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过河卒子扶苍穹
受命于危难之中
从北京参加江苏代表团谈判回到无锡不久，我由二十七军宣传处长任八○师副政委，主要时间和精力就是做无锡市革委会的工作。
一九六九年十月，中央军委下达命令，二十七军到华北地区备战，部队部署在河北宣化、张家口、内蒙二连浩特一线，并要求在一个月内完成移防任务，“三支两军”人员、部队家属作为第二梯队北上。
部队投入了紧张的移防准备工作中。
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提出，苏南地区苏州、常州、镇江参加“支左”的人员，除了担任市、部、局一把手的人留下来，其他人员都可以撤回。无锡市参加“支左”的四百人要全留下来，不能随部队走。我和其他“支左”的同志，都不了解这件事。
有一天晚上，军长尤太忠、政委马杰把我找到办公室。
尤太忠跟我讲：“我们军很快就要调往华北备战，上级通知，参加无锡‘支左’的同志都要留下来，你现在是市革委会副主任，对无锡的工作也比较熟悉，我和政委商量了一下，决定由你主持无锡革委会的工作，你看怎么样？”
我听后感到很突然，随口问：“不是说我们‘支左’人员都要撤回来，跟部队一块走吗？”
尤太忠说：“你们留在无锡也是暂时的，到时可以跟着第二梯队走。你们所有的人都不脱钩，仍属于二十七军编制内的人，职务、工资关系、行政关系都留在二十七军，还是我们的人。”
我说：“让我暂时留下来也可以，要我主持无锡革委会的工作，我不行，这个任务太重了。无锡的矛盾错综复杂，关系千头万绪，尤其是同张春桥的斗争，他决不会放过无锡，也决不会放过二十七军。个人得失我可以不去顾及，但就我的阅历、我的水平、我的能力，无论如何是不配的。”
马杰说：“让你主持无锡革委会的工作，我和军长也是经过充分酝酿，反复考虑的，而且也是许司令亲自点的名。相信你能挑得起这副担子。我们想听一下，你对留下的人，在工作安排上还有什么意见？”
尤军长说：“你看看哪些人留在机关比较合适。我看暂时还是维持原来的班子吧。”
当时无锡市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工组、政法组、生产组四个组。办事组长是姜润河，政工组长是周厚华，政法组长是罗重九，生产组长是孙江。
我对尤军长、马政委讲：“市革委会的几个组长暂时不换为好。”
尤太忠说：“政法组长罗重九必须换，他是军炮兵处长，搞专业的，这次必须跟着走，准备打仗。”
马杰说：“办事组长姜润河工作能力强，可以专干革委会副主任，再配一个当办事组长，让七九师炮团政委刘镇远担任。政法组长让军部法院副院长张文治担任。将来无锡成立党委时，姜润河、周厚华工作经验丰富一些，可以让他们两个进常委。其他人员按你的意见办。”
我说：“能不能把所有留下参加‘支左’的人员，召集起来开个会，军长政委给大家讲讲话，也好稳定一下大家的思想。”
两人同意我的意见。
三天后，军里下了通知，所有留在无锡参加“支左”的人员到军部礼堂开会。
当天晚上，实际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二百多人，一些同志因工作忙未能与会。
尤太忠先给大家讲话：“我们二十七军有了新任务，要到华北前线准备打仗了，许司令提出，无锡位置重要，情况也比较复杂，革委会刚成立，两派‘大联合’刚实现，要参加‘支左’任务的四百名同志服从大局，暂时留下来，不随大部队北上，以后等无锡情况稳定了，再随第二梯队走。军里决定无锡革委会的工作由副主任王晏主持，许多工作都已给王晏交待过，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马杰说：“你们留下来的同志继续参加无锡革委会的工作，任务非常重，但军党委相信大家能干好。当初，我们刚成立军管会的时候，无锡市处于无政府状态，机关工作都瘫痪了，我们‘支左’的同志共同努力，用了两年时间，稳定了社会秩序，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事实证明，大家没有辜负军党委的期望，没有辜负无锡人民的期望。当然，你们继续留在无锡革委会工作，会有很多的困难，二十七军在时，大家有难处可以找我们解决，我们走了，大家的困难会更大，问题会更多。”
马杰喝了口水，又接着讲：“在这里，我给大家提三点要求：第一，大家要搞好团结。地方派性大，我们‘支左’的同志内部不要搞派性，搞派性不好，容易不团结，以前大家可能因为观点不一致，有这样那样的想法，现在留下来，就是一个整体，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第二，要处理好与兄弟部队的关系。我们要同驻锡的其它部队搞好关系，多听听他们领导的意见。第三，工作中要一碗水端平。前两年，无锡搞文斗武斗，付出了不少代价，教训很沉重，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当前这种较为团结的局面，我们大家都要珍惜它，爱护它。军里决定让王晏同志主持无锡革委会的工作，是在充分考虑后做出的决定，咱们大家都要支持他。王晏同志工作能力很强，在处理两派问题上态度公正，方法得当，无锡群众都很拥护他。你们要和王晏同志一道帮助无锡两派搞好团结，有事多请示省革委会、省军管会，也可以给我们北方打电话。”
这次组织变动，对每一个留下的人来讲，是一次重大的命运转折。
二十七军部队北上后，时间过了半个多月，有天下午，负责军部留守的政治部陈乙鸣副主任把我找去，向我郑重其事地宣布了上级的指示：
经南京军区和北京军区党委讨论决定，留在无锡参加苏南“支左”的人员，全部与二十七军脱钩，归江苏省军区的建制。
我一听这个话，心里想：这又是一个花招。原来说好与二十七军不脱钩的，怎么说变就变了呢？这还不是问题的要害，要害的是为什么要把大家交江苏省军区呢？
晚上回到革委会，我把这一决定先给几位处长通报了一下。大家一听都骂起来了。
姜润河直人快语，跟我讲：“王政委，咱马上买车票，一起上北方找尤军长去。”
有的讲：“交江苏省军区，就是撤职查办也不干了。”
我劝大家不必冒火，仔细想想，这个主意是什么人搞的，他们也太急不可待了，也太笨拙了，咱们决不能让他们得逞。
晚上，我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打电话。秘书李文卿接的电话。
李文卿问什么事。
我给他讲：“我们在地方‘支左’的同志，原来讲好的，与二十七军的关系不脱钩，暂时留在无锡，以后随第二梯队北上。前天，二十七军的陈副主任对我说，南京、北京两大军区党委决定，要我们与二十七军脱钩，要我们这些人归到江苏省军区去。现在大家都不想在这里干了，要回老部队去，这件事需要请示许司令。”
李文卿讲，他一定会尽快报告给许司令，让我等候消息。
两小时后，我回到了军部营房家中。留守处值班室通知我，军区的电话找我。
李文卿说：“你们准备好，明天许司令去无锡。你看安排在什么地方合适？”
我想了想，说：“就在太湖饭店吧。”
许世友亲临无锡城
第二天十点多钟，许世友司令员带着秘书李文卿、警卫干事、煤炭指挥部的傅喜峰，乘两辆军用吉普来到无锡。
许世友是一位名将，战场上横刀立马，威镇敌胆，政治上对党、对毛主席忠心耿耿，一片赤诚，为人也光明磊落，刚直不阿，大公无私。他生活上简单、简朴，始终保持着一个农民革命家的生活习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讲，只见许司令穿过两次皮鞋，一次是到北京参加授衔，一次是到苏联访问。当时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给他配了一辆大红旗轿车，他从来不用，一直坐苏联嘎斯69吉普车，用他的话讲，吉普车能爬山，能过水，什么路都可以跑，坐着放心。
我把许司令迎到太湖饭店的小山一号楼。
许司令见了我，说：“你是王晏，我在你们军招待所见过你。”
我说：“我们军的领导都北上了，把我们一些人留下来，坚持无锡市革委会的工作。”
许司令说：“我知道，是我的主意，是我让你留下的。”
我接着问他：“现在快中午了，要不您休息一下，等吃过饭我再向您汇报工作。”
许司令说：“我不饿，你饿你吃，我等你吃完饭再谈。”
我说：“那我这就向首长汇报。”
接着，我将二十七军北上时军首长交待的留在无锡的人与二十七军不脱钩的许诺，及留守的陈副主任说的，让无锡“支左”人员归到江苏省军区，“支左”人员都不同意等情况一一向他做了汇报。
许司令听完汇报，问我：“怎么，你在革委会不安心吗？不愿在无锡这里干吗？”
我忙解释道：“原来说是让我们暂时留下的。”
许司令笑着说：“革命就是夺取政权，再就是巩固政权。红军时候，打下一个地方，就要建立一个政权，派谁谁就得去，不去就要枪毙。”
我说：“军首长答应我们，先留在无锡革委会，以后随第二梯队回部队。”
许司令说：“回去干什么？哪里都是干革命，你们在无锡是革命工作，到二十七军去也是干革命工作，在哪里不都是一样。不要回去啦，哪里也不去，就在无锡好好干。有什么问题，我帮你们解决。”
我说：“感谢首长的信任。”
许司令说：“说的对，不信任你们能把你们留下吗？不相信你能让你负责无锡革委会的工作吗？搞好一个无锡市的工作比搞一个军的工作都重要。你谈谈，你们都有什么困难？”
我说：“现在无锡虽然成立了革委会，形势并不稳定，造反派之间的矛盾没有结束，苏南其它一些地方形势就更复杂一些。”
许司令说：“是这个问题。”
我又接着说：“在派性问题上，我们二十七军与驻无锡部队存在分歧，现在大部队走了，留下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干，面临的压力是很大的。”
许司令点点头。
我说：“再有，就是我们这四百个同志的归属问题，上级决定把我们交给江苏省军区，大家想不通。”
许司令问：“这是谁说的？”
我回答：“是我们军部留守处的陈副主任说的。”
许司令说：“把他找来。”
陈乙鸣很快到了太湖饭店，向许司令报到。
许司令问他：“谁告诉你无锡市‘支左’人员归江苏省军区？”
陈乙鸣答：“是南京军区党委和北京军区党委，两大军区党委决定的。”
许司令说：“我是南京军区的党委书记，怎么不知道这回事？”遂告诉秘书李文卿：“请杜政委讲话。”
李文卿要通了杜平政委的电话。
许司令问杜平：“无锡‘支左’人员归江苏省军区这事你知道吗？”
杜平回答说：“二十七军走的时候，军区当时定的， ‘支左’的人员，原则上归所在地区的省军区，苏南‘支左’的归到了江苏省军区。”
许司令说：“不行，二十七军与江苏省军区文革中不对头，他们去了不好工作。”
杜平答：“那好，我再研究一下。”
许司令对杜平讲：“把无锡留下的这四百个人归到军区机关，到司、政、后。”
打完电话，许司令对我说：“你们不到江苏省军区，归到军区机关。”又冲着陈乙鸣说：“你也不动点脑筋，让他们这些同志到江苏省军区，能搞好关系吗？”
陈乙鸣连说：“首长，我不了解情况。”
许司令又对我说：“王晏，你刚才说的不是没道理。这些问题处理好不简单，在这干不会太舒服了。革命就是这样嘛，舒服了还让你在这里干什么？现在部队正在调配干部，你们不要眼红，把工作干好，还是那句话，搞好一个无锡市比搞一个军都重要。地方跟部队不一样，工、农、兵、学、商，生、老、病、嫁、娶都得管，油、盐、酱、醋、茶，哪个也不能少，当一个地方的县长书记、市长书记不简单，有本事拿出来干。你在这里只准干好不准干坏，现在你们二十七军走了，有困难你跟我讲，你到南京中山陵8号找我，我不在就找李文卿。你在无锡当主任，我在江苏省当主任，咱们都是在地方干。你们的职务问题，你不要想这些事，也不要在乎谁是司令、军长，谁比你的资格老，地方不管那回事，官大的不一定就能把事干好，也不一定干好事。群众不会计较你不是军长、司令，就不重视你。”
接着，他问李文卿：“无锡有哪些部队？”
李文卿答：“师以上单位有炮九师、硕放空十五师、海航五师、工程兵三○八研究所、常州军分区、无锡警备区。”
许司令说：“通知他们领导明天过来，我给他们谈谈。”
第二天上午，驻锡师以上单位军政主官全部来到太湖饭店。
许司令说：“这次来无锡没别的事，二十七军走了，准备打仗去了，无锡‘支左’的这几百个人留了下来，由王晏主持革委会的工作。大家都要树立全局观点，我们解放军有两大任务，一是夺取政权，二是保卫政权，无锡这地方文革中闹得很凶，现在各派总算联起来了，成立了革委会，你们都要支持王晏的工作，以前部队之间有点分歧，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就不要记着了，要顾全大局，要安定团结。我现在是江苏省革委会主任，部队内还是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委会的工作主要让吴大胜他们几个干，我主要还是管部队。王晏现在主持无锡革委会工作，你们各单位有参加革委会工作的，回去给他们也讲一下，都要干好。现在地方上是我们当兵的说了算，当主任、当组长，地方很多老干部，原来当书记、市长，现在不让人家干了，人家能情愿不干吗？你们要理解这些事，把他们都团结起来，把事干好。”
说完，又问各部队的领导：“你们还有什么事谈一下？”
三○八研究所政委王琦松是位老红军，他发言说：“无锡位置重要，革委会代表的是地方政府，不是一个部队、一个单位的事，是全局的事，司令员，请你放心，我们会好好支持王晏同志的工作。”
炮九师师长鞠润生说：“现在我们也有几十个人在无锡各局当军代表，我们九师一定维护大局，支持革委会的工作。”
许司令说：“无锡是‘小上海’，鱼米之乡，以后我会经常到无锡的。今天王晏他们在这里安排好了饭，我陪你们在这里吃午饭。”
饭后，许司令跟我说：“你安排一下，我在无锡住两天，明天下午走。今天下午、明天上午，我见一下你们参加‘支左’的同志，再到你们军留守处去，看看家属小孩。”
我说：“好多人从小就知道你，只是没有看到过你。”
许司令笑笑：“我有什么好看的，黑不溜秋的。”
下午，在军部礼堂，许司令会见了无锡参加“支左”的全体同志，鼓励大家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第二天上午，许司令到二十七军留守处，与军机关、直属队的家属子女见面，照了相。之后前往八○师营院看望了留守家属，分别与官兵及家属子女合影留念。
午饭前，许司令提出，要和我们无锡革委会的几名同志照张像，我与革委会的姜润河、周厚华、孙江、张文治四位组长，在太湖饭店同许司令合影留念。
开饭时，许司令吩咐，把尤太忠、马杰的夫人找来，一起用餐。马杰夫人因去了市里女儿家，没能赶到，尤太忠夫人王雪晨赶来赴宴。
席间，场内气氛非常轻松。许司令很开心，喝了不少的酒。
饭后，许司令又对我说：“我回去跟杜政委商量一下，考虑一下把你们‘支左’的同志放在哪个单位。你在无锡大胆干，只要不搞歪门斜道的事，坚决按毛主席说的去做，对了是你的功劳，错了我负责任。”
我说：“只怕有时好心干不了好事。”
许司令说：“那是另说。我相信你在这里能干好。”
临走，许司令对送行的人员讲：“过几天我们又要见面了，毛主席号召解决南水北调、扭转北煤南运问题，省里要专门开会，那时再见。”
几天以后，南京军区政治部正式行文，决定二十七军留在无锡、苏州、常州“支左”人员的归属问题：
无锡的四百人归属炮九师，苏州的一百人归属坦克十师，常州的一百人归属高炮六十六师。王晏挂职炮九师副政委，曲言斌挂职坦克十师副政委，纪国会挂职高炮六十六师副政委。
一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无锡市第五届党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无锡市市委书记。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江苏省第五届党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江苏省省委委员。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七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我为无锡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从此，我的人生历程转道了。我下了战场来到了官场。战场上的枪声、炮声、厮杀声，慷慨激昂，这些都将听不到了。官场上的吹捧声、喧闹声、歌功颂德声，将会天天听得到了。战场上舍生忘死去争夺阵地，保住阵地，这种精神看不见了，官场上费尽心机，勾心斗角的去争权力，保名誉的事将会天天见到了。
我自认为我过了战争关，我是战场上的幸存者。未来的官场关，我的结局将是如何，还难说。
百里煤田八千兵
一九六九年十月，省革委会在南京汤山召开会议，贯彻毛主席关于扭转“北煤南运”的最高指示。
会上，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要求各地、市都要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军民齐动员，大力开发苏南煤田，彻底解决江苏省煤炭资源短缺的问题。各单位都向大会报了年产指标，苏州、常州等地的领导都不发言。
我同革委会副主任东林商量之后，叫他上台表态。
东林表态说：“我们计划第一年完成三十万吨煤的任务。”并讲：“我们无锡市六十五万人民就是用手扒，也要把这三十万吨煤扒出来。”
省的誓师大会结束了。无锡市革委会召开大会，落实开发江南煤田的指示，决定组建煤炭建设指挥部，要全市动员各条战线的优秀干部、精干力量到煤炭生产的部门来。
宜兴矿区原先开采的砺山、柏山、川埠、张渚四个煤矿，最初归镇江专区管辖，后又给了常州市，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接管宜兴矿区后，我们召开市革委会会议，专题研究部署煤矿开采问题。十月二十八日，决定成立市煤炭建设指挥部，全市总动员，从各条战线选拔精干力量到矿区奋战，打响了无锡“开发江南煤田，扭转北煤南运”的重大战役。由驻无锡的三○八部队指战员、产业工人和市公检法系统干部组成的支援煤矿建设人员，也先后离开锡城，来到川埠、柏山等煤矿，与煤矿工人并肩作战。
指挥部由南京工程学院毕业的唐锦山任总指挥，按部队编制，将下属矿、厂、院、队组建成团、营、连、排，生产指挥信息逐级下达。与此同时，市革委会筹集资金一百万元，集中人力财力，用于矿区建设。很快，善卷、金山、园田、清水潭、白泥场、小张墅、龙山等一批新的矿井先后兴建，钻探队、医院、矿机厂、煤矿中学等单位相继配套建成，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煤炭工业生产实体。
当时，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涨。为了抢进度、抢时间、要产量，工人们加班加点在井下作业，在“百里煤海、八千矿工”的战线上，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创先进学先进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天天保稳产，月月创高产。往往生产纪录刚由一个班组创下，第二天又被另一个班组打破、刷新。砺山煤矿九连工人曾创下了四人单头采煤七十七棚的优异成绩。当时采七十七棚煤，需要二百三十一根木料，三百零八块竹笆片，六百多个木楔，这些材料堆起来，有好几个立方米，七十七架棚原煤在井下有五十四米长，在井上能够装满五十辆解放牌汽车。四个工人在八小时里能够创造出这样的作业水平，如果没有冲天的干劲，没有顽强的毅力，没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可贵的团结协作精神，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到的。当年矿工们那种“身在井下三百米，胸怀世界三十亿”的革命豪情的确能够撼天地、泣鬼神。
煤炭开采中，指挥部注重指导工人们科学采煤，按煤矿的客观规律办事。为解决由于地质变化大，采面准备过早容易被压垮，准备迟了又接续不上的矛盾，矿区打破了过去采、掘分家的做法，专门安排了一个连队作为调整采掘接续的机动力量，使采煤、掘进两个环节紧密结合。由于受苏南地质复杂影响，掘进工作量大，采掘比高，采面又要经常搬家，而且煤柱留得多，浪费地下资源。通过实践，工人们逐步掌握地质变化的规律，采用双翼采煤法，放大了采煤工作面，大大减少了掘进工作量，降低了“采掘比”，从采煤一万吨最多需开拓掘进巷道663米，降到了360米。
市领导也十分牵挂煤田建设，先后多次深入矿区，逢年过节下矿井慰问一线矿工，关心他们的生活疾苦，改善大家的物资文化生活。当时市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每次上边来了新电影，第一场由市领导带着电影队先到矿区放，让工人们先睹为快。工人下井时，指挥部都要组织工宣队敲锣打鼓，给下井的人戴上大红花，送到井口。“先生产，后生活”，“采煤光荣，下井更光荣”成为许多工人的自觉行动。
一份辛苦一份收获。矿区五月份初见成效，川埠、柏山、砺山煤矿创造了日产2489吨原煤的纪录，省革委会为此向无锡市革委会发来了贺电。七月一日，矿区再创高产纪录，日产量达到4351吨，省革委会再次发电祝贺。
能够在那样的生产条件下，大干快上，创造出这样骄人的工作成绩，要归功于一线的采煤工人。他们当时完全出于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出于对无锡煤炭工业的赤诚，出于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支撑。他们将生命的激情、潜能做了尽情地释放和燃烧，去追寻生命意义的最大值。尽管当时条件简陋，工作艰苦，机械化程度低，职工福利待遇差，但你到了煤矿，听不到一声累，在井下听不到一个人叫苦，你看到的，听到的，是一个个都充满胜利喜悦的笑脸。因为大家体谅市里的难处，体谅国家的困难，大家知道有了煤才能炼钢，有了钢才能造机器，有了机器才能耕田，有田才能生产粮食，才会有饭吃，有衣穿。因此，大家感到下井采煤是件再光荣不过的事，能够在无锡、在苏南挖到了煤，更是一件可喜的事、幸福的事。
当时社会上喊得最响的一句话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活跃在煤矿开采现场的有驻军部队工兵连一个连的官兵，他们与挖煤工人并肩战斗。干部战士既宣传毛泽东思想，又身在一线参加煤炭开采，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官兵的双手，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官兵的身影。在当时政治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子弟兵的所作所为，影响感召着周围的人们，稳定了矿区的生产形势。
在“大战红五月”劳动竞赛中，砺山矿区涌现了“小老虎班”班长李战平、无锡市生产战线一面旗帜的砺山煤矿、“江南煤矿一枝花”的川埠煤矿等一大批先进典型，由煤矿工人心血汗水凝聚的“煤炭精神”，成为无锡工业战线宝贵的精神财富。
困难大，采煤工人的决心更大。煤矿工人的创业拼搏精神感动了无锡这座江南古城，感动了无锡每一个革命群众。
当时因交通不便，宜兴矿区开采出来的煤多数靠船舶经太湖运抵无锡。为解决运力不足问题，五月下旬，市革委进行全市动员，为煤炭建设献力量，及时将积压宜兴的煤运到无锡。很快一呼百应，大家推起小板车，一路浩浩荡荡，直奔宜兴矿区，在支援队伍中，多数是锡城的在校师生。有一天，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领着一个学生找到了市革委会，要求批准她的孙子参加运煤大军。老人领来的这位学生是他的孙子，刚满十七岁，市里当时规定只有年满十八岁，才能参加运煤工作。面对祖孙两人恳切的目光，拉煤指挥特许了他们的请求。
在前后三天时间里，五千余名师生动用一百辆小板车，从宜兴县向无锡突击运煤二百五十吨，有力地支援了国棉一厂等拳头企业的生产建设。也创造了无锡群众性生产运动的历史纪录。
到了一九七○年底，三十万吨原煤的生产指标如期实现。之后以每年十万吨产量稳步递增，一九七一年五月，无锡市煤炭基本实现自给，开始全面盈利。一九七二年产煤高达70.7万吨，成为无锡地区历史上煤炭产量之最。无锡因为煤炭建设成绩突出，也多次受到省革委会的肯定和表扬。无锡锡剧团编排了锡剧《煤田战歌》，讴歌煤炭工人战天斗地开采煤田的动人事迹，许司令看了演出后鼓励说：“你们煤挖得好，战歌唱得好！”
一九七一年底，镇江见矿区一年挖出了几十万吨煤，开始眼热了，跟煤炭指挥部领导讲，煤矿是在镇江管辖范围内开采的，属于地下国有资源，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开采一吨煤，需向出产地交一块钱的税，矿区三年产煤一百多万吨，应当向镇江地区交一百万的出产税，否则，矿上产的煤不准运出宜兴。在此之前，为密切与当地政府部门和群众的关系，煤炭指挥部先后给宜兴县无偿提供了五万吨的煤炭支援，还帮助他们建起了化工厂，陶瓷厂，发展工业生产。
指挥部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市里，我向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做了汇报。许司令态度很坚决：“当初他们开采不出煤，见别人开出煤，又红眼了，不要给他们。”
镇江革委会见我们不肯交税，派收税的人守住宜兴船运码头，阻挠煤矿运煤。煤矿工人纠察队，为了维护正常的工作生产秩序，就把这些人全部赶了出去。
镇江革委会便将无锡市革委会告到了省革委会那里。
吴大胜和另外两位领导把我找去，批评我不交税是错误的。我同他们说：“别的单位采煤，都由省里拔款，我们无锡是自筹资金，在宜兴采煤，也是省革委会定下的，这个钱我们不能交给镇江。”
吴大胜说：“路归路，桥归桥，投资是投资，交税归交税，这是国家的政策，必须要交。再说，你们这几年煤矿效益也很好，也盈利了，交税也是自然的事嘛。”
我正与几位领导谈着话，许司令进来了。见我在会议室，就问我：“王晏，你来干什么？”
我忙起身说：“我来向几位领导汇报工作。”
许司令问：“有什么事吗？”
吴大胜说：“无锡的煤矿用的是镇江的地盘，镇江给省里打报告，要他们按规定交税。”
许司令有些生气地说：“交的哪国的税？资源都是国家的，无锡开矿开的是国家资源，都是为了国家工业生产，凭什么要向镇江交税。”
吴大胜说：“国家有这个规定，开采一吨煤，要向出产地交一块钱的税。”
许司令说：“那是什么时候的规定了，国家不是早就不执行了吗？要交税，也是向省里交，向国家交，也不能交给镇江。”
吴大胜又说起那句话：“路归路，桥归桥，投资归投资，交税归交税。”
许司令说：“你这个吴大胜，你给我说说，什么叫路，什么叫桥？镇江采不出煤，让人家无锡采，无锡弄出煤现在硬叫人家交税，成了《打渔杀家》的教师爸一样，学会收渔税子啦！这不是鞭打快牛吗？”
吴大胜嘴里还嘟噜着，说税总是应该交的。
许司令又转向我说：“这个税不用交。”
其他几位领导半笑不笑地说：“按司令说的办。”
吃过午饭，吴大胜约我到大院里，对我讲：“老王，有些事以后不要给许司令讲。”
我说：“那不对，他是书记，怎么可以不给他讲呢？”
吴大胜用手拍拍我的肩：“你这个同志啊。”
煤炭战线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蓬勃开展，不但促进了煤炭生产的发展，而且也锻炼了矿工队伍，造就了一大批工人骨干、工作骨干，培养了许多党的优秀基层干部，提高了他们的组织、指挥生产的素质和能力。此后，这批艰苦创业的工人干部，在无锡市各条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无锡工业建设的中坚力量。
煤炭工业是一个能源工业门类，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微观经济效益不高。客观上无锡地区赋煤地层复杂，煤层极不稳定，开采难度大。但是，我们重视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无锡煤矿在生产条件差、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创造了一个作业面日产四千多吨煤的生产纪录。
无锡煤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废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煤矿工人所经历的艰辛磨难，团结拼搏所创造的巨大的物资财富和精神财富，无论何时都是不能抹杀的，应当后人铭记的。
四郎中巷的房子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和姜润河到华北看望二十七军首长。我们从上海乘飞机到北京，军部派汽车到机场把我们俩接到河北宣化。
当晚，军长尤太忠、政委马杰为我们举行晚宴，在家的首长都参加了。虽然才分别两个月，见面后还是十分激动，十分热情。
饭后，尤军长、马政委与我俩交谈了很久。我们向两位首长汇报了无锡的工作情况，谈到大家都想回老部队的事、职务调整问题，两位首长说了许多安慰我们的话，并表示有机会向南京军区的首长谈一谈。
第二天，尤军长乘辆吉普车带我俩到了内蒙二连浩特看北国风光，那里驻守着七九师的部队，在边防线上，能够清楚地看到外蒙老百姓。
军长带着我们俩正在边防线上走着，军司令部来人报告说，接到无锡市革委会电话，要我和姜润河赶快回无锡，说有要紧的事。
在宣化住了一宿后，尤军长为无锡革委会几位副主任每人赠送一套“五皮”军装，打了两个包，并亲自带车，一直把我们送到了数百里外的长城脚下，才淌着热泪与我们握手告别。我和姜润河内心十分酸楚，永远忘不了同老首长并肩战斗的峥嵘岁月。
军司令部给北京军区接待处打电话，为我们订好了到上海的机票。当晚十二点钟到了北京军区招待所，在那里住到天亮，第二天上午，我们从北京南苑机场乘飞机到达上海虹桥机场。
下了飞机，无锡市革委会的杨秘书已带车等候在那里。杨秘书见了我，压低声音说：“叶群来无锡啦。”
叶群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林办主任。听了杨秘书的话，我的心情很兴奋。
“伏尔加”轿车拉着我们一路急驰，到无锡后姜润河先下了车，我与市外事组长袁景明直奔叶群所在的太湖饭店小山一号别墅。叶群从苏州来，当时林彪在苏州休息。叶群此行带了四个人：保卫干事、工作秘书、驾驶员、服务员。
我到了叶群住的套房接待室外，外事组长告诉叶群的秘书，说我已从北京回来。秘书通报后又走出来，客气地告诉我们请等一下。
过了有二十分钟，伴着一阵化妆品的味道，叶群从套房走了出来，秘书把我向她做了介绍。
叶群笑容可掬地握着我的手：“王主任，太不好意思，听说你到内蒙老部队去了，耽搁你们重要的事情了。我这次来，也没什么紧要的事，来无锡住两天，看看首长原来住的房子的情况。首长过几天准备来无锡住住。”
接着，我陪她在接待室坐了十多分钟。叶群问我这次去二十七军，见到尤军长了吗？身体好吗？
我一一作了回答。之后，我问她的活动如何安排，有什么指示。
叶群说：“无锡的风景很好，上次毛主席在无锡住的时候，我陪林副主席来看望毛主席来过一次，那次没有时间玩，这次来了，想到景区看一看。”
我说：“无锡春秋天气候很好，景色不错。不过现在是冬天，景色差一些。”
叶群说：“那就随便看看。”又说：“二十七军到北方后，家属子女还留在无锡，抽时间过去看一看，还有你们参加‘支左’的同志、二十七军留守处的同志，他们都很辛苦，我都去看看，其他部队就不去了。中午你把尤军长、马政委的爱人请来，我们一道吃个饭。”
我说：“谢谢首长关心。”
叶群又吩咐我：“请帮我准备几箱毛主席语录，我送给同志们。”
当天中午，我在蠡园饭店请叶群及尤太忠夫人王雪晨、马杰夫人王金美、二十七军留守处的陈乙鸣，共进午宴。外事组组长袁景明坐陪。席间，叶群不停地给坐在左右的王雪晨、王金美两位夫人夹菜。
第二天，我陪着叶群乘坐她的专车，与尤、马两夫人一起，到太湖蠡园、鼋头渚、梅园三处景区游览。叶群乘坐的专车叫“海霸王”，美国特制的国家元首用车，里面装有全自动系统，具有防弹、防撞击功能，底盘非常低，人坐在车里半卧着，车外看不见人，车重达十吨，车轮运行时能够根据道路情况自动调整高低，跑起来十分平稳。当时，中国只此一台。
第三天早饭后，我陪叶群先到了二十七军留守处，在大礼堂门口，家属小孩、参加“支左”的部队干部、二十七军留守处的官兵早已等候在礼堂里。
见叶群下了车，礼堂里响起了热烈掌声。叶群走到舞台上的主席台前，站在那里一直没有下坐，也不讲话，只是对着麦克风一连喊了十多个口号：
“向英勇善战的二十七军学习！”
“向忠于毛主席的二十七军学习！”
“向屡建战功的二十七军学习！”
“向‘三支两军’的同志们学习！”
“向二十七军的家属姐妹们学习！”
“向二十七军的小朋友们学习！”……
尔后，让工作人员抬来几箱毛主席语录，赠给到会人员，每人一本。
接见完毕后，叶群又来到二十七军家属宿舍，看家属的住房。先是去了尤太忠、马杰等军首长家，又走向政治部宿舍，来到我家里。正赶上二女儿爱平在家，二女儿性格活泼，在学校学过歌舞，叶群抚着她的头，问多大了，在哪读书，之后又问会不会唱样板戏，我女儿答会唱。叶群让她唱一段听听，二女儿没有怯场，一字一板地向叶群及在场的人唱起了京剧《红灯记》:“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
叶群听了连夸唱得好，并与我们全家合影留念。
接着，叶群跟我讲：“首长现在苏州，原来在无锡有所房子，下午让工作秘书过去一下，看看房子马上可以住吗？”
叶群说的这所房子在当时无锡市的四郎中巷，是旧时一个资本家小姐的绣楼，主楼有三层高，四楼是阁楼，整个院子是座花园，十分幽静。林彪每年来无锡，都是住在这所房子里。当时他住在一楼，叶群住二楼。林彪在平型关战斗中负了伤，伤到了神经，怕风、怕水、怕光、怕高言，喜欢清静。屋里的窗帘都要搞两层，将外面的光彻底遮住，一天到晚屋里开着灯。室内的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偏低，要始终保持在24℃。
市革委会外事组长袁景明陪叶群秘书，到四郎中巷看了房子。回来说，文革以来房子好几年没使用，看不出来能不能马上住，水、电、暖需要检查一下。
叶群说：“我回去商量一下，如果首长来，提前通知你们准备好。你们等通知。”
叶群在无锡住了三天后，回到苏州。
叶群走后，袁景明吩咐职工把房子彻底清理、检查了一番，水电没问题，只是暖气不行，始终达不到22℃以上。不几天，林彪女儿林豆豆来了一趟，我当时去煤矿检查工作，政法组长张文治陪同她看了一下房子。林豆豆说，今年不能住，首长就不来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袁景明到我的办公室，向我请示：“咱们把主楼旁边的平房拆了，在院子里造幢平房吧，林副主席每年都要来，旧楼设施都老化了，条件太差。”
我跟他讲：“也可以，你先拿方案，咱们研究一下。”
几天后袁景明拿来设计图纸，拟建两个单元套房，为了备战在房间下面挖个地下室防空。当时，为了备战，全国城市机关、工厂、学校、军队办公室、厂房、宿舍内，都要挖防空洞。这个平房约三百平方米，预计费用三十万左右。
这件事除了我和袁景明、姜润河三人，其他人都不曾说过。
图纸搞好后，我专门到省革委会向吴大胜报告。吴大胜同我一起，把图纸送到许世友司令住处。在场的还有军区的吴仕宏副司令、肖永银副司令。他们看了图纸后，都表示同意。许司令对我说：“这件事既然办，就要办好，不要马马虎虎。注意要保密。”
从南京回来后，我同姜润河商量了一下，为了安全起见，决定请二十七军工兵营担任施工。房子于一九七○年十一月顺利竣工。
一九七○年冬，林彪又到苏州。我给苏州革委会主任曲言斌打电话，让他报告叶群，四郎中巷的房子已经盖好，能否派人来看一下。
很快，林彪的副官和随行的通信科长、警卫科长来到无锡，对房子的水电、暖气及全部设施认真查看了一遍，感到满意。
一九七一年初春的一天，林豆豆与警卫科长来无锡讲，首长有事要提前回京，今春不能来无锡了。
从那以后，林彪不曾到过无锡，这个房子林彪也不曾住过。一九七四年六月“批林批孔”时，张春桥为此房命名“地下行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是我的一条罪状。
十万乡亲到苏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学停止招生，工厂停止招工，部队也停止招兵，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一九六九年十月，省革委会召开“备战备荒”会议。专门就上山下乡工作做了部署，无锡市当时城市人口七十万人，要求下放缩减的指标是十万到十五万。无锡市工业“三线”在苏北，人口疏散挂钩地区是盐城专区的滨海、建湖、响水、射县、大丰、东台六个县。
十月二十八日，无锡市革委会在市的灯光球场，召开了五千人参加的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各区、局、街道、公社的革委会负责人全部参加了会议，会上下达了上山下乡任务，成立了上山下乡指挥部，由无锡人武部部长姜毅峰任总指挥。要求居民在学习上级文件的基础上，自觉到各厂矿班组、居委会报名，经批准后，由居委会敲锣打鼓向申请人送报喜信，便成为上山下乡队员，由市里统一安排送往下乡地点。
群众对上山下乡的积极性非常高，唯恐落后了遭大家看不起。市里的动员大会结束后，军管会里就有不少同志提出要求，要首批上山下乡。副主任马健提出老家在苏北，愿意回老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本人也提出到农村“广阔天地”的请求。我们的请求都没被批准。当时，上山下乡对象主要有五种人员：
一是从家门到校门、进了机关门的“三门”干部，“文革”中靠边站的编余干部；
二是老师、医生、演员等没有接受过劳动锻炼的知识分子；
三是无正当职业、市里的闲散人员；
四是城市知识青年，主要是六六、六七、六八年毕业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
五是少数受到管制的人员。
无锡市第一批上山下乡人员于十一月十日离城赴苏北，共计一万二千余人。市革委会在体育场组织了二十万人的欢送大会。下乡人员人人兴高采烈。
欢送下乡人员的车辆到了南京，南京组织的欢迎、欢送人群早已等候在南京大桥上，吴大胜等省革委会领导出来迎送。
到盐城六县的知青和下放干部，多数在劳动生产第一线，在农村安了家，插队落了户，也有的分配到了厂子里做工，有的在农村小学当了老师。
从一九六九年的十一月十九日、二十四日、三十日，十二月七日、十七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三十一日，共有八批计八万名无锡下放干部、城市居民及知识青年到苏北农村。在此后的一九七○年一月十五日、二十日、二十四日、三月二十八日、四月十日、十八日、五月十三日又有多批城市居民赴苏北插队。这样，无锡全市前后下放知识青年4.3万人，下放干部1万人，下放城市居民7.5万人，上山下乡总人数达到了14.8万人。
上山下乡人员所在的六个县，当时除了大丰、东台农村生产条件好一些，其他几个县相对都较贫穷，有的生产队一个劳动力一天挣六分钱，大家戏称一个男子汉劳动一天挣不了一个鸡蛋，一个鸡蛋当时卖八分钱。多数下放人员在农村生产非常艰苦，有的地方由于资源紧缺，当地自然条件差，地里庄稼欠收，农民们吃饭都成了问题。为使下放农村人员安心当地生产、生活，市里各系统、各部门每年都要在春节、中秋节，分别前往六县进行慰问，为下放人员送钱、送衣、送粮。
一九七一年国庆节前夕，我到射阳、滨海慰问过，为两县分别带去了三百万元的钱款，走访了几个知青点。
从一九七三年开始，部分下放人员根据有关政策陆续返城。后来也有不少人在苏北的贫瘠大地上艰苦创业，在苏北扎下了根，安下了家，有所建树，成就了一番事业。
回过头来全面地仔细来看这件事，总的讲是得不偿失的。城市广大的知识青年、事业单位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和边远地区，经受了锻炼，为开发、振兴祖国的广大农村做出了贡献，但是，大批干部、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耽误了他们在各项专业及科学文化方面的学习研究，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了很大损失。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出了大量经费，青年的家长及部分地区的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这些都是当时的决策层始料不及的。
把太湖围了三万亩
六十年代末，中央提出农业要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的口号，全国掀起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建设热潮。山西昔阳县的大寨大队，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学大寨活动在我国广大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各地都在开荒造田，有山的向山要田，有水的向水要田。
为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一九六九年一月，无锡市组织105人的代表团，赴山西大寨村参观学习。大家在大寨亲眼目睹了当地群众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在山地垦荒造梯田，种粮食，干得热火朝天的壮举，都被大寨人那种战天斗地的精神所感动。
无锡市有十八万农村人口，按标准需要粮食一亿斤，而当时年产粮食八千万斤，仍有两千万斤的口粮缺口，粮食不能完全实行自给。大家感到，大寨大队地处山区，他们开垦荒地，在山上造梯田，无锡濒临太湖，水多地少，可以向水进军，向水要田，向水要粮。
于是，从这年春天开始，郊区沿太湖的一些大队，在大箕山、小箕山和五里湖等地，开始将临湖的几千亩废旧渔塘围起来，垦荒造田，种植上水稻。但这些仅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两千万斤的粮食缺口问题。这样，大家产生了围湖造田的想法。
不久，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无锡检查工作，我们向许司令汇报工作时，提出围湖造田的事。许司令说，这个办法好。当场决定支持这件事，责成郊区革委会钱挺军和吴钊两位副主任全权负责实施。
接着，郊区革委会召集十个公社、七十八个大队的基层干部开会，就围湖造田进行了研究。决定任命钱挺军为围湖造田总指挥，郊区革委会副主任、马山公社书记吴钊任围湖造田指挥部书记，按照各公社人口多少抽调劳动力，分配劳动任务。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围湖造田战幕拉开了。郊区各公社按军事化编制，都成立了连队，小的公社每连一百多人，大的公社每连二百多人，由公社第一、二把手带队，约有三千人，吃住在马山，昼夜奋战。当时，凡参加工程建设的群众，全不计任何报酬。大家的口号是：
“毛主席挥手我进军，
围湖造田干革命。
风口浪尖练红心，
备战备荒为人民。”
一九七○年国庆节，市革委会从全市抽调精干力量，组织了千船万人大会战，驻军三○八部队官兵也积极参战，帮助造田大军制造门桥。年底，经过多次扩展，马山脚下两条蜿蜒的大坝围湖成功，大坝上宽12米、下宽15米，东坝长达6500米，西坝长1300米，3万亩水面面积基本形成。
至一九七一年春，围湖造田工程告以段落。
马山原本是一座孤岛，解放前，太湖游击队在此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建国后，马山历经苍桑变迁，先后划归震泽、吴县、宜兴、武进、无锡县、无锡市郊区管辖，与当地其它地方比，经济欠发达。围湖造田后，这里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粮食产量连年增长，逐渐成为无锡的一座“米粮仓”。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当地政府对三万亩“粮仓”进行开发利用，先后建起了许多工厂，成立了不少公司，成了集绿色农业、手工业、制造业、旅游业为一体的“无锡特区”，成为一只经济效益较好的“聚宝盆”。
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现在来看，围湖造田是在全国大搞农业基本建设、学大寨的时代进行的，因势而发，当时的出发点是好的，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造福了一方百姓，也深得当地群众的支持和赞扬。但从国家的全局来看，是欠妥的。事事要两面观。
迎接西哈努克亲王
一九七一年二月中旬，省革委会通知，柬埔寨国家元首、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二月下旬将到无锡正式访问，让我们做好准备工作，国务院外交部随后将派人到无锡布置接待工作。
二月二十日，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先期到达无锡，布置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工作。仲曦东原是九纵的政治部主任，解放后任驻坦桑尼亚的大使，是我的首长，很早就认识。他跟我讲，接待外宾来访工作，国务院、外交部有规定，什么样的人来访，以什么名义来访，以什么样的规模接待，都是有规格的，不可以随意，更不可以马虎。
西哈努克亲王此次来华访问非同寻常。西哈努克是柬埔寨世袭的王子，早年就读于法国一所大学，学的是建筑系，本人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喜欢驾驶，汽车、飞机都能开。一九七○年冬，时任统一战线主席的西哈努克带着大臣及家人，前往法国、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访问途中，国内反对他的势力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发动了政变，向民众宣布废除他这个国王。柬埔寨回不去了，成了流浪国王的西哈努克开始准备投奔苏联，苏联没有接受他。其它的亚洲国家更不接受他，西哈努克最终想到了社会主义中国。中、柬一直是友好邻邦，当时，两国在经济往来上也曾有过某些分歧，但面对这位老朋友，毛主席、周总理中央领导，决定向这位亲王伸出友谊之手，中国仍承认他是柬埔寨的国家元首，欢迎他来华访问。西哈努克非常高兴，为此自己填词作曲，专门创作了一首《我的中国心》的歌，表达对中国人民及中国领导人的感激之情。
由于当时处在文革时期，全国许多地方局势还不安定。无锡形势比较稳定，经济发展势头好。因此，中央安排他到无锡来访。
中央决定，按国家元首的规格接待西哈努克。总的原则要热情欢迎，盛情款待。并就有关事项做了强调：
(1)西哈努克亲王来访的新闻《人民日报》见报，中央广播电台播报；
(2)组织二十万人夹道欢迎；
(3)以市革委会主任的名义举行三级国宴；
(4)举行一次文艺晚会；
(5)参观工厂、游园半天，彩船游太湖半天；
(6)市革委会主任及夫人(可找代理)全程陪同；
(7)宾主互赠礼品；
(8)中央电视台拍十到十五分钟的新闻纪录片，公开放映。
任务下达后，无锡市革委会把迎接西哈努克来访的准备工作，当成了重大任务对待。
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西哈努克亲王携夫人莫尼克公主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中国驻柬埔寨大使康矛召及夫人陪同下，乘专列抵达无锡市，在《我的中国心》的欢迎曲中走出车站。
前面是八辆摩托车开道，紧随的是十八辆轿车编成的车队。元首及夫人与当地领导及夫人乘两辆吉姆车，其他客人和陪同人员依次乘车行驶。
从无锡火车站到亲王下榻的太湖饭店小箕山别墅，沿途二十万群众穿着节日盛装，手执鲜花，高呼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口号夹道迎接。
当晚，无锡市革委在太湖饭店举行了盛大国宴。国宴开始，按照规定先由我致欢迎词。西哈努克亲王致答谢词。宾主互相敬酒，气氛热烈。
国宴之后，文艺晚会开始。晚会有无锡歌舞团演出的革命舞剧《红色娘子军》、苏州评弹、江苏省歌舞团的著名演员演唱《我的中国心》。亲王听到演员们唱起了由自己创作的歌曲，更加欢欣鼓舞，他也一起唱起来。
当晚，西哈努克亲王下榻于毛主席曾住过的锦园别墅。
第二天上午，亲王畅游太湖。在西五里湖风景区，一百只彩船在湖中自由荡漾，飞舸争游。有的船上搭起了戏台，演出《智取威武山》、《沙家浜》、《红灯记》、《白毛女》等剧目，湖边的山坡上，成千上万的儿童挥舞着鲜花，向贵宾致意。
中午，亲王和全体贵宾在渔庄公园共进野餐。在这里，欣赏着青山绿水，湖光流影，品尝着美味佳肴，亲王吃得津津有味。
下午，西哈努克亲王一行又前往梅园、惠山公园游览。一路上对无锡的自然风光赞不绝口。
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亲王及夫人来到了惠山泥人厂。亲王见工人们塑造泥人动作十分娴熟，感到新鲜和好奇。一位老工人见亲王站在旁边，几分钟工夫，现场做了一尊亲王的塑像送给他，努克亲王高兴得合手致谢。泥人厂又把事先塑好，表现柬埔寨工农兵武装保卫祖国的大型泥塑赠送给他，亲王答谢笑纳。
下午，我又陪亲王一行前往无锡缫丝一厂。西哈努克对中国蚕丝工业进行了认真的参观询问，并走到车间里，与纺织女工们握手问好。
回到太湖饭店，中柬双方互赠礼品。无锡送给亲王的有三件礼品：一套无锡泥人、一套宜兴紫砂茶具和一套亲王本人在无锡活动的相册。西哈努克亲王送给无锡陪同人员的礼品是每人一副精致的鎏金铜牌，上边用中柬两国文字写着“中柬两国人民友谊万岁”，下面是亲王的签名和时间。
当晚，中外宾客共进晚宴后，无锡党政军陪同人员送中央、省革委会领导和西哈努克亲王到无锡火车站，乘列车到南京访问。
西哈努克亲王走后不久，外交部打来电话，转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称我们的接待工作非常成功，游太湖、游园、参观工厂等组织得都很好，动员了那么多群众，那么多船只、车辆，整个过程十分安全，国务院、周总理都很满意。同时，外交部也指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的欢迎宴会标准高了一些，按规定，中国当时最名贵的四种菜肴燕窝、鱼翅、海参、鲍鱼，三级国宴用一到两种就可以了，我们那天全上去了。因为不是用钱多少问题，这是个礼遇规格问题。二是省革委会副主任占了东道主的位置，这在外事活动中是一种失误，一切活动都要见报、上电视，都要公诸于众的。有道是外交无小事。
这位省革委会副主任在无锡抢了我的位置，本来应该觉悟自己的行为有过。但是，当努克亲王访问南京时，他还是厚着脸皮抢许司令的位置。当天的《新华日报》报道亲王到南京参观长江大桥时，努克亲王、莫尼克公主与许司令和夫人田普，在大桥合影时，省革命会副主任把许司令挤到一旁，不在画面里，他与亲王照相。照片上报后，人们议论纷纷，省宣传部把当天的《新华日报》收回作废。应该讲这个事故不算小，因为这是外事活动。许司令有次会议上批评他“出风头、抢镜头、栽跟头、吃苦头。”
西哈努克念念不忘无锡的山水景色，五月份，经周总理同意，他再次对无锡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私人访问，同行的有他私人的法国少将医生、柬埔寨政府大臣及其亲属。
两万七千毕业生留城
一九七一年夏天，许司令带着江苏煤炭指挥部副指挥傅喜峰、工程兵柴司令、秘书李文卿到无锡检查工作，住在太湖饭店的小山一号房。在这里，许司令召集苏南的地、市负责人开会。我与苏州市委书记曲言斌、苏州地委书记刘金山、镇江地委书记王克飞、常州市委书记纪国会参加了会议。
许司令听取了几个地市的工作汇报之后，接着对抓好工农业生产、开发苏南煤田等工作做了重要指示。他问镇江地委书记王克飞关于煤矿开采收税的事，王克飞打哈哈说，那是宜兴当地造反派干的。许司令严肃指示，无锡在宜兴挖的煤，你们镇江要他每一吨交一块钱的税，这个主意是谁定的？以后谁也不准收。
会议结束后，其他几位书记乘车回去了。下午，许司令要我陪他到马山去了一趟，围着开垦出的几万亩稻田走了一圈，看到围出来的稻田庄稼长势很好，他十分高兴。但很快又对我讲：“你们无锡粮食产量不如苏州，在粮食生产上你不如刘金山搞的好。”
苏州的粮食产量，当时在全国是数第一，他们创造了“吨粮田”。
趁这个机会，我对许司令讲，无锡市上山下乡任务比较重，知青下放在苏北，矛盾非常多，生活也很困难，不少城市青年不愿留在苏北。为了解决下放知青在农村的生活问题，无锡每年都要向盐城每个县拿出几百万元的钱作为补贴，几个县加起来，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马山是无锡市的“小三线”，市机关各部、局在马山都分有稻田，这里现在劳动力不足，市革委会想把一部分知青下放到马山，把这里开垦出的一部分稻田给知青们种，不知可不可行。
许司令说：“你这个想法不错，这些新开的水田能安排不少下乡知青，既能种稻子，也可以养鸭子、养珍珠蚌，一亩地养三个人，十亩地就养活三十人，一百亩就是三百人，有三万亩地就能养九万人。”
我又跟他讲：“当前无锡工业生产的形势不错，但有一个问题比较突出，文革之后的五、六年时间，工厂一直没有招过工，现在纺织厂的不少工人年龄大了，影响生产。纺织行业要求工人眼明手快，厂里许多老工人已经过了五十岁，眼力不行了，在车间生产，线头接不上，影响产品质量。我们想把这些年龄大的老工人替换下来，让市里这几年毕业的知识青年进厂接班，这样对生产、对青年、对家长都有好处，不知道行不行？”
许司令说：“现在很多事情省里也没法答复你，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你们干就是了。”
紧接着，市委常委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赞成。之后，又召集全市区、局干部会议，宣布了常委会决定。大家一听也很高兴，对这一做法也都十分支持。市里很快制订了招工方案，决定把六九、七○、七一年“新三届”毕业生，共两万七千人重点分配到市煤炭、纺织、缫丝、电子行业及马山等单位。
八方来客
自一九六八年四月成立革委会后，无锡市的形势基本稳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工农业产值稳步上升。
特别是西哈努克的两次来访，给了无锡人民极大的精神鼓舞，大家普遍感到，在当时这种形势下，中央让一国元首来无锡考察访问，是对无锡各项工作的肯定，是对无锡人民群众的信任，工人农民焕发出较大的工作热情。加上两万多名知识青年分配到各个厂矿企业，使许多厂矿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广大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劳动建设的积极性增强了。
从一九七○年起，在工业生产中，无锡市先后取得了多项革新成果，有的科技发明，在当时国内都属于领先的项目：
一九七○年初，国棉一厂的工人发明了无梭喷气织布机和万次钢铃；
一九七○年六月，电容器厂制造178台专用设备和四条联动线，使大量的手工操作变为机械化生产；
一九七○年六月下旬，市布伞社电视机试制组，试制成功十四英寸及十九英寸电子管黑白电视机各一台，是无锡工人制造出的第一代电视机；一九七三年四月，国家四机部确定在无锡定点生产黑白显像管；
一九七○年九月，柴油机厂、机床厂和江宁机械厂等单位，参加研制的直六飞机试飞成功；
一九七○年十二月，锅炉厂试制成功三十五吨电站锅炉；
一九七○年十二月，造船厂自行设计制造成功全水泥结构的大型浅水客轮；
一九七三年七月下旬，无线电厂制造出性能优良的半导体和单晶硅。
此外，还有缫丝厂生产出的“8A丝”，树脂厂研制的“还氧树脂”，机床厂生产出的15米长“龙门刨”，柴油机厂研制出的800匹马力船用柴油机……
在一九七○年前后，全国许多地方都还在搞武斗，社会还处在无政府主义状态。无锡的工人不仅恢复了生产，而且还创造了新科技、新产品，这是难得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叶剑英元帅，徐向前元帅，粟裕大将，王树声大将，许光达大将，总政李德生主任、沈阳军区陈锡联司令员，兰州军区韩先楚司令员等，相继来无锡参观。一些与我国友好的国家、政党、群众团体和国际友人，也纷纷来无锡访问。仅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除西哈努克亲王两次来锡外，澳大利亚副总理、罗马尼亚参谋长率领的军事代表团，朝鲜代表团、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越南代表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治局代表团及三十五个国家的驻华使节、美国友人马海德，还有我国著名人士李宗仁、程思远、溥仪、顾毓秀、缪云台等，也先后到无锡参观访问。这许多国内外来宾相继到无锡来，是因为这里的社会安定了。
后来，我接到周总理的指示，指示我在无锡安排好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吴作人和著名画家朱屺瞻、程十发、钱松喦的安全，并要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周总理为无锡开脱
一九七一年，市革委会在马山进行围湖造田，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不但粮食增产增收，同时，也解决了城市无业人员就业、知青下放等问题。太湖周边有的县市，也效仿无锡，搞围湖造田。
张春桥指责无锡搞围湖造田，稻田增加了，太湖湖面缩小了，直接影响到了上海，提高了黄浦江的水位，骇人听闻地讲，若是遇上雨季，要发生水灾。他要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追查这件事。
李先念大为恼火，把水利部军代表张文碧、长江水利局主任林一山找去，生气地说：“无锡有个王晏，此人好大胆！竟敢私自把太湖围了两万亩，你们去查一查。”
两人很快赶到了无锡。
长江水利局主任林一山抗战时任我们胶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是一位水利专家。水利部军代表张文碧抗美援朝时期在二十七军任副政委。两人与我都见过面，张文碧把李先念的话向我和盘托出。我一听，也深感事情重大。忙向两人解释，我们搞围湖造田是在响应中央提出“农业学大寨”的精神进行的，张春桥说太湖的水要将上海淹没纯属蛊惑人心，施工前，我们曾请水利部门测算过，所围的三万亩水面的水分摊到整个太湖中，水位升高的指数微乎其微，除对无锡局部稍有影响外，并不影响太湖整体的防汛工作。
两人讲，我们调查一下再说吧。第二天，他们就沿太湖一路向东搞调查去了。
调查完了，张文碧把情况向许司令通了气。
许司令说：“我知道这事。”
张文碧说：“没有什么事，王晏围湖造田为了生产，还能比搞武斗坏吗？”说完就回北京了，将有关情况报告给了李先念。
此时，张春桥又向李先念通报，无锡违反国家劳动定额制度，不向中央请示，私自将无锡三届的两万七千名中学生分配到工厂，留在城里。
事情通了天，闹到中央去了，我方知非同小可。
李先念向江苏省革委会的吴大胜查问此事。吴大胜把我找到南京，见了面就斥责我：“你眼里看不起我们，中央你也看不起吗？省里的话你不听，中央的话你也不听吗？”
我反问他：“中央的话我什么时候没有听？”
吴大胜说：“你不请示，不报告，把太湖围了，把两万多学生留在城里分配，这还不是问题吗？”
我说：“我们搞围湖造田、把毕业生留城工作，都是响应中央的号召，都是为了发展生产。”
吴大胜说：“你这个同志啊，就是不谦虚。”
有一天，许司令打电话要我到南京他那里去。事先我不知道周总理在他家。吃中午饭的时候，许司令喊我到楼上餐厅，我见到了总理。我向总理敬礼，总理在北京见过我。席间，周总理问我无锡的一些情况，我做了汇报。总理提起我们围湖造田及毕业生留城的事，许司令对总理讲：“无锡的知青去了苏北，在乡下也不安心，每年还拿千把万去补贴，无锡的田少，每人只有四分地，他们请示我在太湖边上圈一点地，解决这些人的吃饭问题，我同意他们这样干的。还有那些学生留城分配问题，上边也没个政策，厂里工人老了，需要接班的，王晏这事也跟我说过。”
周总理说：“这两件事出发点都是好的，别的地方都在搞武斗，无锡形势稳定得早，许多工作做的很有成绩，许司令员都知道的，现在看结果也很好。别的单位有点反应，不去说它了。马山保持现状就不要动了，蠡湖、五里湖里把水放进去，做为内塘养鱼，这样不破坏原来景观。”
停了一下，周总理又说：“知识青年留城这件事，你们许司令讲了，进了厂大家都高兴，学生满意，家长满意，工厂满意，这不是皆大欢喜的好事吗？既然是好事，也就这样吧。”
美龄宫里秘密会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在中国大地引起了很大震动。党章法定的接班人林彪竟然谋害毛主席，事情败露后叛国出逃，机毁人亡，这让当时中国的老百姓不能理解，深感震惊。同时，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也让“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毛泽东，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之中。
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大多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雨洗劫后，不少开国元勋被折腾得七零八落，培养新一代接班人问题，迫在眉睫地摆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面前。
经过一番权衡，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毛泽东最终选择了“根红苗正”的上海造反派司令王洪文。造反起家的王洪文此时年仅三十几岁，比较年轻，又当过战士、工厂干部，文革中与张春桥呼风唤雨，在当时“打倒一切”的中国政坛已暂露头角。
一九七三年五月下旬，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工作。王洪文堂而皇之地成为林彪叛逃后，毛泽东选拔和准备培养的接班人。在八月三十日召开的党的十大上，王洪文当选为党的副主席。江青、张春桥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将王洪文拉到自己一边，结成了“四人帮”，势力不断得以加强，开始筹划篡党夺权的新阴谋。
王洪文凭着造反的本事，提到党的副主席的高位，自然让党内、军内的老一辈革命家们心生愤懑。“四人帮”一伙深感来自军队的阻力比较大，出于对军权的觊觎，企图搞乱军队，乱中夺权，便利用“批林整风”机会借题发挥，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及许世友、李德生、韩先楚等军队高级干部。
江青、张春桥又借势发力，向毛泽东进言，军队好多单位盖子揭不开，建议把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一下。
十月末的一天上午，无锡市委接到省委紧急通知，要我当天赶到南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不带随员，晚饭前准时在省府大院集合。
我把市委工作简单做了安排，就出发赶往南京。
到了省府大院，与先后赶来的其他地市的书记们一起坐着大轿车，到了中山陵9号的“美龄宫”。
中山陵附近一共有十三个别墅，解放前是国民党委员们的官邸，9号“美龄宫”是原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官邸。这时是省委小招待所。
第二天上午，江苏省委在“美龄宫”会议室开会。省委第二书记彭冲主持会议，他宣布：“请许书记讲话。”
许司令对与会人员说：“我们按中央规定，先唱一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接着，他站起来，指挥大家唱歌。由于多久不唱这首歌，一些同志歌词不太熟悉，歌唱的不是很齐，歌声也不嘹亮。
唱完歌，许司令说：“昨天，我到中央开了个会。现在，宣布中央的一个决定，从十一月一日到十一月十日，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调动，我与广州军区的丁盛对调。对这件事，你们也不要问为什么，要一切行动听指挥，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就要坚决执行，不久，就要正式公布。”
大家闻听不约而同地相互看了一下，人人都感到意外和吃惊。
许司令接着说：“我在南京军区干了几十年，现在要走了，有缺点大家可以批评。按中央规定，我只带秘书、警卫干事、保健医生和驾驶员十名随员到广州，其他多一个人也不带，保证在十一月十日前离开南京。另外，还有一件事在这里说一下，在江苏‘支左’的地市领导，除南通军分区司令刘金山回部队外，其他人一个也不动，仍留在地市工作。这件事，我已给周总理报告过。”
彭冲接下来对许司令讲了一些送行的客套话。
中午，会完了，一些地市的领导分头回去了。我同南京市委书记方敏、苏州市委书记曲言斌、苏州地委书记刘金山，来到中山陵8号许司令的住处。
一见面，许司令就说：“我知道你们会来的，我明天做准备，后天就走。我不走，丁盛就来不了。”
我们几人坐下后，他又接着说：“我走了后，可能要有些波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要有思想准备。有问题，
错了检讨，对了坚持，不要说无原则的话。开会前，我与彭冲、徐家屯讲过，我不给省委添任何麻烦，你们也不要向我打听，没什么了不起的。”
第二天，我从南京回到了无锡。
晚上，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近山的儿子王少峰来到我家。王少峰在无锡居住，当时无锡的形势比较稳定，一些军队领导的子女不少都暂居无锡，叶帅的儿子叶枫、许司令的儿子许建军、李德生主任的儿子李和平，也常来我家中走动。
王少峰跟我讲：“王叔叔，我爸来了，让我过来接你，有事情跟你讲。”
到了太湖饭店，王近山对我说：“大区司令调动事情很突然，这件事是江青、张春桥搞的，他们向江苏省委、南京打了招呼，说无锡和苏州是下步整治的重点，前两年有许司令坐阵，他们不敢动，现在许司令走了，丁盛来了肯定要折腾一番的。他们搞许司令必然搞你们，搞你们的目的也是为了搞许司令，无非是敲山震虎。这几年你们无锡与他们唱的一直不是一个调子，这次‘批林批孔’，你和苏州的曲言斌肯定是他们下手的重点，你们要顶得住。”
王近山接着还对我讲了不少鼓励的话。
记者带来尚方宝剑
对于“批林批孔”运动，正如当时不少群众困惑的那样：孔子是两千多年的教书先生，到底有什么滔天罪行需要批判？怎么能与林彪扯在一起呢？
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无锡市委政法办主任张文治告诉我，无锡饭店来了四个新华社的记者，在饭店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八大司令”调动是“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始，当前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阻力来自军队。张文治感到这些人的言辞蛊惑人心，是不是派人去盘问他们为什么召开记者招待会？想干什么？
我告诉他先不要理会他们，及时掌握他们的活动情况，看看再说。
第二天上午，两个一老一少的陌生人来到我的家中，与我见面后，自我介绍说：“我们是新华社的记者，春桥和洪文同志派我们来参加无锡市的‘批林批孔’运动。你们市委的一切活动，包括市委常委会议我们都要参加。”
我看看他们两人，一个像造反派，一个像个老报棍。我说：“你们是新华社的记者，请出示一下证件。”
老报棍讲：“你就不必问了吧。”
我说：“你们什么意思？”
老报棍问我：“江苏省委传达‘八大司令调动’的会议你参加了吧？”
我说：“参加了。”
那人接着说：“‘八大司令’调动就是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始，当前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阻力来自军队。现在一些军队的盖子揭不开，运动就是要揭盖子。江苏、苏南，你们说形势大好，春桥讲，形势大好是假的，你们用生产掩盖了矛盾。无锡市的形势最典型，是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这一次中央文革下决心就是要把无锡市的盖子揭开。我们来，就是先把上面的精神给你讲一讲。”
年轻的讲：“听说，无锡给林彪盖了一个行宫，我们想弄清是怎么一回事。”
我说：“房子都在那儿摆着，你们去看就是了。”
年轻的又说：“我们来还要了解一件事，叶剑英给你写过一封信，我们想看看那封信。”
我说：“是有一封信，那是叶帅给我写的一首诗，‘雪压青松松更直’。其它没写什么。”
他们说：“把信拿给我们看看。”
我说：“这封信是很早以前的事了，现在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找不到啦。”
他们说：“那么重要一封信，你会找不到？”
我说：“我并不认为有多么重要。”
他们最后说：“还是把信给我们好，要争取主动。过去若有什么不妥的事，那是犯错误，现在还继续下去，就是犯罪。”
我对两人讲：“谢谢你们的好意，现在我明白了你们来的目的。我还有别的事情。”
说着，我站起身，他们两个人也站起来离开了。
在这两人来家里给我下通牒的时候，另外两名记者也分别找市委领导谈话，将上面“指示精神”逐个进行传达。
四月十五日上午，在四名记者的操纵下，无锡市委、市革委在工人文化宫小礼堂，召开了“双委扩大会”，会议扩大到了无锡各造反派的头头，有二百多人。这个会事先没有与我商量过。看来，我被罢官了。
等我赶到小礼堂，市委常委们也都在主席台上坐好，阵势已经摆好了，主持会议的是市革委会的副主任，开始是市革委会的东林、副主任讲话。
东林说：“春桥同志和省里对‘批林批孔’运动非常重视，专门派新华社四位记者来指导我市的“批林批孔”运动，我们要发动全市人民打一场‘批林批孔’的人民战争，彻底揭开无锡的阶级斗争盖子。从今天起，要把‘批林批孔’运动当成最重要、最重大的任务。无锡市埋藏着一个大人物，长期隐藏着，欺骗人民群众，这次必须让他露出真面目，无锡市的‘批林批孔’运动是大有可为的！”
副主任说：“这次无锡作为‘批林批孔’的重点单位，我十分支持这一决定，我们一定领导全市人民把这场运动搞彻底，一定要把无锡这个独立王国的盖子揭开，一定要按春桥同志的指示，把王晏六年来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与林彪反革命罪行联系起来，揭深批透！”
一位穿军装的常委发言说：“过去没有认识到，王晏是一个阴险的政治家，一个伪君子、假左派，一贯的压制群众运动。这次一定要把他的真面目揭出来。”
在屋子里“双委扩大会”声讨我的同时，会场外面的墙壁上、政府大院和所有引人注目的地方已经刷满了大字报：
“坚决揭开无锡革委会的盖子！”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跑到天涯海角也把他追回来！”
“坚决打倒王晏！一定打倒王晏！不打倒王晏死不瞑目！” ……
生是死的起源，死是生的结果。使命与结局并存，这是辩证法的法则。
查抄汤巷59号
“双委扩大会”结束，已经是下午一点了。我回到了汤巷59号的家中。
我还没吃完饭，闯进来六、七个往日相识的造反派头头，这些人我都认识。
为首的头头说：“记者叫我们来检查一下材料，也是为你好。”
我说：“你们随便检查吧。”
我老伴一听，拦住他们问：“你们这是抄家呀？”
他们答：“不是。”
我老伴问他们：“来抄家是要有证件的，你们拿证件来！”
我对老伴讲：“不要管，让他们检查吧。”
几人在我的办公室、接待室找了半天，将一些工作方面的资料，以及美国、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外宾来无锡访问时的照片，还有我战场缴获的一把日本军刀、两支猎枪和吴作人、朱屺瞻、钱松喦、刘达江、朱宗芝的一些字画，准备拿走。
我对抄家的人讲：“这些东西是我私人的东西，你们拿走可以，但要登记一下，给我开张单子。”
他们给我打了张条子，抱着东西走了。
不大一会儿，又进来三个人，其中一个领头的跟我说：“上级决定，为了保护你的安全，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考虑问题。”
我问他们：“这是谁的决定？”
领头那人讲：“是记者的指示。”
我又问：“这是关押我吧？”
领头的说：“不是的，是为了保护你安全的监护措施。也不要带什么东西了，这会儿就走吧。”
我问：“去哪里？”
他讲：“你跟我们走吧。”
送进毛公馆
他们把我带到了新生路7号。
新生路7号叫毛公馆。国民党时期是特务毛森住的园子，后来一直沿袭下来，称其为毛公馆。毛公馆里偌大一个院子，主建筑是栋三层房子，解放后是市委的小招待所，里面的东西应有尽有。
他们把我送进毛公馆后，让我住二楼，一楼和陪房里住了六个造反派和两个专案组的人。
下午，快要吃饭的时候，小招待所的炊事员王师傅过来问我：“王书记，你晚上吃什么？”
看守我的人员说：“今后不要叫他王书记了，就叫他王晏。”
炊事员说：“那不行，人家本来就是书记嘛，也没撤职，不叫书记怎么行。”他又问我：“王书记，你晚上喝酒吗？”
我说：“要喝酒。”
他说：“您喝什么酒？”
我说：“洋河大曲。”
看守人员说：“先等等，我先请示一下。”说完，就请示去了。
过了一会儿，回来告诉我，上级说可以喝酒，吃什么都可以，但不准打电话。
晚上，我喝了三杯白酒。几杯酒下肚，感到心里轻松多了。我想，大幕拉开了，演员观众见面了，也就这么一回事啦，剩下来的，就看大家的表演了。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更喜欢上了喝酒了。往日都在席桌上，每个人客客气气，装模作样的喝，感到在这种场所喝酒真是别有风味。
第二天上午九点，两个人坐着吉普车来到毛公馆，告诉我市里要我去参加一个斗批会。
吉普车把我拉到了市体育馆。我进场时，体育馆里坐得满满的，主席台上就坐了几百个人，下面放着一张长桌、一个凳子。我一看这架势以前也见多了，这会儿是该我登场啦!
发言的名单都已经列好，先后有几个人上台批判揭发。
有的揭发我与叶剑英的儿子叶枫、李德生的儿子李和平、王近山的儿子王少峰的特殊关系和阴谋活动。
有的批判我四郎中巷的房子是给林彪做的地下行宫。
有的让我交待，叶群一九七○年四月来无锡的目的是不是拉拢亲信、培养反革命骨干？她到无锡缫丝厂讲了什么话？她在二十七军礼堂会见干部战士、家属小孩时，每人拿了一本毛主席语录，是不是我有意安排的？叶群喊了“向‘三支两军’的同志们学习！”“向二十七军的家属姐妹们学习！”“向二十七军的小朋友们学习！” 等口号，喊口号是不是为了建立感情？叶群分别到二十七军的尤太忠、马杰和我家里去，有什么秘密活动？在我家里，我女儿给叶群唱了京戏《红灯记》：“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其中的“表叔”是什么人？“大事”是什么事？你们有什么“奥妙”？要我彻底交待。
有的讲，我大女儿的儿子名叫王向群，“向群”是不是“心向叶群”，你们是不是已经结成了秘密同盟？
……
发言的人中有市的领导，有造反头头。还有三位是和我生死与共的战友。
鲁迅先生说得好：每一个当权者，当你得志时，你周围会有一个包围圈，他们枪口一致对外保护着你；而当你失志时，这些人马上就会转过身来，把枪口指向你。
老君炉里炼了十个月
张春桥派来的记者制定的对我进行揭、批、斗的计划，分为几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七四年四月进毛公馆开始到一九七四年七月。这三个月，主要揭发批判我与林彪集团“相互勾结”的反革命罪行。
重点揭批我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地下行宫”问题。是谁指使建的？什么目的？林彪在苏州、杭州都有行宫，为什么又在四郎中巷造地下行宫？在大会批判的同时，还指示群众轮流前往四郎中巷观看，以加深仇恨。
二是叶群到无锡来的问题。弄清叶群到无锡搞了哪些阴谋活动？给我布置了什么任务？
三是到太华山的问题。搞清我到太华山去，是不是林立果派我去选择反革命政变基地？
四是叶剑英的来信问题。叶剑英派儿子送给我一封信，信上写的什么？我为什么不把信交出来？
五是“九·一三”事件问题。揭发我为什么对“九·一三”事件知道得那样早？市里开干部大会批判林彪罪行时，桌子为何摆白色台布？是不是我有意安排为林彪致哀？
第二阶段，是七月到九月。重点揭露批判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行”；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主要有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取缔“锡造总”，逮捕三个造反派主要头头的罪行，是镇压“锡造总”的最大刽子手；
二是借上山下乡时机，把学生下放了，这是对学生红卫兵的迫害，是阶级报复；
三是排挤打击原市委的老干部，长期不使用他们；
四是在“五·七”干校修房子，改善干校住宿条件，这是对抗党的路线，腐蚀革命老干部；
五是任职期间建市体育馆、灯光球场、朝阳饭店，大搞楼、堂、馆、所，是彻底的修正主义。
为了肃清我在无锡的“反革命”影响，肃清我的“反革命”流毒，要求凡是我任职期间到过的单位，每个厂、每个局、每个群众团体，都要把我带去接受批斗。据他们的统计，十个月中，我参加大小批斗会六十四次，全市工厂、学校、机关写的大字报，贴满了市里的主要建筑物，每一条主干道都设有批我的大字报棚，全市写了批判我的大字报达八万张。给我定的罪名有：
“九次路线斗争的残渣余孽”；
“十次路线斗争的漏网分子”；
“刘少奇的孝子贤孙”；
“孔老二的徒子徒孙”；
“林彪反党集团的黑干将”；
“反革命阴谋家”；
“反革命野心家”；
“反革命两面派”；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
“扼杀新生事物的罪魁祸首”；
“拿枪的走资派”；
“新生的走资派”；
“正在走的走资派”；
“苏南的诸侯”；
“无锡的太上皇”……
记者们没有得到叶帅写给我的那封信，挖空心思到处追查。有一个老朋友对记者说，王晏住的院里那个鱼塘里肯定有东西。
记者立马下令抬了两台大抽水机，抽了一天一夜，将池塘抽干。池塘里有好多大个儿鲤鱼，是几位前任领导养的鱼，已经快养二十年了，最大的青鱼有一、二十斤，加起来有几百斤。他们将鱼分吃了，池塘里剩下的是一些破罐子、破酒瓶，没有秘密文件，也没有叶帅的信。他们仍不死心，又把院子里那口井抽干了，除了打捞上来几只破水桶外，其他一无所获。
我被批斗关押之后，一些与我有关联的人也都受到株连。
大女儿王凯华被关起来，受审查两个多月。
二女儿王爱平从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南京军区后方医院当医生，我被看管后，医院把她中途转业。
老伴柳月娥在无锡无线电一厂当工人，一九四六年入党，按政策规定，工人解放前入党应算本人工龄，应当享受离休待遇。也是因为我的缘故，不承认她的工龄，不办理离退休手续。
先后跟我的两名通信员，一个是盐城的，一个是苏州的，办案人员逼着写检举材料，两人不肯，就将他俩中途退役了。
记者还指示，派人前往我的山东老家，把我家的祖坟挖了，并将曾祖父的墓碑扒下来，抬到大队部门口，当垫脚石。
到了十月份，不知因何缘故，批判的浪潮一天天低了下去。
看守我的人员中，有个是海军的复员军人。临近年底的时候，他秘密地告诉我，他们要放我回家过春节。
到了十二月底，记者主持在政协礼堂开了一个几百人的批判会，对我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锋”。
会上，记者对叶帅的那封信还是念念不忘，要我交出来。还说，要我与许世友划清界线，把他送我的东西交出来。
我说：“叶帅的信我讲过多次，找不到了。现在郑重对你说，你死了心吧，就是能找到，我也不会交给你，我若是交出来，那就对不起叶帅。许司令的猎枪也不能交给你，那是他给我的纪念品。”
记者生气地说：“这根本不行，王晏根本没有触动，思想这样对立，要好好打打他的态度。”
之后，那位复员战士跟我讲：“你跟人家说那些干什么？让你跟许老头划清界线，你答应不就行了吗。”
我对他说：“我与许司令交往这些年,他每次都是叫我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干工作,不要东张西望,不要搞派性,从来他没叫干对革命不利的事。我跟林彪、叶群什么关系都没有,更没什么罪过可言。”
这样，回家过春节的事也就泡了汤。
住进美国大使馆
一九七五年的春节刚过，有天下午天快黑了，看守人员通知我，到七号偏房去，有人在那里等我。我进去后，才知道来人是江苏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
相互打了招呼后，副部长向我宣布了省委的一项决定：让我马上到南京去，他是专门来接我的。
我感到不解，问他：“这样的话，我的事又升级了吗？”
他说：“你先别问，到南京再说吧。”
我说：“那我得给家里人说一下，他们不知道我的去向要不放心的。”
副部长说：“叫市委告诉你家，你现在收拾一下东西，这会儿就走。”
上了汽车，副部长问我：“你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了？”
我答：“去年四月十五日进来的，快一年了。”
他又问我：“没有回家过吗？”
我答：“没有。”又接着问他：“让我到南京是什么意思？”
他说：“这是省委领导交待的。”
汽车跑了大约四五个钟头，晚上快十点了，到了南京汤山省委党校。副部长打了一个电话，对我说：“今天晚上你先在这里住一宿吧，明天再做安排。”
说完就回去了。
第二天，我刚吃了早饭，副部长又开车回来了，让我拿着东西，跟他走。我告诉他洗的衣服还没干，他帮我找了张报纸包着，一起上了车。
汽车一直开到北京西路的省委办公大楼。省委组织部部长接待了我，对我说：“省委决定，你到南京先休息一段时间，等各方面都安排好，就可以工作了。”稍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事情都过去了，运动中有过激的地方你不要计较，我们也是过来人。”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对他讲：“我不在意这种事，这几年大家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部长又对我说：“过两天，我们让你家属孩子来南京看望你。”
之后，让副部长把我送到了西康路33号、国民党时期的美国大使馆。
我曾来这里开过会，此处是省委的小招待所，院子里环境幽雅，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布局摆设都很考究。
副部长一直把我领到大使馆最豪华的房间——当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住的套房。这间套房在二楼东半边，进了屋是一面大哈哈镜，里面布置得富丽堂皇，一色的红木家具，席梦思床，摆设都非常高档。
副部长客气地跟我讲：“这里离饭堂远，吃饭就不要下去了，让服务员给你送过来，生活上需要什么，尽管讲，他们会给你办的。身体如果不舒服，打电话告诉我，好好休息。”说完，与我握握手，下楼走了。
我在心里犯了嘀咕：昨日阶下囚,今朝楼上楼。怎么让我住这里呢？这么豪华的房间给我住，到底是什么意思？该不会上演电影《钢铁战士》里的解放军排长张志坚那出戏吧。
一周时间过去了，江苏省委一位副书记来这里看我，因为我们话不投机，他寒喧几句就走了。
紧接着，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周志坚也来看我，我俩是老相识，我在无锡工作时，他同夫人曾到无锡我家吃过饭，夫人是胶东人。这次是来邀我到他家吃饭，很热情。
几天后，许司令的秘书李文卿、军区保卫部长李书和来这里，向我解开了这个迷：一九七四年冬天，毛主席视察东南沿海四省一市，在上海与省市书记座谈时，许司令将我被关押的事向毛主席汇报，说江苏至今还关着人。毛主席问江苏省委书记：“听说你们江苏还关着人，是不是省里让关的？是什么人叫关的？我讲过多次，‘批林批孔’不要搞了，安定团结为好，有的同志若真的有错误，可以一面工作一面检讨，把人关起来不利于安定团结。”
省委书记回答：“是上面的人搞的，我们马上放人。”
省委书记从上海回来，立即派组织部副部长赶到无锡，把我接到南京。无锡有人想不通，不放我走。
副部长那天是上午到无锡的，一直跟他们谈到下午，几人还是谈不通，仍不同意放人。最后，副部长给省委组织部打电话如实汇报情况。
组织部部长便给无锡打电话，叫他们放人，他们还是不放。部长只得把此事报告省委书记。省委书记亲自给无锡打电话，告诉他们：“王晏的事你们就不要管了，从现在起，他超脱无锡了。”
一直搞到傍晚，他们极不情愿地让副部长把我带走了。
事后我得知，在批判我的时候，不同的人，各自都有自己的想法，有的希望我被罢官以后，自己能登上宝座。然而，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事，上级对无锡市委书记的位置早有既定方针。还有的同志，也是跃跃欲试，也希望在这种变革中能得到点什么。然而，这也是不现实的，最终也落了空。
有句古训说得非常好：得意时朋友认识我们，失意时我们认识朋友。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我感到这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其码，经历了许多常人不曾经历的磨练，也让我认识了许多人的真实面目。
多行不义必自毙
对于从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来讲，一九七六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工作及世界观、人生观产生重大影响的一年。
这一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李富春、董必武、朱德相继去逝，毛泽东主席也病入膏肓。七月二十八日，河北唐山地区发生了7.8级大地震，死亡二十四万人，伤十六万多人。东北地区下了陨石雨。一连串的惊人事件，使原本不甚稳定的中国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江青、张春桥一伙迫不及待地要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其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这年七月，有人打电话给王洪文，说我原先关在无锡市，后来省里说超脱了无锡，现在住在美国大使馆里养尊处优，他们想不通。
王洪文质问省委书记事情原由，要省委书记查一下这件事。
之后，省委书记征求我的意见：“眼下老闹地震，你先到部队招待所住如何？”
我跟他直言：“我的组织人事关系在地方，供给关系在部队，我想回无锡去。”
他说：“南京六合县有一个疗养院，那里离城市远，也安静，条件不错，要不，你去那里再疗养一段时间。”
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我对他说：“如果允许的话，我想带妻子儿女回山东老家一趟，我老母亲得了肺癌一个人在山东，我想回去看看。”
省委书记连说：“那好，那好，让组织部把火车票给你订一下，到管理处支点钱回去好用。”
这样，这年七月，我带着妻子及四个女儿高高兴兴，直奔山东乳山老家了。
我家一个妹妹已经出嫁，除了老母再没有别的亲人。得知我回家省亲，村里运动中扒我家祖坟的人躲出去了。叔弟也满脸不自然地向我解释。
面对朴实厚道的家乡老区人民，面对善良本分的同宗亲人，这种事又能找谁说呢？我所能做的，仅是同叔弟和侄子，将曾祖父的墓碑从大队部抬回茔地，重新立好。那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让人十分揪心。
听说我回去了，县、社领导都相继到家中看我。
与妻女在老家住了十几天后，我又返回了南京。
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当时我没能参加南京举行的毛主席追悼会，只能一个人闷在屋子里，怀念一代伟人的溘然长逝。并写了一首诗，寄托对伟人的哀思：
救星惊天落，
江山泪淹没。
人间悲多少，
神州痛失舵。
十月七日深夜，已经很晚了，李德生司令员的儿子李和平从北京来到了南京，急不可待地找到我，跟我讲：“王叔叔，告诉你一个重大消息，张春桥、江青他们被抓起来了，昨天晚上叶剑英、华国锋主持抓的，我爸也参加了。”
我听后，一阵惊喜，对他说：“这下可好了，终于有出头之日了。快把这一消息告诉蒋副司令吧。”江苏省军区副司令蒋科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因为工作关系，我们相互比较熟悉。
我与李和平踏着夜色，步行到两公里外的颐和路11号蒋科住所。此时天已蒙蒙亮了。
听到敲门声，蒋科穿着睡衣，一脸惺忪地出来开门，见是我们，便问：“有什么要紧的事呀，你们这个时候来敲门。”
李和平近前附耳说：“江青、张春桥在北京抓起来了，我爸参加了。”
蒋科不文不火地问：“真的吗？有这种事吗？”
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随口说：“这下可好了，他们终究完了。”
蒋科却说：“王晏，你不要高兴太早了。”
我不解他说话的意思，对他讲：“张春桥整了我两年多，还不该高兴吗？”
蒋科道：“我看，不那么简单。”
回去的路上，我问李和平：“副司令说的什么意思？”李和平说，他也说不清楚。
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正式对外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而没过多久，蒋科却出人意料地被关了起来，不久后在关押中郁郁而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让人费解……
广州来电
这天，许世友司令员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四人帮”打倒了，现在该自由了，让我到广州玩几天。
老首长来电，我爽快地答应了。找几个朋友凑了些钱，买了去广州的机票。那时南京到广州的票价当时只有七十多元。
到了广州白云机场，许司令的警卫干事乘车早已等在那里，接上我风驰电掣般直奔许司令的住所。
许司令在广州住在留园2号，环境十分静谧幽雅。解放后这里一直是中南局领导的住所，叶剑英在广州当市长、陶铸任中南局书记时都曾在此住过。
警卫干事把我引进屋，却见许司令低着头坐在藤椅上，我向他报告，他头也没抬，只说了一句：“嗯，王晏，你不简单。”
两年多没见老首长，我的鼻孔酸酸的。但我极力控制住自己，没有流泪。
见我站在那里发愣，许司令又说：“我脖子上生了疮，遭罪。”
我闻听，忙近前观察，他生疮的部位恰在脑后脖颈的正中央，老百姓称之为“对口”，是一种怪疮，毒性很大。
许司令接着跟我讲，起初这疮并不大，前些天，他自己对着镜子理发时，不小心把疮包刮了下来，由于脖颈部位神经丰富，是血管血脉最多的地方，疮包破损后造成了局部感染，毒性迅速扩散，整个脖子都肿了起来，抬头、掉头都成了难事，痛得他昼夜不得安稳。保健医生把广州最好的外科医生找来，几位专家进行了会诊，但仍不见好转。
我说：“司令员，这疮叫‘对口’，无锡有人能治。”
许司令说：“你又吹，广州这么大，高明的医生都看遍了，也没给我治好，你们无锡能治得了？”
我跟他讲：“真的有人能治，我以前长过这种怪疮，是无锡一个叫朱炳德的医生给我治好的，他祖辈传下来的秘方，专治这种恶疮疗疽。”
保健医生一听，面露喜色，对许司令讲：“要不，我和王书记去把那人找来，没准儿真能治好。”
我说：“我们下午就回去找朱炳德。”
许司令说：“那好，叫秘书去买飞机票。”
无锡当时不通民航，我和保健医生下午五点到了上海。总参延安饭店派车已等在了那里。事不宜迟，我们又马不停蹄坐车直奔无锡。
去无锡的路上，我才知道犯了难，我是从南京去的广州，身份还不自由，到无锡叫谁去找朱炳德呢？思忖了半天，忽然想起许司令原来的秘书李文卿现在一八一师当副政委，心里这才安定下来。
见了面，李文卿说：“你怎么不在广州打个电话呢，我提前把人给你找到，这会儿就能往广州赶了。”
我说：“一时着急，想不起这事了。”
他又问我：“朱炳德人住什么地方？”
我说：“好像住清扬路。”
当晚，由李文卿联系，找到了朱炳德。我把情况给他说后，朱炳德很快答应：“让我准备一下药品，保证能给许司令治好。”我跟他讲，明天八点从上海坐第一次航班到广州。
我们一行三人，又连夜赶回上海，住在了延安饭店。
第二天上午十点，赶到了广州。许司令对我说：“你还那样，办事快。”
朱炳德看了许司令的脖颈之后说：“从治疗时间上讲，现在晚了一些。但请司令员放心，我保证半个月之内给你治好。”
许司令说：“一个月治好也行。”
我对许司令说：“你现在身体不好，多注意休息。我还没回部队，我想早些回南京去，等你治好病再来看您。”
许司令又说起笑话：“王晏，一个人不坐坐班房不算成熟。”
我说：“我这是群众专政。”
许司令说：“你那不算，我在班房里住了两年多，每天戴着脚镣手铐，连上厕所都有人看着，头也没剃过，脸也没洗过，牙也没刷过，这才叫蹲班房，这样才能得到锻炼。”接着又问我：“你没有投降吧？”
我笑笑：“那张春桥派的记者最希望我投降。可他的本事不行。”
许司令说：“嗯，那就好。”
随后，他自己说着，让马秘书笔录，先给南京军区首长写了一封信：
南京军区聂凤智司令员、廖汉生政委：
王晏是二十七军在无锡参加军管工作的，长期受‘四人帮’的迫害，现在‘四人帮’倒台了，你们赶快安排他回部队工作。
许世友
接着，又给江苏省委写了一封信：
彭冲、许家屯同志：
王晏是二十七军参加无锡‘支左’工作的，长期受‘四人帮’的迫害，江苏省、南京市跟着‘四人帮’干歪事的人是极少数，多数同志是好的，现在‘四人帮’打倒了，你们应赶快让他回部队工作。
许世友
我回到南京，问清了许家屯在上海路七号居住，便直奔他的住处。门卫见我穿着军装，也挺客气，问我哪个单位的。我告诉他，我是省委组织部的，找许书记。当时省委搞“三结合”，组织部也有不少穿军装的。
许家屯正在屋里与家人看电视，见我走进来，一下愣住了：“怎么是你？不说是组织部的吗？”
我说：“我现在归组织部管。”
他“哦”了一声，把我领到了会客室。我把许司令的信递过去，对他说：“前天，许司令在广州打电话要我去一下，我见他脑后生了疮，在无锡找了医生帮他治疗，临走时他写了这封信，让我带给你和彭书记。”
许家屯说：“这事是彭冲搞的，我不了解情况，我明天让
组织部查一查怎么回事。”
坐了一会儿，我说：“我在南京一年多了，我弄不清楚到底是谁在批判我，是张春桥，还是江苏省委？”
许家屯一听有些急了：“省委批你干什么？”
我说：“那我怎么住省委呢？”
许家屯说：“这不是一句话的事，这是件错综复杂的事情。”
我说：“再错综复杂一年多了总该有个说法了吧，我到底是什么问题，文件上说我是刘少奇、林彪一伙的，又说我是‘四人帮’线上的，说我是反革命，说我是阴谋家、野心家，我到底是不是，总得有个说法吧？”
许家屯说：“了解了解，会给你了结的。”
不是结论的结论
几天后，我去南京军区聂凤智司令员家里，告诉他我去了许司令那里，许司令给他和廖政委写了封信让带了回来。
聂凤智冲我点点头。他的气管不好，当时正在输氧，一脸的憔悴，完全没有了战争年代的英武之气。
聂凤智十六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给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当过警卫班长，十八岁升任红四方面军师长，是我军历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高级将领。文革前，我在二十七军当宣传处长时，他是南京军区空军司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面对日益混乱的局势，毛主席担心爱将许司令与造反派发生冲突，让他到大别山去。临行前，许司令召集军区所属部队的几位军的领导，在二十七军招待所谈话。会后许司令对聂凤智讲：“你也不要回南京了，不要回空军了，造反派闹得凶，回去不好，跟我上大别山吧。”聂凤智直人快语：“我十几岁打仗，还怕它什么东西!”聂凤智回南京的当天，人刚到家门口，就被造反派装进了麻袋，送到江西关了起来。在江西一呆就是十年，每天由几个兵看着，挑水种地。大难不死的聂将军，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才被放出来，擢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主持南京军区工作。而江西十年的非人待遇和折磨，使这位当年气宇轩昂的年轻将军，落了一身的疾病，往日的锐气和威风也荡然无存了。
我把信放在那里就出来了。
两天后，军区干部部一位科长通知我，聂凤智司令、廖汉生政委找我谈话。
谈话的地点在廖汉生的办公室。
廖汉生见了我，一脸严肃地问：“你是王晏？”
我答：“是。”
廖汉生问：“你到广州干什么？”
我如实相告：“‘四人帮’打倒了，许司令打电话让我到广州呆两天，后来，我见他身体不好就回来了。”
廖汉生又问：“你让他写信干什么？”
我说：“不是我让写的，是许司令写后，让我带的。”
廖汉生有些生气地说：“许世友是大区司令，我是大区政委，他虽是政治局委员，也不能手伸那么长吧。他怎么管起南京军区的事来啦。听说你还到省委去了？”
我说：“是去过。”
廖汉生说：“你不要到处去，给自己找麻烦。你不是还没回部队吗，怎么去广州军区了。”
一直不曾说话的聂凤智插话：“他是许司令的老部下，相互认识很早。”
廖汉生说：“以后有什么事就来找我们，聂司令是你们老军长。你工作的事我们正在讨论。”
军区党委秘书当时在现场做了笔录，很快将谈话内容整理后，送所有军区领导传阅。
一九七七年二月一日上午，军区干部部通知我，聂司令员找我谈话，我来到他的办公室，党委秘书也在。
聂凤智对我十分客气。秘书又是让座，又是倒水，闹得我有些不好意思。聂凤智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是许世友的老部下，许世友在二十七军的前身九纵当司令时，聂凤智是五师师长。淮海战役后，许世友任九兵团司令，聂凤智任二十军军长。后来，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聂凤智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
聂凤智对我说：“我同王恩茂副政委谈过了你的事情，他准备同你讲讲。广州军区这次你不该去，许司令写的信给你帮了倒忙。”
我说：“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只想是许司令关心我。”
聂凤智说：“以后不要去了，赶快回部队吧。军区的领导同志是同情你的，也是了解你的。你过去打过仗，有军队工作的经验，在无锡‘支左’做了大量工作，有许多事做的很有成绩，这次又接受了锻炼和考验，今后到哪里干都行。要向前看，你是有水平的，办事很认真，在部队工作还是有前途的。”
我说：“把我搞的那么悬乎，总该有个说法。”
聂凤智规劝我：“都已经过去了，不要管它了。不去计较那些，党内斗争最复杂，最残酷，也最卑鄙。当年抗战打日本鬼子是民族义愤，是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凡是中国人都起来参加斗争；打蒋介石是阶段仇恨，是代表受压迫人民的利益，凡是受压迫的人都起来斗争。党内斗争是权力之争，不少的是个人恩怨。什么是政治路线？路线代表谁的利益？这些问题是讲不清楚的。我当初是南空司令，从无锡回到南京让人装进麻袋送到了江西，在江西劳动改造，一整就是十年，战士拿枪押着我劳动，头发快让造反派揪光了，捡了条命就不错了。你说我找谁说理去？找谁要说法、要结论去？现在恢复了我的工作，这就是结论。粉碎‘四人帮’，我们党、我们军队、我国人民胜利了，我们吃了一点苦头就算了，不必去争那个高低，也不用去出那口气。你现在计较，他们也不会让步。因为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如果‘四人帮’不打倒，我们这些人还不知道会是什么下场。”
聂凤智接着说：“我们是老战友，什么话都可以说，我们不搞阴谋，也不怕别人造谣。过去我了解你，你很乐观，很聪明，也能干，现在不要固执。我同情你的处境，同意你的观点，但不要有情绪，在今天的情况下要冷静，即使有想不通的问题，也要忍怨负重，这是一个大局。你早一点回部队来，不要同地方纠缠，回来了，一些事情就好办了。你工作问题，已经有了安排，原则上不回炮九师。”
我说：“谢谢首长关心。”
十天后，分管军区干部工作的副政委王恩茂约我谈话。
王恩茂工作能力很强，善于做少数民族工作，文革前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任，文革中被弄到安徽芜湖市当了革委会的一个副主任，造反派还要揪斗他，周恩来把他与陈锡联、韩先楚等人安排在京西宾馆保护了起来，打倒“四人帮”后出任南京军区副政委，分管干部工作。我一九六七年参加江苏省代表团与各派赴北京谈判时，与他都住在京西宾馆一个楼上，打过不少交道。
王恩茂见了我说：“王晏同志，咱们是老朋友了，我们在一九六七年就认识的。那时候我们都是为了解决本地区的问题，到北京的。你们江苏代表团回来得早一些，我们新疆又拖了两个月才回去的。现在想想那些事情很有意义。你在‘支左’工作中的失误，我也曾犯过，我也取缔过群众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不够理解，因而有的错误是难免的。当然，不是说我有这种错误，就可以说这种错误不要紧了，我们要吸取教训，今后是有好处的。还有的错误也是难以避免的，通过学习，接受群众的批评，认识了就是好事。不要消极地看待自己的缺点、失误。没有失误，就不能前进。”
我说：“我一定努力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失误。”
王恩茂说：“看到了自己的缺点失误这是必要的，但这决不是说工作就没有成绩了。你这人我们都了解，有能力，很能干事的，你在无锡市‘支左’的情况，军区领导同志常说起，是很有成绩的。前几年在许司令的关心下，无锡干得很好，许多事情走在前面，对于江苏省是有影响的。从六九年以后，无锡形势一直是稳定的，工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上升幅度比较大。这些事主要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是无锡市工人阶级和驻军的努力。但是有你的作用，你能够把毛主席的路线政策在群众中落实，能够把群众组织起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这就是你的贡献。这些是客观地存在，这些成绩不是谁说不好就不好了，不是说哪个人说不存在，就可以否定了。这些事，军队的同志心中有数，无锡的群众心中有数。在那么复杂的情况下，能干那样好，不容易呀。批判你的时候，主要是说你的问题的一面，所以他不会说你的成绩。是不是没有说成绩，就可以抹杀了呢？不会的，这是历史，谁也抹杀不了。”
我说：“这件事对我个人，对家庭，对亲朋好友都有影响。”
王恩茂说：“是的，影响肯定有的。这件事你自己作为教育记取吧，自己付出了代价，应作为宝贵财产珍视它。军区领导对于地方那些东西，不表示具体态度，由他们决定吧，部队有部队的看法。你自己不要把它看重了，向前看，将来的路还长远得很，要我们做的工作还多得很。部队中经过战争的干部，现在还有一批。但不是太多的了。你的条件很好，打过仗，支过左，有工作水平，年龄也不大，身体没有病，又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经历了锻炼和考验，特别是在地方主持过六、七年工作，像你这样的条件的人，是不多的，今后到哪里去工作都可以。”
随又问我：“你今年多大啦？”
我说：“五十一。”
他说：“那很好，至少还能干二十年，你有部队工作经验，又在地方搞了这几年，经历更多，今后到哪里去都能干，赶快回部队来吧。”
我说：“我很想早些回部队工作，不想回地方了，我愿意到最艰苦的部队、到一线部队锻炼自己。”
王恩茂接着说：“这很好，应该有这种精神，受了挫折不灰心，愿意到艰苦的地方，到斗争复杂的地方去，这样很好。有的同志碰一下，就振作不起精神，这样不好。你做好准备，很快就要到职工作。你下步工作的问题，个人也可以提个意见，你的意见合理，组织上也应该采纳。政治部有了个安排，准备让你到南京汤山炮校去当副政委，炮校是个军级单位，你愿不愿去？”
我考虑了一会儿，心里想，首长们说的都有道理，那么多元帅、将军，那么多开国元勋文革中都被折磨得离开了人世，有的家破人亡，我受这点打击算什么，回部队就回部队吧。
王恩茂最后说：“你有什么困难给我们讲，能办到的尽量给你办，叫秘书处先把相关文件送给你看看。”
可事不凑巧，王恩茂同我谈话仅几天时间，就调到吉林省任省委书记，军内任沈阳军区副政委。
一九七七年三月八日，军区刘西元副政委把我找去，对我说：“王副政委已经给你谈过了，他走了，党委要我管干部，我想给你谈谈。”
接着，刘西元又说：“地方那些事，过去就算了，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就行了，相信群众迟早是会搞清楚的，坏人终究是逃不脱的。军区领导上也不记你的账，地方搞的那些事情部队不承认，你回部队不影响对你的使用。早点回部队吧。”
我说：“我也很想早点回部队工作。”
刘西元说：“工作问题，你自己可以提出意见，原则上你不回炮兵，不到省军区，到野战军去。没有工作之前，利用时间检查一下身体。省委组织部的军代表是部队的，跟他讲一讲，把你的关系早点开出来。”
不久，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把人事关系信、组织关系给我送来了，对我说：“省委已经定了，参加‘支左’的部队干部，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问他：“我的事也没什么说法、没什么结论吗？”
这位副部长回答得相当有水平：“不做结论就是最好的结论。”
这句话使我想到了鲁迅先生的名著《阿Q正传》中的一段话：反动派说阿Q是革命党，把他抓起来枪毙了。人们都问，阿Q犯了什么罪？有人说，被枪毙就是应该枪毙的罪证。
的确，对我来讲，不做结论就是“结论”，这是老政客们贯用的伎俩。
紧接着，军区干部部王部长找到我，先是问我最近身体怎么样，要不要再休息几天，要不要回老家看看。
我告诉他，不需要了，刚从老家回南京不久。
王部长说：“工作上有个情况给你说一下，前段时间，王恩茂副政委说让你到汤山炮校去，这会儿，王副政委调走了，军区主要首长又定了一下：在江苏参加‘支左’的干部，哪里来哪里去，职务都不动。”
我并没感到多少意外，事情远没有大家想像得那样简单。我对他讲：“我服从组织分配，但有三点要求请组织给予考虑：第一，不回无锡市，想超脱这个地方；第二，不去炮九师；第三，最好能到野战军，或者回二十七军都行。”
王部长说：“二十七军现在归北京军区管，跨军区不好办。”
我说：“到舟山要塞区也行，那里也是作战单位，有很多守岛部队。我不怕艰苦，想到边远的地方去，到东海前线也行。”
王部长说：“那我再向军区首长汇报一下。”
几天后，干部部来电话，让我过去一趟。到了那里，干部部长说：“首长们想安排你到高炮七十五师。”
我说：“我不懂炮兵，还是不去炮兵为好。除了炮兵，东西南北，边防、海防，哪个地方都可以去。”
王部长说：“守岛部队太艰苦，还是不去吧。”
我坚定地说：“不怕，我愿意到艰苦的地方去。”
他说：“那就到浙江省军区吧。”
我说：“行。”
我他又问我：“到什么地方？”
我说：“最好是海防守岛部队。”
王部长说：“宁波军分区如何？”
宁波军分区原来叫宁波军区，副军职单位，后来改为军分区，分区的守岛部队很多。
我对王部长讲：“我愿意去那里，单位大小、职务高低都不在乎。”
不久，军区正式下达命令，任命我为宁波军分区副政委。接到命令当天，我就带着个人物品到宁波分区走马上任。
回头想想，我在无锡工作近十年时间，这十年正是“文革”大动荡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十年。在无锡工作期间，我与其他革委会领导同志冲破张春桥的重重阻力，组织无锡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人民解放军，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开采煤矿，围湖垦田，解决能源短缺问题，加强基础建设，纺织、机械、无线电等工业生产有了突破性进展，搞了不少技术革新的新产品，取得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成绩。工农业总产值由一九六八年的七亿元，递增到一九七四年的二十多亿元，翻了两番。当时这在全国所有大中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应归功于党和毛主席，归功于上级的领导，归功于无锡市工人阶级，归功于无锡广大工农群众不怕困难、艰苦创业的敬业精神，归功于无锡人民敢为人先、敢担重任的开拓进取意识。
当然，无锡不是也不可能是真空的，也必然受到各种冲击和影响，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也由于受各种政治因素的作用，我作为市的主要领导人，工作中也一定有失误、过错，乃至重大错误。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任何革命中，就像其它任何时候一样，难免做出许多蠢事。当人们最后平静下来，以致能够重新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做了许多最好不应该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此，把事情搞糟。”任何真理都有它的时间性，有它的局限性，有的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那样做是正确的，而且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必须那样做；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再看这些事，有的未必全是正确的、科学的。每一个人，包括一些历史伟人莫不如此，在他们的一生中不可能都是正确的，更不可能永远都是正确的，关键是在当时情况下，你是否做了正确的决策，做了正确的选择，干了正确的事情。
我经常想，评判对或错的标准，只有一个：不管在什么条件下，只要是有益于人民群众的事，就是好事，就应该是正确的。
东海前线戍边
我是一九七八年八月到宁波军分区的。
经历了许多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重又回到阔别近十年的部队，重又听到了军号声、口号声，内心有种难以言状的兴奋和激动。在无锡工作时，尽管也穿着军装，但部队和地方毕竟是两种不同性子的工作，不同性子的岗位。
浙江省军区主持工作的副政委夏奇热情地迎接我，他早在南京外语学校当政委时，与我也互相认识。
夏奇跟我讲：“老王啊，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你在无锡很厉害呀。”
我笑笑，说：“差一点在老君炉里烧化了。都是过去的事，现在不管它了。”
夏奇说：“对，这里可比无锡清静得多，没有那么多烦心事。”接着，向我介绍了军分区部队的一些情况。当时，文革刚结束，许多被“四人帮”整倒的军队老干部都相继出来工作，部队干部超编严重。我所在的宁波军分区，加上我一共有六个副政委，七个副主任，资格都比较老，有的还是红军时期入伍的干部。
由于长时间没有接触部队，我对火热的军营生活有了一点陌生感。便向夏奇提出到南京军区参加读书班学习充实一下，补补课。
夏奇半开玩笑地说：“你还是忘不掉政治啊。”
在南京的两个月时间，我在军区组织的师以上干部读书班，系统学习了打倒“四人帮”后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对一些新的干部政策也进行了学习了解。
学习归来，我看在分区机关也没多少事，超编那么多领导没事可做，帮助处理完几起事故案件和军民纠纷后，便提出到海岛上住一段时间，重新过一过战士的生活。
第二天，我随军分区舰艇大队的登陆艇到了渔山列岛。
渔山列岛驻守着分区的一个守备营的官兵及海军的一个雷达连。列岛位于浙江东南象山港外，是我国东海最前哨，离公海只有四海里距离，仅有0.7平方公里的面积。这里是大陆海岸出海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鸦片战争后，一八四七年英军占领该岛，在岛上修了坚固的永久性工事，炮阵地都铺设有铁轨。岛上修建了一座灯塔，号称“东方第一大灯塔”，夜里在南韩能够看到塔上的灯火。灯塔虽然历经百余年的风雨，由于钢材好，塔身完好无损，只是台阶上用中国钢材造的栏杆残缺不齐了。抗战时，日本占据该岛，在这里驻守一个营的兵力。战后，国民党军队也在该岛设了一个营的兵力。
渔山岛上居住着二十多户渔民，这些渔民家家都很富有，家家住着小洋房。列岛附近海产资源丰富，盛产深海雪鱼、海蟹、海蜒等稀世珍品，大量出口韩国和台湾。
列岛离台湾也很近，台湾渔民也经常来这里捕鱼捉蟹，风浪大时，常来港里避风。岛上有对台工作组，对台湾渔民友好相待。
守岛部队长年守在这里，生活很艰苦。
分区的补给船一个月来两次。船从宁波出发，走三个多小时后先到石浦港。石浦港位于郑和下西洋的入海处，补给船到石浦后，再换乘登陆艇，航行三个多小时才能到渔山岛。
渔山岛离宁波路远，坐船时间长，有些老首长年老多病，经不起颠簸。有的在宁波工作多年，还不曾上过渔山岛。
在宁波军分区工作五年，我先后五次上岛，有时住一个月、两个月。在岛上参加连队的训练、教育和实兵演习，与连队官兵同吃同住，建立了友谊。我曾在岛上过了一个新年，一个春节，节日期间与营连干部一道替战士站岗放哨，与官兵一起包过年的饺子。
为丰富守岛官兵的岛上文化生活，每次上岛，我都带上分区电影队，为官兵们放一场电影。放电影时，我代战士站岗。
由于远离大陆，四面环海，列岛随时都可能遇到狂风暴雨的袭击，官兵随时都要准备迎接风浪的洗礼。
有一次，是国庆节前的一天，台风连续刮了三、四天，岛上的米面吃光了，蔬菜吃完了，登陆艇从石浦港拉上补给品，一路风雨到了列岛，由于风大浪急，登陆艇无论如何也靠不上来。一位守岛老兵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地试着向登陆艇抛去缆绳，费了一个多小时才将补给艇拉上了岛，将救命的食品发到了官兵手中。
在岛上生活的日日夜夜，我与守岛官兵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情感和友谊。同时，从这些守岛的年轻官兵身上，我也悟出了一些朴素而浅显的人生哲理，对生命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新的思考。面对无边无际的茫茫大海，波涛翻涌，潮起潮落，想想往日那些鸡肠雀肚的事情，太渺小了。
(未完待续)
下周刋登第六部：桑榆为霞别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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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22 10:0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