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滇西北重走长征路，在我，已经是第六次了。各种印象重叠在一起，我已记不清每一次行走的细节，唯独在迪庆香格里拉（旧称中甸）的种种景象，始终盘桓在脑海里不肯退去。那些故事，那些人，只要和红二、六军团联系在一起，就让我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如沐浴着高原的艳阳，格外地温暖与舒展。
1936年4、5月间，红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第一次到藏区，面临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军事范畴，广泛涉及到地理环境、生活条件、宗教习俗、社会制度等等，贺龙、任弼时不得不经受异乎寻常的全新考验。每一次破题，最终都演化成老百姓心口相传的故事。
比如，深刻吸取“搬家式”转移的教训，红二、六军团重振士气，日行千里横扫滇西；万余名官兵不进中甸古城，坚持露宿于海拔4000多米高的水草地；实事求是作出“不打土豪、不犯藏人”的七条决议，同时也完成了伟大的精神突围；抓住稍纵即逝的和平机遇，把古城变成漫漫征途的接力站，为翻越下一座雪山，从整体实力上准备了条件……
我问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红二、六军团在滇西北，在藏区，留下了一幅雄阔的长轴画卷，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她没有回答，反问：“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人们还记得这支队伍？”
我说，容我好好想想。
此刻，贺龙、任弼时，还有我的父亲——一个与千千万万红军士兵有着相同经历的司号员——有关他们的种种，一齐击打着我的脉搏。我多么渴望接近他们的心灵，与他们息息相通！
从史料上得知，红二、六军团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遗留的革命种子发展而成的两支工农革命武装，是穷人的队伍。1936年4月底，红二、六军团到中甸时，穷苦百姓听信了谣言，纷纷藏起粮食躲上山，留给红军的，是一座空荡荡的古城。
那年我父亲18岁，任红六军团某某师司令部司号长。脚部负伤的他，拽着马尾巴攀越雅哈雪山，天黑前下山到中甸，在一“土楼”（藏族民宅）外的后墙根打地铺宿营。次日晨，父亲忍着伤痛四下张望，半天才见一人，原来是一位赤脚乱发穿破衣的藏族老阿妈在边走边喊。一红军干部领着“通事”（藏语翻译）赶去询问，才知老人见红军露宿野外，很感动，要红军进她家休息。高原的夜晚，气温只有摄氏零下十几度，是冻死人的季节，但红军干部坚辞，不扰藏家。比比划划解释半天，老人才明白，竖起拇指大叫：“雅木，雅木！”（藏语“好”的意思），便一溜烟往山里跑。不一会儿，四面八方的山沟里走回不少藏民，牛马驮着包裹，大人背着孩子，个个喜笑颜开。他们用酥油茶款待红军，而官兵们只是微笑着称谢，并不接受。
事实上，红二、六军团自湖南桑植上路，就经常与无肉、无油、无盐的日子为伴，甚至一周不进热食，“一粒包谷一口水，十粒包谷挺到黑”。那时节，有粮为王，粮食成了最大的政治。这群钢铁汉子，忍着饥饿不顾一切地前进，并四处筹粮。
六军团某团二连在德荣一牛圈里挖到一大缸青稞，19岁的指导员钱治安在牛圈旁召开了党支部委员会。讨论的过程极为民主，有主张“饿死也不动老百姓粮食”的，也有提出“少搞点，让病号吃”的。接下来的事情读者们很熟悉：取出粮食，放进银元。年轻的士兵将银元用蓝布包了又包，仔细贴上红纸条，上面写着：“老板，实在对不起，我们挖了您的青稞，现将青稞折合五十块白洋留给您，请收下。中国工农红军二连全体。”
这些耐人寻味的细节，让我浮想联翩。
在中甸，在德荣，在每一处藏区，一万六千名红军官兵“马不踩青稞，人不进经堂”，走时清扫，借物归还，公平买卖，秋毫无犯，就连喝藏民一口水，吃一块糌粑，都照价付钱。贺龙对指挥员们讲，藏民帮红军做啥子都必须付钱，这是政治任务！“一支部队啥子时候跟老百姓抱不成团了，就完个起逑！”
红军的一举一动，藏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间，他们交头接耳、口口相传：红军为老百姓办事，用什么都给钱，红军好！共产党好！
这就是藏民对共产党最直接的理解。
在这生疏荒蛮之地，还发生过一件浪漫的事，被我父亲用近乎原生态的方式记了下来。
他在回忆录里说，一位藏族老阿妈喜欢红军，看上了司号排里英俊的司号员小赵。一日，唤他上土楼，从佛像后面叫出女儿，拉住两人的手，跪拜，敬茶，一心招红军为婿。此事立即被层层上报，军团领导派专人向老人说明军纪不允，承诺“待革命胜利，一定回来办这件好事”。红二、六军团出发时，老人给小赵带上一小口袋糌粑，送了一程又一程。
生于斯长于斯的藏族老人不知“革命”为何物，但坚信红军说话算数，总有一天，她的藏家汉婿，她的红军，会像纳帕海的黑颈鹤一样，飞走了又回来。于是，母女俩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或许，她们的命运也像红二、六军团的母家——湘鄂赣、湘赣和湘鄂川黔苏区的女人们一样，盼夫归，盼儿归，直到熬白了头发。而那只装满糌粑的牛皮小口袋，成了小司号员生命所系的念想。
高原上的红色情缘，多么富有人情味！
我心有所动，猛然开窍，立即回复贺晓明：在滇西北，在藏区，在红二、六军团留下的长轴画卷里，最大的亮点是——爱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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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10 10:0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