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是个老高原

阳光快乐 · 发表于 2016-6-1 15: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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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是个老高原

   我的叔叔孙洪江，身高1.78米，帅气硬朗，今年80岁了，他那张布满了沧桑的脸上，至今还清晰地显现着高原强紫外线留下的深深烙印，依然强健的体魄也在继续展示着他那久经高原风霜磨砺的精悍，只有他率直乐观的性格和一口浓浓的胶东腔，依旧维持着一个山东大汉鲜活的形象。在青藏高原整整工作了36年的叔叔，把一生都献给了那块苍凉而又美丽的土地。

一、扎根高原献青春

我老家是山东黄县，叔叔生于1936年，在他初中毕业时，因为根正苗红、成绩优异被招收到了国务院南京机要学校。学了不到两年就因国家需要而提前毕业，1956年分到了位于青藏高原上的四川康定。
一年后的深秋，州里派他去稻城工作。当时藏区到处都有土匪，为了确保机要人员的安全，叔叔在一个排的武警中队护送下绕了一个大圈子，先回成都，又走遵义、贵阳，再去了云南的昆明和中甸，最后进入四川，又从乡城转到稻城，竟然整整走了三个月零十天。期间既有骑马过雪山随时都有滑落摔下深渊的危险，又有为了躲避土匪，不敢睡旅店，在冰天雪地中露宿的艰辛，一路上的危机四伏、险象环生，让叔叔至今都记忆犹新。
海拔比拉萨还要高出100米的稻城现在是海内外著名的旅游圣地，被旅行家称赞为“水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但叔叔刚来时，这个偏远的小小县城，还是块原始的蛮荒之地。县里只有县委、县府、县医院三个单位，分别住在用土坯、牛粪垒起的三座藏式老民房中。全县没有一条公路，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马，但往往骑马走上1~2天都见不到人烟。高原上气压低，水沸点是90度左右，藏胞常吃的糌粑和酥油茶，汉族人一是吃不习惯，二是酥油也经常买不到。那时没高压锅，做好的饭往往上层是水，底下糊，中间夹生；青稞面饼粘糊糊的发不起来，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咽。那里冬季漫长，最冷时接近零下30度，没有炉子，人在屋里手一直是冻僵的状态。叔叔要等翻译电文之前，才能点起有限的木炭，伸出双手猛烤一阵，待手指能动了就赶紧翻译，就这样烤一会，翻一会。不管是加急、特急电报或长电报，哪怕在三更半夜叔叔也总是迅速地将来电翻译后直接送达县委领导。
西藏的达赖喇嘛于1959年3月叛逃出国到印度后，继续遥控指挥境内所有藏区的匪徒叛乱。当时稻城县的叛匪也武装暴动，杀害了许多汉藏干部和无辜百姓。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民兵进行了艰苦的平息叛乱斗争。叔叔作为机要员，译电精准、及时。到剿匪后期，县里几乎动员了所有能参战的基干民兵，叔叔也曾请战带队到某地去打过伏击，终于在1962年下半年，稻城县负隅顽抗的最后3名匪首被我军民击毙，平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的机要工作终于可以告一段落，又接手了新的任务。
那时整个藏族地区还处在奴隶社会末期，贫苦百姓都称娃子（奴隶），他们祖祖辈辈给土司干活，土司对娃子想打就打，想杀就杀。1957年开始民主改革，推翻了土司制度，土地分给了奴隶，他们开始真正翻身当家作主了，从那时起，穷苦的藏胞开始把共产党看成了大救星和活菩萨。
此时已经能讲一口流利藏话的叔叔被调到县里最大的稻坝区当区委秘书。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帮助那位文化水平不高的藏族书记开展工作，解释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解放前国民党溃兵对藏胞穷凶极恶、横征暴敛，称藏胞为“蛮子”。所以藏胞对汉人普遍没好印象。叔叔刚去时，一位88岁的藏族老奶奶看到共产党的干部都很和蔼，就对叔叔说：“孙同志呀，我们蛮家不行，不懂礼貌，你们汉族人好，有文化有礼貌”。叔叔一听，马上搀着老人家说：“千万不要这么说自己是蛮家呀，国家规定了咱们各民族一律平等，所以咱们都是兄弟姐妹，都是一家人。”老人听了直点头，她一出门见人就宣传，共产党的干部好，一点儿都没有看不起我，很尊重藏族……！从那以后，藏胞和叔叔关系就越来越亲近了。
藏区一直到70年代后才开始陆续成立人民公社， 1975年叔叔被调到刚成立的桑堆公社当党委书记，他起早摸黑一个村一个村地跑，帮助建立起了所有的生产队。还创办了全县第一个集体制的养牛场，育有430头牦牛，每年都生产大量的牛毛和酥油，深受县里的好评。
和藏胞打成一片，是开展工作的重要前提，因为藏胞看叔叔人和善没架子，处处都替他们着想，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甚至发生家庭矛盾，兄弟之间打架动刀子，也都来找叔叔评理。叔叔总会耐心地做双方的工作，让大家不吵不打，要以理服人。说到最后，周围群众就会响起热烈的掌声，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孙书记讲得对，我们心服口服，遇到再大的事情，只要孙同志在，就一定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叔叔用他那宽厚待人的胸怀和踏实能干的作风赢得了周围所有藏胞的认同和敬佩。
藏胞是朴实的，如果你和他们贴心，他们又佩服你的话，就会实心实意的对你好，喊你是“活菩萨”，反之如果有人想要欺负你，他们会立即站出来保护你。他们把叔叔叫做“山东大汉孙老当”，“老当”是老领导的意思。文革时，当权派普遍受到批斗，一开始造反派也想揪斗叔叔，那些彪悍的康巴汉子听说后，挎着藏刀，向那些人大声示威说，谁要敢动孙老当，我们决不会答应！这样造反派暂时就没敢造次。后来武斗愈来愈烈，关键时刻，周总理出面强调谁都不能动我们的机要人员，中央和国务院及时下发了关于保护机要档案和人员的文件，这使叔叔得以平安地度过了文革时期。
此后叔叔还担任过县党校的校长、县委保密办公室主任、县志办主任等职，直到1992年，叔叔退休才离开了工作36载的高原，回到了位于四川盆地的老伴身边。

二、献了青春献子孙

我婶婶是四川人，1959年从西南民族学院农牧专修科会计班毕业后分到稻城。当了会计辅导员，负责培训藏族会计。
1961年叔叔和婶婶结了婚，正是生活困难时期，连续三年生了两个儿子，因为高原缺氧，孩子一生下来就都得了先天性心脏病——动脉导管未闭，这是一种因高原严重缺氧而在出生后形成的先心病。加上严重营养不良，瘦得不成样子。叔叔在另一个乡，不能照顾她们母子，婶婶一个人艰难地拉扯两个生病的娃娃，她没有奶水，藏族老乡看到后觉得可怜，有时就偷偷地送一块酥油过来，婶婶加上青稞面调和一下拿来喂孩子，可孩子吃了根本消化不了，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婶婶抱着孩子去看病，那里的医生也没办法，就让婶婶隔几天抽一管血打在孩子小小的屁股上，每次孩子都疼得哭到喘不上气来，最后屁股上两个大硬包，都不吸收了。实在无奈，叔叔婶婶商量着把不到2岁的老大抱下了高原，千里迢迢送到了我家，让奶奶帮忙看着。留下体格稍微好些的老二自己带，结果老二在高原严重缺氧的环境下，病情越来越重，全身浮肿，口唇发紫，眼看快不行了，婶婶数次哀求县医院的医生开转诊单都得不到同意，最后这个可怜的孩子就在一天半夜时分静静地躺在婶婶的怀里断了气。叔叔和婶婶伤心了很长时间都不能释怀。
1967年婶婶又一次怀孕，分娩前夕，他俩觉得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孩子出生在高原上了，于是先下了高原，坐上火车往山东老家赶，在半路上婶婶就把孩子生在了绵阳的医院里，这次因为已经下了高原，才终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孩。
小时候印象中叔叔每次从高原上回老家来，脸颊总有两块像藏胞那样高原红的印记，他说起高原上的见闻总能引起我们的无限瑕想。终于前年我抽空跟着旅游团去了一趟稻城，在我领教了剧烈的高原反应，品尝到了那粗糙发粘难以下咽的青稞面饼时，才真切体会到了叔叔当年作为第一代高原人的不易；看着旅途中的美丽风光和那初具规模的稻城县城时，还有多少人能想象出当年这里曾是一片蛮荒之地？听说许多藏胞现在家里都有上百头牦牛时，又怎不使人感慨万端！无数个像“叔叔婶婶”那样的前辈，把最宝贵的年华甚至子孙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高原和那里的藏胞。当年的他们，无畏无惧，今天的他们，无怨无悔！这块 “水蓝色星球上最后一块净土”浸透了叔叔那代高原人的汗水和心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