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佬军人 于 2015-7-30 07:59 编辑
《27老兵遗墨》（六 ）
7、“文革”二、三事 在十年内乱的“文革”初期，随着“红卫兵”活动的频繁和“破四旧”的兴起，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也进入了“紧急状态”。我所在的，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二三七团的大部分兵力，调到军部驻地无锡市，担负警备任务。在“四人帮”提出“文攻武卫”之后，“造反派”大搞武斗，到处抢枪夺弹。于是，解放军又担起了“军事管制”的使命。我团李副政委，奉命率军管会，进驻江苏省吴县，我则留守在兵营内，负责指战员和家属的安全及后勤保障。 某日，一伙“造反派”肩扛铁锹、大镐，向兵营冲来，声言“破四旧”，要将兵营内古庙（圣恩寺）中的泥塑诸神加以捣毁。我便组织担负劝阻的指战员，先将他们领进大礼堂休息，喝水交谈。自己马上到办公室，打电话向师政治部值班室汇报，请求指示。最后以“兵营内的‘破四旧’任务，军队自会处理，不必烦地方操劳”，将他们说服散去。 一天，约百余人的“造反派”们冲入营区，要来“借枪”。幸亏我们已按上级提示，将枪栓卸下后，把枪体、枪栓、弹药分三批，夜间秘密埋在三个山沟内，他们在兵营内搜遍了，也没见踪迹，只能叹息作罢。 一九六八年初，上级决定，免去李副政委的军管任务，派我任吴县军管会主任、县党委笫一书记，刘副团长任副主任。我与刘副团长，率领政治处宣教股长赵XX、后勤处长王XX等二十余名指战员，乘汽车进入苏州市（吴县政府在苏州市南门处）。途中先受到“联络站”（支持解放军的“支派”）的欢迎。在进驻县政府大院后，则遭到“串连会”（踢开解放军的“踢派”）的围攻。他们对刘副团长等同志，实行“软攻”，对我则实行“硬攻”。不准我休息，不让我吃饭，以至将我的饭吃掉了。逼我表态“支持”他们，向“联络站”讨还“血债”。我始终坚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们将一碗水端平，既然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就不应分出敌我”。可是他们仍然纠缠不止，直至凌晨，他们轮班休息，一夜没让我合眼。还逼我交出手枪，其实，我的手枪早已藏进院子里的花丛中，便以“我没带枪来”为由，加以搪塞。 距苏州市仅几十华里的浒墅关镇中学，有部分学生，自“文攻武卫”后，即长期占住吴县办公机关。他们常骚扰于我，胁迫我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说：“联络站把我们逼得离乡背井，有家难回。还打死了我们一位战友（实际情况是病死的），军管会应当为烈士报仇！现在，我们要把你押送到上海，找张政委（当时，张春桥是南京军区政委）说理。”并真地好几个人，把我按住猛往办公室外拖。我急了，马上说：“吴县军管，是我的职责，你们把我‘押送’上海，我得先报告六三0七部队（当时七十九师的代号）的向师长。这时，他们才松了手，我拿起电话，找到了向师长。师长指示：“你向他们表明，是他们要‘押送’你去上海的，一切后果应由他们负责！”我照实地讲了师长的话。他们听后互相嘀咕了一会儿，便又推又搡地折腾了我一阵，才扬长而去。 说实在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遭受如此的凌辱，我十分震怒！但却不能发作，因为上级有规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是军人，必须服从！ 一九六八年六月，在“大联合”的口号声中，吴县革命委员会，经二十七军党委批准后的第五天，在苏州召开了‘庆祝吴县革命委员会成为大会’。会后，我率领队伍，到北兵营七十九师机关报喜。向孝书师长接了喜报并讲话祝贺！ 革命委员会成员中，有原县委副书记，已获‘解放’的刘XX同志；还有县武装部副部长刘XX同志等。原县长王XX同志，获得‘解放’后，专门抓生产（他对种水稻经验丰富）。两派的主要头头，都当了县革委会常委。 局势向“抓革命、促生产”的方向顺利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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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29 20: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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