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位父亲

岭南杜娟 · 发表于 2017-8-1 16:19:38

我的三位父亲

作者：曹肖华

前言

1944年的早春三月，在新四军军部桐城印刷厂任会计的妈妈曹炎在军营中生下了我，她望着身旁女儿那张红扑扑的脸蛋，忘却了早春的严寒、忘却了首次分娩的阵痛，内心洋溢着做母亲的喜悦。
我与绝大多数出身相仿的孩子一样，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的身上都烙有战爭年代的“红色印记”。我曾跟随父母亲一起行军渡海，由军部奔赴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我也曾寄养在四明山的百姓家中直至全国解放……
还值得一提的是让我有了三位父亲，他们都是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独立、抗战胜利、人民解放，国家强盛不惜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写下了他们光辉璀璨的不朽人生，其中有两位父亲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
我对幼时的这段经历，由于那时自己还是一个尚不知事的孩子，毫无记忆，是在长大成人之后，才逐步知晓的。同样的出身不一样的经历，但我们都是那个年代、那段历史、那场革命斗争的亲历者。如今我已是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有一种使命使然的紧迫感要把自己的这段人生经历，以及我的三位父亲的故事告诉当代的青少年，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让他们从中受到启迪和教育。务必做到勿忘历史、铭记先烈、奋激当代、警示未来，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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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本色的生父

生父邱子华，我称他为我的父亲。他牺牲时，我尚未满周岁，因此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留下过他的音容笑貌。直到1959年我15岁时，邱子华——这一陌生的名字突然跳入我的眼帘。那天正值我初中二年级期末考试阶段，我趴在妈妈的写字台上温习功课，无意中碰开了妈妈一直上锁的抽屉，不知为什么妈妈这次却忘了锁。我看到抽屉内放着一封已拆开的信件，是一位北京的邱伯伯的来信。我对这位邱伯伯印象深刻，他是开国少将，每次到上海都会来看我，给我带上礼物，让我感到特别的亲切。于是我便好奇地看了起来，信中有这样一行字：“肖华是胞弟邱子华的亲骨肉，要带她一同回福建上杭才溪老家去……”我一下子全身麻木了，既震惊、又茫然、不知所措，甚至还有种莫名的抵触感。那时妈妈并不在家，要一星期后才回来。我揣着不安的心等待着妈妈回家，却又要装着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妈妈回家后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她看着我躲闪的眼神，以及浑身不自在的样子，把我拉到身旁轻轻地问“是不是看信了？”我不置可否地低下了头。妈妈坐到了床沿上，让我挨着她坐下，她说：“你的亲生父亲在十四年前牺牲了，本想等你长大参加工作以后再告诉你的……”没等妈妈的话说下去，我已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身子在哭声中不停地颤动着，现在回想起来我记忆中哭得这样厉害的也只有这么一次。平日里坚强干练的妈妈此时也泪如溪流，我从未看到妈妈这么伤心难过的样子，心中萌生了一个念头：今后只要妈妈不说，我就再也不提、不问有关父亲的事了。
1959年的暑假，我没来得及参加休业典礼，伯父邱子明就亲自带我上了开往福州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上海出远门。我改口称“邱伯伯”为“大伯”。一同回福建老家的还有我未曾谋面的亲奶奶和四个堂兄弟妹。一路上，伯父操着浓重的闽西口音普通话给我讲述父亲的事情。我们在福州、在龙岩、在上杭、在古田、在才溪等地都有停留，每到一处，当地的干部群众，以及伯父的老战友都会向我们介绍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红色闽西的光辉历史，带着我们参观纪念馆和历史遗址。至今令我记忆犹新的是1959 年7 月27 日参观《才溪乡革命历史纪念馆》（现改名为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在那里我看到了毛泽东主席1932年5月住在才溪乡工作的房屋，屋内的陈设极其简单，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张床，人民领袖的简朴生活和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令人敬仰。在那里我看到了当年儿童团、红军和群众可歌可泣的斗争史实，也看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家乡面貌的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接着我又看到了许多为革命而牺牲的英雄……一张头戴红五星军帽的“邱子华烈士”的相片醒目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是谁？是我的亲生父亲吗？我的眼睛模糊了，泪水夺眶而出，我用手使劲抹去眼泪，想看清楚父亲的模样，记住父亲那张年轻英武的脸，但不听话的泪水还是一个劲地往外淌。是激动？是悲痛？还是别样的心情？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了能让自己清醒一下，我一个人跑出了纪念馆。那天天空中一直下着蒙蒙细雨，闷热潮湿的空气更让人透不过气来，我只能用深深地叹息来平复自己的情绪，脑海里不停地翻滚着期末考试以来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不知等了多久，伯父等一行人才出来，我默默地跟着走在最后面，一位同来参观的父亲的老战友王集成伯伯回过头来拍着我的肩说：真是个好孩子，不要难过，好好学习，接好革命的班。我心中暗下决心：决不辜负父亲和先烈们对我们青少年的期望。自此以后，从长辈、前辈口中，从有关史料记载中，以及以后许多次的“红色寻访父辈战地行”的活动中，父亲忠于信念、坚毅顽强、身先士卒、英勇献身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不断清晰、高大起来。
我的父亲是福建上杭才溪乡人，1916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幼年仅读过二年半小学，八岁到十一岁务农，十二岁当泥水学徒工。1929年夏，当朱毛红军开到他的家乡时，13岁的他就与哥哥邱子明一同参加了革命，曾担任上才溪乡的儿童团大队长。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任上下才溪两乡的工人支部书记。1934年11月，哥哥邱子明跟随红军主力北上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他在红军将领张鼎承的领导下，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南方游击战争，成功组织家乡人民进行推翻反动政府的第二次才溪乡农民暴动。抗日战争开始后，南方红军改编为新四军，他担任了三支队五团特派员。在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我父亲表现得机智勇敢顽强，当部队尚未弹尽粮绝时，父亲曾向团政委建议，应尽快组织突围。但团政委说没有上级命令，不能突围。不久，部队就被打乱了，失掉了指挥。在战斗进入到最危险时刻，团里有人动摇了，企图临阵脱逃。父亲一面尽一切力量设法稳定内部情绪，监视动摇分子；一面迅速将情况报告上级，请示处理办法，直到最后关头奋不顾身地带领部队突围。父亲率领十八名保卫战士，每人都身佩叶挺军长从法国买来的驳壳枪，趁夜从敌人的封锁空隙中冲出重围，在十分艰险的情况下辗转一个多月回到苏中根据地。父亲参加了“皖南事变”突围到苏北的同志座谈会，受到了新四军军部的嘉奖。
1942年春，我的父亲在华中局党校学习时与同在华中局党校任出纳工作的妈妈相识，妈妈那时才18岁，但已是一个有着一年多党龄的老党员了，她是从新四军盐城抗大五分校毕业后被分到党校工作的。他们经组织牵线一拍即合。妈妈告诉我，战争年代的结婚很简单，组织批准后，两床被子抱在一起就成婚了。伯父邱子明见证了他们的婚礼。伯父告诉我，那时党校在盐城汪朱集，伯父将自己身上仅有的20元法币拿了出来，办了一桌酒席，请了几位老战友，妈妈还亲自动手烧了六七个菜，她的厨艺挺不错的。我父亲的同乡、亲密战友王直伯伯也亲口告诉我，当时他也参加了婚礼，那天的热闹场面至今难以忘怀。此后我的父母亲都调到一师二旅工作，父亲任一师二旅锄奸科科长，妈妈任会计。1943年父亲调任茅山专署公安局局长，妈妈也被调到茅山地委工作。听妈妈说那时苏南敌寇的“清乡”在华中地区是出了名的，手段极其毒辣残酷，往往一夜要行动几次。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父亲在一次布置反敌伪“扫荡”、“清乡”的工作途中遭敌袭击，身负重伤，右手残疾。
1944年7月，我的父母亲奉命由军部调到新四军浙东纵队工作。于是他们背着四个月大的我由军部出发，长途跋涉，闯过敌伪海上封锁线，渡过杭州湾，直到9月初才抵达四明山。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条件更困难、更危险，但在我父亲的不懈努力下，很快就打开了浙东锄奸工作的新局面。1945年2月22日，在“上虞城解围战”中，我的父亲主动请战，身先士卒，不幸中弹牺牲，牺牲时年仅29岁。父亲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践行了他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应为人民利益着想，要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以至牺牲生命。”
我父亲的牺牲激发了部队指战员的士气和斗志，“上虞城解围战”打了个大胜仗，受到苏浙军区司令部颁发的嘉奖令。这场战斗体现了新四军浙东纵队模范地执行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分化瓦解敌人，团结一致抗日，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解救了上虞城内外的老百姓。
父亲的牺牲也让浙东根据地的全军全民震动和悲伤。在四明山浙东革命根据地的指挥中心——余姚梁弄镇，浙东区党委、浙东行政公署、新四军浙东纵队为我父亲举行了有400多人参加的追悼大会。高挂的挽联上写着“十六年来献身革命著勋绩，四明山上锄奸抗日勒英名”。根据地的主要党军政领导谭启龙政委、何克希司令、刘亨云参谋长、张文碧主任以及行政公署吴山民副主任都亲临出席并作了重要讲话，部队领导称我父亲“是一个久经锻炼出来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战士，经过十六年的斗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八年抗日战争的考验，具有同敌寇及一切法西斯匪徒特工奸细作坚决斗争的特殊经验……为党为革命为抗战而光荣牺牲，完成了生平的志愿。”追悼会上同志们在我父亲的遗像前宣誓：“邱子华同志，你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你的精神将永远在我们心中活着。邱子华同志，你安息吧！抗战建国的事业由我们继承并贯彻到最后胜利。”政治部的机关报《战斗报》还出版了四个整版的《追悼邱子华同志特辑》，以后都作为教材供部队指战员学习。父亲的灵柩下葬于四明山梁弄后杨岙青青的山坡上，墓碑上刻着何克希司令的亲笔题字“一个忠诚于革命与人民解放事业的共产党员”，这是我父亲至高无上的荣誉。
墓碑上刻着的这一行题字，历经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熠熠生辉。它记述了浙东人民拥护共产党、爱戴新四军，崇敬革命先烈、保护烈士墓碑的感人故事。在抗日战争胜利，新四军浙东纵队一万五千余人奉命北撤后，国民党反动派就组织两万多兵力向四明山根据地反攻，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围剿”。留下坚持的同志进入隐蔽斗争，许多地下党员、民兵和革命群众被“清剿”和枪杀，甚至连抗日烈士的坟墓也要挖地三尺。后杨岙的党员和民兵为了保护我父亲的坟墓不被敌人破坏，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深夜将我父亲的墓碑秘密转移，覆土珍藏。直至解放后，老区人民又在墓地原址重新竖起这块烈士墓碑“一个忠诚于革命与人民解放事业的共产党员——邱子华同志”，让四明山人民永远铭记这位来自异乡的抗日英雄。

坚守敌后的养父

养父梁辉，我称他为梁辉爸爸。他是浙江余姚人，1921年出生，1948年11月牺牲。他的家在四明山梁弄镇一个叫邱家湾的小山村里，年幼的我在他家里生活了长达四年之久，那里是我生长的根。
抗日战争胜利了，我党我军为了和平建国的大局作出了最大的忍让，1945年9 月下旬江南的新四军奉命北撤。此时在浙东纵队政治部任审计工作的妈妈刚产下遗腹子正在坐月子，但她义无反顾地随部队北上奔赴山东的革命战场，而将一岁半大的我和未满月的妹妹留在了四明山。我和妹妹由当地组织分别安排寄养在四明山的余姚、慈溪两地的百姓家中。1945年年底，梁辉爸爸受组织委托，亲自将我从一个农户家中抱回自己的家里，交到他的母亲手中，嘱她好好抚养新四军留下的烈士遗孤。我想在我能说话以后，当第一声会叫爸爸时，那一定是梁辉爸爸。他的母亲，我一直叫奶奶，直到1974年5月奶奶去世。
梁辉爸爸的名字在四明山很响亮。他的原名是邱国森，参加革命以后才改名为梁辉。1942年，新四军三五支队来到四明山，梁辉爸爸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积极参加民兵、农会组织，协助民运工作队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还担任了民兵队长，一步步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43年入党。1945年10月新四军北撤后，梁辉爸爸受命留下坚持斗争，担任了中共梁弄区委书记、中共姚虞县委委员。由于四明山区是蒋介石的老家，蒋介石曾多次电令要“清剿”四明山的“共匪”，还派了重兵把守。但梁辉爸爸和同志们在极端艰苦险恶的环境下，睡柴山、钻岩洞、风餐露宿、坚持斗争，他们面向着北方的星空庄严宣誓：“一定要坚持斗争，争取解放，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赴汤蹈火、宁死不屈，坚信革命一定会取得成功。”他们发动并组织群众建立起红色堡垒户、堡垒村，成立武工队、自卫队、复仇队等，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诛死斗争，使斗争形势逐步由隐蔽坚持到主动出击。
1948年11月3日，由于一伪保长告密，梁辉爸爸在执行任务途径箬岙村时，遭敌伏击。梁辉爸爸指挥同志们沉着应战，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战斗一直坚持到中午，我方的弹药已所剩无几，几名队员亦已牺牲，梁辉爸爸的腿上、身上多处负伤，而敌人依然像疯狗似地发起进攻。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梁辉爸爸果断地命令武工队向桃花岭方向转移，而他自己却将身上随带的文件烧掉，掩护同志们撤退。他坚持着向敌人打出了最后几颗子弹，随即将短枪拆散、将机件丢向四处，然后使尽全力，怒视着敌人向前走去，一步、两步……十几步后,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27岁。全国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为缅怀先烈、激励后人，在梁辉爸爸当年的牺牲地建立了纪念碑。虽然梁辉爸爸生前未曾留下过一张照片，四明山革命烈士纪念馆里也只是他的画像，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梁辉乡”、“梁辉水库”至今仍响亮在四明山区。
梁辉爸爸的母亲——抚养我长大的四明山奶奶，在梁辉爸爸牺牲后，全然没有一般人的悲悲戚戚、怨天尤人，相反乐观豁达，她怀着对儿子的思念、对敌人的仇恨，更执着地支持革命、投身革命。邱家湾的家仍然是革命的联络点，她一如既往地为同志们望风、做饭、传递消息，更尽心地抚养烈士遗孤成长，大家都尊称她为“革命的母亲”。解放以后，奶奶还当选为余姚县的人民代表。
我首次重返四明山邱家湾已是在1967年1月份，那次我与邱家湾的乡亲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难忘的春节。记得那次我是一路问着找到邱家湾的，因此还未走进村子，听到信儿的乡亲们就热情地迎了上来，口中喊着奶奶给我起的小名：“毛毛回来了，毛毛回来了。”“毛毛长这么大了，都认不出来了……”我便拉着乡亲带路，急着要早一些见到奶奶。当我走到屋门前，似曾相识的景象又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这不是我梦中常见到过的吗：有一间房子，它的朝向是向东的，而它周围房子的朝向都是朝南的……原来这不是梦，而是一个六岁女孩对她幼时经历仅存的一点记忆。奶奶带着慈祥可亲的笑容迎向我，双手将我拉入怀中，此时我已记不清奶奶当年的模样，但我却感受到奶奶暖暖的怀抱和深深的爱，而我的四明山奶奶一定从我的身上找到了她所熟悉的一切。
这次从奶奶和一些长者口中让我知道了自己当年寄养时的情况，有两件事更让我刻骨铭心。一件是在新四军北撤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四明山区大肆进行“清剿”，敌人进村后，得知村里有新四军留下的孩子，便连小孩都不放过，我曾被敌人拎起来往门外地下摔，幸好被当地群众及时救起，并掩护了起来。另一件是与奶奶离别时的情景。全国解放后，妈妈回到邱家湾接我，时隔多年，年幼的我视妈妈为生人，没有奶奶的陪伴是不会跟着走的。离别的那天奶奶亲自送我们到上虞丰惠乘船，上船后奶奶找了个借口，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她跨出船舱，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伤心落泪。当船开启时，我在船上着急地大声哭喊：“奶奶还没来、奶奶还没来……”奶奶听到了我撕心裂肺的叫唤声，她的心碎了，奔回岸边，目送着船慢慢远去，直到看不见了还不肯离去，口中喃喃地念叨着“毛毛、毛毛……” 当时的难分难舍之情，见者无不动容。奶奶回到家后，因思虑过度三天都起不来床。乡亲们劝慰奶奶：毛毛是让亲娘接回去的，你老放心吧。
我参加工作以后，就常去四明山邱家湾看望奶奶，我同奶奶住一个屋、睡一张床、甚至钻到奶奶的被窝里，享受着奶奶从上到下的抚摸、絮絮叨叨的话语。我与四明山奶奶的祖孙之情，不仅是亲情，更多的是恩情，此情比山高、比海深。记得2005年9月，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在宁波电视台举行的《红色的记忆》音乐歌会上，我叙述了保护烈士墓碑、抚养烈士遗孤的感人故事，紧接着由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的一位女同志配唱了一首歌《父老乡亲》。歌词中有这样几句；“我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胡子里长满故事，一声声喊我乳名。风雨中教我做人，临别时送我上路。啊，父老乡亲，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如此地契合，使会场气氛达到高潮，许多观众流下了热泪，人们给予的评语是：催人泪下，感人至深。我的根深深地扎在四明山，是四明山的水土养育了我，浙东老区人民是我的再生父母。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疼我、育我、护我的梁辉爸爸、奶奶和邱家湾的父老乡亲。现在我每次回到四明山都要祭扫梁辉爸爸、四明山奶奶和我父亲的墓地；瞻仰四明山革命烈士纪念碑；看望邱家湾的父老乡亲。

投笔从戎的继父

继父王晓峰，我称他为爸爸。妈妈和爸爸相识相知是在山东华野一纵、九兵团教导团时，当时爸爸任教导团政治处主任，妈妈任教导团组织干事、指导员。他们都参加了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然而他们结婚却是在全国解放以后。
革命胜利了，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此时有一桩必须妈妈亲自去做的事情在等着她，部队特地为她安排了假期。于是妈妈在1949年年底从上海出发，又来到浙东四明山这块熟悉的让她魂牵梦萦的红土地。这里是她曾经战斗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她丈夫为抗战而献身的牺牲地，还是她北撤时留下的两个女儿的寄养地。妈妈首先来到我父亲邱子华烈士的墓地前祭奠，她告慰丈夫的英灵：我们共同为之而奋斗的抗战建国的革命事业已经取得胜利，你的鲜血没有白流，可以含笑于九泉之下了。接着妈妈开始寻找我和妹妹。在当地党组织、政府和群众的帮助下，妈妈很快就找到了我，她看着眼前快满六岁的的大女儿，个头长得比同龄孩子高，身体既结实又健康，而且脸庞长得特别像父亲，心中顿时乐开了花。当妈妈从梁辉烈士母亲的手中接过由她老人家抚养了四年之久的大女儿时，望着已头发花白的老妈妈，内心激动不已，充满了对四明山革命老区人民的敬重和感恩。妈妈又满怀希望地寻找我的妹妹，但经多方查找，都未能找到。当时才不足一个月大的弱小生命抵不住残酷战争的摧残，已不幸夭折了。妈妈强忍着心中永远的伤痛，只能带着我这个大女儿回了上海。
我被接到上海后，就感觉自己是回到了一个有爸爸、有妈妈的完整的家里。虽然那时我住在保育院和学校，而爸爸在浙江的20军工作，但我能充分感受到爸爸对我的那份浓浓的父爱。只要爸爸回到上海的家，我就会黏着他，让他带我去看电影、给我讲故事，要他帮我做这做那，而爸爸对我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和蔼可亲，特别有耐心。我经常会在人们面前说爸爸最疼我了，我的爸爸最好了。1951年以后，家里陆续有了弟弟和两个妹妹，但我觉得爸爸对我的关爱更胜过对弟妹们。
当1959年夏，我得知爸爸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时，不懂事的我对爸爸产生了一种莫名的隔阂。爸爸难得回一趟上海的家，像往常一样同我亲切地说笑，而我却不理不睬，甚至连爸爸都不叫了，还曾一度自行改姓……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好多年。而在外地的爸爸却拿起了笔，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给我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他的每一封信总有满满的两页之多，给我讲了许多的人生道理，而且在每封信的最后都会署上“你的爸爸晓峰”。爸爸在一封信中曾这样教导我：“肖华，要牢牢记住自己是一个光荣的共青团员，是革命的后代，要继承与发扬革命的精神。你是生在革命队伍里，长在革命家庭里，决不能忘记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党与人民对你的期望，父母大伯对你的期望，还有你寄养在浙东时的奶奶大娘对你的期望，广大革命先辈对你的期望，你决不能辜负了他们的心。这些话过去很少与你谈，因你还年幼，很多事情还不懂，今天你长大了，更懂事了，应该懂得。一定要好好学习……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又红、又专、又健的时代青年。”爸爸对自己的亲生子女没写过什么信，也没倾注过那么多的精力。这期间妈妈又趁我在四明山奶奶家中之际，于1967年2月2日也给我寄来了一封长信，袒露了她的肺腑之言：“你回到了浙东老根据地，看到了一切，听到了一切，这比我讲给你听，要好上几倍。关于你信中提到老根据地的人民，老战友以及子华的一些情况。往事重提，总使我心酸悲痛，因而在看到你两封信后，又使我流了不少的眼泪……关于坟墓的问题，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一切由当地政府处理。一个共产党员为革命光荣的牺牲了，当地的党组织、当地的人民会关心他、纪念他的。作为一个烈士的家属不需要提什么要求，你同意我这个意见吗？因此在解放以后，对坟墓的问题，我没有向组织上提出过任何要求。在当地牺牲，坟，立在当地，这样对下一代更有教育意义 ……至于姓邱还是姓曹的问题，你现在已是个大学生了，而且已经是一个中共预备党员，政治上已经成熟了，你自己可以决定。但如果你要征求我的意见的话，我可以把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提出来，由你考虑决定。我认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子华、晓峰在内），孩子是为国家培养的，没有什么宗族、血统的封建一套，因此你是姓邱还是姓曹，不影响你继承先烈的事业，也不影响我们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以至牺牲生命的决心。至于纪念的问题，当时在替你起名字的时候我就考虑到这个问题。肖华就是为了纪念你父亲而起的。当时我不准备要你姓曹，就取肖华两字，但后来华东保育院的同志说：肖华太多了，军委政治部主任不也叫肖华吗？这样我又想让你姓妈妈的姓，名字起纪念爸爸的，这不也可以吗？因此从1949年年底把你从余姚带到上海来时就用了这个名字……”妈妈信的字里行间意深情切，表现出母亲的崇高品格和革命气节。爸妈语重心长的教诲让我幡然醒悟，并受用一生。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懂事了，非常珍惜这种超越血缘关系的父女之情。特别是在爸爸从20军调到上海警备区工作之后，全家人在一起生活，更深切地享受着爸爸对我的挚爱。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好爸爸感到无比幸福。
爸爸是浙江奉化人，1919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沉沉国难家难，滚滚抗日激流，把风华正茂的他和他的同学、同乡、好友汇集到一起，论抗日、谈救亡、搞宣传，走向了抗日救国的道路。爸爸和另外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朱洪山、陈亨炯）在宁属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帮助下，决心投奔延安。可从东海之滨的宁波到茫茫西北边地，得跨越七八个省，这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谈何容易。但他们决心已下，于是长途跋涉、不顾一路艰难，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于1937年11月才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人员动员他们去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学兵队，从此爸爸投身革命。1938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兵队毕业后，他到南昌新四军报到，被分配在新四军一支队工作。
爸爸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参加了九里战斗、贺家村战斗、苏南反顽战斗、黄桥决战、曹甸战斗、姜堰战斗等，曾光荣负伤。在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沙土集、济南、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战役战斗。解放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爸爸长期担任军队的政治领导职务，在众多的战役战斗中，他积极深入师团指挥所、深入第一线开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工作，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新中国的建设，以及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作出了必生的奉献。他于1999年9月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崇仰马列投笔从戎奋斗一生扬老骥风范，立党为公光明磊落清廉律己显公仆本色” 是对他革命人生的总结。

后记

我的三位父亲，生父给了我生命，养父给了我难忘的童年，继父抚养教育我成人。他们又都与四明山这块红土地一脉相承。四明山浙东革命根据地是我心中的圣地，那里有我父母战斗过的足迹，有我的童年，有抚育我成长的父老乡亲，有我父亲及恩人的墓地，还有越来越多的红色记忆。红色印记深刻在我的心中，我作为烈士后代写下《我的三位父亲》一文，既是自己对父母辈的感情寄托，更是为了要担当起传承理想信念、以史教育后人的历史责任，宣传革命先烈、宣传共产党人、宣传军民鱼水情、宣传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让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世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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