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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见到毛主席 作者 草上飞
小时候，心里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能够见到毛主席。我第一次看阅兵式是上幼儿园的时候坐在西单民族宫对面的姥姥家门外的马路牙上，和小舅舅早早占地方淋着大雨看的。所有人马都湿透了。初次远远见到毛主席，是小学二年级在天安门广场组字，当所有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我们这些少先队员就蜂拥而上金水桥，高喊着“毛主席万岁！”并放出气球！有同学的鞋子被踩丢了，有人被挤倒了，也有人在广场昏倒了。远远地见到毛主席，我非常兴奋。
二年级到人民大会堂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献鲜花，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见到了毛主席。我是给毛主席身后两排的教育部部长杨秀峰献的。事先需要先到人民大会堂彩排两次，到将近半夜11点，发给我们当时很难得的富强粉面包和其他好吃的。末班车过了，是爷爷几次去大会堂接我走回东单的。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时候我天天从大会堂和天安门经过。由于欢迎外宾东西长安街常常戒严不通车，我就要顶着大风或踩着厚雪从西单民族宫对面，背着书包一直走十几里路回到到东单北大街我们大院。现在的家长有几个敢让二年级的小学生经常从西单西面的民族宫一个人走回东单南北大街的？有一次戒严后我和一个女同学冒着瓢泼大雨有说有笑地一起走回家，到了正义路，才发现两人顶在头上遮雨的新衣服不知什么时候丢了。
1961年7月1日党的40周年生日，人大会堂于头天晚上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谁最后总结的不记得了。我和小同学们听到了大会发言结束的鼓掌声和少先队的冲锋号角声--嗒嗒嗒，打打打，嗒打嗒滴答-，嗒-滴嗒-嗒嗒-滴，嗒-打-嗒滴嗒！号音一落，我们每人手捧一大束鲜花从会厅后面忽然开启的各个大门，欢呼着，飞跑着，经过一排排贵宾，冲向主席台。由于事前排练，我立刻找到自己该献花的最高人民检查院检察长张鼎丞，献花后我站在他身边不知说什么好，他只是抚摸了一下我的头发没有说话（文革时期我还去过他北池子坐北朝筒子河的独门独院，找他女儿张梅妹和女婿孔栋玩），我们被镁光灯和一阵阵的照相机照得眼花缭乱，我急着朝毛主席的中心方向望去。
毛主席的个子很高，他身着深灰色中山装不停地鼓掌并向大家挥手，表情似乎有点严肃。周总理则是一身浅灰色中山装，他用力鼓掌并微笑着四下回顾，我的感觉是他比毛主席活泼。毛主席左右的朱德、刘少奇、董必武、宋庆龄（彭德怀不在）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只朝前看不回头所以我没有看到他们的表情只看到侧脸。我站的地方离毛主席只有五米，这是第二次在大会堂内离毛主席这么近，但我没有和毛主席握过手，那是个精心挑选的试验一小的丰满漂亮的女孩。新华社的记者给我们照的大横幅黑白照片不知怎么都丢了，然而我的同学说可以查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给毛主席献过花也握过手。大会结束后官方发给我们好吃的。
爷爷再次等在大会堂外面接我，从大会堂走到我家只需25分钟。
有一次到机场迎接外宾并且给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等中央首长献花。周总理问我们班给他献花的男生高中：“你叫什么？”下次再献花的时候，总理马上把他认了出来并且对旁边的人说：“他叫高中，是我的朋友。”总理还问我们吃得饱不饱、功课好不好。他爽朗的笑声使得我们小同学感到这是一位多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老人！从1963到1965年春节，我父母接到到人民大会堂联欢的请帖并带着我去。我常看到中央首长的夫人们例如王光美、卓琳、张茜等人带着他们的孩子们参加，其中也有我的校友。罗荣桓元帅当时已经去世，他的女儿罗巧巧是由他爸的好友聂荣臻元帅的夫人把她当成干女儿带去的。
我们知道罗、聂、贺三个元帅是最好的朋友，三家人无论在北京还是广州常常形影不离，一起看军事纪录片、爬山、在龙潭湖钓鱼，由罗帅夫人林月琴操持采购共同吃饭。罗帅参加革命前曾是青岛大学土木系的，聂帅在法国勤工俭学过，都鼓励他们的孩子们学有专长靠技术吃饭。贺帅教育水平虽低，但最受孩子们欢迎，因为他爱好体育和喜欢讲他小时候如何跟着马帮卖盐以及在江湖上的故事太吸引孩子们了。可惜三位老帅建国后的境遇竟是如此不同。但共同点是：越是中央首长越是高官，他们的子女长大后越是极少说自己的父亲如何如何建立功勋。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罗、聂、贺帅们的子女长大后几乎很少提及自己父辈的功劳。相反职位较低的干部子女们经常炫耀自己的父亲因为怕别人不知道。
1964年春节我和表妹从有歌舞表演的主会场跑到其他有抽奖游戏的各个民族厅，排很多次队玩梭子枪射击、钓玻璃瓶子、远距离投塑料环等等，几乎每个小朋友都能获得很好的奖品例如12色彩色铅笔、玩具小动物、皮球、彩色气球、泥人、剪纸，使得大会堂里面成了巨大的游乐场。
忽然听说周总理要到主会场给大家拜年，全场顿时兴奋起来。总理什么时候进来的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他鼓着掌操着轻微的天津和苏北口音对在会厅内坐着的京戏名角马连良说：“老马，来一段呀，给大家来一段《借东风》！”“来呀，咱们请老马给大家来一段《借东风》！”总理连着邀请了他两三次，马连良就是推辞不唱。可是总理并没有沉下脸仍然笑着和他搭话。
回家的路上，我父母一个劲地抱怨马连良架子太大，连总理的面子都不给，我也很生气。如今想起来，才觉得是总理不懂得行规，京戏不像美声清唱可以不用乐器开口就唱，而至少要有一把胡琴伴奏拉出过门或另有人打出过板，因为京戏的停顿和拐弯太多了。名角们在没有胡琴伴奏的情况下是没有人会唱的，你总不能边唱边一只手伴相用另一只手在桌子上敲打吧？再说那个“音儿”也要靠着胡琴找准啊。所以马连良不唱是有道理的。1964年也是马连良逝世的前一年，说不定当时他的身体也唱不了了。后来我还听说刘欢的女朋友让他在春游的路上唱歌刘欢不唱，与马老在非正式场合下不唱戏属于特征范畴--艺术的严肃性和艺人的尊严之双重融合。不过总理的热爱京戏和对艺人的亲近大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革开始后人民大会堂就再也没有举办过春节联欢会。在当时最后的一次国庆游行中，我女校跳“麦穗操”经过天安门，天气非常冷，可是师大女附中的前卫队和我们都是穿着小短裙，挥舞着金黄的人造大麦穗舞蹈着走过天安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城楼上的毛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
毛主席短促的湖南话语调我学得很像：“......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是任何力量都打不破的!”
建国20周年大庆的1969年，我和刚上初一的15岁的弟弟在寒风呼啸漫天飞沙的内蒙兵团半夜军训拉练，匍匐前进，投弹射击，砖窑打砖，刨地挖土---我确实领略了“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如今这一切早已成为过去，可是两次在儿童时期见到了毛主席的我，仍然牢牢记住了他那高大的身影，和他频频向着大家鼓掌的亲切面容。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
麻雷子遵草上飞大姐嘱咐为她代发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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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 10:0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