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激流险滩仍从容
一月风暴
两个多月的批斗结束后，我又踏上新的历程了。
一九六六年底，军队参加地方“社教”的工作组都撤回来了。紧接着，军里成立了一个社情调研组。军长尤太忠点名要我参加这个组。
社情调研组的成员有政治部秘书处长、组织处副处长、保卫处副处长、司令部军务处长、作战处长、机要处副处长、工兵处副处长。
调研组在党委小会议室办公。
第一次会议党委主要领导都参加了，会上，军政委马杰明确了调研组的任务是，学习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了解地方运动的情况，处理地方群众来访，及时向常委提供军内外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明确由我担任召集人。
几天后，地方有些群众组织到军部要求把参加过地方“社教”的干部，带回到他们工作的单位，向受到他们批判打击过的群众检讨错误，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来到部队的人中，多数是社会上浪荡人员，平时工作不积极，思想落后，或者犯过错误受过处罚。“社教”时受工作队的清查，这是理所当然的，现在这些人来找事也不奇怪。
一九六七年一月，张春桥伙同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总司令王洪文等人，率先夺了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党委的权，成立了“上海公社”。张春桥任主任，王洪文任副主任。中央文革小组对这场夺权称之为“一月革命风暴”。把“上海公社”的名称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从此，全国掀起一场夺权的风暴。
“一月风暴”不久，上海的产业工人组成了百万赤卫队，奋起冲击张春桥的革命委员会。刚搞起来的革命委员会基础还不牢，再加上缺乏军队的保卫，抵挡不住赤卫队的冲击。张春桥焦急万分。他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便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利用当时有些军队机关混乱的机会，同南京军区个别领导商定，调二十七军进驻上海，对付工人赤卫队，保卫他的夺权果实。
二十七军军长尤太忠接到了上海张春桥的电话，要二十七军进驻上海，并要七九师作为第一梯队提前一周开进上海五角场。
尤太忠立即与政委马杰研究，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因为按规定调动一个军的部队，应当有中央军委的正式命令，只凭张春桥的一个电话通知，是不符合规定的。便向正住在二十七军招待所的许世友司令员请示。
许司令问：“是谁的命令？”
尤太忠说：“没有命令，只有南京军区的一个电话通知。”
许司令说：“这件事情是应该向我报告的，现在连我都不知道有这回事。”他立即叫秘书打电话向南京军区司令部查问。司令部回答说：现在军区机关秩序都乱了，搞不清是谁决定的。
秘书向许司令汇报后，许世友亲自打电话请示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指示说：军委不曾有这个决定，也不知道这件事。又嘱咐许司令说，二十七军是军委的战略预备队，没有毛主席和军委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可以调动。
有了周总理的指示，尤太忠心中有底了。所以几天来，张春桥的人多次电话催问二十七军进军上海的日期，他一直稳着不动。
到第五天，张春桥耐不住了，亲自打电话找尤太忠。尤太忠接电话后先向张春桥问了好。张春桥也很客气的说：“尤军长，你辛苦了！这会儿又给你添麻烦了。有机会我一定亲自来无锡拜访您。你们二十七军是解放上海的有功部队，这次来上海保卫‘一月革命’的胜利果实，更是功不可没，永载史册。”
尤太忠故意问：“你说的保卫哪个胜利果实？是不是就是你夺的那个果实？”
张春桥听着这话味道不大对，冷笑着说：“反正就是那么个意思吧。”
尤太忠说：“你已经把权夺到手了，哪个人还敢夺你的权呀？”
张春桥耐着性说：“太忠同志，你不懂。事情不那么简单。现在上海的工人搞了一个百万人的赤卫队。他们反对夺权，天天来冲击革委会。上海也没有机动部队……”
尤太忠没等张春桥把话说完，马上接过话头说：“我明白了，你是要二十七军去上海对付那一百万工人赤卫队吧？我看不行，对付工人的事，解放军不能干。”
张春桥真的耐不住了：“哎呀，尤太忠同志，你怎么一点路线斗争也不懂呀。好啦，不说这个啦。我问你，二十七军什么时候可以进上海？”
尤太忠说：“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二十七军哪里也不去。”
张春桥说：“调二十七军是中央文革的决定。”
尤太忠说：“中央文革可以调动造反派和红卫兵，不可以调动解放军。”
这一来，张春桥恼羞成怒了，加大了嗓门说：“你尤太忠太狂了，竟敢蔑视中央文革。你这样延误时间，出了问题是要承担责任的。”
尤太忠本来对他的夺权就有看法，这时张春桥又把“中央文革”抬出来压人，也恼火了。就把许司令说给他听的话全说了出来：“你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夺了权保不住，该我个球事？我负啥球责任？”
张春桥听后气极了，朝着电话机大吼：“我倒真要领教领教你这个丘八的本事！”
从此，张春桥与二十七军，与尤太忠结下了不解之怨仇。他发誓要把二十七军搞垮，把尤太忠搞倒。他一手策划了一系列阴谋，为尤太忠和二十七军在无锡及苏南地区的“支左”工作设置了种种障碍，制造了重重困难。
走进军管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红旗》杂志发表社论，题目是《一唱雄鸡天下白》。这篇文章是针对当时社会动荡形势的，社论发表后，干部和群众兴高采烈，造反派个个惶恐不安。
几天之后，二十七军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命令二十七军军长带机关，加一个步兵团担任无锡市的“三支两军”任务。七十九师师长向孝书带七十九师机关加一个步兵团，担任苏州市的“三支两军”任务。八一师派一名师级干部，带一个营，担任常州市的军管任务。
接到命令后，二十七军当即召开了党委会议，讨论决定：由尤太忠任无锡市军管会主任，副军长王珽、副参谋长雪国衡、政治部A主任任军管会副主任，我任军管会副主任兼支左办公室主任，秘书处处长王文昭任军管办公室主任。其他成员有干部处副处长陆少钦、作战处长解景伦、军务处长赵池城、坦克兵处长王学海、炮兵处长罗重九、防化兵处长姜润河、工兵处长姜忠堂、财务处长孙江、生产处长万培忱。军管会的办公地点设在无锡饭店，步兵237团担任军管会的值勤部队。
经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管会批准，无锡军管会对无锡全市实施军事管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入城仪式。共出动了一百辆卡车，载着军乐队、仪仗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参加军管的部队，浩浩荡荡地在无锡全城各主要街道行进。
这天，无锡市的男女老少，倾城而出，许多人流着眼泪高声呼喊：“天又亮了，我们又解放了！”还有人跪在汽车前面磕头作揖：“感谢党中央和毛主席！”
军管会下设机构即日起公开办公。军管会第一次会议在无锡饭店二楼会议室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主任和四位副主任，军部的马杰政委、涂学忠副军长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第一项议程是讨论选调到军管会工作的人员。党委决定：从军司、政、后机关挑选年轻的、身体好的、德才兼备的十六个处长和六十名参谋、干事，参加“三支两军”工作。“三支”就是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援革命造反派；“两军”就是军管、军训。
第二项议程是制订军管会的工作计划。对军管会当前的任务出现了三种意见。一部分同志认为目前无锡地方党政机关受到冲击都瘫痪了，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社会秩序混乱，人心不安定。应该按照《红旗》杂志社论的精神，迅速制止动乱，安定人心，恢复生产。第二种意见是，应该乘着上海“一月革命”的东风，坚决支持无锡的革命造反派，实行从上到下的向走资派夺权，尽早建立革命委员会。第三种意见认为，对现在的形势还看不准，上面的精神也吃不透，我们不要急于插手地方敏感的政治问题，把那些应该保护和警卫的目标派部队管起来就行了，别的事等看看再说。
三种意见都不无道理。坚持第一种意见的有尤太忠、王珽、我，还有马杰。理由是：现在无锡市的造反派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些人专搞打、砸、抢，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造反的动机就是搞自由主义。他们不具备掌握政权的条件，解放军不能支持他们夺权。相反，他们现在的行为对社会秩序、对生产、对人民群众的危害极大。他们现在对革命运动实际上已经产生了阻力，不清除这个阻力，革命就不能前进，不清除这种势力，社会就不安稳，人心就不能安定，正常的生产秩序就无法建立。所以应该当机立断，来个“大扫除”。
第二种意见是A主任一个人。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思想的大革命，首先要端正思想路线，不能用民主革命时期那种阶级论的观点来看待今天的路线问题。民主革命时期，贫下中农是革命的动力，他们现在变成了既得利益者，不是动力了，已经转化成了革命的对象。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革”过去“革”别人命的革命。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就不可能理解文化大革命，更不能搞好“支左”任务。
持第三种意见的两个人是涂学忠和雪国衡。他们认为，前不几天，《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说，上海一月的夺权好得很，革命委员会好得很。这会儿《红旗》杂志又发表社论说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究竟怎么理解？怎么做？实在吃不透。还是等等看看再说。持第三种意见的两位同志在经过讨论后，表态说：“实际我们也赞同第一种意见，只不过感到稳扎一点好，不要太急。”
这样实际剩下了两种意见。也就是王珽、我与A主任之间的争论。争论越来越激烈，后来竟然发展成不是讨论工作问题，而是相互指责、相互攻击。
A主任说：“王珽一成不变的阶级斗争观点，就是唯成份论，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观点。”
王珽说：“你老A说昨天的革命动力，今天变成了革命对象；昨天的革命对象，今天变成了革命的动力，这是十足的托派理论。”
我因为自己是政治部的处长，虽然是讨论问题，终究还有个上下级关系，还应有些分寸，未曾投入激烈的争论之中。
涂学忠说话有点口吃，慢条斯理说：“那么、那么，你两位稍许休息一下。我说一点看法，我赞同王副军长的意见。不过要稳一点。我不同意老A的意见。按照你的说法，贫下中农现在成了革命的对象，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倒成了革命的动力了。我们支持这些人起来夺权，这就是有路线觉悟了？如果这、这、这么说，那不就是变天了吗？那不是反革命复辟了吗？叫我看与其让这些人夺权，还不如叫走资派继续掌权。”
A主任烦躁地说：“你简直是断章取义，真是无稽之谈。”
尤太忠站起来，朝着马杰说：“马政委你说呢？”
马杰说：“我同意王珽他们的意见。老涂说的很对，我们的行动是得稳一些，政策要掌握好，要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教育大多数，打击极少数，多数群众是好的。”
尤太忠说：“对有对的决心，错有错的决心，就怕没有决心。我看下决心照马政委、王珽他们的意见办，错了我负责。老A，你看怎么样？”
A主任说：“我郑重声明：我反对你们这样做，这样是死路一条。”
尤太忠说：“不管这个派那个派，做坏事的总不是好派，坚决不支持，坚决打击，死也不支持，就这样做。王副军长，你跟王晏搞一个具体计划，咱们明天再研究一下。”
第二天经过讨论，同意王珽和我制订的计划，确定了军管会当前的工作中心是制止动乱，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具体工作有八项：
第一、军管会立即组织人员接管全市的政务、财务、生产、市场、交通、通信等工作。
第二、军管会立即对车站、码头、机场、银行、邮电、报社、电台、粮油仓库、军工企业等要害单位和军事设施，派出军管小组或军代表，实行军事管制。
第三、坚决取缔危害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扰乱社会治安，一贯搞打、砸、抢、抄、抓的坏组织。严惩杀人放火、造谣惑众的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第四、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押人。已经被关押的干部和群众，应当立即释放。如果他们确有错误，应该让他们一边工作，一边检查。
第五、全市工厂、商店等企事业单位，应立即恢复生产，恢复营业。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应该立即复课闹革命。
第六、原市委、市政府的当权派应归到军管会监护。群众组织不得扣留、关押。
第七、全市性的群众造反组织，应向军管会注册登记。正常活动所需的经费由军管会核定发给。
第八、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有打、砸、抢、抄、抓的行为。
上述内容由军管会以第一号通告向全市发布。
当时全市性的群众组织有一百零四个。最小的一个组织叫“新妇女战斗队”，一共四个人，队长还是个男的。最大的组织简称“锡造总”，号称有二十万人。全市不少单位的造反派组织都挂靠在这个总司令部下面。挂靠单位的旗号与袖章上，都要写上“锡造总”的名称，都要听从“锡造总”的指挥。
“锡造总”队伍大，名气大，权威大，不仅称雄无锡，还称雄苏南。
“锡造总”的主要头头有九人，总司令叫白水，解放前没有固定职业。这个组织有个规定，不接受共产党员入伙。自成立后的几个月里，它搞几件大的活动：一是破“四旧”；二是打、砸、抢、抄、抓；三是游斗“老保”和走资派；四是刮经济风。
军管会要想制止动乱，要想恢复社会秩序，要想使群众的心安定下来，必须搬掉“锡造总”。经过多方调查，经过反反复复的分析，尤太忠定下决心：擒贼先擒王。搬掉这个司令部，解放“小鬼”。同时他强调要把“锡造总”与下面的基层组织区别开来；把坏头头和一般群众区别开来；把坏人做坏事与好人犯错误区别开来；把坏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区别开来。
二月十八日中午十二时，军管会出动十辆卡车，二十辆摩托车，一个步兵连，一个侦察排，跟随的有电台、报社的记者，有地方公安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锡造总”司令部。“锡造总”的头头们正在吃饭喝酒。步兵对各个街道巷口实行封锁，侦察兵和公安人员冲进屋内，宣读了取缔公告，逮捕了“锡造总”司令白水和两个副司令。查封了所有的房间和办公设施。没收了“锡造总”的大印。勒令“司令部”即日起停止活动，所有人员自行解散。
“锡造总”取缔不过两天，街头上见不到一面“锡造总”的旗子，见不到一个佩戴“锡造总”袖章的人。不仅见不到“锡造总”的人，其它名称的造反派也见不到了。刮了四个月的“红色风暴”，一夜间平息了。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气氛消散了。工厂的烟囱冒烟了，机器开起来了，学校上课铃响起来了，商店开业了，公共汽车开动了，路灯亮了，人们也有了笑脸。可谓是“一唱雄鸡天下白”。
从二月十八日取缔“锡造总”到五月九日，不足三个月，全市各厂矿企业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工人们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稳定形势，每个月的生产水平超过文革前的二到三倍。有些厂还发明创造出原来没有的新技术、新产品。国棉一厂发明了喷气式织布机，机床厂造出了十五米龙门刨床，电子三厂研究出碳晶硅，树脂厂研制出环氧树脂。
各家工矿、学校都成立了新的群众组织。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通报全军，表扬驻无锡的二十七军和驻丹东的五十四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取得的好成绩，好经验。周总理指示二十七军军长到北京，在中央召开的军级干部会上作介绍。
不速之客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一九六七年四月上旬的一天，离休后住在上海的原二十七军三号首长(以下简称三号)来到了无锡二十七军军部，并一头闯进了尤太忠的办公室。
三号抗战初期在山东拉过一支队伍，后来被我党收编成抗日的部队。此人打仗勇猛，很快成了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但是因为在旧军队干过，沾染一些旧的习气，在上海警备区工作时就结识了王洪文。文革开始后，交往更多了。王洪文曾向张春桥推荐过他。几次接触之后，张春桥认为他很有魄力，能够干一番事业，所以比较赏识他。这次他到无锡来，是奉了张春桥、王洪文的旨意，专门来向尤太忠发难的。
三号因为在二十七军工作过四五年，营区的情况都熟悉，他到了军部机关，径直朝尤太忠的办公室走来。正巧尤太忠与马杰在一起谈工作。
尤、马见三号进来，忙站起来向他打招呼。还没开口，三号就破口大骂：“尤太忠、马杰，你们两个屌东西，你们要把二十七军带到哪里去？你们把无锡搞成个什么样子？那么好的一个造反派，你们把他消灭了。你们没有本事，就给我靠边站，别占着茅坑不拉屎。”
尤太忠给三号突如其来的臭骂，惹得火上眉梢。但还是耐着性说：“你干什么？在哪里喝酒啦。”
三号说：“你别装蒜，老子今天是来造你的反的。你尤太忠不过有几万兵，老子在上海、在苏南有三百万造反派，从今天起，我要回来主持工作，你们给我老实点，我造起反来，可不会那么客气。惹火了，我挖你们的心肝泡酒喝。”一边骂，一边动手把尤太忠的办公桌掀翻在地，又把一把椅子踹折了。
尤太忠眼瞪得有鸡蛋大，脸上的肌肉直打颤：“你三号个屁壳子，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你再不老实，老子把你抓起来。”说着走到窗口，朝着司令部喊：“叫警卫连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三号正想去扭打尤太忠的时候，司令部、政治部来了一些干部，把三号拉开，送出门去。
A主任赶到后，三号已经走了。只得冲马杰说:“政委，你们取缔革命组织这件事做的不对，二十七军以后更不好办了。”
尤太忠大声道：“你放心，天踏下来也用不着你来顶。”
风雨满城
一九六七年四月下旬，尤太忠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军长会议。会议计划安排他第二个在会上介绍二十七军“三支两军”的经验。
第一个介绍经验的是青海军区司令员赵永夫。他介绍的是青海军管会如何取缔“818”造反派的经验。赵司令正在介绍时，林彪突然来到会场。他宣布青海军区取缔“818”造反派是“反革命事件”，下令逮捕赵永夫，解散军长会议，立即在全国开展迎头痛击“二月反革命逆流”的斗争。所谓的“二月逆流”，实际上是二月份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军委几位元帅联名向中央提意见，批评“文化大革命”揪斗大批老干部。这件事后来被林彪说成是“二月逆流”。
尤太忠还未回到无锡，这里已经不安定了。来自全国各地几十所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组成的苏南调查团云集无锡街头，声言无锡必须大乱特乱!。
调查团为首的是一个名叫向东的人，自称是《红旗》杂志社的编辑。调查团的骨干队伍是 “首都三司”、清大“又来了”、首钢和科大的造反团。
向东是奉张春桥的指示来的。他一到无锡就到轻大，会见“626”兵团主要领导湘江，向其传达张春桥的指示：“现在全国有一股反革命逆流，名叫‘二月逆流’，无锡是‘二月逆流’的典型，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现在必须大乱、特乱，越乱越好。搞乱无锡，首先搞乱无锡军管会，然后彻底搞垮保守势力，搞垮军管会，要不惜代价，要像青海‘818’红卫兵兵团那样，不怕牺牲，下决心把二十七军和无锡军管会也搞成青海反革命事件。二十七军和无锡军管会垮了，无锡的保守势力不打自灭。”
向东和湘江会同调查团的领导成员，经过讨论，做出了三项决定：
一、成立以苏南调查团为首的统一的指挥部。总指挥向东，副总指挥湘江。
二、拟订宣言和口号：
“迎头痛击反革命二月逆流！”
“彻底清算‘锡老谭’镇压造反派的滔天罪行！”
(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等向中央提意见时最积极，林彪把谭作为代表人物批判。各地凡是批“二月逆流”就批老谭，“锡老谭”就是无锡的谭震林，苏老谭就是苏州的谭震林。)
“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阴谋！”
“还我战友，还我‘四大’，还我自由！”
“打开监狱，救出左派！”
“打倒拿枪的走资派！”
“砸烂‘锡老谭’的狗头！”
“一月革命万岁，二月反革命滚蛋！”
“‘锡造总’的战友们：红旗打起来，队伍拉起来！”
“打垮一切改头换面的保字号！”
“拥军不拥‘黄老保’！”(“黄老保”指解放军)
“工人弟兄们不要为走资派生产！”
“砸烂反动的军管会！”
“五月准备，六月血战，七月夺权！”
三、行动计划：
第一步用十天时间，抢夺电台、报社、解救被捕“战友”，立逼军管会认罪。把军管会搞瘫痪。
方法：调查团采取造舆论、请愿、专访、围攻等方式，使军管会不得安宁。本地红卫兵采取游行、静坐、绝食等方式占领报社、电台。
第二步用十天时间，协助无锡“锡造总”重整旗鼓，把队伍组织起来。
第三步用十天时间，冲垮一切保守势力，自下而上的层层夺权。庆祝“６26”兵团成立一周年。
部署后，调查团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
四月二十七日，尤太忠从北京回到无锡。我和蔡秘书到火车站接他回军部。沿途大街上，都是调查团和红卫兵的队伍，所有的墙壁上，都刷满了大标语和“宣言书”。
尤太忠看到这些，不由自语道：“他们搞得好快！”
我告诉他：“电台、报社都被红卫兵包围了。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也进不去。他们宣布一定要占领电台和报社，占领不了也不让他们工作。军管会那条街上和院子里面，也都是红卫兵在那里静坐。他们要求释放‘锡造总’的头头，若是不答应，明天就要开始绝食。军管会每个办公室里，都是外地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他们要军管会回答问题，要找军管会主要领导人接见。军管会已经不能正常的工作了。王珽副军长找A主任，要同他商量怎么解决这些问题。A主任说他和王珽没有共同语言，拒绝参加。大家急等你回来。”
见我这样说，尤太忠说：“那咱们不回军部了，直接去军管会。”
蔡秘书说：“军管会大院子里挤满了人进不去，还是回军部吧。”
回到军部党委办公室，尤太忠在屋里习惯性地用手捏着眼眉走来走去，思考了一会儿说：“王晏，你派两个侦察员去请王副军长、A主任、雪副参谋长晚上八点钟回来开会。”
没到八点，王珽、A主任、雪国衡都到齐了。尤太忠说：“北京的情况我就不必说了，咱们这里已经干起来了，我们赶快研究一下怎么办吧。”
我先把情况简要给尤太忠汇报了一下：这次无锡的行动，幕后是张春桥策划的，这是那一个头头向“626”兵团中心组传达时说出来的。他们的计划首先控制电台、报社，要求释放被捕的三个人，给“锡造总”平反，要“锡造总”重整队伍。然后要在无锡搞一个 “青海事件”，把二十七军搞臭，把军管会搞垮。
A主任打断我的话说：“你别说人家要搞个‘青海事件’，‘青海事件’不是我们已经搞起来了吗？把几十万人的组织取缔了，把头头关进了监狱里，那还不够‘青海事件’吗？”
我说：“主任，你说的不对。青海‘818’是学生，无锡的‘锡造总’是专搞打、砸、抢、抄、抓的坏组织，青海向学生开了枪，打死了不少人，我们只是把三个头头逮捕了，红卫兵和坏组织、学生和坏头头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
A主任说：“为错误辩解，比错误更严重!”
我也不在乎了，说：“惯于混淆是非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尤太忠说：“大家不要争论，还是研究怎么办吧。”
A主任不容分辩：“怎么办，他们的宣言书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就按照那么办!”
雪国衡说：“怎么能那么办呢。”
A 主任说：“现在是大军压境，几万人在城里游行的、示威的、静坐的、绝食的，形势紧迫得很，不办也得办，早办早主动。”
雪国衡拿着一份“宣言书”哈哈大笑，问A主任说：“他们要砸烂军管会的狗头，老A，你的头是不是狗头？”
大家一听，都跟着乐起来，气氛一下子比开始缓和了许多。
A主任不去理会，继续说：“我的意见有五条：第一，军管会领导层彻底转变立场，端正路线；第二，军管会在组织上进行调整，把路线不端正的成员调出去，挑选路线觉悟高的同志充实进来；第三，公开的向‘锡造总’低头认罪，向被捕的人认罪，向党中央认罪；第四，在政治上、经济上全力扶持‘锡造总’恢复组织；第五，二十七军彻底‘转屁股’支持‘锡造总’，解散‘锡革联’和一切保守组织。”
尤太忠问王珽：“老王，你的意见？”
王珽说：“从《人民日报》的文章看，这一段时间各地取缔组织比较多，不是我们二十七军一个单位的问题。取缔组织难免对一些群众带来压力，对整个文化大革命也必然有所影响，就这个意义来说，取缔组织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对捉人的事，我们可能忽视了两点：第一点是我们看重了他们的错误，第二点是我们忽视了造反派头头对他所代表的群众的影响作用。我们认为他是个坏人就该抓。但是他们的群众还不认为他是坏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击了坏头头，也很自然要伤害一些群众的感情。所以，我同意给‘锡造总’平反，同意释放逮捕的三个人。也应该向他们公开承认错误，进行道歉，但是不同意认罪的说法，也不同意解散‘锡革联’，因为我们也没有权利这样做。”
我接着说：“我同意王副军长的意见。关于如何处理当前的问题，谈几点具体建议，请军长考虑是否可行：一是军管会代表与他们的领导接触，公开表明不管是什么问题，我们主张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劝说他们停止冲击、围攻、静坐、绝食的行动。因为这样做不利于解决问题，明确告诉他们军管会对取缔‘锡造总’的问题将做出反省；二是对正在静坐、绝食的学生，军管会派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到现场看望他们，劝说他们进食，爱护好身体；三是教育参加‘三支两军’人员要冷静、正确对待外面静坐、绝食的学生，对他们的过火言行，我们要严格坚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绝不开枪的纪律；四是根据今晚讨论的意见，写一个公告，军管会正式宣布：承认取缔‘锡造总’是错误的，公开宣布平反，释放三个被关押的三个头头，并向他们承认错误，表示道歉，同意‘锡造总’恢复组织；五是公告由军管会一位领导在无锡电台公开向全市革命群众公布；公告的内容在公布之前，向另一派‘锡革联’的头头通通气，防止引起误解。”
尤太忠说：“取缔‘锡造总’错了，制止动乱对了，错的检讨，对的坚持，可以向军区写一份检讨，但坚决不‘转屁股’。明天，老雪先给‘支左’的处长们说说这个精神，然后把全体人员召集起来讲一讲，完事后让处长们带着一○一医院医生、护士去看望绝食的学生，并找他们的头头谈话。明天一早派人去通知‘626’的湘江，让他把调查团的头头请到军管会会议室，我一个、王副军长、A主任、王晏，再找两个人，我们一道跟他们交谈交谈。”
尤太忠派侦察连指导员林波和司令部参谋许荷立乘摩托车，把以尤太忠的名义写给湘江的信，送到轻工业学院“626”兵团部。
湘江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便认识尤太忠，二十七军参加“支左”以后，也还保持经常的往来，个人间的感情一直不错。《红旗》杂志《一唱雄鸡天下白》的社论发表的晚上，湘江还到二十七军军部去，同尤太忠说，我们年轻人还是幼稚，这回又犯错误了。尤太忠安慰他，毛主席讲的，学生有点错误算不了什么，你们不同于社会上那些坏人。
这回湘江接到信，见上面写：“湘江，我昨天从北京回来，了解了无锡当前的情况。我想请你今天上午和调查团的领导人一起到军管会来，我们共同协商解决当前无锡的问题。”
湘江反复看了几遍，对两人讲：“请转告尤军长，我一定照办！”
第二天上午七点半钟，我随尤太忠、王珽、A主任来到军管会。这时湘江已在会议室里面，与侦察连指导员、司令部参谋许荷立热烈地谈论着。看大家进来，他们就停止了谈话。湘江主动向尤太忠打招呼：“军长，身体好吗？什么时候从北京回来的？”
尤太忠说：“湘江，你还是这样客气，我想你这回要造我们的反了，以后交不成朋友啦！”
湘江忙说：“那不可能，斗争是斗争，友谊是友谊，军长是我们革命的老前辈，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
尤太忠说：“湘江，你这话叫我感动啦，年轻人都能像你这样，事情就好办啦。”回头看了看，见只有他一人，又问：“那些人呢？”
湘江解释说：“军长，我汇报一下，昨天晚上接到信，我们研究了，外地来的同志说，他们来这里不熟悉，第一次见面说话不知道怎么说好，叫我全权代表来和你商量。我们的意见反正都贴在街上了，主要听听军管会的意见，若是军管会的意见能够达到要求，他们也不想搞得太过分。”
尤太忠说：“你们的‘宣言’已经够份量了，还要怎样过分呢？”
湘江笑了笑说：“那上面的话，有的是将来要做的事，有的是气话，也有的是威胁人的口号，最实质的问题我想军长也能知道。”
尤太忠说：“湘江，你既然是全权代表，那我们就把实话说给你，若是你认为不行，我们再共同商讨。”大家坐下后，尤太忠叫我先谈。
我对湘江说：“无锡军管会昨天召开了全体会议，尤军长传达了北京会议的精神。根据会议精神，认真分析了调查团的‘宣言书’，通过反复讨论，做出了如下决定：第一，无锡军管会在二月二十八日取缔‘锡造总’的行动是错误的，现在公开承认错误，公开平反、公开道歉；第二，无锡市军管会在二月二十八日逮捕‘锡造总’白水等三位领导也是错误的，现在公开承认错误，公开平反，立即释放，并向本人及家属公开道歉；第三，军管会同意‘锡造总’恢复名称，重建队伍。以上几点，军管会决定以公告的形式公诸于众，并上报省军管会和党中央。”
见湘江不住地点头，我又接着说：“另外，军管会已经派代表和医护人员到学生静坐绝食现场去看望那里的红卫兵，并劝说他们结束这种行动。若有问题，可以派代表与军管会协商解决，至于调查团‘宣言书’里说的，要砸烂军管会，占领电台和报社等有关的话，这些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早有明确指示，相信调查团能够正确对待。中央已有指示，群众组织的问题，军管会没有这个权力，群众组织的事，解散‘锡革联’等群众组织的事，应由群众自己来解决。”
尤太忠说：“湘江，你觉得怎么样？”
湘江说：“‘宣言’上的话，实质就是这些事，我个人本来想，军管会不一定能这样做，现在看来军管会很有诚意，这样很主动，我估计给调查团的人说了，他们多数人会接受的，因为，对他们外地人来说，毕竟这事与他们无切身的利害冲突，‘宣言’上有的是气头上的话，青年人容易这样做。我想的是‘锡造总’方面的人会有什么反映，我不全了解，他们都是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的人，不像我们学生，想得单纯。”
尤太忠说：“湘江，你的话很好。你回去多做工作，能够协商处理好这件事对各方面都好，不然叫那么多的小孩子坐在露天地上，不吃饭，影响身体，不但他们的家长要担心，我们这些人也于心不忍呀!至于‘锡造总’他们有什么意见，那就再说了，反正不可能一下把所有的事都解决好了，公告下午就正式在电台上向全市公布，公布之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讨论。”
五月十三日下午两点，由王珽副军长代表二十七军和无锡军管会，在电台宣读为“锡造总”组织平反的公告。
“锡革联”那边因为给他们打过招呼，他们理解军管会的处境，没有过激的反映。
“锡造总”被逮捕的三个人，军管会派人亲自到看守所释放了他们，用汽车送回每个人的家里，并向他们的家属做了道歉。他们本人及家属都很感激。静坐、绝食的队伍，举行了庆祝胜利大游行，然后各自散去了。调查团的人有的去走亲访友，有的到太湖游览风景名胜，也慢慢撤退了。
重振雄风
军管会为“锡造总”平反的公告公布之后，“锡造总”的十五位常委为被捕的三位正、副司令贺喜、接风的活动连连搞了数日。
有一天，一个誉称“秀才”的头头说：“现在我们的组织已经平反了，人也放出来了，咱们要抓住时机，好好商量一下今后怎么办，是当缩头乌龟，还是重振雄风？不能再迟缓了，你们没看‘锡革联’他们在干什么吗？再晚了，恐怕无锡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了。”
大家互相看看，白水说：“我看请‘秀才’先想个主意，我们明天好好讨论一下，怎样？”
“秀才”说：“这几天我已经有了一个计划，我们商量一下如何？”几人齐声说好。
“秀才”的计划开头是三句诗：“青松不老，青山不倒，‘锡造总’垮不了。”接着进了具体内容：
（一）组织名称还是叫“锡造总”，下属三个军：主力军、野战军、挺进军。按系统划分，主力军以建工局、重工局、机械局、化工局为基础；野战军以轻工局、纺织局、电子局为基础；挺进军以交通局、邮电局、手工局、港务局为基础。每个军下设若干个兵团。总部下面再成立一个“五虎队”，即飞虎队、小虎队、夜虎队、猛虎队、黑虎队，以体工队、武术队、各个技校的红卫兵团和搬运工为基础，争取组织十到十五万人。
（二）组织领导：中心组原来的十五个人不变，再增加两位军师。总司令部设在三皇街工人俱乐部。
（三）队伍成立以后，迅速占领市中心手工业商场、老市政府、西门桥绿杨饭店、老轻工业学院、新轻工业学院、体育大楼、港务处、火车站大楼等全市的制高点和交通要道。
（四）政策和策略：一是与南京“红总”、常州“主力军”、苏州“踢派”迅速取得联系结成同盟；二是与无锡轻工学院“626”兵团、机床技校“415”兵团紧密合作；三是要注重夺权，少搞金钱；注意吸收各方面更多的人参加“锡造总”；五是一定要把原来市委的常委控制在手，有了当权派，才好搞“三结合”；六是不再搞打、砸、抢；七是主要的斗争目标是二十七军无锡军管会和老保，因为他们是我们夺权的阻力。
（五）步骤：一个星期以内，把队伍组织起来。六月一日举行誓师大会。誓师大会以后占领全市的制高点和要害位置。六月中旬向保守势力发起进攻。
“秀才”的计划获得一片喝彩声，被一致通过。不到一周时间，计划真的付诸实施了。“锡造总”司令部成立了，“锡造总”的大旗树起来了，大旗有八米长、四米宽，空前绝后；大印是有色金属厂用五公斤铜铸成的。
“锡造总”的总部设在健康路总工会的办公楼里，主力军总部在三皇街工人俱乐部，野战军的总部设在旧县衙内，挺进军总部设在了航运大楼。按照计划，市区的制高点和要害位置，“锡造总”也都派人占领了。
六月一日早上，红旗似海，锣鼓喧天，“锡造总”的队伍从四面八方涌向体育场。
到上午九点多，体育场东半部田径场上，集聚了大约十万多人。主席台上坐满了来自南京、苏州、常州及苏南其他市县的造反派代表，本市大中院校造反的代表及“锡造总”的头领数百人。
主席台上方的横幅上写着：重振“锡造总”雄风誓师大会。
十点整，白水司令精神焕发，壮严地宣布大会开始。接着是震天响的鞭炮声，足足燃放了十五分钟。之后，有七八个人讲了话。
会后，“锡造总”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造反派们欣喜若狂，高呼“青松不老，青山不倒，‘锡造总’垮不了”、“彻底冲垮一切改头换面的保守势力”的口号。所有这些，都大大激怒了相对立的另一派组织--- “锡革联”。
危机迫在眉梢。
古巴刀与红缨枪
无锡市“锡革联”全称“无锡市工人革命联合会”，成立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也是一个全市规模的群众组织。
“锡革联”成立之初，是保卫各级当权派的，受市里当权派支持和控制。“一月风暴”后，无锡市当权派“转屁股”，踢开“锡革联”，站到造反派一边。“锡革联”变成了保皇派，成了当权派的替罪羊，当时很快被“锡造总”冲垮了，凡参加“锡革联”的大小头头和骨干分子，长时间受到揪斗、关押。
一九六七年二月，解放军介入“支左”，特别在军管会取缔了“锡造总”后，参加“锡革联”的人重新又组织了自己的队伍。到五月份，在全市统一组成了大联委，号称有三十万大军，总部设在七二一军工厂，中心组有二十多人，为首的有无线电工业学校的大海、机床厂东林等人。
军管会为“锡造总”平反后，他们时刻注视着局势的变化，虽然预料到彼此争斗是避免不了的，但始终未有什么行动上的表示。而“锡造总”此番大游行中喊出“彻底冲垮一切改头换面的保守势力”的挑逗性的口号，他们搞清了“锡造总”的用心，心底积压多日的怒气升腾起来，立马动员，连夜召开中心组会议。紧接着又召开了各个系统头头的会议。会议决定，“锡革联”更名为“九二革命联合会”（以下简称“九二”），来历是无线电工业学校造反团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冲进了江苏省委和无锡市委大院的日子，为表明他们是响当当的造反组织，也为继承这一革命精神，所以取了“九二”这个名字。
“九二”下属十三个系统，当时无锡共有十三个工业局，一个局一个系统，每个系统的中心组统率下属厂矿企业基层单位的“九二”组织。无锡各个基层单位的绝大多数人都加入了“九二”锡革联组织，它主导和控制着各个基层单位的经济和权益。在“锡造总”重整旗鼓之后，特别当听到“锡造总”游行时喊出那种刺激口号后，知道“锡造总”的锋芒是针对他们了，便立即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
“九二”派出众多的人在全市所有街道上铺天盖地地刷满了大标语，又设立了广播台在全市架设好多高音喇叭，其中在全市最高的一个烟囱上装置了十个大喇叭，日夜广播战斗口号：
“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
“谁反对解放军，就砸烂谁的狗头！”
“打倒无锡市新的保皇派！”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革命的果实！”……
因为“九二”的标语不少覆盖在了“锡造总”的标语上面，双方为此个别地方发生了一些小的冲突，“锡造总”的人在“九二”势力薄弱的地方搞冲击工厂、学校、砸毁牌子的行动，“九二”开始采取忍让的态度，后来，“锡造总”步步为营，不断扩大事态，在六月十三日这天，“九二”组织了全市学校的红卫兵举行游行示威，向“锡造总”表示抗议。
当游行队伍经过建筑公司时，那里的主力军建筑兵团登上大街两旁的屋顶，用砖头、瓦块打向游行队伍。建筑兵团在屋顶高处，“九二”游行的红卫兵在马路上，没有办法抵挡，只好逃避。近万名学生的游行队伍一时的跑不出去，被砸伤的，相互挤伤、踩伤的有好几百人。
大队人马撤退后，马路上躺着一片受伤的学生。军管会闻知，派出两个连的战士，把伤员送进附近的第一、第二人民医院抢救治疗。这一件事发生后，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第二天，“九二”向军管会递交了一份抗议书，要求军管会惩办肇事者，同时给“锡造总”也递交了抗议书，勒令交出制造流血事件的策划者，交出打人凶手，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
“锡造总”对“九二”的抗议根本不予理睬。反而派人开着大卡车来到军管会，要带走原市委的九个常委，说是要开批判大会，需要押解他们到场。
军管会不知道这是个圈套，把九个常委交他们带走了。结果他们把九个常委里面三个赞同他们观点的留下，其余六个人送到一个秘密的地方藏起来。留下的三人，安排一个担任“锡造总”的首席顾问，一个担任后勤部长，一个担任政治部部长。
两天后，“九二”总部见“锡造总”对他们的抗议置之不理，反而把原市委九个领导藏了起来，觉得“锡造总”太也的猖狂了，遂决定立即进入战备状态。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聘请五位高参，都是军队的转业干部，一位是英雄团团长，一位是坦克团团长，一位是团参谋长，一位是侦察处长，一位是师政治部主任。又挑选了大批转业复员军人组建了四个基干团，担负应急任务，待机对“锡造总”实施报复。
这天清早，“九二”的广播电台反复播出“九二”总部抗议“锡造总”打伤学生的抗议书。下午一点左右，“九二”派出基干团六百多人，其中有“1018”战斗队，突然袭击“主力军建筑兵团”指挥部驻地。建筑兵团没有预防，只一个小时就把建筑公司房屋全部捣毁了，打伤了几十个人，烧毁了旗子、牌子和办公用具。等到“锡造总”的“五虎队”赶来救援，“1018”的队伍已经撤走了。
就在“九二”捣毁主力军建筑兵团的当天夜里，“锡造总”的主力军、野战军抢了无锡刀剪厂生产的“古巴”刀和裁缝用的大裁剪刀，共约一万多件。古巴刀是用上好钢材制造的，专门为古巴生产的，是古巴砍甘蔗用的，所以叫古巴刀，十分锋利。男队员每人装备一把古巴刀，女队员每人拿一把大剪刀，作为武器。
“九二”得知这个消息后，也不敢怠慢，立马在机床厂、自来水管厂、七四二厂制作了三万支两米长的长矛。又在铝制品厂用做铝锅的材料制作了三万顶头盔和护胸。
仅仅一个昼夜，双方全部武装起来了，使原来只用拳头、棍棒的较量升级到了冷兵器时代。优美的江南古城的街巷里，呈现出太平军的风采。
当权派不准搞武斗
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军管会的同志们每个人的心都是绷得紧紧的。都在猜测一旦发生冲突，后果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法子可以避免呢？经过一番争吵，终于在军管会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形成了两项决议：
一是把警卫部队237团的一个营，由无锡市郊调到市内的五爱小学内驻扎，做为急用；二是军管会向各派派出联络组，迅速找两派头目做劝说工作，尽最大力量防止矛盾激化。
五爱小学地处五爱广场，是轻工学院通往市区的必经之地，又靠近运河，是水、陆交通咽喉，派237团进驻此地，担负隔离、阻止武斗的意图。
考虑到政治部A主任与“锡造总”人员比较熟悉，尤太忠让他前往沟通一下情况。
A主任根本不买账，反倒说起了风凉话：“这个问题是我早预料之中的，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当初几十万的革命造反组织给人家解散了，这不仅是政治路线问题，群众也不会服气，当时你们就听不进我的话嘛，现在倒用着我了。”
尤太忠一听生了气，骂道：“你不要放屁拉臊，摆那个球样。少了你，我们就活不成了？你像个什么球主任？”
A主任不以为耻，厚着脸皮反问：“你们敢去吗？哪个敢去见造反派？”
尤军长冲我说：“王晏，咱俩走。”我和尤军长坐着吉普车直奔轻工学院。
湘江把我和尤太忠迎上楼问：“尤军长，你无事不会来这里吧？”
尤太忠说：“我们感到你们两派的气氛不太好，能不能不搞武斗，相互可以协商吗。”
湘江说：“那不行，现在全国形势都这么好，可在你们的支持下，无锡的保守派势力不但不减，反而比以前更猖狂了，无锡哪有什么革命形势呀，文化大革命快没声息了。”
尤太忠问：“那你们说怎么办？”
湘江答：“一定要解散保守派的组织，才能排除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没有保守派的阻力，无锡文化大革命会很快发展的，上海‘一月革命’已经夺了权，成立了革委会，我们无锡现在却还是老样子。”
他最后又说：“你们军管会要多做做保派的工作。”
尤军长说：“各派的工作都要做，我就是来同你们商量怎么样做工作。用武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回到军管会，尤军长又把“九二”的头头找到军管会谈话。
“九二”的头头大海、东林，还有一位高参一起来了。
这位高参倒是很乐观，笑哈哈地对尤太忠说：“军长啊，无锡有好戏看了，下一步就热闹了。我知道你叫我们来是什么意思，想了解我们准备武斗的情况，现在的形势军管会说了不算了。全国都在搞武斗，江青同志不也说了吗？要‘文攻武卫’吗？大字报是‘文攻’，不让写、不让贴就要‘武卫’，武斗是劝阻不了的。”
尤军长说：“搞武斗，就要死人的，死了人是要负责任的。”
高参开玩笑地说：“军长，你打了一辈子仗，怎么还怕死人呢？毛主席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的……”
尤军长打断他的话：“你别说那些，你看到底怎么办？”
高参干脆利索说：“我们‘九二’的人，第一决不给军管会添麻烦，第二决不给转业军人丢脸，第三决不打第一枪。真正打起来，无锡的问题就解决了。”
尤军长追问他：“你们到底想怎么办？”
高参诡秘地说：“军长，这是我们的秘密。我们队伍里有他们的人，他们那里也有我们的人，我们大家都下决心了，要完蛋一起完蛋。别的不敢说，搞武斗他们不在行，这一次惹下多大的乱子，不管定什么罪，决不做孬种!”
七月二日，省军管会指示无锡市两大“造反派”组织，派代表赴宁协商，解决阻止武斗问题。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和两个侦察兵坐一辆吉普车先出发了。另外两辆卡车拉着两派代表随后出发。
上午十点多钟，到达省军管会所在的高楼门军区炮兵大院里，省军管会主要领导红司令、吴大胜参加了谈判。
红司令问我：“你是那个？”
我回答他：“我是无锡军管会的工作人员，带两派来参加谈判的。”
吴大胜一旁插话问：“无锡，哪个无锡？在哪个方向？无锡在南通的什么方向？”
“九二”的大海说：“什么南通？南通在苏北，无锡在苏南。”
吴大胜又随口说道：“无锡是在苏南吗？”
大海有点不耐烦，拿出地图，指给吴大胜看：“无锡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还谈什么制止武斗。”
红司令将大海的话挡住：“地图先收起来，你说说，你们武斗干什么？”
大海说：“我们不想搞武斗。”
红司令操着江西话说：“不搞武斗你拿大刀、长矛干球啥？”
停了一会儿，红司令又说：“你们能不能向省军管会下一个保证，签一个协议，不搞武斗。”
大海说：“不那么简单。”
红司令不太高兴地说：“不简单，不简单，我们省军管会下命令，你们两个派回无锡，去把所有大刀、长矛统统送到二十七军，送到工厂，把它毁了。老吴，你写协议书，让他们签字。”
协议书提前已经写好了。
两派代表签了字，我代表无锡军管会也签了名。这就算是制止武斗的协议书。
文攻武卫
“锡造总”与“九二”敌对态势如箭在弦上，一引即发。
“锡造总”的野战军有个兵团共五百人，住在西门桥西边的绿杨饭店里。绿杨饭店是座五层楼的建筑，当时算是较高的建筑了。这里的位置在十字路口，向东一条马路通往火车站，向南一条大街，过了西门桥，通往市中心，向北的大街通往轻工学院“626”总部，向西的一条大道通往西郊“九二”的总部七二一工厂。
自从“九二”袭击建筑兵团后，住守在绿杨饭店的野战军，在通往西郊和通往火车站的岔路口上，设置了岗卡和路障，行人和车辆通过时都要停下来接受检查。发现可疑的人就说是“九二”的奸细，便要扣留下来，甚至遭到殴打。因此，凡参加“九二”的人，尤其妇女、老人，都要绕道从别处走。很不方便，很不安全。不但“九二”恼火，就是一般的群众也都有反感。
为此事，“九二”总部曾向军管会提过意见，希望军管会劝说“锡造总”放弃绿杨饭店，调到别的地方去住。军管会也曾向“锡造总”进行交涉，据说“锡造总”的头头倒是同意调动，但他们的顾问坚决不同意。他们说放弃了绿杨饭店，“九二”就把“锡造总”的总部和主力军、野战军分割开了。那样是要吃亏的，无论如何不答应，不但没搬走，还增加了兵力，让“五虎队”的黑虎队、夜虎队共一百多人调进了绿杨饭店。
“九二”的高参们先一步研究制订好了行动方案，之后召集各系统的头头进行了详细讨论，最后确定的方案是：
第一步把绿杨饭店这个钉子拔下来，排除“九二”总部与市内各系统联系的障碍。同时打通市区与西郊、市区与火车站的通路。绿杨饭店楼房虽然不太高，里面的人员比较多，不易攻击，必须设法把他们的人引出来打才能取胜，因此他们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
第二步绿杨饭店打下来后，接着拿下轻院的“626”总部，把“锡造总”的主力逼到城东来，或者城南去。这样“九二”就可以把城西、城北、城中联成一片。在兵力的使用上：用北片的一个基干团攻打绿杨饭店，西片用两个团三千人围攻轻院“626”总部，南片一个团，在城中监视和阻击“锡造总”集结在体育大楼、市府大院、手工业商场可能出来增援的队伍。
担任这次作战的总指挥是军队转业的侦察处长徐高参，副指挥是军队转业的副团长于高参。
六月三日晚上八点钟，“九二”基干团一千人秘密地进入绿杨饭店到轻院之间的一所学校里，准备伏击增援绿杨饭店的野战军。西片的三千人集结在七二一厂的灯光球场上，假装观看篮球比赛，到夜间十二点，偷偷对轻院实施包围。拂晓时分，三千人在轻院围墙外齐声呐喊，手拿长矛佯作冲锋的阵势。为了逼真，一部分人爬过院墙，冲到教学大楼跟前。
轻院“锡造总”的人员还在睡梦中，听到喊杀声，住在一层二层的人都慌忙抱着衣服朝楼上跑。边跑边喊：“‘九匪’来啦！‘九匪’来啦！”“锡造总”指挥部命令把一层楼的大门和楼梯口用床板、桌子、板凳堵起来。
“九二”佯攻的人在大院里一个劲地大喊，同时有人用长矛戳大门，还有的用木棒敲打窗户。
“锡造总”首席顾问命令绿杨饭店的队伍迅速前来轻院包操“九二”的围攻队伍，绿杨饭店的“五虎队”队员接到命令，立马全体出动，向轻院冲来。“九二”佯攻轻院的队伍，恐怕时间久了，会被识破佯攻企图，他们把大院里一个芦席搭成的自行车棚放火点燃，同时高声呐喊着装出冲锋的样子。增援轻院的“五虎队”看到轻院起火，带队的头头下令跑步前进。
双方接近到一百米左右，“九二”的人挺起长矛迎着“五虎队”冲了上去，把跑在前面的人剌倒了。“五虎队”慌了神，知道中了埋伏，迅速朝后跑。
跟在“五虎队”后面的野战军队伍乱作一团，沿着大街向后面跑，本想再跑回绿杨饭店，见“九二”的人已经占了绿杨饭店，只得一直向市里跑去。“九二”追击的队伍乘机占领了绿杨饭店。
张春桥的阴谋
“九二”的突然袭击让“锡造总”吃惊非小。
“锡造总”重整旗鼓，开始时雄心勃勃，要大显身手，大干一场。第一次建筑兵团打了“九二”的学生游行队伍得了便宜，“九二”只是抗议，造舆论，没有过激行动。“锡造总”认为“九二”没有什么道道，还是一副老保腔调。几天后，“九二”竟然捣毁了建筑兵团，紧接着又打败了“五虎队”，占领绿杨饭店。几次行动，都搞得那么得心应手，“锡造总”的顾问们颇感意外，也深感丢面子。第二天整整开了一上午的会，始终想不出良策挽回影响。
后来，还是首席顾问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九二’两次袭击，搞得那样顺手，部署得这样周密，肯定是军管会策划指挥的。‘九二’队伍里一定有化妆的解放军，不然他们不可能搞得那么正规。”
政治顾问附和着说：“一定是这样，我们应当控诉他们，向上级控告他们！”
这句话把大家提醒了，仿佛一下子找到了为自己挽回面子的方法，“锡造总”头头纷纷叫嚷着：“对，向上级控诉军管会！”
接着，他们给张春桥通了电话，汇报了发生武斗的情况。
张春桥说：“你们太年轻了,尤太忠那么几句不痛不痒的话,你们就草草收兵了。跟他们这些行伍斗，要多长两个心眼。我看，这回又是个好机会，一个堂堂的军管会，在他们眼皮底下，一下子死了这么多人，搞的什么军管？不管他们参加人没参加人，你们就是要他们惩办杀人凶手，要他们揪出幕后策划者。他们不答应，就静坐、绝食，冲击军管会的办公机关，进行示威游行。若是‘九二’插手干涉，你们就同他们拚！如果真的坚持不住了，就把队伍撤出无锡，撤到徐州、扬州、南通、南京、镇江、湖州去。我给浙江、山东的人说好，请他们接待你们。这个行动你们要准备周密，关于撤出去以后的事，下次再给你们谈。”
张春桥又特别强调要注意的问题是：一是不要造成过多人员伤亡，二是对死人的事要大造舆论，三是对撤退的事要严格保密。
与此同时，“九二”总部也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认为“锡造总”下步肯定要报复，一定会有大的行动，高参们研究决定了三条措施：
其一，在梁溪大桥、锡山大桥、吴桥三座桥上设置路障，每个桥派三百名武装人员守在桥上，阻止一切人员和车辆通行。这样，“锡造总”的队伍就进不了市区。其二，如果“锡造总”驻市政府大院、体育大楼、手工业商场的人员参加游行了，就趁机占领三个地方。南片负责占领市政府和体育大楼，东片负责占领手工业商场，如果他们里面还留有少数人，命令他们离开，不要伤害他们。其三，西片派人到西郊外，南片派人到南郊外，东片派人到东郊外，在每条通往市区的路口设调整哨，指挥外地车辆绕道行驶。
锡老谭的坦克来了
七月三日早上六点钟，我和尤太忠军长乘一辆苏联军用吉普车来到轻院“626”兵团总部，看到轻院门外的大道上集结了好多人，人人拿着古巴刀。
我们下了车，径直朝大楼里走，有人认了出来，马上大喊：“尤太忠来了！”“锡老谭来了！”
我和军长没有理睬。到了三楼会议室，“锡造总”司令白水、“626”兵团负责人湘江和顾问们围着一张无锡市区地图，用笔划着什么路线。尤太忠首先向湘江打了招呼。湘江见是尤太忠，怔了一下，问道：“尤军长，你来干什么？”
尤太忠说：“你们真的要游行吗？”
湘江说：“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尤太忠说：“湘江，为了安全，我劝你们还是不要搞吧！”
湘江说：“不行，我们太惨了，‘锡造总’几十万群众太惨了！我们那么多人不能白白地死去。”
尤太忠说：“你们游行能解决什么问题？”
首席顾问这时说：“我们要向军管会讨个公道？”
尤太忠说：“你向军管会要什么公道？军管会叫你武斗啦！”
首席顾问说：“军管会连群众的生命都不能保证，一下子打死了这么多人，你们军管会没有责任吗？”
尤太忠说：“我好像见过你，你不是原来市委的领导啊，怎么到这里来了？”
首席顾问说：“我现在是‘626’兵团的战士。”
尤太忠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战士，我知道你是当权派，你现在还在接受 军管会监护，没有权力参加武斗，更不允许挑动、指挥武斗。红卫兵搞武斗是个缺点错误，你挑动、指挥武斗就是违法，就是犯罪，军管会有权逮捕你，我劝你不要忘乎所以。”
尤太忠又转向湘江说：“我劝你们不要搞游行，如果再发生问题，就更不好了。”
白水说：“那么，我们那么多人被打死，你们军管会为什么不闻不问？”
我回答他：“军管会的责任是尽力劝说你们都不要搞武斗，如果你们不听劝告，一定要搞武斗，打死人，不管死的哪一派，都是他自己讨的，军管会不负责任。但是，你们煽动、组织武斗的头头和参谋、顾问们，是要负责任的。”
此时，好多人拥在会议室门外，嚷着要把我们扣起来。尤太忠厉声说：“我若是怕你们扣，就不来了，我看那个敢扣我们！”
湘江说：“我们的决心已定，而且已经行动了，你们还是走吧。”
尤太忠看到劝阻已毫无希望，只好离开了。走到大院，进到车里，还有人喊着打倒“锡老谭”的口号。吉普车出大门的时候，一名造反派挥着古巴刀朝汽车顶篷砍了一刀，幸好有蓬架顶着，不曾伤着人。
上午七点半钟，“锡造总”游行队伍从轻工学院出发了。最前面是一百名飞虎队员排成的四路纵队，他们个个右手持着古巴刀，昂着头沉着脸缓步行进。队伍后面是一百人的军乐队。军乐队是几家工厂的乐队组成的，乐队奏着哀乐。汽车上挂着两幅标语，一幅写的是“革命先烈永垂不朽”，另一幅写着“取‘九匪’首级祭我战友英灵。”汽车后面是手持古巴刀的队伍。一段队伍后面跟着一段徒手人群。
“锡造总”游行队伍拉得很长，先头已经到了西门梁溪大桥，尾部还在轻院没有拔根。走到梁溪桥的先头队伍，见大桥上交叉并排着四辆大卡车，车上装着满满的大圆木，把大桥塞得水泄不通，汽车前面几百名披挂着铝盔、铝甲，双手握着长矛，站着马蹬步的“九二”战士，虎视眈眈地守卫着桥头。
“锡造总”的武装仪仗队一见这般情景，谁也不说一句话，前进不得，后退不能。飞虎队队长叫一名队员飞奔到汽车后面，报告游行总指挥白水。白水走上来看到这情景，只得命令队伍绕道到锡惠大桥走。
费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队伍从梁溪大桥绕到了锡惠大桥，而锡惠大桥的阵势和梁溪大桥完全一样，仍受阻不能通行。白水得到报告，命令北上绕到吴桥走。等游行队伍到了吴桥，也是一个阵势。这次再没地方可绕了，无锡市区从东北到西南，被古运河环抱着，从城外入城，必须从这几座桥通过。这几座桥通不过，就要绕几十公里，到城东进入市区，再不然，只能通过渡船过河。
到了吴桥还是通不过，白水猜想，这一定是军管会出的点子。他立即与湘江商量对策，若是收回去吧，就太丢面子，也太窝囊了；冲过去吧，显然是不可行的，正在进退两难。
这时，首席顾问走上来对湘江讲：“决不能后退，后退是软弱的表现，只有按春桥的指示办，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让过就强行通过！”
湘江说：“我到前面看过一次了，‘九二’那些握着长矛的人阵容整齐，站那里一动也不动，两只眼一眨都不眨地盯着人，硬冲过去我们是要吃大亏的。要不，我再去看看吧。”
湘江走到桥头，向对方喊话：“我是‘626’的湘江，想找你们大海商量一下，让我们的游行队伍过去。”
“九二”那些人只当没有听见，没有一个回话的。
等了一会儿，湘江又说：“你们不去找，让我过去找，行不行？”
守桥的人仍不说话。
又停了好长时间，首席顾问见前面没有动静，就在后面鼓动了一二百个拿古巴刀的人，一面喊着杀声，一面朝前面冲。
守桥的“九二”队员听到喊杀声，看到冲上不少人，只是眼珠子上下左右地转动几下，手和脚还是一动不动。
冲到前面的“锡造总”队员一看这个场面，心想飞虎队都不敢动，我们又能怎么样。于是，他们也停了下来，既不喊也不冲了。
就这样，双方一直僵持到了十一点多钟。“锡造总”的队伍站在太阳下，又热又渴又担心，实在有些撑不住了。
这时，两个戴着“锡造总”红袖章的队员跑得大汗淋漓地向湘江报告说：“不好啦！‘锡老谭’从江阴沿着运河水里开来不少的坦克车，快到吴桥了，他们可能是来消灭我们的。”
首席顾问闻言说：“赶快把队伍撤回去！”
说话间，已经能听到坦克的轰鸣声。
有人指着运河里喊：“你们看，水里那不是坦克车吗？”
运河里果有一队坦克车轰隆隆开来了，随着坦克由远及近，轰鸣声也越来越大。
这时不知是谁在游行队伍里喊了一声：“不好了，快跑吧，坦克要开炮啦！”
一句话，“锡造总”游行的队伍乱了营，大队人马扔掉手里的东西，撒腿逃散。在这种情况下，“锡造总”的头头有多大能耐，也指挥、控制不了这一场面，任凭大家四处逃去。
从江阴方向开来的这队坦克车，是二十七军驻苏州市的坦克团在吉林四平新接来的水陆两用坦克，运到了江阴，为了使驾驶员掌握新装备驾驶技术，上级批准从江阴下水，沿古运河通过无锡市区，进入太湖，开往苏州，使驾驶员体验河道和湖泊两种条件下的驾驶技术，掌握坦克车的技术性能，并没有别的用意。由于运河水下情况不了解，坦克在河里行驶速度比较慢。在经过吴桥进入无锡市区时，遇到了“锡造总”游行队伍，纯属巧合。之后，坦克队伍未做任何停留，便进入太湖，开往苏州营地。
当时坦克在无锡市区行进不足两个小时，不仅群众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除了二十七军装甲兵处之外，就连驻锡的其他部队也不知道这个情况。
但是这件事却招来了一场大风波。
开始“锡造总”真的认为是二十七军要用坦克打他们，头头们受张春桥的欺骗，本来就有撤出无锡的打算，看到坦克开进了无锡，而且正好赶在这个节骨眼上，顾问们商量后，下令当晚撤出无锡城。因为大游行没有成功，又加上坦克进城了，整个队伍慌乱了，总部虽然下了决心，但是找不到下面的头头开会，撤退要用的火车、轮船，也都没有准备好。头头们正在着急时，有人来报告：二十七军的坦克开到太湖里，向苏州开去了，不是来打我们的。
湘江听了这个话，心里松快了一些，对顾问们说：“二十七军的坦克不是来打我们的，我们不要太紧张了，再加上我们各方面的事都还没有准备好，等两天再撤退吧。”
首席顾问说：“不行。不管坦克是不是来打我们的，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造舆论，就说是二十七军帮助‘九二’，把我们打出无锡的。这样可以争取外地同情，得到中央支持，也可以更好地动员我们群众撤退的决心。”接着又故意把声音压低说：“今晚上半夜准备，拂晓行动。现在马上把主力军、野战军、挺进军及兵团以上领导找来，把撤退的去向、路线和时间布置下去，要是今晚一次走不完，后面可以继续走。”
“锡造总”在当夜三点开始了战略大撤退。
总部和“626”兵团、五虎队、主力军近两千人，乘上了一列过路的运煤空车，撤到镇江、南京两地。总部、五虎队住南京，主力军一个兵团住徐州，一个兵团住镇江，野战军撤到了扬州。挺进军乘两只船走水路撤住南通，到了南通港，那里的“保派”不准他们上岸，于是又转回来，撤到了湖州。因为张春桥提前给苏、鲁、浙等地造反派的负责人打了招呼，撤到江、鲁、浙各地的“锡造总”队伍，受到了当地“踢派”及当局十分热情地接待，每人每天发给一斤三两粮食，四毛钱菜金，这相当于一个部队战士的伙食水平。
无锡城在包围中
一天，张春桥在上海接见了“锡造总”领导和首席顾问，向他们面授机宜，做了如下指示：
第一，你们的撤退不是失败，更不是逃跑，而是革命的战略转移，从内线转到外线，从被动转为了主动。今后，你们可以依靠徐州、扬州、南京、镇江、湖州、上海，对无锡形成战略包围。第二，撤出来在政治上可以得到中央和各地的同情和支持。第三，你们要马上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通过各种形式、各种渠道、各种场所，运用各种手段，控诉二十七军和无锡保守势力的罪行，控诉他们杀害你们战友的罪行，控诉二十七军用坦克镇压你们的罪行，坦克进城这一点抓得太好了。第四，派出若干小分队潜回无锡，散发宣传品，扰乱动摇他们的军心、民心。第五，与山东、浙江、苏南各地造反派联合起来，对无锡实行经济封锁，揭穿他们抓生产、压革命的阴谋。第六，等待全国有一个大的转机，杀回无锡去。
“锡造总”遵照张春桥的战略部署，在整个华东地区发动了一个控诉、污蔑、丑化二十七军和无锡军管会、无锡“九二”的宣传浪潮。
他们编造的谎言有：二十七军在“三支两军”中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在无锡和苏南地区镇压造反派，支持保守势力，搞杀人放火，还出动坦克车，配合“九二”反革命组织，把无锡造反派几十万人打出无锡，留在无锡的“锡造总”几十万革命群众背井离乡，四处流浪；在无锡的“锡造总”家属惨遭迫害，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他们把这些内容印成传单，在汽车上、火车上、轮船上张贴，编成活报剧到山东、安徽、浙江的农村、城镇、工厂、学校去演唱。组织三五成群的人到处“讨饭”，说是被二十七军打出无锡的，有家归不得。组织飞行队，夜间潜回无锡，把传单塞进居民的门里，蛊惑人心。又联合浙江、山东、徐州的“踢派”组织，对无锡实行了经济封锁，不论北方南下的火车，还是南方北上的火车，一到无锡车站，司机扔下火车就走了，把乘客留在无锡车站。并在上海、南京、镇江等地设卡，禁止南方的粮油、日用品运往无锡，禁止北方的煤炭、油料运往无锡。
无锡一些到外地出差的人员，不能从南京和上海走，必须绕到安徽芜湖，取道进出。凡是挂着二十七军车牌、无锡市车牌的汽车，被他们发现后，车子一律被扣压，人员遭殴打。
张春桥处心积虑为“锡造总”策划的撤退战略，确实是有用处的。
造反派撤到外地后，与当地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对无锡实行经济封锁，使无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缺少必需的生产原料，公交车没法运行，船舶不能开动，生活用品吃紧，没了煤炭老百姓生火做饭也成了问题，全城陷入了停滞、瘫痪状态。
军管会主任、军长尤太忠压力非常大，心里很沉重。有话找不到地方说，有困难也得不到上级的帮助。而且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尤太忠和军管会的战友们日夜不安。
七月二十日早上，尤太忠把我叫到办公室：“王晏，我想找‘九二’的头头，同他们共同磋商怎么解决无锡当前的困难，你看合适吗？”
我说：“这很有必要。”接着，我打电话找到“九二”的大海和东林，请他们中心组的人到军管会商量事情。
“九二”的人到齐后，尤太忠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摆在无锡面前有许多困难，我请你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你们看行不行。”
“九二”高参说：“尤军长，你不用说了，我们也研究过，当前无锡的处境是十分艰难。我们知道军长你是日夜为这些困难担心。我代表‘九二’的常委，向你表个态度：请军长放心，地方上的天大困难，我们想办法解决，你军长多关照二十七军，多关照一下军管会，多注意你的身体，我们就放心了。”
尤太忠听了他的话，笑着说：“谢谢你们的关心，有你们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不过，我还要说几句，主力军他们大部分是跑出去了，但城里还留有不少他们的人，请教育你们的群众，无论如何要正确对待这些留在城里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不要歧视他们，更不能伤害他们。另外，一定把生产搞好，要尽量组织工厂开工，想办法把老百姓的吃饭烧煤、买菜等事情解决好，把社会秩序搞好。”
“九二”代表忙说：“没问题，听你的。”
尤太忠又说：“我们军管会也在想着办法，但必须有你们的配合，至于军队的事情，请你们放心，有我们这些人在，有我们二十七军党委在，决不会让他们搞垮军管会。”
送走了“九二”的人后，尤太忠又打电话请驻无锡的炮兵、工兵、军分区等各部队领导，到军管会商量解决滞留在无锡的一万多名外地旅客的问题。
尤太忠指示工兵团长，把部队的帐篷借出来，在体育场架起帐篷，立起锅灶，给旅客休息和做饭、烧水；指派一○一医院院长带医生、护士，到旅客住处巡诊；指派八○师师长负责派五十辆汽车，把去北方的旅客，运送到江阴过江。又与炮九师高参谋长商量，请他帮助把去南方的旅客，运送到宜兴和当涂，转乘汽车回家。
部队几位领导表示全力支持军管会，把分工的事办好。
吃了中午饭，尤太忠又叫我给安徽省军管会主任、十二军的李德生军长打电话。电话接通后，尤太忠对李德生说：“真对不起你，老朋友，要请你帮忙啦！”
李德生说：“你老尤搞什么名堂，学会客气啦！什么事要我办？”
尤太忠说：“我们无锡市还剩了三、四天的煤，老百姓快没煤烧饭了。你无论如何要帮忙搞一点煤来。”
李德生说：“恐怕搞一点不行吧，你大概需要多少、怎么个运法？”
尤太忠说：“你看着搞吧，我是想越多越好，铁路不好运了，无锡造反派在徐州、南京那里设了卡子，运不过来。”
李德生说：“给你先搞两万吨，我派两个船队，再派部队给你护送，从淮南起航在长江里送到无锡，行不行？你明天就派人到淮南办手续？”
尤太忠说：“太谢谢你啦！”
给李德生通话后，接着他亲自给沈阳军区陈锡联司令员打电话。电话通了，听到陈司令问：“你是哪个？怎么把电话打到我家里来了？”
尤太忠说：“报告司令官，我是尤太忠，我向你问个好！”
陈锡联说：“你是尤麻子呀！”哈哈笑了几声，又问：“小尤，你有什么指示？”
尤太忠说：“我现在顾不上和你开玩笑啦，我是向您求援的。我们无锡叫人家封锁住了，煤也运不进来，油也搞不到，工厂停了工，轮船、拖拉机也开不了，老百姓做饭也没烧的了，今天请李德生同志帮助搞到了煤，我想请你帮助搞点汽油和柴油。”
陈锡联说：“我明白了，你不用说了，我一定帮你解决。我这就给大庆打电话，给你们先发两个专列石油和柴油，让军运部用军列运去。你赶快派得力的干部直接到大庆办理手续吧。”
一个月过去了，张春桥见原打算用经济封锁、政治搞臭的手段，搞垮二十七军的战略没有得逞，遂又指使华东地区的一些军事单位，给二十七军施加压力。有的单位给二十七军党委写来规劝书，劝说二十七军迷途知返，悬崖勒马，与许世友划清界线；有的发来抗议书，抗议二十七军镇压革命造反派，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有的发来最后通牒，要二十七军向党中央请罪，清除党内的坏分子。
二十七军党委和无锡军管会的人员，头顶上像是压了一座泰山。
AB楼挨批
八月上旬，南京军区一位主持工作的首长，指示军长尤太忠、政委马杰、政治部A主任三人到南京AB大楼，解决二十七军“支左”的问题。
尤太忠、马杰决定带上我一起参加。
撤到南京的无锡主力军，驻扎在南京的一个高等学院里。他们把守着南京中山门、中央门、和平门，封锁着无锡到南京的通道。
为了防止意外，王珽决定去南京开会用的汽车，借总参三局的车牌。并提前派侦察连副连长带两个侦察兵，坐挂总参三局车牌的吉普车去南京侦察情况，勘察道路。当晚十一点钟，侦察员返回报告情况：中山门、和平门、中央门都有主力军的哨卡，并设有路障。太平门因为是军事禁区，主力军没有设卡。
情况侦察明了后，我们去南京的四人，分乘两部吉普车一大早就出发了。我和A主任坐的车子在前面，尤太忠、马杰坐的车子在后面，一路上没有遇到盘查。
上午十点车子开到孝陵卫，我告诉驾驶员朝中山陵方向开，避开有“锡造总”把守的中山门。进去了几百米，两名执勤战士叫车停下，告诉前面是禁区，不准通行，要车子调头。我连忙下去，向卫兵解释，是二十七军军长、政委来南京开会的车。卫兵检查了车牌照，看了看两部车上坐的人后，打电话向内部请示，获得应允后，才予以放行。
车子过了中山陵，向右沿城墙行驶，绕到玄武湖，再向左进了太平门。之后一直从北京东路过了鼓楼，开到北京西路，进入AB大楼院内。A、B大楼是解放战争时期美国援蒋顾问团居住的两座大楼，后沿袭下来一直这样叫。
十一点左右，一位秘书等在门口，带我们四人进了B楼，上了二楼的会议室。会议室已经有十几个人坐在那里。
等大家都坐定后，主持工作的首长说：“今天请你们二十七军的人来，不是开什么会，是由我代表军区领导和江苏省军管会给你们谈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你们写的镇压造反派那个错误检讨问题。那个检讨我们都看了，觉得根本不像个检讨，不痛不痒，不像个样子。你们一点也没有放下架子，你们把人家几万人的一个组织给镇压了，把头头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几个月，还说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理解怎么知道他们是反革命？这个检讨是哪个人写的？”
A主任指着我说：“就是这个王处长写的。”
首长瞪了我一眼，说：“你这个处长有点个乱弹琴，把你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里，我说这是不理解，你愿意吗？还有什么不理解呢。你们本来就是出来镇压的嘛，不是在你们招待所有人布置的吗？你们要好好地写，写不好就要被动。现在你们二十七军够被动的啦，把那么多人赶到外面去，听说你们还用坦克打他们，同志哥，这太不像话啦！你们看现在全军、全国都说话啦，同志哥，你们争取主动吧，等着中央说话就晚啦！”
尤太忠有点忍不住了：“你听那个说我们开坦克打造反派？”
首长说：“还用听说吗？火车上、汽车上、大街上，大字报小字报到处都写着，还要听哪个啥卵球！”
尤太忠火撞脑门：“你相信那些大字报吗？大字报上写的砸烂解放军的狗头，你看哪个解放军的头是狗头？”
首长不高兴了：“不管用没用坦克打，反正坦克是有的，反正他们是被你们打出来的，反正你们的检讨是要重新好好写的。”
首长喝了口水，又接着讲：“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加强、充实无锡军管会组织的问题。我们考虑，无锡驻军单位很多，他们应该参加军管会，空军、炮兵、无锡人武部、工程兵，还有个海军航空兵，他们都应当参加，这样有了事，大家商量着办就好了，只有你们二十七军一个单位包办，这样不好。你们回去做个准备，过几天他们的人就到。”
尤太忠说：“你不要学着文皱皱的说，不就是要给我们掺沙子吗。”
首长没有理会，继续说：“下面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民主作风问题。听说在取缔‘锡造总’的时候，A主任就不赞成，你们硬是不接受他的意见，结果搞到这个样子，你们还不接受教训。听说A主任坚决主张‘转屁股’，全面支持‘锡造总’，解散‘老保’，你们还是不听，反而把‘锡造总’打得跑了出来，同志哥，不行啦！军管会里搞那么些没有路线觉悟的人，不是坏了事吗？应该把他们清出去嘛。”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把手一挥说：“我的话说完了，老尤，你看还有啥球话说。”
尤太忠说：“马政委，你先说吧。”
马杰说：“我说五点：第一，关于检讨问题，我们可以再写；第二，关于‘锡造总’是打出来的，还是有人指使他们撤出来的，是会搞清楚的；第三，关于坦克的事，请领导打电话问一问装甲兵部，不就清楚了吗；第四，关于A主任提出‘转屁股’的问题，我们军党委讨论过多次，觉得屁股绝对不能转，若是军区党委认为一定要‘转’，就请下个文件，我们照着执行，如果是那位领导个人的意见，我们是不会执行的；最后一点，无锡军管会的组织当时是军区正式行文成立的，关于驻锡单位都参加军管会的问题，请军区正式行文，我们执行就是啦。”
尤太忠说：“我完全同意马政委的意见。”然后转身问我：“王晏，今天谈的这些都记下来了吗？”
我回答记好了。
尤太忠又问那位首长：“你还有什么指示？若是没有了，我们马上就走。”说完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走出会议室，下楼走了。
回到军部后，立即在军机关党委会议室召开了军党委常委会议。与会的领导有马杰、尤太忠、王珽、涂学忠、A主任、秘书蔡惠然，因为工作需要，我和军部文革办公室的王明清也列席参加了常委会。
会议由政委马杰主持，他首先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
（1）讨论军党委检讨；
（2）讨论要不要“转屁股”；
（3）讨论要不要撤换军管会的人员。
马杰说：“前几天，军区主持工作的领导受军区党委和江苏省军管会的委托，召见我和太忠同志、A同志到南京，向我们转达了以上三个问题的意见。他指示：一、我们军党委取缔‘锡造总’的检查写得不像话，要重新写；二、他说我们党委应该接受A主任的意见，彻底‘转屁股’，支持‘锡造总’，解散‘九二’；三、他要我们把军管会里没有路线觉悟的人清出去；四、他决定无锡的各个部队和南京步校，都要派干部参加无锡军管会。这几个问题，我和军长在南京都表了态，我们俩的态度是，不同意他的意见，若是一定要我们执行，就请军区党委正式下个文件。今天，我们军党委的常委都在，大家讨论我们在南京的表态，常委们若是认为我们表的态不对，可以否定，按常委会多数人的意见办。下面先讨论第一下问题，就是检讨要不要重新写，怎么写？”
王珽说：“你们在南京的情况，王晏在昨晚已经对我说了，我同意你们俩的全部意见，也没有补充。”
涂学忠说：“那么，我看问题很明白了，屁股是不可以随便转的，好转老早就转了；要派人到军管会来的问题，那么，要是军区相信二十七军，我们就自己干，不相信，干脆我们就不干，叫别人来干，军管会是个军事机关，不是个大杂烩！”
雪国衡说：“我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
尤太忠说：“马政委，咱们把意见再明白地说一下：检讨不再写，屁股不能转，军管会的人不需要清理，不要外单位来掺沙子。”
马杰说：“为了郑重起见，常委对上面的意见进行表决，赞成刚才尤太忠同志意见的请举手。”
尤太忠、涂学忠、马杰、王珽、雪国衡都把手举了起来。
马杰又说：“反对的请举手。”
A主任举起手。
马杰说：“常委五个人，四个赞成，一个反对，多数通过。”
马杰对蔡秘书说：“按照今天会议讨论的结果，正式给南京军区党委和省军管会写报告。”
锋芒初显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揪斗军内一小撮”的文章。文章指出，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最大阻力来自军队，要警惕拿枪的走资派。
这篇文章发表后，全国立即刮起大揪军内一小撮的妖风。中央文革的王、关、戚炮制了一个“武汉反革命事件”：他们借口武汉军区部队支持了武汉的保守派“百万雄师”，煽动造反派冲击军区部队，部队开枪打死、打伤了造反派的人，戚本禹假借到部队调查遭到战士围攻，于是造谣说部队绑架了中央文革的人，结果中央文革宣布武汉部队绑架中央文革领导，开枪打死革命造反派，制造了反革命事件。遂宣布武汉的“百万雄师”是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解散了武汉公安部队，逮捕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
武汉事件得逞后，他们又策划在南京军区制造第二个“武汉事件”，锋芒对着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
江苏省各地的“踢派”，全都集结到南京市，成立了“倒许火线指挥部”。南京市从中山东路到新街口，从新街口到中山北路和南路，几十公里的大街上，全都是“倒许火线指挥部”搭起的帐篷。
撤到南京的“锡造总”抢先抄了许世友的家，把私人衣物抄去，在大街上专门布置了一个展览厅，要群众参观。攻击、诬蔑、丑化许世友及其家属的大小字报、漫画、标语，铺盖了整个南京城。
有的部队召开了倒许誓师大会。有的部队党委上书党中央，声明与许世友划清界线。还有少数军队干部跑到造反派的队伍里，表态亮相，发誓要与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生死在一起。“倒许火线指挥部”把南京城搞得乌云翻滚，黑白难分。
庆幸的是，许司令在此之前接到毛主席命令，带了一个工兵营去了大别山。
几天后，周总理获悉了这个情况，要“中央文革”制止南京的这种行动。
倒许不成，张春桥便掉转枪口，对准二十七军和尤太忠。他在南京的一个高级饭店里，接见了一些部队的干部、地方高级院校的造反派头头，向他们布置了光复大苏南的作战计划。
张春桥对造反派头头说：“目前，全国形势极好，尤其武汉问题解决之后，只有一个江苏问题了。所谓江苏问题，就是苏南问题，而苏南问题的关键也就是无锡问题。无锡问题简单说，就是二十七军的问题，二十七军的问题现在是彻底解决的时候了。”
张春桥点上一支香烟，继续说：“我考虑，解决无锡的问题，基本上可以按照武汉的路子。但是必须认识到，解决无锡问题的难度要大于武汉，因为无锡的对手不是陈再道，无锡是二十七军，是尤太忠，还有他们的后台。因此，要求我们头脑更清醒些，工作更细些，决心更强一些，手段更狠一些。”
接下来，他详细地讲了解决的办法、指导思想、任务区分、实施方法、协同计划、行动的时间等问题。最后又强调了几点：“要严格保密，要加强工作，要绝对听从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人的指挥。”
八月二十五日早上七点多，我陪尤太忠坐吉普从荣巷军部到市军管会。进城路过通惠桥时，遇见一伙拿着长矛的人围在那里，人堆里，有个女的拉着一个拿长矛的男人的衣服，捂着脸在大哭。
尤太忠让我下车看出了什么事情。我走到近前，那个被女的拉扯衣服的男人认出了我，有些不好意思，笑了笑，说着一口无锡话：“呒啥事体，她是我屋里的，她参加‘锡造总’，跑到镇江，今早跑回来了，我参加的‘九二’，今夜在外站岗，早上回到屋里，看到她在屋里头烧饭吃，我火了，骂她‘猪头三’，跑到外头造谣，还有啥面孔转来。她火了，把一个热水瓶朝我打过来，幸亏是个铁壳的，烫的还弗厉害。我去拉她，她骂我是‘九匪’，还大声喊着‘九匪’杀人啦，街上的人听到她骂‘九匪’，都过来打她，我急了，说她是我屋里人，大家才住了手。”
这时候，尤太忠也下了汽车，大家都认识他，都围上来向他拉手问好。尤太忠握握那个男人的手，又握握那个女的手，笑着说：“不要打了，工人阶级要团结，要联合，夫妻更要团结，不要搞派性了。”
我们来到军管会，已经是八点多了。到会议室坐下不多久，那对在街上打架的夫妻，这时也来到了军管会，说是要找尤军长。
尤军长要我接待他们两人。那个女的说：“我是‘锡造总’宣传部的，前天，‘锡造总’的人都集中到了镇江，我也到了镇江，他们挑了许多年轻人，让他们晚上偷着回无锡来搞串联，说‘锡造总’要杀回来了，有解放军，还有飞机帮我们打回来。我带回了许多宣传品，准备散发的，现在交给军管会，我不想再干那些事情了。”
我表扬了他们夫妻两人，并请他们放心，这件事决不会外传出去。从宣传品那里看出，那个女同志说的情况是真实的，也是很有价值的。
上午十点钟，王珽的联络参谋许荷立报告说，有个自称是新华社的记者，名叫肖林，拿着江苏省军管会的介绍信，来无锡采访，共六个人，乘两辆华沙牌小轿车，要见军管会的负责同志。
尤太忠叫我去接待，并安排他们的住处。
我坐着尤太忠的吉普，把他们带到太湖饭店，安排了住房，又叫服务员准备他们的午饭。安排妥当后，我问他们还需要什么，需要采访哪方面的问题。他们讲，中午饭不吃了，今天也不安排采访活动，也不用陪同，他们现在就到城里看看无锡“四大”情况。
我送他们上汽车，与他们拉手时，意外发现车的座位下有两支冲锋枪。
回到军管会，我迅速将这一情况向尤太忠做了汇报，感到这些人来路不正。王珽说：“记者是不会带武器的，应该注意一下他们的行动。”
尤太忠说：“叫侦察连派人监视他们的行动。”
我通知侦察连指导员林波带两辆巡逻摩托车，观察这两部华沙牌小轿车的行迹，有关情况及时报告。
肖林的两部车子进城以后，直接开到了火车站，再由火车站向西开到了吴桥，到了那里，下车看了一会儿桥旁墙上的大字报。又从吴桥出城到锡山，从锡山沿运河开到梁溪桥，过了桥，再进城开到西门桥。在西门桥把车停下来，徒步朝军管会大楼走去，边走边看街两旁的大标语。看了一会儿，又回头上车，穿过市中心，朝东门亭子桥驶去。到了亭子桥，下车朝东门看守所看了一会儿，然后又上车离开亭子桥，顺原路一直出了西门，向西郊开去。到了梅园，没有向太湖饭店开，而是朝宜兴方向去了。前后活动了两个多小时。侦察连的林波向尤太忠、王珽汇报了上述情况。
尤太忠、王珽一致认为，他们一定不是什么记者。当即叫许参谋通知常州军管会，坚决拦截两辆挂着江苏省军区车牌、乳白色的华沙牌小轿车。
一个小时后，常州军管会电话报告说，两辆华沙轿车已被截获，车上六个人，三枝冲锋枪，两部照相机，一大包江苏省军管会的文件，还有两份十万分之一的苏州、无锡、常州的军用地图和标着“绝密”的文件，现已全部查获，请军首长指示怎么处理。
王珽指示，派一名干部带一个班的战士，把六个人、两部轿车及武器、文件迅速送到无锡军管会，路上一定不要出问题。
傍晚五点，常州军管会把肖林等一起送到了无锡军管会。
尤太忠向保卫处副处长和侦察处长交待，关于捉住肖林的事，对外对内都严密封锁消息，通知常州军管会也要严格保密。晚上要两位处长亲自仔细审讯，把他们带的文件仔细查阅，有重要的东西，迅速告诉他。
保卫处副处长与侦察处长找来记录员、摄影员、技术员、侦察员，晚饭也没顾上吃，就开始分别审讯这六个人。
经审问及仔细查看他们所带的文件，初步弄清，六人都是××××部队的干部和学员，江苏省军管会х首长派他们来侦察无锡、苏州、常州三个市的地形、交通、街道、桥梁及部队的布防情况。所带的文件中，有个本子上记着张春桥在南京的讲话，只写有一个标题：“斩断长江水，光复大苏南作战实施计划”，下面还写着三个阶段，具体内容没有写。
保卫处副处长和侦察处长认为，有的问题他们几个人还没有讲，如果进一步审问，肯定还能搞出深层次的问题。于是决定，把他们六个人送到一个隐蔽的地方，进一步调查。同时命令工作人员严加看管，不能叫他们跑掉，生活上也不要难为他们，因为他们是执行侦察任务的，肯定和作战有关。随后，两位处长立即把初步情况向军长作了汇报。
尤太忠和王珽听了两人报告后，分析判定张春桥又再策划新的阴谋，并且江苏省军管会和ххх部队也已参与了行动，他们已经侦察了苏、锡、常三市的地形情况，肯定要有什么军事方面的动作。
尤太忠要王珽对这方面的情况多加关注。
尤太忠预感到，又要起风啦!
巧抢武器库
“锡造总”撤退后，“九二”总部搬到了工人文化宫。文化宫的设施 齐全，场地开阔，门外就是体育场，各个方面都是适宜的。今天，文化宫的圆形会议厅里坐着“九二”的十八个常委和五位高参。八月二十八日他们得知，驻扬州的“锡造总”野战军兵团抢了江苏省军区放在扬州仓库里的民兵武器和弹药，驻镇江的主力军和“五虎队”，抢了二十七军八○师代管的民兵武器和弹药，为此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
会议已进行了半天，常委们发表了许多意见，大家要高参最后归纳做结论。高参打过记不清的仗，正宗的作战专家。他首先分析形势说：“中央文革戚本禹发表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后，发生了‘武汉事件’，搞乱了武汉军区，逮捕了陈再道，搞垮了‘百万雄师’，接着南京又发生了‘倒许火线指挥部’，要打倒许世友，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的保护，许世友这次没被打倒。他们打不到老虎就要打鹿，从种种迹象看，轮到咱们无锡和二十七军了。‘锡造总’动作好快啊，前天集结部队，昨天全面抢枪，咱们可不能当马大哈。”
高参向四周环视了一下，又接着说：“我先提个建议，马上结束会议，立即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这帮人要统一思想，我们敢不敢打？能不能保证打胜仗？这个问题解决了，再研究下面的问题。”
另一位高参说：“造反派不是叫我们‘九匪’吗？是匪还怕打仗吗？日本鬼子、美国佬、国民党的兵都打过了，几个屌主力军，他们拿着原子弹也没有屌用，还有什么敢不敢的问题？还有什么打胜打败的？”
其他高参、常委们异口同声地附和：“我们都赞成两位的意见，坚决打！”
搞侦察的高参说：“谁有顾虑，谁怕死，可以退出去，大家也不会看不起他。”
东林说：“我们这些造反派都是年轻人，也没有打过仗，但是我们没有顾虑，请老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同你们老同志一起战斗到底，决不退缩投降。”
高参说：“大家统一了决心，我们接着讨论第二个问题，工作分工问题。时间紧迫，咱们得分头进行，我建议这次打仗，一线指挥由钱高参、李高参担任，战斗没有打响以前，你们先负责组建队伍，在原来的基干团的基础上，扩建一万五千到两万人的作战部队。我建议东林、大海两位负责搞武器，第一步起码要搞到一万五千支枪；李高参和周高参负责筹集汽车、火车、船只；其他常委分别到各片传达任务，帮助组建队伍，还要七八个常委负责维持社会秩序，管好工业生产，以上的任务保证九月二日前完成。第三个问题，就是要统一口径，今天我们下了决心，今后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管驻锡部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九二’的全体常委坚决按照自己定的方针干，天掉下来也不准动摇！”
东林和大海从无锡市人武部一位绰号“豆腐部长”那里得知，无锡市的民兵武器和弹药，都放在二十七军二号坑道里。这条坑道有两个出入口，一个通向武器库，一个通向弹药库，坑道离市区有二十公里，在一个大山的岙里，大小汽车都可以通行，看守坑道的是陆军八○师的一个步兵排。
九月一日早上七点，大海带领一女中“红革风雷”造反兵团和二女中“云水怒”兵团，共三百多人，分乘十辆卡车向坑道进发。东林带无锡柴油技校“1018”兵团和动力技校造反派“小延”兵团共五百人，分乘十五辆汽车，随后跟进。
半小时后，大海的车队到达坑道口，哨兵放下栏杆，不准进入。大海跳下车，走到哨兵面前说：“我是‘九二’中心组的大海，是到这里来搬运民兵武器的。”
哨兵拿起电话向值班室报告。不一会儿，仓库主任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走到哨位口，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大海笑嘻嘻的向主任招手，请他到跟前来。库主任走过去，大海递给他一支香烟，主任挥挥手：“这里不可以吸烟！”
大海收回香烟，又把嘴巴贴在主任耳边低声说：“我是‘九二’总部的大海，现在‘锡造总’要来进攻无锡，他们在南京抢了枪，武装起来了，他们各种武器都有，还有飞机配合，我们‘九二’什么都没有，我们向人武部说好了，他们同意把民兵的武器借给我们用。现在我就是带着人来搬的。”
库主任问：“有批文吗？”
大海说：“没有。”
库主任说：“没有批文不能搬。”
大海说：“情况太紧急了，你先让我们搬，我陪着你一块到人武部去办批文。”
库主任说：“不行，那不行！武器这东西不好开玩笑，我担当不起这个责任。要不，我打个电话请示一下我们团长，你看好不好？”
大海说：“来不及了，让我们先搬吧。”
主任坚持说：“不行，不行，我担不起。”
他们两人在说着争着，三四个身材高大的女学生来到库主任面前，行了个军礼说：“解放军叔叔，实在对不起，再晚了，‘锡造总’就进来啦！我们无锡人民就没命啦！”
说着，几个人前后包围，把库主任抱住了。库主任一动不敢动，只是嘴里喊：“太不礼貌了！太不礼貌了！”
一个女学生把库主任手里的一串钥匙夺到手里，朝汽车上的人一挥手，几百个人蜂拥而上。
哨兵见势不好，拉响了警报。接着一个排三十多人荷枪而出。
三百个女学生毫不打怯，把战士们团团围住。战士手里虽然拿着枪，但一点都没有用处。因为一来早就有命令不准向造反派开枪，二来他们枪里也根本没有子弹。
开始战士们只是向后退，后来退到坑道口，再没有地方退了，嘴里叫着：“我们开枪啦！”但丝毫不起作用，七八个学生包围一个战士，使他们不能反抗，也跑不脱。不大一会儿，连战士手里的枪也被夺走了。
这时东林带领“1018”兵团也赶到了。这些小伙子冲上去拿了钥匙就去开库门，门开不开，就用斧头砸。库主任急得喊起来：“不要砸锁，我给你们开。”
坑道门开了，只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武器和弹药就都被搬走了。
当天中午，尤太忠、王珽在军管会食堂吃饭。我进去向两人汇报：昨天扬州、南京、镇江的“锡造总”都抢了枪，据说抢了一万五千支枪，五万多发子弹；今天上午十点，“九二”的东林、大海，带着八百多名红卫兵乘着十五辆卡车，在二号坑道，抢走了封在那里的全部民兵武器，现在正在总部体育场上分发。
尤太忠问王珽：“你看怎么办？”
王珽说：“不要管了，管也管不了，告诉八○师的阎师长，通知部队，把部队使用的武器保管好，不要再被抢了。”
尤太忠无奈地说：“他们要动真的啦。”
吃完饭，我随尤太忠、王珽回到军部。在保密电话室，尤太忠让我给谢富治打电话。谢富治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治安。
我按尤太忠说的号码拨通了电话。
对方问：“你是哪个？”
尤太忠接过话机说：“我是尤太忠。”示意我做记录。
对方说：“尤太忠，怎么样？身体好吗？”
尤太忠说：“我很好。我就是搞不清楚无锡的事怎么那么多，那么多人搞鬼！现在军区给我们施加压力，不知道为什么？陈再道司令也给捉起来啦，我们这里两派都抢枪啦，看样子要大打啦！随你请示哪里都没人管，事情太难办了。”
谢富治说：“尤太忠，我给你说过了，你不要急嘛。要沉住气，不要到处请示，没有哪个能给你指示的，能主事的人都靠边了，我也不能给你解决问题。你跟部队站在一道，有事情同他们商量，再有一条，无论碰到什么情况，不能开枪！开了枪，就不好讲话了，青海赵永夫，武汉陈再道，都是开枪开坏了，只要坚持不开枪，不会有太大的乱子。”
尤太忠放下电话，用右手拇指和食指用力掐着脸腮上的肉，掐起来，放下去，再掐起来，再放下。长时间地掐着，放着，沉思着。这是他的习惯动作。
尤太忠也是有次给谢富治打完电话告诉我，他刚当红军的时候，才十四岁，那时正是王明搞“左”倾路线的时候，红军不要知识分子，他哥哥是个高小学生，也被拉到法场枪毙，他被拉去陪决。谢富治当时负责保卫工作，到法场看到一个小孩子绑着跪在地上，谢富治问执法队，那个小鬼是干什么的？执法队说，他是吹号的，哥哥是托派，他是陪决的。谢富治问小孩子是不是托派，执法人员说小孩没有读过书，是个放牛娃。谢富治叫执法队把尤太忠放了。从此尤太忠就留在谢富治身边做勤务员，长征路上一直跟着他，干了好几年。到了陕北，谢富治把尤太忠放到部队当了排长，全国胜利后，每次尤太忠到北京去，都特地去看望谢富治。
这次尤太忠打完了电话，沉思了许久，对王珽和我说：“你们看，怎么样才能保持部队不开枪？”
王珽说：“现在无政府主义思潮对部队影响也不小，虽然有规定部队在任何时候不准开枪，到时他们火了，也控制不住。”
尤太忠说：“把枪都收起来。”
王珽说：“那不行，部队还要值勤，还要操练，不带枪不行。”
我插了一句话：“‘锡造总’打回来，很可能有军队参加。”
尤太忠说：“你们看哪个部队能参加？”
王珽讲：“如果军队参加，那就是ххх部队，苏南再没有别的部队。我想野战军不会参加吧，如果野战军参加，那就不是打‘九二’了，那是打二十七军了。若真是使用野战军打我们，我们不打也得打，那就不光是江苏省和南京的事情。我看这方面用不着担心，他们搞解放军的目的，是想叫解放军开枪，为他们制造借口，就像青海和武汉那样，不是真正的要跟解放军打仗。”
我说：“可不可以这样，把我们军的部队拉到金坛、溧阳山区去野营训练一段时间，避免接触。”
王珽说：“王晏这个意见可以考虑。部队拉到金坛、溧阳野营训练，可以避免接触，如果他们要使用部队进攻，金坛、溧阳有二十七军的部队在他们背后，还可以起到牵制作用。”
我接着又说：“现在军管会内部，军机关内部，都有些不安定，A主任自从南京开会回来后，基本上不到军管会上班。据警卫连长说，A主任家每晚都有几个人在商量什么事。”
尤太忠问：“是哪些人？”
我回答：“在他那里值班的通讯员说，是军机关的几个处长。”
尤太忠若有所思地说：“我明天跟马政委、涂副军长商量一下，让阎参谋长把部队拉出去野营训练一个月。”
张春桥特使刘锦平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张春桥派出的以刘锦平为首的调查团到达南京。
南京军区、江苏省军管会通知二十七军马杰、A主任、雪国衡三个人带一名工作人员到南京开会。
会议在江苏省军管会驻地南京市高楼门八号会议室举行。到会人员有南京军区领导，江苏省军管会三位“左派”代表及南京驻军几位领导。出席会议的还有无锡市“锡造总”的白水、湘江等人。
特使刘锦平率领的调查团成员，有“大三军”造反团，首都院校造反派的头头等三十多人。
会议由军区主要首长主持。他说：“今天中央文革调查团来江苏省军管会，解决无锡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下面请调查团团长刘锦平政委做指示。”
刘锦平站起来，把事先已经选好的折了角的毛主席语录，领着大家高声朗读了十几条。半个小时过去了，他才说了句：“还是请无锡市的革命小将先说吧。”
接着，无锡市“锡造总”和“626”兵团的几位代表挨着次序，悲痛地、激昂慷慨地“控诉”了二十七军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罪行”。两个半小时的“控诉”，会场上不少人对马杰、雪国衡怒目相视，愤愤不平。而A主任则神气活现，一会儿伸长脖子东张西望，一会儿向身边的人交头接耳说着什么，一会儿又给“控诉”的人倒杯开水。
几个人“控诉”完毕，宣布休会。
下午三点会议开始。先由江苏省军管会“左派”代表宣读协议书。他说，在刘锦平政委的主持下，由二十七军的A主任、无锡‘锡造总’代表、江苏省军管会、××××部队的有关同志，共同协商制订了关于二十七军保证无锡造反派平安返回无锡市的八条协议：
（一）二十七军必须向党中央请罪，彻底检讨镇压无锡造反派犯下的方向路线错误；
（二）二十七军必须彻底纠正错误，解散“九二”保守组织，并揪出坏头头；
（三）二十七军必须派出可靠的部队，护送在外地的“锡造总”人员，安全返回无锡；
（四）二十七军的人员必须撤出无锡军管会，由空××师、省军区××××部队和南京××××校接管；
（五）由无锡“626”兵团、××××部队和空××师造反派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二十七军机关，对机关干部、战士和他们的家属进行路线教育；
（六）二十七军必须负责“锡造总”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生活保障；
（七）二十七军必须把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员，送交“626”兵团举办的学习班学习；
（八）二十七军必须负责处理好在武斗中牺牲的“锡造总”战士。
“左派”代表读完了“八条”，然后交给刘锦平。
刘锦平向马杰招手说：“马杰同志，请你代表二十七军，湘江同志代表‘锡造总’，与省军管会代表一起签字吧。”
马杰愤愤地说：“刘锦平同志，你是代表中央文革要我签字的，是吗？”
刘锦平说：“当然啦。”
马杰又问：“军区主要首长，你也要我签字吗？”
军区首长说：“刘锦平同志要你签，你就签吧。”
马杰说：“我郑重声明，既然是组织要我签字，我服从组织。但是思想上我保留意见。”
刘锦平说：“这是允许的嘛。”
一个小时后，这个“八条”在南京全城的高音喇叭里全文播放了。造反派也印成传单四处散发、张贴。
抢占军管会
南京“八条”签订的当天晚上八点，由空××师和××××部队的造反派组成的接管无锡市军管会行动小组一行七人，每人提着一个旅行包，冲进无锡市军管会，直扑王珽办公室。
正巧王珽办公室有五个处长在讨论工作。他们进了办公室后，为首的一个说：“我们是奉省军管会的命令，来接管无锡军管会的。”
王珽要他们出示证明。那个人拉开提包，先故意显示一下手枪，然后拿出一迭传单，取出一张给王珽，给在场的其他人也一人一张，之后说：“我们是按着上面的规定来接管的。”
王珽看了看传单，扔在桌上说：“这算什么东西？”
他们几个一齐说：“这是中央调查团在南京签订的，你们马政委都签了字的。”
趁几个说话的功夫，我来到外面，找到许参谋，叫他快把侦察连的那个值勤班带来。
办公室里那些人反复说：“这是中央调查团、江苏省军管会签订的协议，你们敢不执行吗？”
这时候侦察兵进屋来了。王珽命令侦察兵：“缴了他们的枪。”
那几个人听说要缴他们的枪，都赶快拉开提包要掏枪。侦察兵眼疾手快，九个人对付七个人还多两个人，统一的动作，一只手抓住那些人的手，一只手从包里掏出枪，没用半分钟，七支手枪已经放在王珽的办公桌上了。
王珽说：“送他们出去！”
等他们走了，王珽朝着几个处长嘿嘿一笑说：“这简直是小孩嗤尿窝么！”
也是这天晚上，军管会大院里挤得满满的人。他们大都是厂里的一些工人群众。有的手里拿着“八条”传单，嘴里喊着：“军管会的人给我们回答，这个‘八条’是不是马杰签的字。”也有人说：“你们二十七军真的要出卖我们吗？”还有个别人拍了桌子，砸了板凳。
联络参谋许荷立拿着喇叭筒反复地说：“‘九二’的同志们，你们放心，我们二十七军广大指战员，坚决不执行‘八条’。我们军管会的全体同志，坚定地和你们团结在一起。”
他的喊话起了作用，院子里的人群也喊起来：“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人民解放军万岁！”
这时候，一辆苏联中吉普鸣着喇叭开进了军管会。走下车的是‘九二’的几个高参，还有东林。他们一直走上楼，来到王珽的办公室，首先说话的是赵高参。他半开玩笑地说：“报告首长，我们‘九二’的坏头头自动前来投案自首，不用你们抓。你们把我们交给刘锦平吧。”
王珽站起来，也是笑着说：“你老赵，说什么怪话。”
赵高参又说：“你还没有看到这个玩艺吧，这上面厉害啦！你们这些首长们也没有好果子吃啊，你们到‘626’那里去蹲牛棚吧。”
李高参说：“不说那闲话，快快商量看怎么办吧。”
王珽说：“这个东西我还没有看，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反正我们早已横下了心了，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我们既然走了这条路，就不想回头啦！你们一万个放心，我们不会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我们不会做对不起无锡市七十万人民的事。我们能不能扭转局势，那是另一回事，但是我们的人格不能丢。具体意见我现在说不出来，我建议你们赶快回去，稳定你们的队伍，我们这些人也抓紧时间工作，咱们共同努力，做最坏的准备，向最好的去争取。再见。”
也是这天晚上，二十七军军部大院里，也烧起火来了。上次来机关发难的那个三号，鼓动几个干部拉了军机关一伙年轻人，把马杰拉到军部大礼堂，要他回答为什么签订“八条”。
马杰在南京的时候，心脏病就犯了，仍坚持回到无锡。本想连夜开常委会研究怎么办，但是医生不准他活动，他打电话到军管会，请尤太忠到他家商量怎么样对待“八条”的事，电话打通了，尤太忠还未赶到，他就被拉到礼堂来了。
马杰呼吸急促，说话很吃力。医生向那些年轻干部解释说，马政委心脏不好，能不能让他躺在担架上慢慢说。那些人同意了。他们帮助医生把马政委扶在担架上躺下。
这时候蔡秘书跑进来对大家说：“我跟政委到南京开会的，情况我全了解。‘八条’是刘锦平、A主任、还有‘锡造总’、江苏省军管会的代表和北京来的造反派他们写的，又是刘锦平逼着马政委签字的。马政委当时问了军区的首长，是不是上级组织要他签字，他们说当然是啦。马政委说，既然是组织上要我签，按组织原则，我服从组织，但是我思想上保留意见。就是这么一回事。”
大家听到这，明白是误会了马政委，就一起把马杰抬回了宿舍。回过头来，又一齐涌到A主任的家里，把他拉到礼堂，要他回答问题。
A主任扇着芭蕉扇，装作嬉皮笑脸的样子说：“你们懂什么？明天中央调查团就到无锡来啦，你们要问去问他们。”
有人喊：“打倒A主任！”
A主任说：“明天看到底谁打倒谁。”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唱起歌来：
“什么人站在革命方面，
他就是革命派。
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方面，
他就是反革命派。……”
A主任说：“你们不要唱那么远，现在是什么人站在‘锡造总’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保守派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
宣传队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A主任也跺着脚喊：“我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正在争辩时，尤太忠的驾驶员开着汽车来到大礼堂门口，下了车，一面朝里跑，一面喊：“你们赶快到王巷兵营大礼堂去，有人把尤军长拉到礼堂里批斗，那里一个解放军也没有。快去！快去！保护尤军长！”
尤太忠气炸了肺
军部到王巷大礼堂有两公里的路。听说造反派在批斗尤军长，大家扔下A主任，登上宣传队的车，一会儿就到了王巷。
事情是这样的。尤太忠在军管会接到马杰的电话，请他到家中谈南京的事。他收拾好办公室的东西，也没顾上给军管会其他人交待，就乘车回了军部。汽车到王巷兵营大门前的马路上，一伙造反派挡住了他的车，说有重要材料请他看看。他停下车，接过材料看了看说：“这里太黑了，看不清楚。”这些人说：“到里面灯光下面，我们念给你听听吧。”尤太忠就随他们进了礼堂大门。他们六七个人架着他的胳膊，把他拉到了礼堂舞台上。这时才看清屋子里聚集了很多人。到了台上，几个戴着“锡造总”袖章的人，把“八条”摆在他眼前要他表态。
尤太忠说：“这是什么东西，我表哪个态？”
有一个人说我念给你听。就对着喇叭扯着嗓子把“八条”念了一遍。
尤太忠说：“你们这完全是造谣，我不听这些东西，我要回去开会。”
这时，从台下又上来几个人，喊着：“锡老谭，你今天走不了啦，你说，你镇压造反派有没有罪？你要不要低头认罪？”
尤太忠这时知道上当了，他决心再不说话了。
台下的人越来越多，一直不停地质问：“你认不认罪？”
他没有回答。
台下喊：“打倒锡老谭！”“打倒尤太忠！”“打倒拿枪的走资派！”
尤太忠还是不讲话。
有三四个人跑到台上，把话筒塞到尤太忠手里，要他对着话筒讲话。尤太忠不肯拿话筒，有两个人就动手按他的头。
就在这时，满载军部机关官兵的卡车开到了。其中三四个侦察兵飞快跳上舞台，把按尤太忠头的那两个人推向两旁，另一个侦察兵又用一只手向讲台猛击一拳，讲台也被打得稀里哗啦，翻倒在舞台上。全场惊呆了，愣了一会儿，台下又喊起来：“打倒黄皮狗！”“打倒尤太忠！”“尤太忠必须低头认罪！”
尤太忠两只手卡着腰，大声地说：“打倒算个球！打死也不怕！人活百岁也是死，树活百年砍柴烧，打死可以，低头办不到！”说完后，身子向前一倾，一股鲜血从口中喷出来，他的肺气炸了。
尤太忠的肺在长征时负过伤，当时医疗条件差，手术做得不好，创口没长好。一气一激动，肺上的伤口又崩裂了。
七八个侦察兵把他高高地抬起来，飞跑着把他送到汽车上，护送到一○一医院抢救。
也就在这天晚上，快十一点了，在军管会王珽办公室里，我和姜润河、王学海、万培忱、姜忠堂、赵池城等几个处长，在谈论“八条”的问题，越谈越感到问题严重。
怎么办呢？为什么军党委没有态度，也没有行动呢？天亮了怎么办？就这样坐以待毙吗？不能在这里空口说白话了！！
我和几位处长相互看看，我开口说：“不能再等了，走吧，我们赶快请示尤军长、马政委去。”
王珽说：“我同意你们去请示，但可不能乱来。”
八大处长
我们六人坐了一辆卡车，开回军部大院去找尤军长和马政委。
到了军部大院里，官兵们正三五成群，东一堆，西一簇地议论着。见我们回来了，纷纷围上来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对他们讲：“现在我们也不明白真相，特地回来请示军长、政委的。”
这时，财务处长孙江和炮兵处长罗重九走过来说：“军长叫他们整得吐血，送到医院抢救去了。”大家心里一怔。姜润河说：“快去找马政委。”
我们八人又一起来到党委办公室，蔡秘书说，政委心脏不好，回家休息了。
大家回到院子里，正在着急不知怎么办时，一个驾驶员过来说：“我知道马政委在什么地方，我去送他刚回来，要不要我送你们去？”
说着他开来了一辆大轿车，我们八个人一齐上了车。车子出了大门，向西走了十几分钟，进了山沟里。接着又向前跑了几公里后，车子在一座亮着灯光的房子前停了下来。
汽车停下后，侦察处长高锦堂带着卫兵迎上来问：“哪里来的”
姜润河先下了车，对着高锦堂说：“你他妈的装什么蒜，连我们都不认识了。”说话间，大家都下了车。
高处长笑嘻嘻地说：“晚上看不清，对不起。原来都是处长大人，马政委、A主任、陈副主任挨完批斗刚到这里，请进吧。”
我对他讲：“高处长，你还是先向政委报告一下，就说军管会的几个处长来请示关于‘八条’的事，政委答应了我们再进去。”
不一会儿，马政委迎出门口，招着手说：“王晏，你们快来。”
这间屋子是一个连队的小课堂，里面放了几张桌子和不少方凳，一张桌子上放着一盆冒着热气的面条。A主任、陈乙鸣副主任、管理处长正在吃着。
见我们进来，陈副主任和管理处长忙着搬凳子给大家坐。
马政委吃好面，点上香烟，然后说：“什么事，说吧！”
八个人互相看看，示意我说话。
我对马杰说：“政委，你别误解。太晚了，你身体又不好，我们还来打扰你。今天晚上，七点开始，军管会院子里人成千上万，都是为‘八条’的事来的。我们不了解实情，没有办法回答他们。好歹应付走了，赶快来请示政委，到底怎么回事？如果真的像‘八条’写的那样，问题太严重了，明天部队和地方的情况就不好控制啦。我们觉得太危急，形势太紧迫，所以找首长，我们原先不知道今晚军部的情况，刚才，才知道尤军长被整得吐了血，在医院抢救。这才又来找政委，请政委别误解，我们来没有恶意。”
我刚把话说完，政委还没开口，A主任抢着说：“情况这么紧急，你们处长们不坚守岗位，到这里干什么？！”
A主任的一句话，把火点起来了。姜润河站起来，指着A主任问：“你是不是军管会的副主任？你为什么不去坚守岗位？你跑到这来干什么？”
赵池城、王学海、姜忠堂也被A主任的话激怒了，一齐上前质问他：“你像个主任吗？你像个首长吗？我们来请示政委是为了工作，你不让政委说话，开口就责备我们不坚守岗位，你是军管会的副主任，你应该给我们做出榜样，你太不讲道理了。我们到军部，进大门的时候，看见你的家属拉了一车东西，坐着汽车到上海避难去了，你把你这个行为给我们讲一讲，你为什么这样做？你有什么企图？有什么阴谋？”
姜润河走过去，向马杰说：“政委，你尽管放心，我们绝对不会伤害他。”说着，把A主任手里的芭蕉扇夺过来扔在地上，拉着他的手说：“走！咱们一块到军管会，请你把你参与写‘八条’和把家属送到上海这两件事，给军管会的干部战士说一说。”
A主任声嘶力竭地喊：“我料到你们会这样做的。”
其他处长也围上去说：“主任，你不用害怕，也不用恼火，我们也知道你都准备好了，你不愿意到军管会也行，就在这里给我们说一说，你搞那个‘八条’的目的是什么？”
A主任说：“我早就说了，你们搞那一套是死路一条。”
姜润河说：“我们死了，你也活不了，咱们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我们这么多人的命，还抵不上你一个A主任的命吗？”
马杰、陈乙鸣一齐上来劝，马杰说：“王晏、姜润河，你们都是老同志，大家都冷静一点，坐下来听我说，一切都是我的错。第一，我不该在‘八条’上签字，我只顾及到组织原则，没有顾及部队的安危，没有顾及到无锡群众的安危，我若坚决不签，只不过是我个人的错误，任凭组织处置，字一签，造成的危害太大了。第二，我回来之后，又没有来得及给你们在一线的同志说明白，尽管有原因，但是问题还是我造成的。现在我想同你们商量商量，你们看，咱们怎么挽回？”
我对政委说：“‘八条’已经出来了，不说它了。现在关键在于我们军党委和军首长的决心。我们党委是准备执行它，还是不执行它，只要党委首长公开表明不执行那个‘八条’，别人再怎么宣传造舆论，也等于零。党委表态不执行，部队的工作就好做，部队稳住了，无锡群众就稳住了。”
A主任又抢着说：“这是笑话，中央文革、南京军区、江苏省军管会决定的，我们自己也签了字的，说不执行就不执行了？”
马杰斩钉截铁地说：“来不及开常委会啦，我是党委书记，我负全责。我决定，二十七军党委不承认‘八条’，也不执行‘八条’。请你们赶快去转告尤军长、王副军长、涂副军长，赶快到无锡广播电台向全市公布：二十七军党委不承认、不执行‘八条’。”
八个处长一齐站起来，向政委行了个军礼。军医扶着马政委与大家一一握手，送大家上了汽车离去。
我和军务处长赵池城、防化兵处长姜润河、坦克兵处长王学海、工兵处长姜忠堂、炮兵处长罗重九、财务处长孙江、生产处长万培忱，向马政委请示，马政委代表军党委表示不承认“八条”，不执行“八条”，安定了二十七军，安定了无锡市。此举后来有人说是八大处长造反“逼宫”，有人说是八大处长为民请愿，也有人说是八大处长忠言进谏。
拂晓时分，我们八大处长的汽车直开一○一医院尤太忠的病房。病房里，尤太忠夫人王雪晨、警卫员及一位军医守护着尤军长。
病房太小了，我们八个人中只进去了我和姜润河、赵池城三个。
尤太忠躺在病榻上，正在输血输氧。我把马杰政委的话写在纸上，由王雪晨附在他的耳边，读给他听：“马政委代表党委表示，二十七军党委不承认‘八条”，不执行‘八条’。”
尤太忠听完，伸手把嘴上的输氧口罩拉下来，对大家说：“好，我完全赞成！你们快到军管会告诉王珽，让他转告‘九二’，叫广播电台不停地广播。不要牵挂我，快走！”
从凌晨三点半开始，无锡市广播电台、“九二”广播电台每五分钟播放一次特大新闻：二十七军党委声明，不承认、不执行在南京签订的“八条”。
顿时，全城的锣鼓声、鞭炮声，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了云霄。
二十七军党委不承认、不执行“八条”的消息，当晚传到南京，传到张春桥的特使刘锦平耳朵里。刘锦平马上向张春桥作了报告。
张春桥故作姿态，长长地拉了一声：“噢，二十七军还就是颇有些胆量哩！就是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看来和平接管是不行了，非要把戏唱到底啦，这样办吧：调查团立即到无锡去，坐镇箝制二十七军；进攻的队伍立即行动，能够打进去更好，打不进去，逼近城郊进行扰乱，切断铁路、公路交通，烧房子抢东西，逼着尤太忠开枪，到了这一步，中央文革马上表态。”
第二天上午，“锡造总”驻在镇江的联合作战指挥部，派出一架侦察机在常州、无锡上空侦察半个多小时，没有发现部队和大批人员的活动。上午十时，从镇江开出一个混合营的部队，乘ххх部队的十辆大卡车沿沪宁公路，向常州方向进发。十一点半，混合营占领了离无锡市十八公里的洛社镇，控制了洛社火车站。接着，又有一个全副武装的混编团，乘火车占领离洛社十公里的横林镇。
这两支部队，都归属ххх部队造反派的L司令和军校造反派的一位教官指挥。
无锡“锡造总”和苏南“踢派”参战的大部队，配置在戚墅堰火车站，作为二梯队。常州“工农学”总部得知镇江的进攻部队到来，没有作抵抗弃城到金坛大茅山去了。常州的主力军不发一枪就夺取了常州城。
无锡“九二”总部为了“八条”的事昨晚折腾了一宿。上半夜万分焦急，下半夜万分开心。吃了早饭，侦察小分队报告，“锡造总”已进到洛社。高参们问有多少人？是当兵的，还是老百姓？侦察员答，都是穿便衣的，约千把人，守在洛社码头和火车站，横林还有大部队。
“九二”按照作战会议拟定的方案，使用三个武装团和两个特种营，总共一万人左右。此外，还有一支配有汽车、摩托车的机械化快速部队。各部队都是满装满员，士气十足。具体部署用五个营，分三路向洛社进攻：正面一个营，乘三艘快艇，从水上攻击洛社码头；右翼两个营，乘火车沿铁路攻击洛社车站；左翼两个营，乘汽车沿312国道迂回到洛社侧后，切断他们的退路。西郊基干团派一个营，把守闾江口，监视宜兴方向的情况。
赵高参发布临战命令：第一，只要手里拿着枪，做抵抗的就坚决消灭；第二，不准放一个人进无锡市；第三，首战必胜。
太湖饭店的较量
九月十四日，刘锦平同江苏省军管会“左派”代表、省军区首长、首都“大三军”、首都“三司”的司令，乘直升机从南京先飞到硕放机场。然后换乘汽艇，从太湖开到无锡小箕山码头，沿途警卫森严。
上岸后，刘锦平等人步行到太湖饭店。调查团所用的一切器具用品都是从硕放机场带来，连喝的开水也是带来的。他们到达前，南京军区、省军管会通知了二十七军，准备好会场，二十七军的全体常委都要参加会议。
调查团到达后，二十七军实际参加会议的有马杰、王珽、涂学忠、A主任。尤太忠在医院抢救，不能到会。党委秘书蔡惠然、“支左”办的王明清和我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马杰主持。会议一开始，马杰就问“左派”代表会议怎么开法。“左派”代表说，先请刘锦平政委作指示。
刘锦平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手捧毛主席语录，转过身去，面向毛主席挂像，右手举起语录，嘴里说：“首先敬祝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说一句，手举过头顶一次。接着又喊：“敬祝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之后他说：“请大家把《毛主席语录》翻到十八页。”
他先念一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其他人也跟他一起读：“什么人站在革命方面，他就是革命派……”就这样，连续读了十条语录。他才宣布大家坐下来。
刘锦平将全场巡视一遍，慢吞吞地讲：“我们遵照中央文革春桥同志的指示，到无锡来参加二十七军党委的常委会，帮助二十七军党委落实在南京签订的‘八条’协议。现在请马杰同志谈一谈。”
马杰说：“关于那个‘八条’，我们回来之后，常委几个人进行了讨论，觉得那个‘八条’不妥，我们党委决定不接受，也不执行。”
A主任站起来说：“不是那回事，常委根本没开会，是你一个人决定的。”
马杰说：“不错，是我决定的，因为时间太晚了，并且五个常委中，尤太忠同志在医院抢救，王珽同志因被江苏省军管会派来接管无锡军管会的人纠缠在那里，不能脱身，只有我和A主任两个人在一起，我们两个人意见不一致，时间紧迫，我作为书记，我做的决定。事后我征得了尤太忠、王珽、涂学忠同志的同意。我们昨天夜里已正式向南京军区党委、江苏省军管会做了报告。”
A主任说：“你是漠视中央文革。”
王珽接着说：“马杰同志电话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同意他的决定。我与马杰同志两人共同承担责任。”
涂学忠站起来说：“我也拥护马杰同志的决定，我愿和他们一起承担责任。”
刘锦平装出镇定的样子说：“现在不是要哪个负责任的时候。‘八条’不执行了，你们总要有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吧。”
马杰说：“办法我们早就定了。我们取缔‘锡造总’是错误的，我们检讨了，也道歉了，今后我们一碗水端平，两派都支持，积极地促进大联合。现在有人不让我们做工作，一定逼着我们支一派，压一派，事实证明，这样做是行不通的。”
首都“三司”的头头猛地站起来，说：“造反派、保守派，是水火不相容的路线问题，无锡‘九匪’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必须解散。”
我和王明清同时站起来，问那个造反派头头：“你根据什么说‘九二’杀人放火？你是中央调查团的人，怎么毫无根据地瞎说。”
“左派”代表制止我和王明清：“你们两个好不懂规矩，你们不是常委，怎么好随便说话。”
我俩据理力争：“那个人不是常委，他怎么好说话？”
刘锦平见会场上情况不妙，二十七军到会的四个常委，三个人是同一种意见，只有A主任一个人持另一种意见，会议开下去，不会有好结果。于是，他对马杰说：“马杰同志，咱们休息一下吧，我们商量一下再开。”
休会后，上午一直没再开会。到了十二点，“左派”代表对马杰说：“刘锦平同志要回硕放，把这里的情况向中央请示，明天上午再开会，他的意见明天的会要扩大范围，请三个师的主官都来参加。”
说完，他们就乘轮船回硕放去了。
这天下午，我陪同王珽坐车去一○一医院看望尤太忠。
尤太忠还是很痛苦地躺在病床上，呼吸短促，不便讲话。王珽只是打了个手势坐在床上，简要把上午的情况说了一下，又分析了为什么今天下午不开会的原因，是因为在会上附和他们意见的只有A主任一个人，他们占不了上风。估计明天他们要搞新花样。王珽又说：“从今天的情况看，他们主要目标是要对付马政委，我建议马政委明天不要参加会，他心脏确实不好，不要把你们两个都搞垮了，那样他们就达到目的了。明天我和涂副军长两个人在那里，反正就那么回事，我们坚决顶住。
尤太忠点头同意王珽的意见。
周总理三次来电
下午三点多钟，有位记者来到军管会，提出要找军管会的领导同志谈一谈。许荷立参谋把他带到了我的办公室。
我向记者作了自我介绍，记者也作了介绍，说他名叫宋岳，是周总理办公室的联络员，这次特地来无锡了解情况。
我对他说：“很欢迎上级能有人来了解情况，我们有许多的话没有地方讲。宋岳同志，你来这，这太好了，我把这里最要紧的问题向你汇报。”
说着，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八条”协议的传单，递给宋岳说：“现在最紧迫的事，就是这个‘八条’。如果二十七军照着这‘八条’做，部队就乱了，无锡市就乱了；若是不执行这‘八条’，二十七军就成了对抗中央，对抗文革，这个罪名也是不小的。总之，执行、不执行，都是一场灾难，刘锦平的调查团来无锡的目的，就是要在这里制造第二个‘武汉事件’，就是逼我们解放军开枪。这些天，我们军的领导都被拖倒了，尤军长被造反派揪斗，肺上的伤口破裂，现在一○一医院抢救，那里各方面条件都不行，现在还没有处理好；马杰政委心脏病发作躺在家，还要照顾部队的工作，剩下的只有王珽副军长能挺得住，全部精力支撑军管会那一堆工作。军政治部A主任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与其他领导的观点不一样，这个‘八条’就是他在南京同造反派一道写的。为了执行‘八条’，刘锦平带着调查团到二十七军来坐镇，今天上午开了半天会没有结果，下午刘锦平回硕放向‘中央’汇报去了，走时安排明天继续开会，为了增加A主任的力量，他决定明天各个师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会议，因为有的领导与军领导的观点也不一致，估计明天的会议一定是很激烈的，还料想不到会出现什么问题。”
宋岳一面看着“八条”，一面听着我的话。他看完“八条”说：“咱们这样吧，我们另外找时间再谈，我现在要去打个电话，这里有没有保密电话？”
我告诉他：“军党委办公室有，我陪你去。”
我同宋岳来到军部党委办公室，向秘书说明情况，秘书开通了电话。宋岳通话时，我和秘书自动离开了办公室。十分钟后，宋岳打完电话，向我握手离去。
晚上，全体“三支两军”人员集合到了军部大礼堂，王珽向大家讲话。他讲了当前的形势和军管会的任务，最后强调三点：
一、每个人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始终坚信党中央、毛主席，坚信我们自己，不要被一时一事迷惑；
二、要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尽最大努力把所担负的任务干好；
三、要坚决维护党的利益，维护解放军的荣誉，严格遵守纪律，坚持“三不”原则。
翌日，天刚亮，太湖饭店大楼的广场上、山坡上、环山公路两旁，聚满了红小兵、红卫兵的队伍。在大门口的两旁，还站着几百个手持长矛的文攻武卫队员。他们打的横幅上写着：“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有的写着：“与主力军血战到底！誓死保卫无锡城！”
嘹亮的歌声、口号声回荡在太湖上空。
上午八时许，从东南上空飞来两架直升机。直升机越过无锡城，越过太湖饭店，飞到离太湖饭店四、五公里的基康里部队营房的上空，转了一个圈子后，降落在部队的操场上。
今天的会场设在这里，这是调查团夜间秘密、精心地安排的。
九点钟，二十七军参加会议的常委和工作人员三十多人，乘一辆大交通车到达这里。因为出发前才接到改换开会地点的通知，所以比调查团来得晚了。
大家下了车，边走边看。这里是八○师一个团的营区，会场设在军教室。会议室的周围，布下了几十个荷枪实弹的警卫战士，这是固定岗。再远一点的地方，还有许多流动巡逻兵。离开军教室一百米，是一块操场，操场的中间，停着两架军用直升飞机，驾驶员还坐在机仓里。操场入口两侧，停着七八辆摩托车和一辆军用通信车。最显眼的是，还有一辆警车和一辆在车厢上写着“执法”字样的大篷车。
王珽一边走，一边朝着几个处长笑着说：“王晏，你们看，今天这里真有一点朝鲜板门店的架式。”
马杰和尤太忠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出席会议，到会的常委只有王珽、涂学忠、A主任三个。按照调查团的安排，增加了七九师政委、八○师政委和八一师师长。列席会议的除了原来党委定的我和王明清、蔡惠然之外，A主任决定又带来了与他观点相投的三位同志。
这天的会议由王珽主持。开始还是刘锦平带领大家做祝词。做完祝词，读语录的时候，这次他特地增加了一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并且反复带大家读了两遍。
刘锦平环顾了一下全场的人，然后严肃地说：“今天会议的中心，就是解决二十七军究竟怎么样执行由中央文革、南京军区党委、二十七军党委、无锡造反派共同签订的‘八条’协议的问题。下面，先请王珽同志谈谈你们党委的意见。”
王珽说：“二十七军党委的意见，昨天马政委和我们几个人都已经说过了。要我发言，我再补充一点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那个‘八条’协议，不合乎组织原则。建军史上，没有见过党中央、大军区、野战军三级党的组织和一个群众组织在一起签订协议书的事。这是没有先例的，这是十分可笑的，简直是荒唐之极！因而，这个所谓的协议，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王珽的这番话，使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刘锦平气极了，脸色蜡黄，嘴唇子直哆嗦。暗想：这个二十七军真不好对付啊。表面上却还装作狐狸给鸡拜年的架式，“和气”地说：“王珽同志，你怎么这样没有理智呀，怎么可以把这样严肃的事，说成不伦不类的东西呢？要知道，说这话是要负责任哪！”
王珽说：“我一定会负责任到底。为什么我说它是不伦不类呢？你若说它是党组织的文件，那是对党组织的污辱，我们共产党有那级组织做出这种事情来！你若说它是个协议，这个‘八条’里面有协商的意思吗？协议应当是平等的、公正的，这个‘八条’平等吗？公正吗？简单说，它就是个判决书。”
有一位师首长说：“不管你王珽怎么说，你这个态度就是严重错误的，我代表我们师表态，我们师坚决拥护那个‘八条’。”
这时候，会场外站岗的两个战士走到门口，高声大喊：“我们师的战士反对‘八条’。”
“左派”代表一听这个话火了，骂道：“哪里来的混账王八羔子，把他赶出去！”
站岗的战士听见里面的首长骂他们王八羔子，索性进到会场里面说：“那里来的首长骂人？我们师的政委说他代表全师的全体官兵坚决拥护‘八条’，他征求过全师官兵的意见了吗？没有征求意见就代表不了，那就是包办代替嘛。”
首都“三司”造反派头头站在板凳上，卡着腰，瞪着眼，指着王珽说：“你看你这个军长教育的兵，带着枪闯进来捣乱，真是无法无天！”
又有几个造反派站起来大声喊着：“把他们都捉起来。”
刘锦平对王珽说：“王珽同志，请维持秩序。”
王珽走到那两个战士跟前严肃地说：“你们快出去，别影响开会，有什么问题，开完了会，你们下了岗再讲。”
一个战士说：“我们离开岗位进入会场，是违犯纪律的，我们愿受处分，但我们请那位骂人的首长说说，骂人对不对？”
王珽说：“我代表那位首长向你俩道歉，你们赶快回到岗位上去。”
两个战士向王珽打了敬礼，出去了。
A主任知道王珽用意是在保护那两个战士，便朝着他说：“你别装模作样啦，这些事还不是你们策划的吗？你们向来会搞这一套。‘八条’协议，马政委在南京都同意的，而且签了字，回来以后，你们策划八个处长去围攻他，阻止执行‘八条’协议。你今天在会上竟然目空一切，攻击‘八条’，实质就是攻击中央文革，攻击南京军区党委。你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我提议中央调查团要追究王珽的责任。”
我和姜润河同时举手问：“我们可不可以发言？”
王珽说：“到会的人都有发言权，不然到会干什么？”
A主任带来参加会的两个干部，也站起来说：“我们也要发言。”
王珽说：“王晏、姜润河参加会议是军常委决定的，你们两个参加会，是谁决定的？”
A主任歇斯底里地叫起来：“你王珽拿常委当挡箭牌啦！那个常委，还有什么作用啊？”
涂学忠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轻易开口的，今天他看到会上这种情况，心里很气愤。愤然站起来举手说：“那么，那么，我说个意见。”
A主任说：“我的话还没说完。”
刘锦平不了解涂学忠的观点，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话，心想或许他可能是支持老A的。就对A主任说：“让这位同志说。”
涂学忠说：“那、那老A刚才说，军常委没有作用，所…所以你就不…把常委当一回事。你…你是不是要取而代之？我、我提议，不是常委决定参加会议的人，都退出会场。”
刘锦平说：“你这个同志，不要把话说得那么严重么，多来几个人，我们能听听各方面的意见也好嘛。”
涂学忠说：“那、那好，我也打个电话，请多…多来几个同志参加会。”
“左派”代表急了，对王珽说：“不要越扯越远了，你快说，究竟怎么执行‘八条’？”
突然，西北方山后响起了激烈的冲锋枪、机关枪声，还有手榴弹的爆炸声。会场一下子肃静得听得到呼吸声音。
刘锦平和“左派”代表两人对视了一下，没有讲话。两个参加调查团的造反派咕噜着：“哪里打枪？是不是武斗啦！”
A主任说：“一准是‘九二’又在搞鬼。”
涂学忠说：“你怎么知道‘九二’搞鬼？你怎么不说是主力军搞鬼？你这个人，派、派、派性太严重了。”
“左派”代表说：“不管他，我们还是继续开会。王珽同志，你说到底怎么执行‘八条’？”
这时，营房大门外开进一辆军用吉普车，车子开到会场门口停了下来。从车里走出来省军区的х司令，还有调查团的两个造反派，他们两人各拿一支冲锋枪走进屋来。
х司令走到刘锦平、“左派”代表跟前，低声说了声：“到里屋谈谈。”说完，三个人就到里屋去了。
两个拿枪的造反派，神灵活现地对调查团的其他人说：“‘九匪’跟兔子一样，真能窜，主力军都他妈的熊蛋，枪一响拉腿就跑，根本对付不了‘九匪’。洛社车站的人，差不多都叫‘九匪’收拾光了。”
“大三军”造反团的头头制止他俩继续讲下去。
会场里交头接耳讲话的，吸烟的，到室外大小便的，众人浮动起来了。
里屋的×司令呼吸急促地向刘锦平报告：“看来‘九二’早有准备了，他们的力量，主力军根本抵挡不了，他们组织得也很周密。半夜十二点，他们水上的部队就秘密地运动到洛社附近，早上六点钟，他们东面一路乘火车，沿铁路直接攻击洛社车站，西面一路，乘卡车沿312国道，迂回到洛社侧后，切断了洛社主力军的退路。七点钟打响后，不到一个钟头，就结束了。主力军死伤太重，剩下跑不出去的千八人，大部分都投降了，太窝囊了。”
刘锦平胸有成竹地说：“莫管他，胜有胜的说法，败有败的说法。春桥同志不是指示我们吗？能打进无锡，就武装接管，打不进无锡，就中央表态。现在这里的会再开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们二十七军这伙人，表现也够充分的了。头一仗没有打好，死伤了好多人，这是个损失，但是这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他们的‘罪证’。总之，他们的这一切行为，完全够上了反革命事件，时机成熟了，抓住这个机会，请示春桥尽快实施最后的决断。你们快回硕放去，给春桥同志打电话，报告我的建议：（1）请最好在今日下午四时发布中央文革文章；（2）我们在这里继续观察动向，想法控制好要抓的那些人，适当时候一举成功；（3）要组织好各个方面的力量，一旦中央文革表态，我们同时接管常州、无锡、苏州三市；（4）关于解决二十七军的问题，要各个方面都安排周密一些，这个部队不是好对付的。”
刘锦平等三人从里屋出来，×司令急匆匆的朝门外走去。刚出门，碰着“九二”的头头东林领着七八个“九二”文攻武卫队员。他们都拿着武器，带着两个穿军装没有戴军帽的人走进来。×司令看了一眼东林，没顾说话，快步上了汽车开走了。
会场上的人看见东林押着两个人进来，感到奇怪。
东林叫那些人站到门口，他一个人走到主席台前，对刘锦平说：“你是刘锦平同志吗？”
刘锦平问“左派”代表：“他是什么人？”
“左派”代表说：“他就是‘九二’的司令东林。”
刘锦平笑一声：“噢，你的大名倒是早有所闻，你有什么事？”
东林说：“主力军来进攻无锡，在洛社，跟我们那里的人打起来了，我们抓了两个指挥武斗的军人，一个是军队的教官，一个是省军区×××部队的干部，他们的证件和手枪，还有他们写的交待材料，我都带来了。我问你们中央调查团，你看怎么处理？若是你们不愿处理，我们交给群众处理。”
刘锦平说：“刚才省军区×司令来汇报武斗的事，我正想派人去调查这件事，你来得正巧，我们马上解决这个问题。”
“左派”代表趁机说：“是不是党委会暂时休会，这件事解决完了，再开会。”
刘锦平说：“好的。”
接着，叫东林和“大三军”造反团的司令、“三司”的头头，还有“左派”代表，一起走到里屋去。
刘锦平听东林把武斗的情况讲一遍，把面孔沉下来说：“现在的问题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中央派我们调查团到无锡来，本想能够妥善地解决好无锡和二十七军的问题，我们来了几天，二十七军的问题不但没有进展，相反更糟了，二十七军的一些同志太不顾全大局，太不与调查团合作了。二十七军的问题没有解决，你们‘九二’又闹出这么大的乱子来，你们太不把中央调查团放在眼里，在调查团的面前，搞这么大的武斗，打死那么多的人，还绑架解放军，完全不像一个革命群众组织做的事，这件事的性质不用我来说，谁都知道，东林同志，你看怎么处理好？”
东林脸都涨红了，说：“刘锦平同志，你的话完全是颠倒是非，‘锡造总’在军队的支持指挥下，军队的武器、弹药全副武装着，还有飞机大炮支援，出动了一万多人从南京打到镇江，从镇江打到常州，现在又来打无锡，他们的口号是‘斩断长江水，血洗无锡城’，他们前天就打到了离我们无锡十八公里的洛社镇，你说是谁搞的武斗？”
“左派”代表假做和气的样子说：“东林同志，你也不要冲动，你自己想想，你们把主力军打出去好几个月，在外面受的苦太大啦。他们看到中央调查团来了，要回到无锡家里来，你们应该欢迎他们，不好当作仇人对待他们嘛。”
刘锦平问：“东林，你们抓了他们多少人？”
东林说：“不是捉的，是他们投降的，大约三百人。”
刘锦平又问：“打伤、打死有多少人？”
东林说：“打伤多少，搞不清，打死三十多人。”
刘锦平说：“你们现在准备怎么处理？”
东林说：“打死的人，都集中在洛社火车站的站房里。他们投降的人，都在无锡的一个学校里，我们准备给他们办三天学习班，就放回家。”
刘锦平对“左派”代表说：“我看这样办：一、立即把这里的情况向中央文革报告；二、请二十七军的全体常委和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员都到这里开会；三、马上派汽车去城里，接‘九二’中心组的成员来开会，大家一起来讨论解决这个重大问题。”
刘锦平又看了一下手表说：“已经快两点了，对‘大三军’头头说，你们陪东林去城里，请‘九二’中心组的人来开会，三点钟之前一定要赶回来。”又对“左派”代表说：“你找王珽他们谈谈，我准备一下开会的意见。”
说完之后就分头走开了。
下午三点正，二十七军和“九二”来开会的人都到齐了。
刘锦平站在主席台中间，招呼“左派”代表、王珽、A主任、涂学忠、东林都到主席台就座。王珽、涂学忠、东林三人不肯上去。刘锦平说：“现在不是二十七军的常委会，现在是调查团请你们二十七军的领导同志和‘九二’的领导，来这里商讨解决洛社武斗的问题。”
他的话说完之后，王珽等人便走到主席台上坐下来。整个会场，除了原来参加会议的人外，现在增加了无锡军管会的十几个人，还有“九二”总部的十几人，调查团的全部人员，还有南京军区保卫部的一些人也全部参加了。
刘锦平当仁不让地主持着大会。他喊大家起立，掏出毛主席语录本高高地举起说：“首先敬祝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接下来读语录：“第一条，什么人站在革命的方面，他就是革命派……”“第二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又读了不少条，才宣布大家坐下。
然后，刘锦平从皮包里拿出他准备好的讲话稿子，整理了一下广播话筒，刚要开口讲话，门外跑进来一位穿空军制服的军人，走到他身旁说：“政委，北京来的机要电话，请您快去接。”
刘锦平脸上现出了光彩，快步走出门去，一溜小跑到通信车旁，拿起话筒，很得意又很恭敬地说：“我是刘锦平。”
电话的功率很强，离十几米远处都可以听出北京方面讲话人的声音。话筒里的人说：“我是周恩来呀，你是刘锦平吗？”
刘锦平的脸色顿时黄了，说话的声音有点发颤：“啊，您是总理呀，我是刘锦平，是的，我是刘锦平。”下面他的每句话就两个字：“是的！”“是的！”“照办！”“照办！”
等到刘锦平放下话筒，回到会场时，他脸上出汗了。
到了主席台，他一面向皮包里收拾东西，一面对“左派”代表和调查团的人说：“我们赶快回硕放去，具体事情到飞机上再讲。”说完，也顾不上对会场上的人打招呼，夹起皮包朝门外走去。
正巧二十七军党委蔡秘书乘汽车也开到了会场门口，与刘锦平碰了个满怀。蔡秘书从皮包中取出了一份电传，对刘锦平说：“政委，这是周总理发来的电传，叫二十七军党委转交给你看。”
刘锦平摇摇手说：“我晓得了，不看了。”说完，向直升飞机快步走去。
蔡秘书进了会场，把电传送给王珽。王珽很快看了两遍，然后递给A主任。A主任看着电传，嘴里嘟囔着：“简直是莫名其妙。”说着，把电传又递给了涂学忠。涂学忠说：“那么…那么…我的眼不好，请王副军长看看，若不是机密文件，就读给大家听吧。”
A主任打断他的话：“这是小道消息，靠不住，不要扩散。”
王珽说：“刘锦平都溜了，还有什么靠不住。”
王珽把主席台上的话筒拿在手里，对着会场的人说：“这份电传是周总理发来的，要二十七军党委转告刘锦平，叫刘锦平带的调查团立即撤回北京。刘锦平已经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回北京去了，我把电传原文读给大家听了，出了问题，我个人负责！”
王珽读完电传，会场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王珽早饭吃不下去，中午没有捞到吃，这会儿已是下午五点，快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仍顾不上吃，叫上我坐车直奔一○一医院。
尤太忠憔悴地靠在病床上。为了降温，床底下放了一个大木盆，盆里装满了大块的冰。听到我们两人来到，尤太忠睁开了眼睛，轻声说了声：“坐。”
王珽高兴地说：“情况大有转机，周总理来电指示，要刘锦平的调查团迅速撤回北京去。刘锦平他们的人都走了。”
尤太忠问：“马政委知道了没有？”
王珽说：“蔡秘书已经报告去了。”
尤太忠笑着骂了一句：“老A这个屁壳子，这回还跳吗？！”
正说话中，蔡秘书乘车也来到医院。进了病房，笑嘻嘻的向尤太忠说：“军长，好消息。”
尤太忠说：“我知道了！”
蔡秘书说：“又一桩好消息。”
尤太忠问：“什么事？”
蔡秘书说：“南京军区政治部电话转达周总理的指示，要南空派一架飞机，接军长到上海空四军的医院治疗，还指示空四军一定要确保安全。”
南京军区接着又下了指示，要我们军里当天下午六点钟，把尤军长及陪同人员送到硕放机场，坐飞机去上海。王珽叫人商量后决定，一○一医院派一个医生，陪同尤军长去上海，再加上一个警卫员，一起送尤军长去硕放机场。
尤太忠临上飞机前，在汽车上对蔡秘书说：“告诉马政委，请他多保重，如果派人去北京解决问题，王珽副军长和王晏他们两个一定要去。”又嘱咐王副军长和我也要多保重，家里有什么情况，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要及时告诉他。
下午六点，蔡秘书从机场回来，向马政委报告：尤军长到达硕放机场时，南空一位副政委等在那里，陪尤军长一道乘飞机去了上海。
代表团赴京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指示江苏省下属的南京市、无锡市、苏州市、常州市、南通市、扬州市、徐州市各组成代表团，于九月二十五日到北京解决江苏省和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各代表团的人数是：
南京市代表团三十二人：江苏省军区四人、六十军两人、南空两人、江苏省军管会四人，群众组织代表“红总”十人、“八二七”十人；
无锡市代表团二十六人：二十七军三人、炮九师一人、空十五师一人、无锡人武部一人、群众组织代表“锡造总”十人，“九二”十人；
苏州市代表团二十六人：七十九师三人、空十五师一人、苏州军分区一人、苏州市人武部一人、群众组织代表“支派”十人、“踢派”十人；
常州市代表团二十二人：八一师三人、海航五师一人、镇江军分区一人、常州市人武部一人、群众组织代表“主力军”八人、“工农学”八人；
南通市代表团十人：南通军分区一人、独立师一人、群众组织代表“支派”四人、“踢派”四人；
扬州市代表团十一人：扬州军分区两人，空十五师一人、群众组织代表“支派”四人、“踢派”四人；
徐州市代表团十人：徐州军分区两人，群众组织代表“支派”四人、“踢派”四人。
江苏省代表团团长为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副团长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王少源。代表团驻地，军队代表驻京西宾馆，群众组织代表驻西苑大旅社。
无锡市代表团中二十七军的三名赴京谈判代表，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最后军党委常委会确定为副军长王珽、保卫处长王明清和我。
炮九师的赴京代表是师副参谋长高洪喜，空十五师的代表是师长郑刚，无锡市人武部代表是政委吴体仁。无锡市人武部当时为师级单位。
江苏全省各代表团于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六点全部到达南京市，晚上九点乘火车出发，九月二十四日夜到达北京。
张春桥抢先定调
军队代表住在京西宾馆五楼。
当时，京西宾馆住有不少高级干部，有辽宁的宋任穷、陈锡联，福建的韩先楚，新疆的王恩茂，武汉的陈再道，还有山东的王效禹，山西的陈永贵。
代表团到京的第二天，夜间十二点钟，文革联络员叫大家下楼，乘上汽车开到人民大会堂，下车后，进入政协礼堂。群众代表都已坐在里面。因为是头一次到这里，人们心里都有些紧张，举动十分谨慎小心。
大家坐好后，等了有十几分钟，台上走出几个人来，认得最清楚的是张春桥。他走向主席台坐在中间，还有七八个人，分开坐在他的两旁。他招呼杜平到主席台上坐。又叫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到台下前排坐。
之后，张春桥打开皮包，拿出花名册，翻了几页，开始讲话。他说：“中央决定由我主持解决江苏省的问题。今天是第一次见面，我先谈一谈。大家到首都，来到毛主席身边的任务是……”
张春桥从夜里十二点半一直讲到凌晨两点，都是讲的路线问题，最后才讲到实际问题上来。他说：“当前全国的形势和华东的形势都很好，就是江苏的问题还拖在那里。江苏的苏北也是好的，唯独苏南的事情不大好办，说复杂也不复杂，说到底也还是个路线问题。有的部队在错误路线上滑得太远了，应该说已经拖了全国的后腿，应当是觉悟的时候了。你们应当知道，这次中央把你们请到北京来，就是给你们创造一个转变的条件。你们可不要错过这个良机啊！”
军队代表团回到京西宾馆，吃过早饭，杜平和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召集部队全体代表集中到五楼会议室，布置学习任务。
杜平说：“昨天，张春桥同志给我们讲了许多话，我们要结合中央的指示，认真学习，通过学习，提高路线觉悟。这期间要做一两件事：军区、江苏省军区、二十七军要把支左中犯的错误，写个检讨，写好后上报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另一个工作就是每周各单位都要去西苑大旅社两次，到那里接触造反派，交流感情，消除隔阂，促进大联合，希望大家抓紧。”
杜平讲完话，我和王明清来到副军长王珽宿舍。
王珽说：“看来形势不妙，咱们刚到北京，张春桥就给我们当头一棒，这场斗争真是奥妙得很。张春桥派刘锦平到无锡搞我们，周总理叫他们撤回去，到了这里，还是张春桥主持江苏的问题，看来咱们二十七军真的逃不出张春桥的手心啦！我们可要有思想准备！”
王明清说：“王副军长的意见很对，咱们是要保持清醒，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就无锡的军队代表来说，我们只有三个人，那三个单位的代表，观点基本是一致的，从整个江苏的军队代表来看，我们更是少数。今天第一次接见，张春桥讲话的锋芒就直接点出我们二十七军，张春桥说是中央决定他主持解决江苏的问题，是真的，还是假的，也弄不清楚。我的意见，不管是真是假，我们一定按照军党委的意图办，天塌下来，我们几个人也不动摇。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条根本原则，就是坚信党中央，坚信毛主席！”
我说：“这个意见对。我们再研究一下关于对‘支左’错误的检讨问题。”
我对两人讲：“检讨报告写了六遍了，因为没有写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没有写彻底‘转屁股’，所以一直没有通过。现在又叫写，我的意见，写是要写的，写什么，还是按照军党委确定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写，不能为了讨好，或是屈服于压力，就按他们的意见写。我们倒不是故意坚持错误，因为我们坚持的原则，是符合党的政策，符合无锡的实际情况的。它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促进大联合。”
王珽、王明清一致同意我的意见。
我最后说：“今晚我就写，明天写好，打印好，报上级八份，寄军党委一份，我们留一份存档。”
京西宾馆发威
检讨报告上报一个多星期后，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军队的代表正在京西宾馆五楼会议室集中学习，突然张春桥挟着大皮包走了进来。
张春桥的到来，当然是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有人争着同他握手问好，倒茶、搬凳子。穿蓝色军裤的真空军和穿着借别人蓝色裤子的假空军都很开心，我们二十七军的几个人和没有穿蓝色军裤的解放军，都没有上去套近乎。
张春桥坐在杜平、梁辑卿中间。他对面有王少源、杜方平、吴大胜。他们之间交头接耳，寒煊了一阵子，接着张春桥拉开了皮包，这是他的习惯和风度。许世友有句顺口溜说他是：“戴眼睛，夹皮包，能总结，会提高，思想一团糟。”
张春桥从皮包中拿出几份文件，往桌子上一放，打量了一下两旁的人说：“你们几个单位的检讨，我都看过了，今天特地来给你们说一说。写得最好的是江苏省军区的，其次是南京军区的。”
说到这里，张春桥停顿了一下，拿起香烟抽出一支来，叼在嘴上，又拿起火柴盒却不马上抽火柴划火，而是拿出一份文件，举起来抖了两下说：“写得最差的是二十七军的。”
他一副很光火的样子，把叼在嘴唇上的香烟用手抹下来，使劲地向桌上了一摔说：“你们连犯了什么错误都没有搞清楚，还写什么检讨！你们把几十万人的组织镇压了，把人关进监狱里，把好端端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无声无息了，你们一个字的检讨都不吭一声，这是哪一家的路线！这种检讨是什么人写的？听说写检讨的这个人根本就没有路线觉悟。你们二十七军党委让这种人写检讨，这是严肃的吗？”
张春桥正说着，苏州军分区的C政委和镇江军区的L副司令从凳子上站起来，两人本都是陆军，却穿着蓝色军裤冒充空军，两个人同时指着我说：“就是他！检讨是他写的，他是二十七军的宣传处长，他专会写取缔造反派的公告！”
C政委气得混身发抖，嘴里冒着白沫，双脚跳着说：“我真是气得不得了，二十七军故意派了三个支持老保的人到北京来谈判，真正的好干部就是来不了。我们要求中央把他们几个人换回去。”
也许是C政委火性太大了，他猛地向椅子坐下去时，把椅子腿压折了，自己闹了个仰八叉。镇江军分区的L副司令赶快把他扶起来，另换了一把椅子。
张春桥觉得会场气氛不错，稍微平下心来，重新点上香烟，自说自话地道：“人嘛，谁都难免犯错误，有了错误也是可以改正的么！当然极少数人也不尽然。但是中央可以等待。中央这次请大家来，就是这个目的。到这里来，没有干扰，让你们平静下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勇于解剖自己，把路线端正过来，还是可以前进的么。你们二十七军的代表，应该多到造反派那边去，听听他们的意见，或许是有好处的。好吧，今天就到这里。”
说完，夹着皮包走了。
西苑大旅社的交锋
又过了几天，军队代表团安排各军队代表到西苑大旅社去接触造反派。
我与王珽、王明清三个人，来到无锡“锡造总”代表的住处。高洪喜、吴体仁到“九二”代表的住处。
“锡造总”代表十个人还有几个临时来京人员，住着三间房子。他们的主要成员是轻工业学院的湘江、秦川、光荣，“锡造总”头头白水、文相、松山。
我们三人刚进屋，就吃了迎头一棒。
“626”的光荣是“左派”中的“左派”，见我们进来张口大骂：“你们这些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在无锡作威作福，来到北京，还住着高级宾馆，养尊处优，中央叫你们来促进大联合，一个多月了，你们从来不到这里来，你们跟谁促联合？”
王明清笑着说：“我们今天不是来了吗？我们接受你们的批评，以后多来。”
秦川说：“好吧，你和王晏到那边屋里去，好好去斗私批修。王珽留在这里，我们先跟他谈谈。”说完把我和王明清送到隔壁一个空屋里，给一条板凳，两个人坐着，别的什么也没有。
王副军长留在这边屋里，造反派头头分成三个组，轮流地围攻、辱骂。从上午九点一直搞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半钟，不给水喝，不给饭吃，大小便还有一个人陪着到厕所看着。
张春桥在京西宾馆讲，要二十七军的代表多到西苑大旅社接触造反派，王珽知道无非是让他们去挨整。所以从白天到夜里，整了二十多个小时，不管他们吵也好，骂也好，他就是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支接着一支的吸烟。
幸好昨天出门时，他在京西饭店买了半条大前门烟，一天一夜全吸光了。
我和王明清被关在一个屋子里，也是不给喝水，不给吃饭，也没有人理会我俩，就这样一直熬了一天一夜。
早上七点半钟，西苑大旅社饭堂开饭了，造反派把我们三人押到食堂里，用三张饭桌拼了一个台子，叫我们三个站在上面。“626”的秦川拿着话筒喊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你们看，这三个家伙，就是二十七军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
西苑大旅社里，住着山西、河南、山东、新疆、辽宁、江苏等六个省的造反派代表。西苑大旅社可同时容纳一千多人吃饭，此时六个省的造反派都在里面吃饭，听到秦川的呼喊，就有些人高喊：“打倒拿枪的走资派！”“打倒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
这时，一个穿着军装的女造反派跳上桌子，此人是江苏省有名的“响当当的造反派”。她的路线觉悟特别高，今年十六岁，一年前文革刚开始，她带领一帮红卫兵造她父亲的反，把她父亲打翻在地，还踏上一脚，大义灭亲。她最擅长揪斗解放军，她拉扯解放军时，若是解放军稍微有点反抗，她马上放声大骂：“你这个流氓！”她这么喊，解放军罪过就大啦。
这次，她上了桌子，动手就去撕我们三人的军装，还把我的军帽抢下来要撕帽徽。
无锡“九二”有两个人上桌子来制止她，她根本不理睬。这时，一个身高两米多的东北大汉，戴的袖章上写着“辽革联”，跨上桌子从那个女造反派手里夺过军帽，给我戴在头上，转身伸出大手抓着那个女人的衣服领子提起来，放到桌子下面去了，嘴里嘟囔着：“妈个巴子，反军反到北京来啦！”
顿时，食堂里摔盘子摔碗的，争吵的，叫骂的，喊口号的，推推打打的，乱作一团。
值勤的八三四一部队的一个连，跑步来到食堂门外。三四个文革联络员，拿着大喇叭在门口高声喊：“请不要乱，不准挑动武斗！不准污辱解放军！”“各单位带队的同志，把你们的人带回自己的宿舍去！”
部队的几个战士，把我们三人护送到食堂外面，又用汽车送回京西宾馆。
我们到了京西宾馆，已是下午一点了。
铁道游击队司令怒斥大左派
由于两天没吃东西了，肚子实在太饿了，回到京西宾馆后，我们就到食堂去吃饭。
南通军分区的代表刘金山司令同其他代表也在食堂吃饭，他是赫赫有名的铁道游击队队长。
我问刘金山：“我们在西苑大旅社触及灵魂回来晚了，你为什么也这么晚才来吃饭？”
刘金山一边吃，一边笑，一边骂：“昨天下午，我们要回来的时候，汽车刚要出门，一帮造反派把汽车拦下，说‘老保’解放军留在车上，我们要和他们交谈，其他的人下车回去。支持造反派‘老踢’的解放军都下车走了，把我们这些支持保守派‘支派’的都关在汽车里，驾驶员把车锁好也走了。车上什么也没有，连饭也没捞着吃，水也没有喝，连大小便都不成。没有办法，就解在一个帆布筒里。从昨天下午两点，一直弄到今天上午十点，文革联络员知道了，才把我们放了出来。”
刘金山喝了口稀饭，问：“老王，我回来听杜方平的秘书告诉我，这件事就是那天张春桥和杜方平他们策划的，咱们不能吃这个哑巴亏。”
王珽笑笑，没说话。
下午两点钟，杜平、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王珽等人正在会议室学习。刘金山告诉我：“我要采取革命行动啦！”
我问他：“什么行动？”
刘金山说：“你等着瞧。”
刘金山来到会议室，走到杜方平跟前，把杜方平披的大衣一把拉在地上，一只手抓着他的衣领子，一只手扭着他的一只胳膊，连推带拉，把杜方平拖出会议室。到了服务台面前，用脚朝杜方平屁股上一蹬，把他摔倒在地，接着再踏上一只脚。
杜方平又矮又瘦，不要说反抗，连挣扎的力气也没有，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只是嘴里喊着：“我抗议！我抗议！”
杜平、梁辑卿和各单位的代表，宾馆的服务员，都出来看。
苏州军分区的A政委、镇江军分区的P副司令也出来了，两人说：“太不像话，随便污辱领导，要向文革报告。”
刘金山说：“老子搞阳谋，不会搞阴谋。他策划造反派把我们关在汽车里一天一夜，把王珽副军长揪斗了一天一夜，你们为什么不说话？他们为什么不关你们呢？我叫他给我们说说情况，你两个着的什么急？”
杜平、梁辑卿、王珽他们把刘金山拉开，说有意见我们开会解决。
刘金山说：“不，我只是也触及一下杜方平的灵魂，用不着开会。”
枪击13次特快列车
张春桥在京西宾馆对二十七军发威之后，二十七军代表的日子很不好过。
我和王副军长、王明清在西苑大旅社被揪斗一天一夜后，无锡主力军在西苑大旅社、京西宾馆，乃至天安门前的红墙上都刷出了大幅标语：
“二十七军是刘邓陶黑司令部的保皇军！”
“二十七军是江苏省保守势力的总代表！”
“二十七军是‘二月逆流’的急先锋！”
“向二十七军讨还血债！”
“揪出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 ……
此后，每当驻京西宾馆的军队代表团开会学习，都要遭到不同观点代表的批判、攻击、污辱。到食堂吃饭或是外出坐汽车，有些人都不跟我们二十七军的代表坐在一起。代表团的领导也再三向我们催促交上改写的检讨报告。
在重重压力之下，王副军长、王明清和我没有低头，没有屈服。
然而像是祸不单行。十一月二十日晚上十一点钟，联络员通知代表团马上集合去人民大会堂，说是有首长接见。
代表团到了大会堂的福建厅。里面坐的只有江苏省一个单位的人。主席台上摆着一排话筒。
会场上没有说话的，也没有唱歌、喊口号。大家不知道是哪位首长接见，也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低声对王副军长讲：“看样子，很可能又是张春桥接见，还是为我们二十七的事。”
王明清说：“很有可能，我们要有思想准备。”
过了十分钟左右，后台的人出来了。前面的是邱会作，接着是陈伯达、吴法宪、余立金、余秋里、康生，最后是周总理。
周总理亲自主持会议。他向左右的首长征询了一下，说：“今天晚上单独请江苏省的同志来，解决常州的群众组织‘工农学’枪击13次特快列车的事件。”
听到总理的这句话，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
我们几人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
周总理问：“江苏省军区的领导来了没有？”
联络员说：“没有人来。”
总理问：“你们通知了没有？”
联络员说：“发过电报，又打过电话。”
周总理看了看花名册，又问：“二十七军的王珽同志是哪一位？”
王珽站起来，敬个礼说：“报告总理，我是王珽！”
总理问：“常州市是你们军担任军管吗？”
王珽说：“是我们的八一师担任的。”
周总理又问：“常州的‘工农学’开枪袭击13次特别快车，打伤八个列车工作人员的事，你知道不知道？无锡没向你报告吗？”
王珽回答：“没有接到报告，我还不知道。”
周总理问：“常州‘工农学’的负责人来了没有？”
常州“工农学”的三个代表一齐站起来说：“报告总理，我们有罪。我们向党中央、向毛主席请罪。”
总理说：“你们先别忙请罪，先把情况如实地汇报一下。”
接着，常州“工农学”其中的一个代表叙述了枪击13次特快列车事件的经过：
前天上午九点，镇江“支派”派人通知常州“工农学”说，常州驻在镇江的造反派主力军有三百人，已全副武装，定于前天夜里乘火车打回常州，要他们做好准备。常州“工农学”接到情报后，组织了二百武装人员，分成两批，一批一百人，带着机关枪，于晚上六点，埋伏在奔牛火车站北面两公里左右的铁路西侧；另一批一百人也带着武器，埋伏在奔牛火车站南一公里左右的铁路东侧。夜里九点，从镇江方向开来一列火车，车厢里的灯都亮着。常州“工农学”队员认为是主力军来进攻的火车，当火车开到他们埋伏的地点时，速度仍一直很快。埋伏的人认为肯定是主力军坐的车，领队的就下了命令，朝那个最亮的车厢打。一挺机关枪开火了，另外两挺机关枪还没来得及开火，列车已经开过去了。列车开到常州也没有停，一直开过去了，后来才知道不是主力军的车。
常州“工农学”代表说：“我们是昨天才知道枪击列车的事件，我们有罪，我们向毛主席请罪。”
吓得身子直发抖，脸上淌下的汗水，把衣服都浸透了。
周总理问联络员：“受伤的同志来了没有？”
联络员说：“来了。”
总理吩咐抬进来。接着被打伤的八位列车炊事员用担架抬进会场的主席台前。
全场的人都惊呆了！
列车长向总理报告说：“前天夜里，列车正点行驶，九点钟车子经过奔牛站后不到五分钟，列车员向我报告说，餐车上有八位同志一起都倒在地上，身旁都是血。我跑过去一看，他们八个人的小腿，都被打伤了，直流血。车上的卫生员给紧急包扎了一下，车到上海，马上就送医院检查，认定是枪伤，有三位同志小腿骨骨折，其他的都伤在肌肉上。……”
列车长说到这里，哽咽着流下了热泪。
会场内常州主力军的代表先喊起了口号：“砸烂‘工农学’反革命组织！”“严惩反革命分子！”
接着，江苏省的其它单位的“踢派”，也都喊起了口号。
周总理说：“把负伤的同志抬走，快送回医院去治疗。”接着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同志有什么话讲。
邱会作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他们太无法无天啦，竟敢向特快列车开枪。特快列车有外宾，若是打着了外宾，这个乱子谁能负起责任？这种组织还算革命组织吗？对他们的头头要逮捕法办！”
又有人高呼：“严惩‘工农学’的坏头头！”
已经凌晨两点钟了，总理宣布休息二十分钟。又吩咐服务员抬出几箱苏打饼干，每人发给一包。他自己也拿了一包，坐下来吃了几片，也走到后台去了。
常州市的军代表和“工农学”的全休代表围在王珽身边，哭着说：“军长，我们这回完啦，我们的罪过太大了。”
王珽说：“现在说这些没有用，好好想想你们的教训是什么？相信党中央、听候党中央的处理。到这个时候，你们也不要怕，也不要抱怨，无论中央怎样处理，都要坚决服从，再不要犯新的错误，不要再做蠢事。”
二十分钟过去了，主席台上的首长重新坐好。
周总理说：“常州‘工农学’开枪打特别快车，打伤八位工作人员这件事，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都是严重的错误！教训太深刻了。毛主席再三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不少的事情都坏在开枪上，一开枪，后果就不好办了嘛。常州的事还幸好没有打死人，还没有打着外国人，没有造成列车颠覆。如果把人打死了，打着了外国人，造成了列车颠覆事故，那就不好挽回啦，责任也更大了！‘工农学’认识了错误的严重性，表示向党中央、毛主席请罪，这是应该的。党中央决定江苏省军队和群众组织都派代表团到首都来，在毛主席身边，不受干扰，静下来好好学习，进行斗私批修，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促进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各派都要认真接受常州‘工农学’的这个教训，教育你们组织里的人，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积极促进革命的大联合。”
周总理向两旁的人看看说：“今天就这样吧。”
在回京西宾馆的路上，汽车里的人们不停的议论。有的说常州“工农学”这个老保，胆大包天，就该取缔他。有人说，周总理本着安定团结的原则，妥善把这个问题处理了，若是叫张春桥来，非把“工农学”打成反革命不可！
康生接见江苏军队代表
十二月十二日夜里十二点钟，联络员通知代表们到楼下集合。下楼后没有上汽车，联络员领着大家进了京西宾馆的小礼堂。
这次都是军队代表，没有群众代表。主席台上摆了四个话筒，因为第一次到这里，大家觉得新奇，气氛显得格外肃静。等了一会儿，从台后出来五六个人，前面一位康生，联络员领着大家鼓掌。接下来有李先念、余秋里、陈伯达。还有两个人认不出来。
主席台上的人坐下来后，康生看着放在桌子的花名册，操着正宗的胶州口音叫道：“杜平同志来了没有？”
杜平答：“来啦！”
又问：“杜方平来了没？”“梁辑卿来了没？”
两人一一做了回答。
接着，康生又问：“哪一位是王珽？”
王珽站起来给康生行军礼，答道：“报告首长，我是王珽。”
康生把老花眼镜摘下来，看着王珽：“噢！你就是王珽，看样子还‘挺’得住。”又朝台下看看，问：“江苏省军区的人来了没有？”
联络员答道：“他们来啦，在外面大厅等着。”
康生说：“请他们进来。”
不大工夫，进来五个人，站在通道上。
康生说：“请到前面来坐！”
等大家坐定了，康生说：“江苏省的事情，原来春桥说他熟悉情况，由他管。最近中央决定，要春桥回上海管一管上海的事，总理就委托我来管一管江苏的事。今天第一次同大家见面，我可能要得罪人了。”说着，他又拿起一份花名册，看着念道：“江苏省军区B政委是哪一位？”
B政委站起来答：“报告首长，是我。”
康生问他：“你是政委吗？”
B政委说：“是的。”
康生说：“你一个政治委员，中央三令五申请你来北京，你就是不来。你懂得三大纪律吗？”
B政委站起来，把军帽脱下，指着自己的头，好像要哭的样子说：“报告康老，是他们打我，使我不能来。”
康生问：“什么人打你？”
B政委指着梁辑卿说：“是他打我。”
康生说：“梁辑卿在北京开会，他怎么能打你呢？”
B政委说：“是他儿子打我。”
康生又问：“他儿子是干什么的？”
B政委说：“是个红小兵！”
康生说：“他几岁啦？”
B政委说：“已经上高小啦！”
康生问：“他为什么打你呢？”
B政委说：“他们家是支持‘老保’的，我家是支持造反派的，观点不同。我在游泳池游泳，他用皮弹弓打我的头。”说着，他用手指着头说：“他把我头打了一个大包。你看！你看！”
接着，B政委竞呜呜地真哭起来。
康生笑着说：“你看，你像个什么样子？你跟个孩子闹什么？就为这个，就不来北京啦？”
康生还没有说完，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报告康老，不是为这个，是二十七军打我们。”
康生问：“你是什么人？”
那人答：“我是江苏省军区副参谋长，我叫P华。”
康生又问：“二十七军为什么打你们？”
P华从军装上面小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纸包，走到主席台前将纸包解开，用手捧着说：“康老，你看，这是我被二十七军打掉的两颗牙。”说着，也哭了起来。
康生把眼镜向上掀起来，看看P华手里的牙说：“二十七军打你的牙干什么？你是不是咬他们啦？”
P华捂着嘴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康生又问：“江苏省军区的Z司令来了没有？”
Z司令答：“来啦！”
康生脸上严肃起来了，问：“你说，中央多次命令你们来北京，你们就是不来。今天来了，一句检讨的话都没有，一个捂着头，一个捂着嘴，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你们像个高级干部吗？你们知道三大纪律吗？”
Z司令说：“报告康老，我们有错误，我们一定检讨。我们昨天来时，走到二十七军的八一师营区，二十七军开枪打我们。”
康生说：“叫你们到北京来，你们到八一师营区干什么？二十七军为什么打你们？王珽同志，你了解这个情况吗？”
八一师政委张孝先站起来说：“报告康老，我了解这个情况。”
康生看讲话的不是王珽，问道：“你是什么人？”
张孝先说：“报告康老，我是八一师政委，我叫张孝先，特地从无锡来向王珽副军长汇报的。”
康生说：“那你讲讲是怎么一回事？”
张孝先说：“江苏省军区机关干部的观点不一样，有些干部是‘支派’，他们是少数派，他们的家属、小孩都受到排挤，躲在八一师营房里。这次省军区的干部来北京，他们没有坐火车，也没有坐飞机，而是由镇江市的造反派派出一千多人，乘二十八辆汽车护送他们。路过我们八一师的防区时，因为前些日子镇江造反派曾经到我们营房抢过枪，有过磨擦，哨兵恐怕造反派又来冲击部队，告诉他们只允许部队汽车通过，不让造反派的汽车通过。造反派不听，一定要通过，哨兵们不允许，一些带枪的人强行冲上来，开枪打死了一个哨兵。一个哨兵朝天鸣枪警告，他们一边射击，一边冲，又打伤了几个战士。值勤分队进行还击，打死、打伤十来个人，其余的逃走了。那位副参谋长是省军区驻在八一师营房的家属认出了他，把他捉到营房里，用帚把和擀面杖打他时，把他的牙打下来的。”
康生笑着说：“你们这么大的干部和些妇道人家叨叨什么？”
开始时人们不敢笑出声，看到康生笑，全场的人都放声大笑。
笑了一阵，康生接着说：“毛主席给红军规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头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中央叫你们来解决问题，你们不来，这就是不服从指挥。不听指挥，就是违抗纪律，你们都是老同志了，你们要好好地检讨。坐下来好好学习，要听党中央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不要搞那些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东西。”
最后康生说：“今天来，先见个面，其他的事下次再谈。”说完他们就都离开了。
周总理传达毛主席指示
又是半个月过去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文革联络员来到二十七军代表住处通知：总理指示二十七军尤太忠军长今日来北京，住京西宾馆江苏代表团住处。他乘的飞机十二点半到首都机场，要代表团派一位同志同联络员一起去机场接。
王副军长让我同联络员来到首都机场，尤太忠军长乘的班机准时到达。
我和尤军长见了面，感到心里有很多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两个人只是十分激动地含着热泪握着对方的手，久久不放。
回到京西宾馆，已快两点钟了。因为尤军长身体刚好，与王副军长、王明清见了面，没说多少话，就安排休息了。
当天夜里十一点钟，代表团乘汽车来到人民大会堂政协厅。这个厅很大，里面已经有好几个省的代表团坐好在那里。江苏省代表团是最后入场的。
与每次接见一样，事先谁都不知道是什么人接见？为什么接见？自己在接见中，得到欢乐还是压力，都无法预测。
按规定，到场的人不准走动，不准喧哗，不准吸烟，不准携带照相机、录音机，更不准带武器。对这些规定，除了告械，还要检查。
一会儿，周总理第一个出场，顿时场内响起热烈的掌声。后面跟的有：陈伯达、康生、李先念、余秋里。周总理请杜平到台上坐，请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王少源到前面坐。接着又问：“尤太忠同志来到没有？”
尤太忠站起来答：“报告总理，我来啦！”
总理说：“尤太忠同志，请到前面坐。”
尤太忠走到前面，向总理敬礼。
总理问：“你身体好了吗？”
尤太忠说：“感谢总理的关怀，我全好了！”
总理看着花名册问道：“向孝书是哪一位？”
向孝书站起来答：“我是向孝书。”
总理说：“你的名字我早就知道。你跟我打过两次电话，那是为了苏州造反派火烧赵天录一条街的事。你在电话里哭了。一个带兵打了几十年仗的师长，在电话里哭了，我能理解这种感情。你要求我批准你带一个营去救火，我没有批准。你们去救火，他们就开枪向部队射击。那不是白白牺牲吗？！”
向孝书说：“总理的决定是正确的。”
周总理接着说：“今天几个省的代表都来了，要谈的事很多，先谈一谈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几个单位的检讨报告问题。南京军区、江苏省军区的检讨已经有了批复，我就不说了，主要说一说二十七军的检讨。二十七军的检讨，我送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了。毛主席说，‘二十七军的检讨写得很好。既不吞吞吐吐、遮遮盖盖，也不夸张，错多少，检查多少，实事求是，这样很好。’你们要求把他们的检讨转发到全军、全国，那就不要了吧！把每一个部队写的检讨都转发全国，这不是给解放这脸上抹黑吗？错了，检讨了，改了，就好么！”
周总理又说：“我再向大家传达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讲话。毛主席说，‘二十七军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部队，文化大革命要立新功。’毛主席的讲话很重要哇！你们各派群众组织，要好好学习，真诚拥护、支持二十七军。”
会场上喊起了口号：
“毛主席万岁！”
“向二十七军学习致敬！”
“相信解放军！拥护解放军！”
王明清流泪了，王珽流泪了，我也流泪了。
尤太忠站起来，流着热泪高声说：“二十七军全体官兵，感谢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我们一定立新功！”
全场响起长时间的掌声。
接着，周总理又同河南造反派“二七公社”的头头谈。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通车问题。
停了一会儿，我对王珽说：“我写了一个报告，想送给总理，请你看看行不行。若是可行，我再给尤军长看看。”
王珽看过说：“我看很好，送军长看看他同意不同意。”
尤太忠坐前排，我把写的东西送给他看。他说：“你小声念给我们听一听。”
我轻声给两人念道：
“尊敬的总理：
沪宁铁路的“支左”和军管的任务，分别由二十七军、空十五师、江苏省军区担任。因为三个单位观点不一致，常常影响铁路运行和其他的工作。我们建议，沪宁线的“支左”、军管任务，统一由某一个单位担任为好。
请总理指示。
敬祝
大安。
尤太忠敬上
1967年12月26日”
尤太忠说：“可以，送上去吧。”
我把报告送给联络员，联络员马上送到主席台上周总理的面前。周总理接过看了看，当即用铅笔在原报告的左上方批示：
“南京军区、二十七军、江苏省军区、空十五师：
沪宁铁路沿线（上海、南京不含）的“支左”和军管任务，由二十七军统一担任。江苏省军区和空十五师的部队，于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撤出。
周恩来
1967年12月26日
联络员把报告交给尤太忠。尤太忠看了对我说：“送给杜政委、江苏省军区Z司令、南空王政委看。”
我把报告给几位首长都看了。
尤太忠说：“把总理的讲话和这个报告，马上给马政委发电报。”
签订大联合协议
第二天早饭后，尤太忠、王珽约炮九师高洪喜、人武部吴体仁，一起去西苑大旅社看望造反派。
到了西苑大旅社，尤太忠对联络员说：“今天，我想请两派的代表坐到一起谈一谈，你看好不好？”
联络员说：“这样很好。就是不知道‘锡造总’的代表同意不同意？”尤太忠说：“请你帮助动员一下。”
不大一会儿，联络员回来说：“他们都赞成。”
于是，两派的代表，还有十几名随同来的工作人员，加上军队的代表，将近四十人，统统集中到“锡造总”的一个大房间里。
尤太忠开门见山地说：“昨天总理接见，说了二十七军不少的好话，毛主席还表扬我们。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二十七军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做了不少的错事，也伤害了一些同志的感情。”
说着，他走到白水面前，拉着他的手说：“老白，对不起，我们把你关起来三个月，委屈你了。我向你赔礼道歉！”
“锡造总”的白水、湘江等人，“九二”的东林、大海等人，一起站起来。其他的代表也都站起来，大家一齐说：“我们都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对，我们有错误，我们向尤军长检讨道歉！”
有人领着高呼：“向尤军长学习！”“向尤军长致敬！”
尤太忠摇着手说：“不要这样喊，我担不起。过去的事，我们不说了，咱们都听毛主席的话，向前看。无锡两大派的领导同志和好了，团结起来，无锡的群众就团结了。我提个建议：我们无锡市两大派在江苏省带个头，从今天开始，咱们在这里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革命大联合搞起来。你们说行不行？”
东林、大海说能行。白水、湘江也说能行。
尤太忠又说：“大联合搞起来了，我们向毛主席报喜！我们一起到天安门前照相留念。”
大家欢呼起来！
回到京西宾馆，吃中午饭的时候，韩先楚司令员的夫人对我说：“王处长，韩司令、陈锡联司令，还有王恩茂政委，听说你们尤军长来了，他们都说，请他中午休息起来后，到六楼去坐坐。”
我告诉了尤太忠。尤太忠放下饭碗说：“不吃了，咱们马上去。”
我陪尤太忠来到六楼小餐厅。福建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书记王恩茂正在吃饭。尤太忠进了餐厅，打了个敬礼，喊道：“报告各位首长，尤太忠奉命来到。”
王恩茂第一个上来同尤太忠握手，连连说：“尤军长，你好！你好！”
陈锡联哈哈大笑说道：“你这个小尤，怎么没有把你给气死，我真有点不放心！”
韩先楚说：“你这个小尤，王珽、王晏他们在这里吃苦头的时候，你不来，毛主席、周总理表扬你们二十七军，你就来了。”
陈锡联对服务员说：“给我拿一瓶茅台酒来，我们几个干上几杯。”
吃饭的时候，陈锡联对尤太忠说：“小尤，我看你们那个无锡市做的那个毛主席像章太好啦，你可要送我们一些。”
尤太忠说：“陈司令，我要好好谢谢您，若是没有你关心，发那么多的石油，我们无锡可真的吃不上饭了。”
王恩茂、韩先楚都说：“对了，多给一些，我们也好送送人。”
尤太忠问我：“北京这里有没有？”
我答：“没有了。”
尤太忠说：“打个电话给姜润河他们，叫他们送两千枚来。”
说话中，宋任穷政委也走过来了。他问：“你们说些什么？”
陈锡联说：“少不了你的份，你放心！”
尤太忠向宋任穷问了安好。
宋任穷对尤太忠说：“尤军长，你们二十七军这回好了，毛主席、周总理都表扬了你们！”
三天后，两派代表把无锡市两派组织实行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草案写好了，参加大联合的两派代表名单也提出来了。
十二月三十日上午，无锡市的军队和群众代表集中到西苑大旅社的一个会议室。杜平、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四位同志，国务院、中央文革的五个联络员都被请来了，正式签订了无锡市“锡造总”、“九二”革命大联合协议书。代表签字的“锡造总”方面是白水、湘江，“九二”方面是东林、大海。协议签订后，杜平、梁辑卿、国务院的联络员讲话祝贺。两派还做了一面大红旗，上书：“江苏省无锡市赴京代表团”。
协议书分别上报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
当天下午，代表团向京西宾馆车队租了一辆大轿车，尤太忠率领大家登车，到天安门前金水桥上一起合影留念。
两天之后，尤太忠又带领大家坐车到八达岭，在长城上一起合了影。
太湖之滨红烂漫
当年炙手可热的林副统帅说，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权，就丧失了一切。文化大革命最实质的问题，就是为了解决“权”的问题。
当时的革命委员会，就是权的集中表现。对于造反派来说，进了革命委员会，就算是得到了权。因此，筹备无锡市革委会的工作，整整用了两个月时间商讨。经过了翻来覆去的争议、商讨，才算搞出一个方案来。
按照军、干、群，老、中、青两个“三结合”的原则，确定革委会的委员八十人，常委二十五人，主任一人，副主任十六人，并拟定了名单。
经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管会审议，批准了上报的方案，批准尤太忠为无锡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王珽、齐金炳、雪国衡、吴体仁、姜义峰、王晏、姜润河、董万华、马健、东林、大海、白水、湘江等十五名同志为副主任。
无锡市军管会遵照上级的指示，决定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上午十时，在市体育场举行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会后举行游行，晚上燃放焰火。
四月八日早上六点开始，参加大会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体育场。所有区、局、公社、厂矿、机关、学校、商店、街道的队伍，一律不打派别的旗子，不拿长矛大刀，都统一打着大联委的旗帜，佩戴着大联委的袖章，胸前挂着“革命委员会好”字样的毛主席像章，手里拿着新印发的红色语录本。无锡革命大联委，率领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人纠察队、民兵指挥部和国棉一厂、二厂、三厂、四厂、漂染厂、纺织厂、机床厂、柴油机厂、动力厂、压缩机厂等十个厂，组成的二百人的军乐团，还有一万名学生组成的彩旗队，提前进入了会场，排列在主席台前面。
大会主席台设在体育场的检阅台上。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上级首长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左派代表杜方平、吴大胜；同时还有解放军驻锡部队的团以上首长，有驻苏南十八个地市县的军代表，群众组织代表，无锡市革委会全体委员，共五百人。大会还邀请了上海“工总司”的王洪文。
十一点钟，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在一片红色的海洋中，当司仪宣布江苏省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开始后，会场上的鞭炮放了足足有二十分钟。
然后，请尤太忠讲话。秘书为他写的讲话稿，最前面有两句诗：“太湖之滨红烂熳，惠山顶上尽朝晖”。这在当时是时兴的，他念第一句没有念错，也比较顺利，念第二句“惠山顶上尽朝晖”时停了下来，重复念了一遍“惠山顶上”，还没有念下去，我在他身后悄悄说：“惠山顶上尽朝晖”。他干脆把讲话稿装进口袋，说道：“甚么辉不辉的，酸不溜秋的，我不会说。”于是，把话筒拿在手里，高声说：“为了‘革命委员会’，又搞文斗，又搞武斗，现在成立了，你们说高兴不高兴？”
全场都说：“高兴！”
尤太忠又问：“要不要保护她呀？”
大家都齐声喊：“要！”
他放下话筒嘿嘿笑了两声，说：“我的讲话完了！”
接着，许世友司令员代表南京军区致贺词。
以后是群众代表东林发言。他的话刚开始，有人跑上主席台，向尤太忠报告：“张春桥来了。”
尤太忠和杜平一起到后台把张春桥接到主席台上坐下。
无锡军管会不曾邀请他，他为何来了呢？
杜平客气地问张春桥：“你做指示吧！”
张春桥说：“好吧，我代表中央文革说几句。”
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能有中央文革的领导来讲话，当然是很光彩啦。按照大会议程，东林讲完话后，白水还要讲话，看到张春桥来了，心里七上八下不是个滋味。他说：“我不讲了，请中央文革的首长讲吧。”
张春桥在讲台后面的椅子上坐下，把几个话筒靠拢了一下，然后开讲了。
他从巴黎公社讲到辛亥革命，意思是说无产阶级不能办好酒席，请别人来赴宴。
接着又讲了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下山摘桃子。他说摘桃子的人过去有，今天也有，他一口气讲了三十几分钟。最后讲，有个革命委员会比没有好，但要看有没有群众基础，若是没有群众基础的革命委员会，今天成立了，群众明天就会抛弃她。
张春桥讲了几十分钟，还有点恋恋不舍。他总觉得肚子里好多的话没有说完，担心大家还没有听明白他讲话的含义。
他从口袋里拿出了香烟盒，抽出一支，叼在嘴上。没有点火，又取下来，放进口袋。看了一下手表，自言自语地说：“就讲这些吧！”
接着，他习惯地用拇指和食指把眼镜向上推了一下，向全场的远处看着。若大一个体育场，几十万人，井然有序地坐在那里。他也许想，为什么他们不搞武斗呢？？? ……
张春桥下意识地向主席台上的人看了一眼，咧了咧嘴，没说出话来，挟着大皮包朝后台走去。
杜平、尤太忠赶上去，想请他留下来看游行，看焰火。然而，他的轿车已经离去了。
(未完待续)
下周刋登第五部：过河卒子扶苍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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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11 10: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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