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转战祁连山,进入新疆 这一阶段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与中央的往来电报基本上是汇报西路军余部西行的情况,以及中央关于情况的通报与指示。1937年5月,西路军余部437名将士到达新疆。
《红军西路军文献汇辑》还收集了许多历史当事人,如: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李聚奎等人的报告和讲话等有关资料,对西路军的历史教训都有中肯的评述,当然也留有当时的历史烙印。对此,笔者一不想再抄书了,二也不想再作赘述了。 关于对西路军的评价,从1937年的“张国焘错误的继续”“右倾逃跑主义”,到1982年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进行作战的,重大军事行动都是中央决定或经中央批准的,并不是执行的张国焘路线”(李先念语)。都是在讨论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今天关于西路军的争论也源于此。从西路军作战的前5个阶段的电文来看,中央、张国焘和徐、陈三者之间的意见有交叉,这也就使三者之间的责任有交叉,加上三者之间的动机有同有异,甚至相左,就使分析三者责任的难度加大,这也是关于西路军问题争议很大的原因所在。但是把责任全部推给张国焘的所谓“逃跑主义”,或是全部推给中央,甚至说是毛泽东的“阴谋论”,或者都是徐向前、陈昌浩的战略战术指挥失误,这样一风吹的议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以上中央和西路军之间的往来电文来看,只要不走极端,不作“阴谋论”或“权谋论”的极端言论,读者自会得出结论。 而且,纠缠于西路军失败的责任,似乎转移了对西路军将士艰苦卓绝、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的关注。无论是中央、还是张国焘、还是徐、陈的责任,都不能漠视西路军将士们在缺吃少穿、粮弹补给缺乏,忍受人类生存极限条件下,以冷兵器和血肉之躯与马家军博战的英雄气概。党内斗争他们一无所知,却以热血和生命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大概不是争论者的初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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