“千里驹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参与“围剿”鄂豫皖苏区、阻击红军东渡黄河、追击红军西路军。抗战时期曾参加长城抗战，台儿庄、武汉、长沙会战，越南受降......关麟征、杜聿明、徐庭瑶、戴安澜、张耀明等国民党著名将领均出自该师），给了向我南满根据地猖狂进攻的国民党军当头一棒，使之不得不减缓了进攻的速度及强度，为南满我军转移人员及资财、部队调整战略战术和重新部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为其后的“四保临江”战役奠定了有利的战略基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军编写的军史及战史在弘扬革命英雄主义，以部队的光荣传统和光辉战绩教育指战员，激励部队士气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对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遭受的挫折或失利总结分析不足，基本是只写胜利，不写或少写挫折或失利。个别高级将领、高级干部（不含政治失势者）的传记编著也缺失客观公正，写其功绩往往过于溢美，而对其决策或指挥的失误，以不写或淡化的方式处理，有的甚至将其美化后予以颂扬。这样做的结果，势必扭曲历史真相，甚至可能使读者产生信任危机。

国民党军以往编写的战史就更加荒谬了，以至出身于原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的台湾军队将领张晴光在其撰写的《安东会战陆军第二十五师于靉阳边门覆没记》前言中给于如此的评价：“蒐集作战资料，参考曾参加某一战役干部的报告、及某一将军的回忆录，所写所说的，都在打胜仗，扩大敌情、虚报战果是通病。抗战时沦陷了半个中国，日军直打到贵州独山。谁打了败仗？戡乱作战，数百万大军覆没，大陆沦陷，谁应负失败的责任？写战史、不实的战史，毫无价值！” （中华学术院、中华战史研究协会《战史会刊》第二十二期，第243页，中华民国八十年十二月）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一些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军将领痛定思痛，回顾以往的失败，写出了一些比较客观的战史资料。出自当年战场上对手的这些资料，以及当时中共中央军委（以下简称中央军委）、中共中央东北局（以下简称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以下简称东总）主要领导人与辽东军区（亦称南满军区，下同）领导人之间的往来电报，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国共争夺东北的战争历史，非常有益。

时间已过去七十年了，有关新开岭和四保临江战役的文献、文章记述，在某些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依然存在着不清晰之处，有待分析辨清。本文尝试在国共双方已公开的史料基础上，对新开岭战役和坚持南满的某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作一些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首创东北民主联军在一次战役中歼敌一个整师的新开岭战役

（一）在新开岭地区围歼国民党第二十五师，是什么人选择的战机、下定的决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不断有亲历者或史研机构、学者关于回顾和纪念新开岭、四保临江战役的书籍或文章出版发表。《江华传》的作者认为，新开岭战役是在当时辽东军区领导人的正确指挥下取得的：

“面对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10月19日，东北局致电辽东军区萧华、程世才、江华等领导人......强调要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必须集中兵力，选择有利目标各个歼灭敌人，这才是胜利的根本道路’......江华与辽东军区的负责人对东北局的指示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运用运动战以诱敌深入，迫使敌军分散，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一路，达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萧华与江华等辽东军区有关方面负责人立即进行紧急磋商。敌第二十五师与其他各路敌军拉开了距离，显然是孤军深入，且二十五师前进时又不做两翼搜索，全然不知东北民主联军四纵主力已掩蔽集结在新开岭一带。大家认真分析敌情后果断决定，集中纵队八个团的兵力，将骄横自负、盲目冒进的第二十五师消灭在新开岭地区。”（《江华传》第11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版）。

《江华传》的作者试图告诉读者，辽东军区领导人收到东北局1946年10月19日的电报后，对东北局的指示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运用运动战以诱敌深入，迫使敌军分散，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一路，达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因此“果断决定”集中四纵队八个团的兵力，歼灭敌第二十五师。

但《江华传》的作者又不得不承认，在辽东军区首长“果断决定”之前，“四纵队主力已掩蔽集结在新开岭一带。”既然如此，又何来“辽东军区有关方面负责人......大家认真分析敌情后果断决定，集中纵队八个团的兵力，将骄横自负、盲目冒进的第二十五师消灭在新开岭地区”？

究竟是谁在辽东军区首长“果断决定”之前，就已将四纵主力掩蔽集结在新开岭一带，相机歼灭孤军冒进的敌二十五师？其实《江华传》的作者内心非常清楚，但还是言不由衷地给读者耍了一通太极八卦。

辽东军区主要负责人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南满时的功与过，本文也将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予以说明。

根据时任第四纵队司令员胡奇才的回忆，10月20日傍晚，他在通远堡纵队司令部与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欧阳文（政委彭嘉庆在安东开会未回，胡奇才将决定电话告知彭，彭表示同意）、参谋长李福泽及有关机关人员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以运动战调动敌二十五师，相机集中兵力歼灭之的方案。“战场上的时间刻不容缓，必须当机立断，我当即拍板，决定按第二个方案部署部队下一步的行动。”（胡奇才《坎坷的路》第330页，白山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集中兵力围歼第二十五师，是辽东军区领导人根据敌情决定并下达作战命令的？还是四纵主要首长根据战场情势变化作出部署并报请辽东军区领导人批准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是不同的指挥层次。新开岭战役的胜利，决定者与批准者都有各自的功劳。如果新开岭战役失败了，决定者与批准者的责任也是有区别的。因此，这个历史情节应该给后人交代清楚。否则，作者极有可能弄巧成拙，遗笑他人。

（二）新开岭战役背景

1945年11月以后的东北军事形势，诚如赵家骧（时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在其“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及检讨”一文中的回忆：此时，国民党军“乃因盟军美国之允许大量援助，马歇尔之纵容鼓励，乃采取了无限制扩张、广范围接收的积极方案......”“这一时期，是国军以绝对优势，长驱直入，势如破竹的极盛时期。三十四年（笔者注：1945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我军从山海关沿北宁路东进，占领锦州，收复北镇、黑山，直逼沈阳。三十五年（笔者注：1946年）一月至四月，接受沈阳，并攻略辽南广大地区，直至营口，收复抚顺、本溪等重要工业要点。至六月上旬止，经四平、通辽等处之会战，击破匪军抵抗，长驱北进，攻略长春、永吉，克复怀德、农安，先头部队进出松花江北岸之陶赖昭，准备向哈尔滨挺进。此时可以说，东北政治经济文化之重要精华区域，皆已入于国军之掌握。”（《赵家骧将军诗文集（上卷）》第3页，赵上将遗著编印委员会编印，1960年）

自被迫放弃四平后，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大举进攻下，我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一路北撤。由于在四平保卫战中，我军损失近万人，而且都是老主力部队。而我军在东北组建的新部队，因成分不纯，此时见国民党军攻势凌厉，又纷纷哗变。1946年5月26日，中共东北局给中共中央发电：“东北我军经过长期作战，主力甚为疲惫。敌已占领四平至长春及郑家屯至海龙线......现敌向我军前进，我甚难作有力抵抗。今后作战方针，请中央指示。”（何仁学、杨峰《解放战争全纪录（卷二）》第23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由此可见，东北我军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

东北的国民党军由于一路攻城略地，不得不分兵驻守已占领的广大区域，暂时也无力继续向松花江以北进攻。如同赵家骧在回忆中所言“我军以有限兵力，海阔天空，作无限制的扇形扩张。表面看来这是骄傲胜利的接收、开拓疆土的功劳。但是我们在东北战场的兵力，因地盘越大越分散，机动兵力逐渐减少，战斗力也随之减低......”此时，国民党军也需要补充兵员并巩固已占领的区域，其部队也需要休整。

同时，由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与国民党政府代表谈判，力主东北问题和平解决。在美国马歇尔特使的“调停”下，国共宣布自6月7日始，停战十五天。1946年6月26日，以“中原突围”为标志的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原计划调往东北的三个军不得不留在关内作战，杜聿明暂时无力发起大规模进攻。东北国共双方只有小规模的打打停停，这样的“停战”达四个月之久。

东北我军利用短暂停战的有利时机，大力整军并开展根据地的建设，并在南满成功促成国民党军第184师起义。但整个东北局势依然是敌强我弱，我军尚未取得战争的主动权。194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调整东北局领导，任命林彪取代彭真为东北局书记，林彪还是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由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常委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7月7日，东北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史称“七七决议”）。决议要求“......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不在于城市和要点的一时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为此，应采取诱敌深入，待敌分散，以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的方针......军队必须协同地方武装进行群众工作......”

辽东军区第四纵队集中团以上干部，传达、学习了东北局的“七七决议”，并派出以纵队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李显，组成宽（甸）东工作委员会；由十师政治部副主任车学藻为团长，纵队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张云樵为政委，组成四纵武装工作团，在宽甸、凤凰城、赛马一带发动群众。

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根据蒋介石“对安东方面迭次进犯之匪，应予集结主力而痛击之，并尽进展可能，予以迫击歼灭之”的手令，制定了国民党军在东北实施“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东北国民党军经过四个月的调兵、休整，于1946年10月初，部署重兵开始向南满我军进攻（笔者注：国民党军史称“安东会战”）。

根据南满敌我攻防态势，10月18日林彪、彭真致电萧华（时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兼第一政委）、程世才（时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三纵司令员）：“......如我不集中兵力，向敌进行各个击破的作战，而采取分兵把口、单纯防御的方针，则不仅不能对付敌有计划的大进攻，且不能打击敌之蚕食政策，则我兵源区及战场日益缩小，其前途是非常危险的......”（《解放战争战略防御文献（讨论稿）》第41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编印，1994年9月）

1946年10月19日，林彪、彭真致电萧华、程世才：“十师、十一师两个战斗虽然胜利，但仍未打好，没有全部歼灭敌人，可见你们仍未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应该为五六个团围攻一个团，不应该用三个团打一个团），采取包围迂回和控制足够部队打敌增援部队的作战方法，如不实行此办法，则多只能打成击溃战而不可能打一个好的歼灭战。南满三、四纵队今后应很好的研究毛主席战略学第五章，及总部前后作战指示，要在思想上彻底解决集中兵力的思想，要彻底反对分兵把口的挨打方针，和分散兵力打击溃战的方针。”（《解放战争战略防御文献（讨论稿）》第43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编印，1994年9月）

1946年10月19日，林彪、彭真致电中央军委：“......在作战方针上，目前阶段上，不采取打大的防御战和进攻大的驻止的敌人，而采取集中兵力打中、小规模的运动战，着重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保持中小城市与广大农村，造成敌人处于如过度分散则被我各个歼灭，如过度集中则广大地区落在我军控制之下的矛盾中......”（《解放战争战略防御文献（讨论稿）》第45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编印，1994年9月）

10月20日，林彪又致电辽东军区：“你们应一心一意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每次用八九个团打敌一个团（可用四五个团左右的兵力担任直接进攻，以其余部队放在周围防止敌突围，打敌增援）。”（何仁学、杨峰《解放战争全纪录（卷二）》第23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以上电文说明，在杜聿明指挥“安东会战”时，中央军委的毛泽东和东总的林彪，将注意力和目光都集中在南满。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总司令员林彪对辽东军区领导“分兵把口，单纯防御，被动挨打，分散兵力，打击溃战”的指挥方针十分不满，一再指示辽东军区领导“应很好的研究毛主席战略学第五章，及总部前后作战指示，要在思想上彻底解决集中兵力的思想。”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但是，辽东军区领导似乎并没有领悟和坚决执行“七七决议”（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不在于城市和要点的一时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为此，应采取诱敌深入，待敌分散，以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的方针）的方针和林彪关于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指示。10月20日，在四纵十师已经被调去永陵、新宾配合三纵作战的情况下，仍由辽东军区第二政委江华签发电报，命令四纵十一师三十一团速去草河口阻击来自连山关方向的敌军，致使四纵的兵力更加分散（此时四纵的三个师相距一百公里以上）。此时此刻，辽东军区领导面对国民党军进攻的作战方针还是“分兵把口，分散兵力”的败着。由此可见，《江华传》所言“认真分析敌情后，辽东军区有关方面负责人，果断决定，集中纵队八个团的兵力，将骄横自负、盲目冒进的第二十五师消灭在新开岭地区”确实颠覆了历史事实。

10月26日，东总再次致电辽东军区：“自敌进攻以来，你们打的尽是击溃战，或被敌击退。这种仗就会使士气越打越低，使敌越加猖狂。你们使用的兵力没有达到绝对优势，而又未断敌后路，故形成这种结果。望你们坚决实行六至九个团打敌一个团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改变辽东形势。”（唐洪森《国共争战大东北》第519页，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人们今天已无法知道辽东军区领导人见到东总10月26日来电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从26日的电文中可以看出，林彪对辽东军区主要领导人的作战指挥可以说已经是忍无可忍。林彪发出此电文的第二天（10月27日），正是陈云、萧劲光离开哈尔滨出发去南满的那一天。

至此，人们从东总10月26日发给辽东军区领导人的这个电文中，对于《江华传》所言“辽东军区的负责人对东北局的指示（笔者注：即10月19日关于‘必须集中兵力，选择有利目标各个歼灭敌人，这才是胜利的根本道路’的电报）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运用运动战以诱敌深入，迫使敌军分散，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一路，达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 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可以得出自己的判断。

（三）新开岭战役概况

根据张晴光（笔者注：1933年长城抗战时加入第二十五师，其不少长官、同僚在新开岭战死、被俘。其时任国民党五十二军第二师六团副团长，因“安东会战”之前骑马摔伤在沈阳住院，因而未参战）后来在台湾写的《安东会战陆军第二十五师于靉阳边门覆没记》（台湾中华学术院、中华战史研究协会《战史会刊》第二十二期，第245页，中华民国八十年十二月出版）记载，杜聿明的“安东会战”兵力部署是：

共用六个师（注：我军的史料记载为八个师，含新一军新三十师和新六军新二十二师），平均三等份，归三个指挥官指挥。因受“停战协定”限制，必须在10月27日之前“光复”安东市。

1. 右翼军（南路）：由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指挥，所辖十四师、一八四师两个师，沿中长路南下，攻击大石桥、盖平、普兰店，以新二十二师六十六团围攻析木城、岫岩、小孤山。

2.中央攻击军（中路）：由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指挥，所辖第二师、第二十五师两个师，攻击摩天岭、连山关、凤凰城、安东市以至左面的宽甸。

3.左翼军(北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设指挥所于营盘，由杜聿明直接指挥第九十一师攻击桓仁、第一九五师攻击通化（注：我军史料记载右翼还有新一军的新三十师）。

4.长官部以新六军新二十二师（欠六十六团）主力为预备队，位于析木城、海城地区。

我辽东军区此时兵力为：

1.军区辖1个炮兵团、1个警卫团。

2.第三纵队（司令员由军区副司令员程世才兼，政委由军区副司令员罗舜初兼，纵队机关由辽东军区机关兼）辖1个炮兵团、3个步兵师。

3.第四纵队（司令员胡奇才，政委彭嘉庆）辖1个炮兵团、3个步兵师。

4.辽南纵队独立一师（师长吴瑞林，政委林一山）附1个炮兵团。

5.辽宁军区独立二师（副政委丁国钰）、独立三师（师长彭龙飞，副政委刘

振华）。

共计9个步兵师、4个炮兵团。除三纵、四纵（四纵兵员为22500人）为山东老部队外，其他3个独立师都是在东北组建的新部队，兵员不足，战斗力弱。我军的兵员和武器都明显处于劣势。

国民党军一路攻城拔寨。10月19日，中路的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由桥头攻击南坟、下马塘，并协同右翼军攻击连山关后，随五十二军军部于25日到达凤凰城（24日夜，我军放弃凤凰城）。25日，国民党中路攻击军的先头部队进入安东市区，比杜聿明规定的期限提前了两天。

19日，第四纵队首长决心以十一师（欠三十二团）在分水岭阻敌第二十五师前进，以保证十二师（欠三十五团）、纵队直属部队转入新开岭地区集结。10月20日拂晓，四纵司令员胡奇才在赛马集的十一师司令部收到辽东省委第二书记、军区第二政委江华发来的电报，命令四纵十一师三十一团速去草河口阻击来自连山关方向的敌军。如果执行这个命令，将使四纵的兵力更加分散（此时四纵的三个师相距一百公里以上）。由于担心部队过于分散而被敌各个吃掉，胡奇才未按江华的命令分兵，而是命令三十一团火速抢占分水岭，阻击进攻赛马集的第二十五师，掩护纵队主力转移、集结。

20日晚间，胡奇才在通远堡纵队司令部接到辽东军区转来林彪关于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电报：“你们应一心一意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每次用八九个团打敌一个团（可用四五个团左右的兵力担任直接进攻，以其余部队放在周围防止敌突围，打敌增援）。”看了林彪的这个电报，胡奇才对自己上午未执行江华分兵的电报更加自信了，心里的那块“有违军令”的石头也落了地。（胡奇才《坎坷的路》第327页-331页，白山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21日，第二十五师（欠七十五团）占领碱厂，22日攻占南孤山子、宫地。23日，第二十五师攻占赛马集，休整一日，留下七十四团（欠一营）驻守赛马集，于24日下午到达距离赛马集三十里黄家塔沟村宿营，计划次日参加会攻凤凰城。是日夜，驻守赛马集的七十四团受到我四纵十一师（三十二团已归建）、十二师三十四团、三十六团的猛烈攻击，团长梁济民感到形势危急，遂未经报告师部即于25日拂晓撤出赛马集。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正谊以“擅自撤退，有违军令”，将梁济民撤职并押解军部交军法审判，由师参谋长董魁武接任七十四团团长。25日，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团长赵振戈）奉命星夜从凤凰城归建。26日，敌二十五师回师赛马集，攻击赛马集外围的双岭子、河南堡子、马房子。27日上午，我四纵集中十一师、十二师（欠三十五团）对双岭子敌二十五师发起进攻，激战未果，才知其七十五团已经归建，原作战计划已无法实现。

经研究，四纵司令员胡奇才、政委彭嘉庆、参谋长李福泽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李正谊急于“吃掉”我十一师的心态，以十一师为诱饵，吸引第二十五师进入新开岭地区，然后集中全纵兵力，在运动中歼灭之。为集中兵力，经四纵请示辽东军区领导人批准，调回由四纵副司令员韩先楚率领的十师，从新宾、永陵街日夜兼程赶赴新开岭参战。27日，第二十五师再次进入赛马集，28日在赛马集休整一日。29日，第二十五师向灌水方向攻击前进，该地区“为山岳地带，交通不便”，我十一师且战且退。第二十五师进入靉阳边门盆地后，30日在新开岭地区被我第四纵队八个团包围（笔者注：十二师三十五团在安奉线担负阻击任务。纵队炮兵团已经在靉阳边门以东构筑阵地。十师于30日21时赶到，但师炮兵营尚未到达。四纵副司令员韩先楚因所乘吉普车翻了车，31日凌晨才赶到小边沟纵队指挥所）。在我军近距离火力反击下，进攻堡垒山的敌七十三团（团长李公言）伤亡惨重。是日夜，第二十五师遭我四纵彻夜猛烈围攻，敌拼命抵御，双方战斗胶着，互无进展。三十一日上午，李正谊接杜聿明电：“已令新二十二师主力急运草河口，前往增援。” 李正谊以为白天有空军支援，只要坚守一日，援军即可到达，决心原地固守。

31日夜，我四纵发起四面围攻，敌军七十五团三营防守大甸子的前山、后山阵地于11月1日晨被我攻克，敌伤亡惨重。敌七十三团经一夜激战，黎明时刻也丢失了堡垒山阵地。此时，敌二十五师全线动摇，溃不成军。张晴光在记述第二十五师覆没经过时，痛心疾首地写道：“四面山上的共军，看到二十五师部队已经溃乱，共军乘此以轻重机枪、迫击炮无目标的乱打乱射，共军部队跟踪放胆追击。此时我部官兵乱成一团，指挥系统亦断，各级指挥官对下多失去掌握，不能组成一个抵抗线或固守点，百战雄师的二十五师就如此的覆没了！！！” (张晴光《战史会刊》第二十二期，第247页，中华学术院、中华战史研究协会，中华民国八十年十二月）

“唯有担任师预备队的七十五团梁凤彩营长，带着仅有的一个连和七十四团数百官兵”在数辆轮式装甲车的掩护下突围（梁凤彩后来去了台湾）。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正谊，副师长段培德、黄建墉，团长李公言、董魁武、赵振戈及以下官兵悉数被俘（笔者注：在我军押解途中黄建墉、赵振戈逃脱。赵振戈被我再次捕获后，被处决）。

正当四纵向敌二十五师发起总攻击的1946年10月31日，辽东军区三纵司令员程世才（兼）、政委罗舜初（兼）、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凯致电林彪、彭真、陈云：“......总部规定集中兵力数倍完全正确，否则是打不好仗的......整个南满形势处于被动，兵力不集中，不能完全集中八、九个团去对付敌人，且主力不充实，后勤机关庞大，安置均有困难......”（《解放战争战略防御文献（讨论稿）》第50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编印，1994年9月）

可见三纵领导在接受“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原则的同时，还是强调执行的困难，没有在“思想上彻底解决集中兵力的思想”。

同日（31日），林、彭、陈致电辽东军区萧、江、程、罗：“......只要没有物资需要掩护，则敌人要占什么地方就让他占（如通化）。只有这样才能完全成为主动，才能各个歼灭敌人，才能使敌人的力量每次整个失掉一股，而我军能在战斗中以俘虏补充伤亡，使敌人越打越小，我越打越大......”（《解放战争战略防御文献（讨论稿）》第52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编印，1994年9月）

辽东军区主要领导并不知道，因南满局势危急，此时林彪已经没有耐心了，撤换他们的电报（10月31日）已经发向延安。次日（11月1日），辽东军区萧、江、程、罗收到了东北局派出陈云、萧劲光前来“加强南满工作”的电报，而陈云、萧劲光在5天之前就已经从哈尔滨出发了。

（四）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是胜利之本

10月30日，即国民党第二十五师冒进至新开岭之日，毛泽东敏锐的看到了南满的战机，再次要求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以扭转南满局势。30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南满方面敌很分散，我须集中十几个主力团一起行动，每次歼敌一个团左右，打几个好仗转变战局。你们部署如何？”中央军委对南满我军的指示依然是强调“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能够取得新开岭战役胜利的根本原因，是第四纵队首长没有执行辽东军区领导分兵防御的错误方针，而是根据战场情势的变化，看准敌人的弱点，适时抓住战机，坚决执行了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为我军制定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军事原则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术，坚决贯彻了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的正确指示。第四纵队首长敢于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没有执行军区领导调十一师三十一团去草河口的电令，而是将该团派去分水岭阻击向赛马集进攻的国民党第二十五师，以争取时间将分散的主力部队集中起来。随后，第四纵队首长又在我兵力并不占绝对优势（八个团对三个团）、武器劣于敌人的情况下，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全歼“千里驹师”。历史证明，只有那些经历过长期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考验，曾经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拼杀过的指挥员，才能够在气势汹汹的强敌面前毫无惧色，冷静思考，亮剑迎敌，杀他个干干净净。

新开岭战役的胜利，更是仰赖我四纵全体指战员“勇敢顽强作战，不怕伤亡，死打硬拼，上下一心，坚决执行林总及中央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指示，并积极负责坚持决心，坚决执行命令，咬得住牙，连续行军作战，不顾疲劳克服困难所得。”（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四纵队司令部《新开岭歼敌二十五师总结》，1948年7月）

出身于第二十五师的国民党将领张晴光在回顾第二十五师覆没的历史教训时认为，杜聿明指挥的“安东会战”之所以失败，一是犯了平均用兵的错误，三路进攻的国军兵力平均，没有重点。二是杜聿明只顾占领更多的城镇，却没有将消灭共军主力作为主要作战目标。三是战区预备队新二十二师，由本溪宫原以摩托化方式驰援第二十五师，由于惧怕重蹈第二十五师覆辙，竟然三昼夜不能到达（笔者注：11月2日上午第二十五师已经全军覆没，新二十二师才到达分水岭）。

张晴光写道：国民党军与共军作战“打则打不到共军，被围却跑不了，最后多被消灭。”国民党军“部队只能分不能合，算战区总兵力，比共军多、比共军强。但共军在战场上攻防，比我们兵力在战斗中大三、四倍，占绝对优势。原因是他能集结这一战区百分之百的兵力，我则一个兵团、一个军，分离得远远，集结不到一起。结果是‘解围攻不动，突围突不开’......只能进，不能退，请示再请示，不敢独断专行......有谁敢发觉共军部队合围之初，不待命令，放胆突围？多是被围之前表示勇敢，要与阵地共存亡；被围之后，一再呼救，请求解围。上级一再指示‘坚守待援’......结果是我军全军覆没。”(《安东会战陆军第二十五师于靉阳边门覆没记》中华民国八十年十二月《战史会刊》第二十二期，第248页）

从国民党军将领张晴光的回顾总结也可以反证：新开岭战役的胜利，正是由于我四纵首长坚决执行了毛泽东主席为我军制定的作战原则，实行了集中优势兵力的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结果。

（五）功与过

11月3日，新开岭战役（时称宽甸战役）胜利的次日，毛泽东亲拟电文致萧华：“庆祝你们歼灭敌人一个师的大胜利，望传令嘉奖新开岭战役的有功将士。这一胜仗后南满局势开始好转，望集结主力，争取新的歼灭战胜利”（笔者注：依然是强调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林彪和东总也于3日致电辽东军区萧华、程世才，传令嘉奖辽东军区部队全体指战员。中共领袖们扭转东北战局的信心，显然因新开岭战役的胜利受到极大的鼓舞。令人费解的是，辽东军区领导嘉奖第四纵队的电报，在11月5日才发出，比延安和东总的嘉奖电迟了两天。

11月9日，毛泽东亲拟了中央军委给东北民主联军关于新开岭战役作战经验的电报，再次强调“......以后凡打大一点的仗，总要集中十团、八团的兵力，最好能集中十二个团打，以期必胜。这是战役上必须集中兵力。战术上亦须集中兵力......”而分兵把口、没有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恰恰是林彪一再批评辽东军区主要首长在作战指挥上存在的致命错误。

今天，当人们回顾新开岭战役的历史性胜利时，不得不从内心被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折服，为林彪的军事谋略和独到眼光喝彩，为四纵主要首长审时度势而“有违军令”、在强敌面前敢于胜利的指挥能力和勇气叫好，为我四纵全体指战员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感到自豪！

如果新开岭战役的胜利，如某些人所言，是辽东军区领导人正确指挥的结果，则如何解释东北局、东总一再要求并指责辽东军区领导：“应一心一意集中兵力打运动战”、“要在思想上彻底解决集中兵力的思想”、“自敌进攻以来，你们打的尽是击溃战，或被敌击退。”

历史是不能随意篡改的，由于每个指挥员的经历不同，认识水平和能力存在差异，在某个历史阶段发生认识偏差也是正常的。世界上没有只打胜仗、不打败仗的将军。连毛泽东这样的卓越军事家，在指挥作战上也不敢说是万无一失，何论我军其他军事家、政治家？实事求是地记述我军高级指挥员战争年代的功过，无损于他们百战一生的光荣，反而可以让后人了解我军高级将领真实的成长历程，了解我军是经历过许多的挫折和付出了重大牺牲，才取得了最终胜利的历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作为当事人和他人都没有必要为之掩饰，更无必要争功诿过。

二、扭转东北战局的四保临江战役

（一）南满根据地面临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和我军困难重重的形势，是何人、何时作出了“坚持南满”的重大决策

1976年以后，官方的史研机构和一些亲历者的回忆文章都记述“坚持南满”的决定，是陈云、萧劲光到达南满后，在1946年12月14日的七道江会议上，由陈云拍板决定的。

萧劲光：“......在形势岌岌可危，部队去留举棋不定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陈云同志和我一起来到南满。我在七道江召开了会议，请陈云同志来拍板，他讲一个人也不走，要坚持南满斗争。会议统一了大多数同志的思想......”（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四保临江》第1页，1978年11月第1次印刷）。

莫文骅：“.....战争的胜利，往往是取决于战略决策的英明、战役指挥的正确。当然，这些决策，是根据基础来决定的。在‘四保临江’前夕大敌当前的严峻的情况下，长白山革命根据地是否能坚持下去，是摆在党和军队面前的一个极为尖锐而现实的问题......最后，由辽东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陈云同志作结论：‘坚决坚持南满......’”（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四保临江》第3页， 1978年11月第1次印刷）

“他（注：陈云）强调指出：‘南满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坚决不能丢。要是我们五个师北上，敌在南满则无后顾之忧，就会有十个师跟着进北满。就算我们两个纵队都到北满，顶多能对付敌一个军，如果能在南满即可牵制敌四个军，权衡利弊，还是在南满大有作为。’与会人员很快统一了认识。会议决定坚持南满，巩固保卫长白山......”(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16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该战史此处认为是七道江“会议决定坚持南满”。

还有另一种说法，东北局派陈云、萧劲光去南满的目的，是“为加强南满地区的统一指挥。”（何仁学、杨峰《解放战争全纪录（卷二）》第23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会上，萧劲光根据陈云的意见，先提出：我们应该坚持南满，现在就是讨论如何在南满坚持下去的问题。但是，萧劲光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在七道江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坚持南满和撤向北满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在这种情况下，萧劲光对部队做了临时部署后，于12月13日给陈云写了一封信，让通讯员马上送到陈云手里，信中说明了七道江会议上的争论情况，并提出，情况紧急，请陈云来七道江前线指挥所，最后决定是撤还是留......第二天（注:12月14日），陈云亲自主持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撤还是留。他说......从整个东北战场来看，抓住‘牛尾巴’是关键，南满的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我们必须在南满坚持，必须抓住‘牛尾巴’不放，这样，我军在整个东北就处于战略主动地位。因此，我们不能撤，南满不能丢。”

“陈云的一番话，说得大家心服口服。大家一致表示：请陈云同志拍板，我们听陈云同志的。陈云看了看大家，站起身来，坚定地说：你们要我拍板，我就表态，这就是，坚持南满，坚持就是胜利，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人也不走，留下来打！这个决心如果下错了，责任由我来负，不怨大家。大家要团结一心，共同对敌。”（霞飞《陈云在南满》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中心，史海回眸，人物长廊）此文认定，“坚持南满”是陈云的意见，也是由陈云下决心和拍板决定的。

以上的机构或作者出于各种原因，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军委和以林彪为代表的东北局、东总，在新开岭战役期间对南满我军作战的指示和对辽东军区领导人的批评避而不谈，刻意回避东北局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也称辽东分局，以下简称南满分局）和调整辽东军区主要领导的原因和目的，以及1946年11月1日东北局致辽东省委的重要电报指示，实际上遮掩了“坚持南满”决策的历史真相。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共党内兴起为一定级别的高级领导人写“传记”之风，如果实事求是记载或回顾历史，本也无可厚非。遗憾的是，某些作者罔顾历史事实，文过饰非，在所著“传记”中只写某高级领导人“过五关斩六将”，而不提“走麦城”，在这些“传记”中掺杂了一些与历史事实相悖的内容，混淆了是非功过。如此写史，既不利于党史、军史的科学研究，也给后人了解历史造成了混乱，破坏了实事求是、唯真唯实的党风文风，助长了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

记述南满解放战争时期的这段历史，应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抱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立场，客观的评价历史人物和新开岭战役的历史意义，以及新开岭战役的胜利对四保临江战役，乃至东北解放战争产生的历史作用。公正评价毛泽东、林彪等人对坚持南满，以及其后的四保临江战役胜利的历史性贡献，还原历史真相。

（二）坚持南满，扭转乾坤的决策真相

就在敌第二十五师被我四纵调动而回师赛马集，新开岭战役即将拉开决战序幕的1946年10月27日，东北局副书记兼民主联军副政委陈云和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从哈尔滨出发，前往南满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注：陈、萧出发的时间是10月27日，《国共争战大东北》第530页误为11月3日）。

陈云、萧劲光从哈尔滨出发后的第四天（10月31日），正是新开岭战役炮火连天，国民党第二十五师败像已露之时。林彪致电中央军委：“三十日电悉，敌将进攻南满及进攻开始后，我们前后有七八个电报，总是强调他们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反对分兵把口，反对打击溃战。但他们恰恰没逃去这三个圈套。故打了很多击溃仗，每次伤亡大缴获小，部队疲惫不堪，形势日益恶化。主要原因领导弱。现决派陈云、萧劲光两同志担任南满领导，免得南满垮台。该地区有我兵力九个师、四个炮兵团，占整个东北我军兵力五分之二以上，武器弹药比北满部队更好，地区全为山地，下层干部多，气候人口条件均好。故只要领导加强，才能好，有可为，否则影响东北整个局势甚大。”（《解放战争战略防御文献（讨论稿）》第54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编印，1994年9月）

林彪10月31日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内容非常明确：南满局势恶化的原因，是南满主要领导人不称职，必须立即调整。否则南满不保，还危及整个东北的局势。说明在新开岭战役胜利之前，东北局和东总主要领导（林彪），已经对辽东军区领导的军事指挥和驾驭局势的能力非常不满，为了坚持南满，“免得南满垮台”，林彪决心撤换辽东省委、军区主要领导。

同日（1946年10月31日），东北局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成立中共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陈云任分局书记（注：早在1946年5月26日，时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就曾经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林枫任南满分局书记，但中央没有批准）。东北局任命陈云兼任辽东军区政委，萧劲光任军区司令员，并于11月1日向各中央分局、省委、纵队、师、旅通报了这一任命。

请注意，林彪发给中央军委“现决派陈云、萧劲光两同志担任南满领导，免得南满垮台”电报的发出日期，和决定成立中共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的日期，是陈云、萧劲光已经从哈尔滨出发后的第四天，林彪此举显然是“先斩后奏”。

此时中共中央根据东北局书记林彪的建议，立即复电批准成立以陈云为书记的南满分局，其意图非常清楚。如果是某些人所言，东北局派陈云、萧劲光去南满担任主要领导的意图，只是“为加强南满地区的统一指挥”，岂不是说此前的南满“打的尽是击溃战，或被敌击退。”的原因只是缺乏“统一指挥”？萧华身为辽东省委第一书记，辽东军区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辽东完全可以“乾纲独断”，难道还不能统一指挥南满（辽东）地区？再说了，东北局决定成立南满分局，并派陈云、萧劲光去南满“加强南满地区的统一指挥”，难道仅仅是为“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然后再决定是否需要坚持南满吗？

11月1日，东北局致电辽东省委（第一书记萧华、第二书记江华）：“......目前你们的任务是削弱与抑留敌人，保存自己，坚持根据地......你们应极力削弱与抑留敌人，无论如何必须完成这一抑留敌人的战略任务，以便我军歼灭北面之敌，并继续向南进攻。你们更须准备敌由南满抽兵北上时，猛烈歼灭敌人。这是整个东北战略形势上极端重要的一着。但目前必须严守秘密，切勿声张，切勿下达......”——吉林省党史工作委员会资料室1946年卷（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四保临江》第33页，唐洪森《国共争战大东北》第528页）

东北局11月1日发给辽东省委的这个电报非常清楚地证明：在陈云、萧劲光从哈尔滨出发后的第5天(注：1946年11月1日），东北局已经将“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北打南拉，南打北拉，南北密切配合”的重大战略决策通知了辽东省委，并要求“无论如何必须完成这一抑留敌人的战略任务”。（笔者注：10月31日林彪致中央军委的电报，及11月1日东北局致辽东省委的电报指示，是坚持南满决策真相极其重要的历史证据，却被某些人刻意回避、遮掩。）

11月4日，毛泽东主席代中共中央复电东北局，对派陈云去南满工作完全同意，但对萧劲光去南满则提出了异议。11月9日，林彪复电中央：“此次令萧任南满司令，一则由于南满在军事思想上不能打通集中兵力的问题，总是分兵抵御，或分兵进攻，打击溃仗，这在程世才纵队（笔者注：三纵）特别表现很多......二则资格较老，便于统率，故派萧劲光去。现萧既已去，并已通知南满，故我意目前似暂宜让劲光接事，搞一时期再看为妥。但究应如何，仍由中央决定。”（1946年11月9日12时，林彪致中共中央电）。

而林彪复电中共中央之时，陈、萧已经出发14天了。为挽救南满危局，落实“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大计方针，林彪不惜先斩后奏，采取果断措施调整辽东省委、军区主要领导人。

11月12日，毛泽东代中央复电东北局，同意林彪关于萧劲光工作调动的意见（唐洪森《国共争战大东北》第530页，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11月16日，“辽东省委决定改组第三纵队领导，原纵队司令员程世才、政委罗舜初、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凯调回军区机关工作，调曾克林任纵队司令员，曾国华任副司令员，刘西元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辽东省委的这个决定，当天就得到了林彪的同意，林彪并提议萧华任辽东省委副书记，辽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程世才任第二副司令员。18日，林彪就南满领导组织问题致电东北局，建议等陈云、萧劲光到达南满之后，东北局再给辽东省委复电（1946年11月16日20时，林彪致彭真、高岗电。唐洪森《国共争战大东北》第533页，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1946年11月27日晚，在陈云、肖劲光离开哈尔滨一个月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临江。12月4日，南满分局在临江正式成立，陈云为南满分局书记，萧劲光、萧华为南满分局副书记。在4日召开的军队与地方主要负责人会议上，宣布撤销辽东省委，南满分局领导辽宁、安东、辽南三个省委。陈云兼任辽东军区政委，萧劲光兼任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华改任辽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副政委，程世才任第二副司令员，罗舜初、吴克华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陈云要求大家“不论先来后到，不论有部队没有部队，都要讲五湖四海，团结一致，坚持南满的对敌斗争”（《肖劲光回忆录》第343页）。

成立南满分局，撤销辽东省委，更换辽东军区主要领导，这无疑是以林彪为首的东北局为“坚持南满，巩固北满”采取的重大措施。如此，才能赋予陈云“尚方宝剑”，为陈云全权代表东北局领导南满的党政军创造更加有利的工作条件，使陈云在南满有“拍板”的权力，最终目的还是必须坚持南满，“免得南满垮台”，避免危及北满乃至整个东北的局势。

《第四野战军战史》编者不知何故，在这个历史节点的说法前后不一：......东北局和东总“认真研究了东北战局，认为：要粉碎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巩固和建设北满根据地，就必须坚守南满......基于这种利害，东北局和东总决定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南北密切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打击敌人的作战方针......”(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1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该战史编者是否没有意识到此处的“东北局和东总决定采取坚持南满......作战方针”与该战史第164页关于七道江“会议决定坚持南满”的说法前后矛盾？

12月11日～14日，“辽东军区在通化七道江军区前线指挥所召开师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讨论如何坚持南满斗争问题。”(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1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该战史在此又承认七道江会议是讨论“如何坚持南满斗争问题”，而不是讨论“是否需要坚持南满斗争问题”。因此，某些文献、文章关于“陈云同志拍板后，会议决定坚持南满”的说法不能成立。该战史前后的说法如此矛盾，是否编者也有难言之隐？

根据萧劲光的回忆：陈、萧临行前，东北局给他们的任务是“贯彻‘七七决议’，发动群众，坚持南满根据地，完成军事上牵制敌人的战略任务。”（《肖劲光回忆录》第345页）

陈云在七道江会议（12月14日）上也说“我来南满就是为了和大家一起坚持南满斗争。”（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四保临江》第7页，1978年11月第1次印刷）

这些历史资料都指证了一个事实：“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战略方针，并非是后来的七道江会议在12月14日夜间做出的，而是在陈、萧去南满之前，以林彪为书记的东北局就已经做出了这个重大的决定，并在11月1日通知了辽东省委“...... 无论如何必须完成这一抑留敌人的战略任务......这是整个东北战略形势上极端重要的一着……但目前必须严守秘密，切勿声张，切勿下达……”

因此，七道江会议只是陈云、萧劲光到达南满后，为听取师以上干部的意见、统一他们的思想，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东北局坚持南满决定的会议，而不是讨论是否坚持南满的会议（尽管会议曾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林彪和东北局授权陈、萧到了南满后，可以相机决定是否坚持南满。这个历史事实，在林彪10月31日致军委的电报，和东北局11月1日致辽东省委主要领导人的电报中，已经非常明确。

所谓在七道江会议上“坚持南满和撤向北满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大家一致表示：请陈云同志拍板，我们听陈云同志的”这个说法也无法令人信服。“坚持南满，巩固北满”是东北局（包括陈云同志在内）做出的关系东北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决定，是“无论如何必须完成的战略任务”，辽东军区对此是否执行如果还需要“请陈云同志拍板”，则不但严重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而且在逻辑上也是不通的。

据萧劲光1946年12月29日给林、彭、高的信：“......当我来南满中途在图们的时候，看到中央关于调动我的工作意见的电报，后来又看到你们的电报......” 萧劲光信中所言中央的电报，就是毛泽东11月12日复电东北局，同意林彪派萧劲光去南满工作的电报。

诚然，陈云、萧劲光到达南满后，尤其是陈云在七道江会议后期，在多数与会者无足够信心坚持南满的情况下，力排众议，重申东北局关于坚持与放弃南满的利害，使大多数与会者明白了坚持南满的战略必要性和有利条件，树立起坚持南满的信心，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此前就决定立即调整辽东主要领导和成立以陈云为书记的南满分局，定下“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大计方针以扭转乾坤的，不是其他人，而是以林彪为书记，彭、罗、高、陈为副书记的东北局。起到关键和决定性作用的人物，无疑就是林彪。支持与批准林彪决定的，无疑就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

纵观中共武装革命斗争的历史，中共党内军内有谁的军事指挥水平能够望毛泽东项背？又有几人的军事指挥水平能与林彪比肩？瑕不掩瑜，功不抵过，过不损功，历史事实不容随意篡改。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以及林彪的政治结局，而掩盖、扭曲“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决策的历史真相，将“决定坚持南满”的功劳仅归功于陈云。否则，将来任何人都可以随意篡改历史，这是非常可怕、可悲的。

需要说明的是，七道江会议之后，辽东军区原主要领导人在思想上提高了认识，行动上主动积极配合陈云、萧劲光的工作，没有任何思想情绪，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他们为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和全东北的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对于当年提出或赞成暂时放弃南满、主力部队北撤意见的前人，他们的意见是否完全没有道理？我们必须历史地看问题。所谓历史地看问题，就是要深入到当时影响决策的特定历史环境之中去了解，看有哪些原因左右了他们当时对形势的判断。当时，南满的局势依然是敌强我弱，敌进我退，我军兵员得不到补充，部队的御寒衣物及粮食严重不足，形势确实十分严峻。为了摆脱困境，保存实力，赞成北撤的意见，也有其合理的因素。但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以林彪为首的东北局从全局战略高度，权衡利弊，高瞻远瞩提出“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南北密切配合”的方针，号召全体指战员坚定不移地执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夺取最终胜利的重大决策相比，赞成北撤的意见显然缺乏前瞻性的战略眼光。

如果今天的我们不把自己放到那些导致前人做出正确，或不正确的政治军事决策的特定历史环境和相关信息中去，而是站在后来人的角度去评论他们当时理应这样，或理应那样，显然有失客观与公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当事人或后来人写史，不能只写“过五关斩六将”，而不写“走麦城”。写史不能亲尊者讳、异己者贬，秉笔直书方为正道。

三、新开岭战役的胜利，是四保临江战役乃至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奏曲

正如时任杜聿明的参谋长赵家骧，五十年代在台湾回忆总结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失败所言：“当主力攻略安东时，掩护后方的第二十五师向靉阳边门隘路进出之际，遭遇匪之节节截击，我主力进展过速形成分离态势，无法救援。该师终于陷入匪军之包围，全军覆没，为我军在东北失利之肇端。此后国军攻势力量，再衰三竭：攻势既超过顶点，力量渐趋于降低。匪察知我方兵力捉襟见肘，乃悍然发动长、吉之攻击。东北局势，从此逆转......此后国军攻势力量，再衰三竭:攻势既超过顶点，力量渐趋于降低”（《赵家骧将军诗文集（上卷）》第3页，“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及检讨”，赵上将遗著编印委员会编印，1960年）。

从国民党军“四次临江攻势”出动的兵力变化看，赵家骧的评价和总结与之相符（第四次进攻临江，国民党军出动的兵力多达六个师，而此后国民党军再也无法纠集这么多兵力了）：

一保临江（1946年12月17日-1947年1月20日），国民党军纠集的兵力及番号：第52军195师583、584、585团及第2师4、5团，第71军91师271、272、273团(欠一个营)，新1军新38师88团，第60军182师546团及暂编21师1团的一个营。共计3个师的兵力。

二保临江（1947年1月30日-1947年2月8日），国民党军纠集的兵力及番号：第52军195师583、584、585团，第2师4团、6团（2个营），新6军新22师64、66团，207师1旅3团(欠一个营)，第60军暂编21师2团。共计3个师兵力。

三保临江（1947年2月13日-1947年3月24日），国民党军纠集的兵力及番号：第71军91师271、272、273团，新6军新22师64、66团，第52军195师583、584、585团(被歼后又加补充之残部)，2师4、6团，第60军暂编21师加强2团(附一个山炮营)。共计11个团，近4个师兵力。

四保临江（1947年3月27日-1947年4月3日），国民党军纠集的兵力及番号：第52军195师583、584、585团(均系残部补充后重建)、2师6团，第25师75团（被歼后重建），第60军182师544团、184师551团及暂编21师1团，新6军新22师64、66团，第14师40团，第207师1旅1、2团，第93军暂编20师1、2、3团，第13军89师265、266、267团，54师162团。共计6个师兵力。（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四保临江》第9、15、18、26页，1978年11月第1次印刷）。

新开岭战役的深远意义：“此役结果，即使对日后继续坚持南满根据地和敌后斗争，也产生很深远的影响。首先，第四纵队以8个团的兵力取得歼敌1个整师的战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锻炼和培养了部队英勇顽强、死打硬拼的战斗作风，充分认识到了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方针的正确，在思想上树立起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信念。这为（以后）参加诸次保卫临江战斗，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能始终保持部队高昂的士气，机动灵活地灭敌，打下了牢固的素质基础。其次，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进攻气势，扰乱了其进攻南满解放区核心区域的时间表。当时正向新开岭增援之敌新二十二师，已到达距战场仅15公里处，闻悉第二十五师覆灭，即停止在双岭子地带徘徊3天未敢前进。其余各路国民党军也由快进转慢来，由分散冒进到以师为单位集团缓进，由轻视民主联军战力而转变为惧战。同时，敌人由于整师损失，进攻临江的兵力颇感不足，为辽东军区部队逐次打败敌之进攻创造了有利的战争条件。再次，在战局异常紧张时刻，争取了极为宝贵的时间，保障了辽东的党政军群机关和大批战略物资向临江方向安全转移。从10月19日敌进攻起，至12月2日辽东军区两个主力纵队会合，共争取到44天有效时间，使后方机关人员和新开岭战斗伤员安全转运，大部分资财未受损失，保持了部队战力。同时由于迟滞了敌军进攻速度，亦使辽东军区得以重新筹划作战部署，及时地调动部队设防，从而，为迎接陈云、萧劲光赴任南满最高领导做了准备。”（唐洪森《国共争战大东北》第527页，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时任四纵十一师副师长周光，在回忆新开岭战役时曾经说：“这个师号称‘千里驹’，我们把他们全部消灭了，师长李正谊和副师长都抓到了。这一次收获很大，我们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是付出的代价值得，因为这次战役消灭了这个师后，敌人再也不敢一个团、一个师的，离开他的主力部队跟着我们深入一百多里路，不敢了。这样便于我们部队活动，对进攻东北的敌人是个严重的打击。”（张克勤、刘学艺《胶东子弟兵》下册第113页，黄河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新开岭战役全歼半美械装备的一个国民党精锐师的胜利，不但使四纵指战员认识到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原则是正确的，在思想上树立了我军必胜的信念，也振奋了辽东军区其他部队的情绪（据说三纵指战员看到四纵指战员有的穿着缴获的国民党军美式带风帽的大衣、有的拿着美式武器时，眼馋得很，不禁纷纷发问：“四纵能打胜仗，凭什么我们不能？！”），也为后来我军在四保临江战役中克服艰难险阻，取得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同时，也给身处延安的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哈尔滨的林彪带去了意外的惊喜，为他们对南满形势的判断和决策的正确与否提供了肯定的佐证。

新开岭战役的胜利，也为东北局关于坚持南满的决定，以及在七道江会议与会者中占少数的“坚持派”（令笔者感到困惑的是，目前见到的与会者的回忆文章，均认为自己当年是“坚持派”），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依据。试想，如果没有新开岭战役的胜利，杜聿明指挥的“安东会战”很可能获得预期的战役目标。很有可能出现陈云、萧劲光尚未到达临江，我党我军在南满的根据地已丧失殆尽的局面，历史也就不会有七道江会议和四保临江战役，我党我军在东北面临的局势也可想而知。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历史将好运送给了中国共产党人，因为中国共产党拥有毛泽东、林彪等一批卓越的政治、军事家和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怕艰难困苦，勇于牺牲的人民军队。

对于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在新开岭覆没，赵家骧认为:“该师终于陷入匪军之包围，全军覆没，为我军在东北失利之肇端......东北局势，从此逆转。”张晴光也认为：“共军经此一战之胜利，建立了东北甚至全国胜利之信心。” (《安东会战陆军第二十五师于靉阳边门覆没记》中华民国八十年十二月《战史会刊》第252页）

回顾坚持南满斗争的历史，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在新开岭以一个纵队的兵力，在一次战役中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师的胜利，对于其后的四保临江战役毫无疑问“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我南满部队经过108天艰苦卓绝的战斗，在北满部队三下江南作战的配合下，终于取得了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1947年4月之后的东北战场，国共双方的攻防态势，恰如赵家骧所言：“通化四次受挫，衰竭已甚......此即东北战场，由攻势一变而为守势之转捩点。”（《赵家骧将军诗文集（上卷）》第30页，“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及检讨”，赵上将遗著编印委员会编印，1960年）

至此，战争胜负的天平开始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倾斜，东北战场的敌我力量对比出现了转折点，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我军经过浴血奋战，终于看到了黎明前的一抹曙光。十六个月之后(1948年11月2日)，一轮红日终于喷薄而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灰飞烟灭，白山黑水红旗涌动，中国共产党迎来了东北战场的最终胜利！

写于2017年2月8日, 2020年1月24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